中共党史学习笔记（三） 中共二大与西湖会议

  中共党史学习笔记（三）

中共二大与西湖会议

本节要点：

1）中共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共的最低纲领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即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紧接着的第二步是无产阶级专政，最终目标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2）二大《宣言》体现了中共放眼世界的高远格局以及实现终极理想的伟大抱负。

3）二大抛弃了一大“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的原则，决定参加“民主的联合战线”。

4）中共投身于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一正式加盟，对中共的未来发展影响极其深远。

5）在马林的指导下，西湖会议确定了中共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政策。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中共《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

中共二大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开了三次全体会议，第一次会议地址是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六二五号李达的寓所，那天，李达的妻子王会悟抱着孩子在门口放哨。其余两次会议的地址待考。

预定参会的李大钊、毛泽东和广州代表未能如期到达，为了等他们，会期展延了几天，不过他们最后还是没有出席（当张国焘到北京面邀时，李大钊曾应允参加，但卒因事未能赶到。毛泽东到了上海，却忘了开会地址，又找不到任何人，致未出席。广州代表则因陈炯明翻脸所造成的战争状态，联络发生了困难，所以也没有赶到）。

出席会议的十二个正式代表为上届中央局成员陈独秀、李达和张国焘、北京代表罗章龙，上海代表杨明斋、湖北代表许白昊、山东代表王尽美、广东代表谭平山、旅法支部代表蔡和森、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代表施存统，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此外还有一位杭州代表。他们代表全国一百九十五名党员。张太雷和向警予列席了会议。

李达在会上辞去了中央宣传主任之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和高君宇（缺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蔡和森和张国焘分担书记、宣传和组织之职。

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和《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九个决议案。中共二大标志着中共由一个共产主义研究性质的NGO开始向一股政治势力演变。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和《中国共产党章程》

《二大宣言》洋洋洒洒、往往诘屈聱牙的九千多字（据说主要出于陈独秀的手笔，不过这肯定不是这位政论大家的代表作品）大意概括如下：

* 各国资本帝国主义残酷压迫、贪婪掠夺弱小国家和民族。中国人民承受了极大的痛苦和侮辱。

* 帝国主义为原料和市场的竞争，势必导致战争。“日、美冲突万难减轻，而战争必在最近期间内爆发无疑”，“英、法也非相见于疆场不能解决冲突”。

*“最近世界政治发生两个正相反的趋势：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即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国际共产党和苏维埃俄罗斯—领导的世界革命运动和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

* 工人和农民的苏维埃俄罗斯—全世界劳苦群众革命势力的柱石—不断地从根本上打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加上两种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联合日趋密切，“世界资本主义的命运已离它的末日不远了”。

* 民国成立以来，几乎年年都有战争，不是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军阀压迫民主主义革命的战争，便是军阀内哄。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则永远无法建设成功。

* 蒙古、西藏、新疆这些地方不独在历史上为异种民族久远聚居的区域，而且在经济上与中国本部各省根本不同。中国人民应当反对割据式的联省自治和大一统的武力统一，首先要推翻一切军阀，由人民统一中国本部，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同时要尊重边疆人民的自主，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联合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

* 国民党所组织的广东政府，是中国开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运动。

* 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贫苦农民和工人握手革命，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日趋困苦，甚至破产失业的手工业者、小店主、小雇主也势必会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来。工人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的领袖军。

* 在现今，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应该援助反对资本帝国主义势力和军阀官僚封建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中共为工人和贫农的利益计，要引导工人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共在这个联合战线里奋斗的目标是：

（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

（五）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六）保证工人和农民在各级议会里有无限制的选举权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的绝对自由；

（七）制定保护工人和农人以及妇女利益的法律。

* 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以后，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在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

* 中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其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

* 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

当时的中共只是一个不到二百人的团体，力量极其弱小，又处于半秘密状态之中，不要说切实推动中国革命，就是谋求自身的组织发展都极端困难，然而，他们就有这样的气魄。

不过陈独秀曾因此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他们劝告陈独秀走出他那孔夫子的象牙之塔，踏踏实实地开展工人运动。

二大《宣言》与一大《党纲》和《决议》的明显区别是“反帝国主义”成了中共的主要口号之一。这是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举行的远东各国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对中国的最大影响，而本来当时一般国人根本不知帝国主义为何物。

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中共第一部完整的章程，共六章二十九条。该章程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即中共的最低纲领；第一次详尽规定了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对中共的组织原则、机构、纪律和制度，都作了具体的规定。

中共政策的转变

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放弃了一大的“关门”路线，修正了中共对其他民主主义政党—主要是国民党—的态度，承认以目前中国无产阶级的现状，扶助民主派（即国民党）以协力打倒封建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确属必要，不过强调跟民主派“只是联合与援助，绝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

然而这种修正不能令马林满意。早在得知共产国际有意召集中国各革命组织参加远东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消息以后，马林就萌生了让中共联合并依靠民族主义力量的设想，并与上海的国民党人取得联系，积极谋求会见孙中山。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与孙中山作了三次长谈，马林提出了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可能性，并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孙中山表示，新经济政策与他的民生主义原则相符合，他自己虽不信奉马克思主义，思想却基本一致。马林还向孙中山提出两个建议：1）把国民党改造成能够联合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工农大众的政党；2）创办一个军官学校，培养革命的武装核心。迫切需要外援的孙中山对这两个建议都举双手赞成。随后马林又赴广州，广泛接触了众多国民党要人，从而更加坚定了他推动国共两党合作的想法。列宁向参加远东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国共两党代表也表达了同样的希望。

但是当马林建议中共加速与国民党合作、加入国民党、移往广州、在国民党内活动时，他遇到了抵制。虽然在原则上同意国共合作，陈独秀认为只宜党外联合，而不能让共产党员“跨党”同时又当国民党员。他在一九二二年四月六日给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中国事务的维经斯基写信，提出了六条反对意见：1）两党社会基础不同；2）国民党联合美国、联合张作霖和段祺瑞的政策与共产主义太不相容；3）国民党没有发表过党纲，因此宗旨不明。共产党若加入国民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永无发展之机会”；4）广东实力派陈炯明与孙中山派对抗激烈，共产党如加入孙派，立即会受到陈派敌视，以致在广东也不能活动；5）孙派向来不能容纳新加入分子的意见；6）中共各地同志就加入国民党之事，均已开会表决绝不赞成。陈独秀在六月再次致函维经斯基，重复了上述观点。

马林坚持他的意见，他在七月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建议：“共产国际应当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全力去帮助中国共产党。……力量弱小，又与工人运动毫无关系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因为在那里他们才可能发挥自己的作用。”马林说他在上海时对中国的革命运动及其发展的前景十分悲观，而到了南方才发现“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他指出国民党领导了省港海员大罢工，一万二千名海员加入国民党，而“广州的共产主义团体却不和罢工工人联系，也不支援罢工”。

共产国际分析了国共两党力量悬殊的现状后，同意马林的观点。鉴于陈独秀的两次强烈反对，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名义，给了马林一个“训令”，要求中共中央“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和菲利普同志（即马林）紧密联系下进行”。这个“训令”被仔细地打印在一块白色的绸缎上，缝进了马林的衬衣。八月，马林返回上海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同时开始做陈独秀等人的思想工作。那次，马林有个可以堂而皇之活动的身份—《共产国际》和《国际新闻通讯》两份杂志派驻远东的记者。

马林是个现实主义者，他批评中共中央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战线”的主张是空洞的不现实的，因为孙中山不会同意。马林坦率地表示：“如果要在中国采取建立独立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政策，既和国民党一道工作，但又对其保持独立，这必然会使这个小团体的人们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小宗派”；“中国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工人运动尚不强大，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中国共产党是个早产儿，是过早地制造出来的。……我们要鼓励同志们到国民党中去，并以支持国民革命视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不应凭想象去工作”。马林认为，中共很难在短期内在半秘密工作条件下发展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也无论如何不能等到有条件发展壮大以后再进行国民革命。既然国民党有充足的政治资源，也有明显的革命倾向，苏俄已决定全力支持国民党，中共就责无旁贷，不能因为担心和恐惧而拒绝国民党，相反，必须在国民党内大量充实革命分子，培养强有力的国民党左派，推动国民党走向革命。马林还认为，中共必须学习共产国际在西欧工会运动中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

同时马林再次向因陈炯明叛乱而避居上海的孙中山转达了共产国际支持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并和孙中山讨论了改组国民党的问题，孙中山表示乐见其成。于是马林召集了西湖会议。

西湖会议

中共中央执委会于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与会者七人，即马林、他的翻译张太雷以及中共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和高君宇。会议集中讨论国共两党如何进行合作、中共党员如何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马林建议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起初，与会的中共中央执委均不赞成马林的想法，然而经过马林的解释和说服，由李大钊带头，他们最终妥协。陈独秀说，如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不过要求国民党做出一些改革，如取消打手模向孙中山个人宣誓效忠的程序、根据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等。会议决定由中共少数负责人先加入国民党，然后劝说全体党员分别加入。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下级服从上级的义务。中共中央的大多数人绝对信仰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国际的老革命家比自己见多识广，每当自己的看法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发生参差的时候，他们往往以为自己不过是些学生，对于自己的立场不敢坚持，而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必然深谋远虑，因此就牺牲自己的主张。

西湖会议是中共从主张国共两党党外联合变成党内合作的转折点，为实现国共合作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会后不久，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和张太雷等就由孙中山亲自主盟，率先加入了国民党。不过中共基层大多数人对于这种做法仍存有疑虑，直到一年以后，西湖会议的决定才得以全面贯彻执行。

就在马林雄心勃勃推进他的路线时，他的热情却在莫斯科遭到了冷遇。先前支持马林的维经斯基这时有点质疑马林对发展无产阶级运动强调不够，担心加入国民党后中共有丧失自身独立性的危险。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五日的共产国际四大上通过了一个明显不同的、激进得多的题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该决议强调中共的独立地位：“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屈从于中国资产阶级所建立的任何一个中心。……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要以在民主基础上实现中国统一的倡导者的身份开展活动。……应该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工会和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这个决议进一步强化了中共内部对马林不满的情绪，甚至出现了指责他右倾的声音。马林向莫斯科申诉说，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四个月以来，两党关系乐观且充满希望，中共不仅有了更便利的宣传条件，而且可以经常性地自由批评国民党的缺点并得到了认可。他认为：“希望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群众性共产党的人，在我看来是完全不顾现实情况的。……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和国民党领导层中有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人，他们绝不比我们共产主义团体中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逊色。……共产主义团体的活动只有在民族主义运动内部进行，才可能得到发展。”

而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采取了折衷的立场，他既肯定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是合适的，并认为应立即着手把国民党改造成一个群众性政党，又指出中共必须保持自身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共产党准备基础。布哈林的折衷的有点自相矛盾的观点给马林的工作带来不少困难，更在中共上上下下造成了思想上进一步的混乱。那时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都还没有“一尊”，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谁都没有那么多的“自信”。可是对于中共要命的是，无论如何，他们都得跟着共产国际的指挥棒转。

一九二二年秋，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活动引起了租界当局的警觉，中共的主要群众工作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租界当局查封，其总部被迫迁到了北京；而北方各地的工人运动则在当时控制北京政府的吴佩孚高唱“保护劳工”的高调下有所发展。十月，开滦五矿工人举行罢工，声势一度十分浩大（马林曾不顾面孔容易暴露的危险，下到矿区井下同工人谈话）。南北局势的优劣使马林认为“党的所在地必须迁往北京。上海局势不稳。”十一月七日，苏俄政府驻华全权代表越飞（Adolf Joffe。一九二七年苏共十三大会后，托洛茨基被斯大林开除出党，同时越飞患周边神经病变要求出国医治未获准许。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越飞在莫斯科的医院里自杀，留下十页遗书，称“热月（指一七九四年七月法国大革命期间发生的反对雅各宾俱乐部领导人主导的公共安全委员会的热月政变。热月政变后，国民公会投票同意处决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等极端激进分子）已经开始”。十一月十九日，越飞下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拉罕（Lev Karakhan，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年间任苏联驻华大使。一九三七年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处死）等随出殡队伍前往新圣女公墓。托洛茨基在葬礼上发表简短演说，这是他在苏联的最后一次公开发言。葬礼上的集会旋即被警察驱散）也告诉马林，中共中央要尽快迁到北京来，以利于领导罢工，“此事至关重要，否则将会有很大损失”。于是，中共中央在十一月底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