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Yle新闻报道中,芬兰赫尔辛基大学附属医院(HUS)的心理学家Jan-HenryStenberg提出了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所谓“人工智能精神病”。他指出,这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医学诊断,目前也缺乏充分的研究证据,但人工智能确实可能诱发本身具有精神病倾向人群的症状。根据他的解释,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以下情境中:当一个人过度依赖人工智能进行交流,甚至日夜沉浸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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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人劝我们,要学会放下,学会告别,学会把那些让自己疼过、累过、狼狈过的东西,统统烧掉,仿佛只有轻装上阵,人生才算聪明,才算成熟。可我不这样想。我那些曾经全力以赴、飞蛾扑火般奔赴的一切,我一样都不想丢开。那些义无反顾爱过的人,拼尽全力追过的梦,受过的伤,流过的泪,走过的弯路,撞过的南墙,哪一样不是我真实活过的证据?哪一样不是我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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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赫尔辛基,开始帮人“落地”的那一刻那天是一个很普通的下午,天气还是芬兰那种典型的灰。我陪一个刚到赫尔辛基的家庭去看房。
他们拖着两个大箱子,孩子一路上不怎么说话,眼睛却一直在看窗外。妈妈有点焦虑,一直问:
“这里真的安全吗?”
“学校是不是很难进?&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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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不爱出门。家里人常说,人要多出去走走,外面的世界会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那时候我总是不以为然,觉得外面的世界,无非就是人多、车多、事多,哪有家里舒服。后来到了芬兰,这个习惯居然被“合理化”了。冬天漫长,外面常常白雪皑皑,路面一不小心就能滑出个哲学思考来。不出门,首先减少了摔跤的概率;其次,也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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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改造成社恐之后,我开始写字写作,大概是一种不太直接的交流。在北欧待久了,人会慢慢学会一种克制。这里的空气是安静的,街道是安静的,人也是安静的。人与人之间,总是隔着一种刚刚好的距离——不打扰,不靠近,也不多问。起初我并不习惯。我来自一个更热闹、更直接的地方,语言是流动的,情绪是外露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是带着温度的。但时间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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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饭了!这一句话,不管在哪个国家,说出来的感觉都是为之一振。只是厨房不一样,锅里的味道也不一样。今天是夏令时的第一天。傍晚在赫尔辛基来得慢,光线拖得很长,像一天还舍不得结束似的。窗外是春寒料峭,屋里却很暖。厨房灯一亮,人就从外面的世界退了回来。回首往事,我这半生走过几个地方,厨房也跟着换了几次。好像每一段生活,都能用一道菜记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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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国很早,二十岁,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Finland。
那是一个安静、克制、甚至有点封闭的社会。语言复杂,Finnishlanguage和Swedishlanguage像两层屏障,把人隔在各自的世界里。当地人说,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气泡”里。而我,在Helsinki的生活,一开始几乎是一个真空。
听不懂身边的语言,也接触不到本地社会。华人社区很弱,日常交流有限。能穿透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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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欧洲的优先级已经改变。俄乌战争持续消耗着注意力与资源,安全、国防与经济成为主轴;来自唐纳德·特朗普的言论与全球不确定性,让政治气氛变得紧张而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退到了次要位置。芬兰,这个长期被视为“教育样本”的国家,也没有例外。没有明显的改革,没有激烈的争论,一切看起来仍然平稳运转。但正是在这种“看起来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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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时候,死亡不是一件事,而是一种逐渐逼近的感觉。那种扇动翅膀,微微靠近的酥痒。最近这段时间,我连续看到两则消息。一位是郭振羽教授,八十五岁,在家人的陪伴中安然离世。新闻里写,他的儿孙从世界各地赶来,在病榻前陪他度过最后的时光。他很满足,说自己是有福之人。另一位是张雪峰,四十一岁,心源性猝死。一个拼命工作、为女儿铺好未来的人,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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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谈教育,喜欢从理念开始。什么是对的路径,什么是成功的经验,什么是可以复制的方式。我们这一代人,从相对艰难的环境走出来,很容易相信:只要方向对,方法对,努力够,结果大体是可以预期的。我曾经也是这样想的。甚至在还没有真正进入婚姻、没有孩子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关注教育,也开始做汉语老师。我对自己未来的设想,是可以在学校这样一个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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