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英
人文历史回忆四海 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
正文
空军副司令员林虎中将是个例外,一约即中,但有先决条件：“首长还有其他事，只能谈一个小时。”我生伯连这一小时也泡汤，赶紧千谢万谢：“能成，能成！”
能够与“七·二九”空战的地面直接指挥员面对面促膝谈，听他忆述那段令人神往值得重温的时光，我感到十分荣幸。当他慈祥地微笑，用力地同我握手时，我只觉一闪即逝的历史是可以用无数有形的物象记录和保存下来的,例如,老人那象征着勤奋、辛劳、深刻的白发，和镌铸着严谨、果敢、沉稳的皱纹。
话题打开，如烟的往事从将军的眼底滚滚流过，无尽的感慨从将军的心底汩汩而出：
1954年，抗美援朝一结束，刘亚楼召见我，告诉已决定调我到广州空十八师当副师长。他明确交待：十八师是个新部队，你要把这个部队带出来。
那时东南沿海的空中斗争非常尖锐、复杂，美蒋的飞机频繁地到大陆来撒传单、丢炸弹、投放特务、实施电子、照相侦察。
我到广州时，十八师这个部队基本上不能作战，空中防御非常薄弱。而台湾恰恰是把我的防区，即广州、珠江口、汕头、粤东这一带完全当作他们自己的空域，每天随便进出，旁若无人，就像一大群狐狸每天在猎人的门口窜来窜去，知道你没本事逮到它，干气你。我的任务，就是必须尽早扭转这样一个被动局面，把国民党飞机彻底赶出大陆去，不许他们再进来。
这当中有一段小插曲：1954年底，毛主席要到广州视察，刘亚楼考虑一定要确保主席的安全，下决心调最强的部队，即参加过抗美援朝驻鞍山的空一师到广州，同我们十八师对调，我们到鞍山。这个决定等于说你们十八师不行嘛，对部队刺激很大，好多人闹情绪，想不通，讲怪话：抗美援朝吃香蕉（到南方），保家卫国吃苹果（到北方）。后来，刘亚楼搞了个安抚政策，让十八师到鞍山接收苏联一个师的装备。总算有个任务了，大家情绪稍好一些。
毛主席在广州期间，国民党飞机猖狂照旧，先是轰炸了汕头港口，炸沉一艘运桔子船，海面上漂了一层桔子。又到广州上空来飞夜航，搞得很紧张，有一天晚上打了好几回高炮。主席一向幽默，说，好，就得经常搞搞演习嘛。
毛主席回到北京，我们又同空一师对调回去。我认为这次是个很好的激将法，应乘机疏导部队情绪，把训练促上去。
广州一带有个特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绝大多数为复杂气象，只有台风来到之前，有一、二天的好天气。 常人叫 “好天气”，其实也有五、六分云。飞复杂气象，既无教材也无教员，完全靠自己摸索。我先飞，包一架教练机，有了经验再培养几个教员，滚雪球似的逐步扩大。王定烈师长说：地面上的、行政上的事你都不要管，你就管飞，放手飞，一门心思飞，摔了飞机我去做检讨。训练很苦啊，我用了一年多时间，首先培养出一个全天候能打的大队，十几个人，开始战斗值班，其中就有赵德安。
刘亚楼来检查，临走留下一个“好”字。
刘这个人的特点是,一般不说“好”,也很难让他说好。但你真要做“好”了,他一定会说你“好”。得到他的赏识,不容易。
林虎，刘亚楼十分赏识的空军中公认的“东北虎”。
1946年， 林虎和孟进、 王海、张积慧、刘玉堤等一大群从未见过飞机的小伙子们从陆军来到东北民主联军牡丹江航校学飞行，成为共产党空军里的“黄埔一期生”。他们第一次见到了未来的司令官刘亚楼。
那天，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到航校视察。注重军人仪表出了名的刘亚楼身着黄呢军装，腰束武装带，黑色的披风，黑色的皮靴，黑色的墨镜，黑色的小手枪，骑一匹黑色的东洋马，黑色的瞳仁射出逼人的雷电来，气魄好大，威风十足。年轻后生们直在心底喝采：这位年轻首长是谁？真他妈帅气！
没想到,首长官大脾气也大,下得马来，怒气冲冲：“集合！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你们自己看看，你们算什么八路军空军战士，简直是一群胡子，土匪！”
你看我,我看你，扑哧,全乐了。有的穿着鬼子服，有的套着国民党服，有的捂着老百姓服--黑棉袄加宽裆裤。不是“胡子”又是啥？
“报告！”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步出列：
“首长，后勤不发新军装，你叫我们怎么办？”
这小子，吃了熊心豹子胆啦？众人替他捏把汗。
“你叫什么名字？”
“林虎！”
年轻首长没有再发火，反而大笑：“好，我立即安排后勤给你们发新装。我军第一批飞行员，就得有个新气象！”
这一天，林虎记住了这个“刘亚楼”。刘亚楼也记住了这个“林虎”。
采访中,许多老人说：刘亚楼也喜欢别人奉承他,讲他好话，拍他的马屁，不能容忍别人冲撞他。但他并不喜欢凡事都唯唯诺诺的“跟屁虫”。偶尔，你冲撞他冲撞得有道理，他也接受。当然，这要看为啥事，要看他当时的情绪啦。
记住，你生活中如遇到善于把握住时机、火候，有胆量冲撞上司或上司的上司的，十有八、九是块“料”。
我们的飞行员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料”，能不能让他们飞出来，形成战斗力，关键还是在领导，在指挥。
当时指挥上问题很多，主要是指挥现代化的空军没有经验，常常连雷达也看不准，敌人明明在一万一千公尺，指挥所告诉三千公尺，飞机出动怎么打得上？打不上，又批评你。你解释，他硬说你们的飞行员眼睛视力不好。也可以理解，一两年了，一直打不下敌机来，北京就追查责任，我们只能逐级检讨。后来，我叫下面干脆把检查事先都写好，打不下来，填个年月日送上去，省得麻烦。
1956年，中南空军将一线指挥下放到师，我们的自主权扩大了，就发动群众研究战术，打了几个典型的战例。
有一次，国民党几架P－51、P－47螺旋桨飞机在海陆丰上空搞训练，我命令赵德安机组起飞，把国民党吓跑了。国民党第一次发现我们能飞到海陆丰，开始警惕，不敢再放肆到大陆活动。F－84如果来,就是大速度,到了广州,急转弯，再大速度往回飞，像自由泳百米赛，直来直去。抓住他这个规律，我们反复研究，决定他来时，起飞四架，一边两架，紧跟在他后边，夹住他，不允许他转弯，一转身就用火力控制，逼迫他往大陆纵深飞。他的油料有限嘛，到时候，打不下来，自己也得掉下去。这一招果然灵验，一架F－84被赵德安击伤,最后没办法，只能迫降在香港启德机场。
没能把他打下来,但是把他逼下来了,这也是很大的胜利啊。十八师上上下下像过年一样高兴。你想，国家当时还很因难，人民花那么多钱培养我们，装备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担负起保卫祖国领空的责任，心里会是怎样的滋味？这样讲吧，人们都说“食在广州”,我到广州一年多了,吃什么都是“味同嚼蜡”。直到把国民党飞机逼下来，食堂还是那儿样小菜，一尝，哎，广州的饭菜实在香呀！
1949年，共产党空军第一支作战部队在北京南苑机场组建成立，成员多是原国民党空军起义、投诚人员。首任空军司令官刘亚楼一句“也要有几个我们自己培养的嘛，要挑技术最好的，那个东北大森林里的小‘老虎'飞得怎么样呀？”一封加急电报。林虎、孟进奉召进京。
10 月1日,开国大典。当毛泽东拖着长长的湖南湘潭家乡腔，庄严而略带点颤音地宣布了一桩开天辟地的大事之后，阅兵式开始。地面，战旗猎猎，坦克隆隆，步、骑、炮方阵依次通过，军威炽盛，全场欢腾。倏然间，轰炸机群、战斗机群编队飞临，在多部文献纪录片中，我们看到这样的镜头：毛泽东和他身边的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毅、聂荣臻等人一样，手遮阳光，仰头张嘴，欣慰而又不无几分惊诧地观看他还从未见过、由他的老朋友蒋委员长提供全部装备和大部人员、现在属于人民属于人民军队属于他刚刚宣布诞生的人民国家的空军。那一刻，整个广场显得很静，静得你可以听到几十万颗兴奋达至巅峰的心脏在嘭嘭跳动。
林虎看不到毛泽东，但他看到了如林如潮的人群如铁如钢的军阵，看到了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和那面正在广场高高飘扬代表了一个民族新生的红旗。闪电般通场的瞬间，火一样的神圣顿时充满了豪迈的胸膛，像神圣的艳阳充盈着浩渺的天宇。他觉出了操纵驾驶杆的双手在微微颤动，不能左顾右盼的眼球已经湿润，他明白，自己和孟进两个人是作为某种含义深刻的“象征”从一个时代飞进另一个时代的，从今天起，自己的一切都同这个崭新的时代紧密联结在一起了，为了她的天空永远晴朗，时刻都要做好准备，抛洒一腔热血，驱散任何方向飘来的阴霾。
从此，国民党飞机不太敢到广州上空来了，但在汕头、东山岛一带活动仍很频繁。我们在汕头修了机场，但没有飞机，也没有雷达。
那时我已当师长，为了摸清国民党飞机活动规律，每年都要去汕头三、四次。汕头有个高炮师，敌机每天必到，他们几乎每天都开炮,以为战绩很大,上报击落了多少多少架。我仔细观察，实际上是你一开炮，国民党飞机就打加力，屁股后边拉烟，然后一个俯冲到海面，低空返回。看起来，很像被击落。我太直，对高炮讲，你们不可能打下那么多。他们听了很不高兴，说，那就看空军老大哥啦。
我在国民党飞机必经航路的一个小树林里搭了个高台，用竹竿绑扎了四根柱子，总有十几米吧，和长了五、六年的杨树那么高，搞上伪装，每天带两个参谋爬上去，一蹲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海风一吹，晃晃悠悠，像诸葛亮借东风似的，就是观察敌机从哪个方向来，又从哪个方向回。以后又加上一些必要的技术侦察，对敌机活动的规律可以说摸得相当熟了。
参加抗美援朝，对我是很大锻炼，我的经验就是一条：空战要有勇敢不怕死的精神，更要讲究战术战法，毛主席讲的知彼知己，对陆军管用，对空军同样管用，你对敌人琢磨的越透，就有可能取得战果。
1951 年,林虎、孟进带着各自的团队同时赴朝参战。临行前, 刘亚楼亲自召见，交代、勉励毕，又叫人拿来两块亮灿的瑞士表亲自给他们戴上。那时候，国家穷个人更穷，手表对于堂堂飞行团长，可是想都不敢乱想的奢侈品。两位年轻团长明白，这个在手脖子上“咔嚓”“咔嚓”的玩艺，既是物质的，亦是精神的。他们向司令敬礼：一定不辱使命，不负期望！
面对世界最强大的对手，空中肉博空前惨烈、残酷。紧急起飞警报随时都会拉响，每天，都可能带回将敌机击落的喜讯，每天，都可能有熟悉的面孔永远不再回来。欢乐为经，悲痛为纬，编织成无形的网，时时刻刻笼罩着机场，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团长就像左右不讨好的小媳妇，最难当。上级要求空中指挥必须掌握好战斗队形，不允许丢下部队不管陷入同敌机的缠斗。要求绝对正确，但可想而知，在瞬息万变高速运动着的空中战场上，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咬着敌人屁股的同时，也被敌人咬住了屁股，哪里还有什么“战斗队形”。机械、呆板的指令导致多少绝好的机会在眼前白白丧失，当团长的就是这么一个命：打不下敌机，当不上“空战英雄”，而且不论胜仗、败仗，下来了你就竖起耳朵干等着挨批吧。
敌人劈头盖脑的枪弹那没啥，上级劈头盖脑的批评受不了。两位年轻团长在部队面前依然迈着矜持的步子,露出强装的微笑, 躲进小屋才敢将往肚子里咽的眼泪流在脸上。先发牢骚后骂娘，几杯闷酒壮了胆：管他娘的什么队形哩，拼下他几架来再说话！要不，总得让人戳后脊梁。
机群巡逻归来，唯独少了指挥员孟进。一种不祥的预兆揪着林虎的心，他后悔，不该同孟进说胡话。
孟进再也没有回来。他一个人悄悄脱离了机群，飞出了指定的空域，单枪匹马越过三八线去找敌人拼命。地面部队看得真真切切,一架米格15同七、八架F－86纠缠在一起，如牧羊犬冲进狼群作殊死斗，天空被飞机拉出的白烟切割成乱七八糟的碎块，不间断的机关炮声震荡山谷。他如愿以偿地打掉一架F－86,自己也无可避免地被击中。他本来可以不死的,已经跳出,可惜山太高，伞还未张满，人就触了地。尸体抬回来，安详如沉睡状，似还在梦忆将敌机打下那幸福的瞬间。
林虎肝胆欲裂，伤心莫名。按照他的脾性，立即就能冲到机场，发动，升空，去拼命，去报仇！有另外一种力量强抑着他的冲动。战友鲁莽的死使他清醒、使他成熟。军人应该不怕死，但仅仅不怕死还不是一个称职的指挥员。脱离了自己部队的牺牲堪称悲壮，同时亦是必须禁止和避免的。上级把整整一个团队数十架飞机交付与你，肩膀上压着沉沉的责任啊！
静下心来认真研讨经验教训，发动群众探索新的战法战术，化悲痛为力量有着相当实际的内容，报仇雪恨绝不是蛮打乱冲。仗愈打愈好,愈打愈精了，他的组织指挥也渐渐炉火纯青。 团队击落击伤的数十架F－86中有他两架,但他最感得意的还是部队战斗素质的整体提高，所有的翅膀都摔打得更加灵巧，更加刚硬。
从朝鲜归来，刘亚楼再度召见：“林虎，你打得不错。盂进死得可惜呀！”司令一句话，令几年的甜酸苦辣喜怒哀乐七荤八素化为一汪泪水，夺眶而出。
刘亚楼掏出手绢：“朝鲜战场是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胜利的经验要总结，血的教训也要总结。地面总的讲是和平了，但空中的战争还远未结束呀。”
朝鲜战场,对我们新生的人民空军是一次最大的实战锻炼,使得我们1958年在东南沿海应付那样一个复杂的局面，肚里不慌，信心十足。
1958年7月27日,我们冒雨隐蔽飞到汕头，就是准备打他一次伏击。当天和28日。国民党飞机都来侦察过，我们伪装得很好，他没有发现。
7月29日一清早， 我把飞机拖出来试车，突然，机场周围的高炮同时开火。 原来炮兵有一条，闻机声就开炮。 我赶忙下令“停！”这不是要暴露自己的秘密嘛？搞得我很紧张。
我命令把侦收国民党飞机频率的机器搬到指挥所，我戴上耳机，直接听国民党飞行员相互间及同地面指挥的通话。这本来是违反规定的。我不管，我是现场指挥员！
国民党也精得很，到空中只说一两句英语，是个信号，表示集合完毕。他瞒不了我，我知道他们已经起飞了。他一到澎湖，还要向地面管制说一句短话,听不清楚,但我已知他们到了澎湖。我就是凭经验计算时间，叫赵德安他们起飞。虽然准确到“秒”不可能，但大体时机不会差太多。
经过多年的反复演练，我们机组在空中配合已经相当默契，领队长机不用讲话，做个动作，僚机就明白是什么意思。同时，空、地配合也相当娴熟了，雷达一发现敌机，马上就能推测出敌人的航线、时间，算好提前量，给赵德安正确的引导。
敌人四架飞机，两架一组，交叉飞，互相掩护，像交叉并行的两条蛇。根据多年经验，我知道他们就是这四架，于是告诉赵德安不必顾虑，放开打。
以后许多文章都提到，说地面指挥如何如何果断、正确，他们说来说去也没说到点子上。空战的现场指挥固然重要，但功夫完全在现场之外。现场指挥就那么几句话, 这几句话怎么得来的, 要靠对敌情长期的摸索、研究并根据其规律进行严格的训练。打个比方，现在马家军破世界纪录，拿世界冠军，你不能说现场指导不重要，但真正的心血是在竞技场外。
我无意识地看表，妈呀，“采访”已整整进行了四个半小时了，然而,我不收场，林副司令似乎也没有要收的意思。我明白, 我触动了那个能够使将军滔滔不绝下去的兴奋点。
首长确实忙，还要进餐，我致谢，起身告辞。
林副司令拉着我的手，话犹未尽：几十年前东南沿海的空中斗争,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仗，但经验非常丰富。现在打高科技, 情况有变化，但基本规律不会变，空军作为现代化军种，没有高素质的人，就没有最后的胜利。我有一个心愿，将来离休了，把那段经验好好总结一下，留给后人……
我也有一个心愿：将军，你要是年轻二十岁，多好！中国的天空需要你……
（注：本文发稿时，林虎中将已经退出现役。）
能够与“七·二九”空战的地面直接指挥员面对面促膝谈，听他忆述那段令人神往值得重温的时光，我感到十分荣幸。当他慈祥地微笑，用力地同我握手时，我只觉一闪即逝的历史是可以用无数有形的物象记录和保存下来的,例如,老人那象征着勤奋、辛劳、深刻的白发，和镌铸着严谨、果敢、沉稳的皱纹。
话题打开，如烟的往事从将军的眼底滚滚流过，无尽的感慨从将军的心底汩汩而出：
1954年，抗美援朝一结束，刘亚楼召见我，告诉已决定调我到广州空十八师当副师长。他明确交待：十八师是个新部队，你要把这个部队带出来。
那时东南沿海的空中斗争非常尖锐、复杂，美蒋的飞机频繁地到大陆来撒传单、丢炸弹、投放特务、实施电子、照相侦察。
我到广州时，十八师这个部队基本上不能作战，空中防御非常薄弱。而台湾恰恰是把我的防区，即广州、珠江口、汕头、粤东这一带完全当作他们自己的空域，每天随便进出，旁若无人，就像一大群狐狸每天在猎人的门口窜来窜去，知道你没本事逮到它，干气你。我的任务，就是必须尽早扭转这样一个被动局面，把国民党飞机彻底赶出大陆去，不许他们再进来。
这当中有一段小插曲：1954年底，毛主席要到广州视察，刘亚楼考虑一定要确保主席的安全，下决心调最强的部队，即参加过抗美援朝驻鞍山的空一师到广州，同我们十八师对调，我们到鞍山。这个决定等于说你们十八师不行嘛，对部队刺激很大，好多人闹情绪，想不通，讲怪话：抗美援朝吃香蕉（到南方），保家卫国吃苹果（到北方）。后来，刘亚楼搞了个安抚政策，让十八师到鞍山接收苏联一个师的装备。总算有个任务了，大家情绪稍好一些。
毛主席在广州期间，国民党飞机猖狂照旧，先是轰炸了汕头港口，炸沉一艘运桔子船，海面上漂了一层桔子。又到广州上空来飞夜航，搞得很紧张，有一天晚上打了好几回高炮。主席一向幽默，说，好，就得经常搞搞演习嘛。
毛主席回到北京，我们又同空一师对调回去。我认为这次是个很好的激将法，应乘机疏导部队情绪，把训练促上去。
广州一带有个特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绝大多数为复杂气象，只有台风来到之前，有一、二天的好天气。 常人叫 “好天气”，其实也有五、六分云。飞复杂气象，既无教材也无教员，完全靠自己摸索。我先飞，包一架教练机，有了经验再培养几个教员，滚雪球似的逐步扩大。王定烈师长说：地面上的、行政上的事你都不要管，你就管飞，放手飞，一门心思飞，摔了飞机我去做检讨。训练很苦啊，我用了一年多时间，首先培养出一个全天候能打的大队，十几个人，开始战斗值班，其中就有赵德安。
刘亚楼来检查，临走留下一个“好”字。
刘这个人的特点是,一般不说“好”,也很难让他说好。但你真要做“好”了,他一定会说你“好”。得到他的赏识,不容易。
林虎，刘亚楼十分赏识的空军中公认的“东北虎”。
1946年， 林虎和孟进、 王海、张积慧、刘玉堤等一大群从未见过飞机的小伙子们从陆军来到东北民主联军牡丹江航校学飞行，成为共产党空军里的“黄埔一期生”。他们第一次见到了未来的司令官刘亚楼。
那天，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到航校视察。注重军人仪表出了名的刘亚楼身着黄呢军装，腰束武装带，黑色的披风，黑色的皮靴，黑色的墨镜，黑色的小手枪，骑一匹黑色的东洋马，黑色的瞳仁射出逼人的雷电来，气魄好大，威风十足。年轻后生们直在心底喝采：这位年轻首长是谁？真他妈帅气！
没想到,首长官大脾气也大,下得马来，怒气冲冲：“集合！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你们自己看看，你们算什么八路军空军战士，简直是一群胡子，土匪！”
你看我,我看你，扑哧,全乐了。有的穿着鬼子服，有的套着国民党服，有的捂着老百姓服--黑棉袄加宽裆裤。不是“胡子”又是啥？
“报告！”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步出列：
“首长，后勤不发新军装，你叫我们怎么办？”
这小子，吃了熊心豹子胆啦？众人替他捏把汗。
“你叫什么名字？”
“林虎！”
年轻首长没有再发火，反而大笑：“好，我立即安排后勤给你们发新装。我军第一批飞行员，就得有个新气象！”
这一天，林虎记住了这个“刘亚楼”。刘亚楼也记住了这个“林虎”。
采访中,许多老人说：刘亚楼也喜欢别人奉承他,讲他好话，拍他的马屁，不能容忍别人冲撞他。但他并不喜欢凡事都唯唯诺诺的“跟屁虫”。偶尔，你冲撞他冲撞得有道理，他也接受。当然，这要看为啥事，要看他当时的情绪啦。
记住，你生活中如遇到善于把握住时机、火候，有胆量冲撞上司或上司的上司的，十有八、九是块“料”。
我们的飞行员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料”，能不能让他们飞出来，形成战斗力，关键还是在领导，在指挥。
当时指挥上问题很多，主要是指挥现代化的空军没有经验，常常连雷达也看不准，敌人明明在一万一千公尺，指挥所告诉三千公尺，飞机出动怎么打得上？打不上，又批评你。你解释，他硬说你们的飞行员眼睛视力不好。也可以理解，一两年了，一直打不下敌机来，北京就追查责任，我们只能逐级检讨。后来，我叫下面干脆把检查事先都写好，打不下来，填个年月日送上去，省得麻烦。
1956年，中南空军将一线指挥下放到师，我们的自主权扩大了，就发动群众研究战术，打了几个典型的战例。
有一次，国民党几架P－51、P－47螺旋桨飞机在海陆丰上空搞训练，我命令赵德安机组起飞，把国民党吓跑了。国民党第一次发现我们能飞到海陆丰，开始警惕，不敢再放肆到大陆活动。F－84如果来,就是大速度,到了广州,急转弯，再大速度往回飞，像自由泳百米赛，直来直去。抓住他这个规律，我们反复研究，决定他来时，起飞四架，一边两架，紧跟在他后边，夹住他，不允许他转弯，一转身就用火力控制，逼迫他往大陆纵深飞。他的油料有限嘛，到时候，打不下来，自己也得掉下去。这一招果然灵验，一架F－84被赵德安击伤,最后没办法，只能迫降在香港启德机场。
没能把他打下来,但是把他逼下来了,这也是很大的胜利啊。十八师上上下下像过年一样高兴。你想，国家当时还很因难，人民花那么多钱培养我们，装备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担负起保卫祖国领空的责任，心里会是怎样的滋味？这样讲吧，人们都说“食在广州”,我到广州一年多了,吃什么都是“味同嚼蜡”。直到把国民党飞机逼下来，食堂还是那儿样小菜，一尝，哎，广州的饭菜实在香呀！
1949年，共产党空军第一支作战部队在北京南苑机场组建成立，成员多是原国民党空军起义、投诚人员。首任空军司令官刘亚楼一句“也要有几个我们自己培养的嘛，要挑技术最好的，那个东北大森林里的小‘老虎'飞得怎么样呀？”一封加急电报。林虎、孟进奉召进京。
10 月1日,开国大典。当毛泽东拖着长长的湖南湘潭家乡腔，庄严而略带点颤音地宣布了一桩开天辟地的大事之后，阅兵式开始。地面，战旗猎猎，坦克隆隆，步、骑、炮方阵依次通过，军威炽盛，全场欢腾。倏然间，轰炸机群、战斗机群编队飞临，在多部文献纪录片中，我们看到这样的镜头：毛泽东和他身边的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毅、聂荣臻等人一样，手遮阳光，仰头张嘴，欣慰而又不无几分惊诧地观看他还从未见过、由他的老朋友蒋委员长提供全部装备和大部人员、现在属于人民属于人民军队属于他刚刚宣布诞生的人民国家的空军。那一刻，整个广场显得很静，静得你可以听到几十万颗兴奋达至巅峰的心脏在嘭嘭跳动。
林虎看不到毛泽东，但他看到了如林如潮的人群如铁如钢的军阵，看到了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和那面正在广场高高飘扬代表了一个民族新生的红旗。闪电般通场的瞬间，火一样的神圣顿时充满了豪迈的胸膛，像神圣的艳阳充盈着浩渺的天宇。他觉出了操纵驾驶杆的双手在微微颤动，不能左顾右盼的眼球已经湿润，他明白，自己和孟进两个人是作为某种含义深刻的“象征”从一个时代飞进另一个时代的，从今天起，自己的一切都同这个崭新的时代紧密联结在一起了，为了她的天空永远晴朗，时刻都要做好准备，抛洒一腔热血，驱散任何方向飘来的阴霾。
从此，国民党飞机不太敢到广州上空来了，但在汕头、东山岛一带活动仍很频繁。我们在汕头修了机场，但没有飞机，也没有雷达。
那时我已当师长，为了摸清国民党飞机活动规律，每年都要去汕头三、四次。汕头有个高炮师，敌机每天必到，他们几乎每天都开炮,以为战绩很大,上报击落了多少多少架。我仔细观察，实际上是你一开炮，国民党飞机就打加力，屁股后边拉烟，然后一个俯冲到海面，低空返回。看起来，很像被击落。我太直，对高炮讲，你们不可能打下那么多。他们听了很不高兴，说，那就看空军老大哥啦。
我在国民党飞机必经航路的一个小树林里搭了个高台，用竹竿绑扎了四根柱子，总有十几米吧，和长了五、六年的杨树那么高，搞上伪装，每天带两个参谋爬上去，一蹲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海风一吹，晃晃悠悠，像诸葛亮借东风似的，就是观察敌机从哪个方向来，又从哪个方向回。以后又加上一些必要的技术侦察，对敌机活动的规律可以说摸得相当熟了。
参加抗美援朝，对我是很大锻炼，我的经验就是一条：空战要有勇敢不怕死的精神，更要讲究战术战法，毛主席讲的知彼知己，对陆军管用，对空军同样管用，你对敌人琢磨的越透，就有可能取得战果。
1951 年,林虎、孟进带着各自的团队同时赴朝参战。临行前, 刘亚楼亲自召见，交代、勉励毕，又叫人拿来两块亮灿的瑞士表亲自给他们戴上。那时候，国家穷个人更穷，手表对于堂堂飞行团长，可是想都不敢乱想的奢侈品。两位年轻团长明白，这个在手脖子上“咔嚓”“咔嚓”的玩艺，既是物质的，亦是精神的。他们向司令敬礼：一定不辱使命，不负期望！
面对世界最强大的对手，空中肉博空前惨烈、残酷。紧急起飞警报随时都会拉响，每天，都可能带回将敌机击落的喜讯，每天，都可能有熟悉的面孔永远不再回来。欢乐为经，悲痛为纬，编织成无形的网，时时刻刻笼罩着机场，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团长就像左右不讨好的小媳妇，最难当。上级要求空中指挥必须掌握好战斗队形，不允许丢下部队不管陷入同敌机的缠斗。要求绝对正确，但可想而知，在瞬息万变高速运动着的空中战场上，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咬着敌人屁股的同时，也被敌人咬住了屁股，哪里还有什么“战斗队形”。机械、呆板的指令导致多少绝好的机会在眼前白白丧失，当团长的就是这么一个命：打不下敌机，当不上“空战英雄”，而且不论胜仗、败仗，下来了你就竖起耳朵干等着挨批吧。
敌人劈头盖脑的枪弹那没啥，上级劈头盖脑的批评受不了。两位年轻团长在部队面前依然迈着矜持的步子,露出强装的微笑, 躲进小屋才敢将往肚子里咽的眼泪流在脸上。先发牢骚后骂娘，几杯闷酒壮了胆：管他娘的什么队形哩，拼下他几架来再说话！要不，总得让人戳后脊梁。
机群巡逻归来，唯独少了指挥员孟进。一种不祥的预兆揪着林虎的心，他后悔，不该同孟进说胡话。
孟进再也没有回来。他一个人悄悄脱离了机群，飞出了指定的空域，单枪匹马越过三八线去找敌人拼命。地面部队看得真真切切,一架米格15同七、八架F－86纠缠在一起，如牧羊犬冲进狼群作殊死斗，天空被飞机拉出的白烟切割成乱七八糟的碎块，不间断的机关炮声震荡山谷。他如愿以偿地打掉一架F－86,自己也无可避免地被击中。他本来可以不死的,已经跳出,可惜山太高，伞还未张满，人就触了地。尸体抬回来，安详如沉睡状，似还在梦忆将敌机打下那幸福的瞬间。
林虎肝胆欲裂，伤心莫名。按照他的脾性，立即就能冲到机场，发动，升空，去拼命，去报仇！有另外一种力量强抑着他的冲动。战友鲁莽的死使他清醒、使他成熟。军人应该不怕死，但仅仅不怕死还不是一个称职的指挥员。脱离了自己部队的牺牲堪称悲壮，同时亦是必须禁止和避免的。上级把整整一个团队数十架飞机交付与你，肩膀上压着沉沉的责任啊！
静下心来认真研讨经验教训，发动群众探索新的战法战术，化悲痛为力量有着相当实际的内容，报仇雪恨绝不是蛮打乱冲。仗愈打愈好,愈打愈精了，他的组织指挥也渐渐炉火纯青。 团队击落击伤的数十架F－86中有他两架,但他最感得意的还是部队战斗素质的整体提高，所有的翅膀都摔打得更加灵巧，更加刚硬。
从朝鲜归来，刘亚楼再度召见：“林虎，你打得不错。盂进死得可惜呀！”司令一句话，令几年的甜酸苦辣喜怒哀乐七荤八素化为一汪泪水，夺眶而出。
刘亚楼掏出手绢：“朝鲜战场是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胜利的经验要总结，血的教训也要总结。地面总的讲是和平了，但空中的战争还远未结束呀。”
朝鲜战场,对我们新生的人民空军是一次最大的实战锻炼,使得我们1958年在东南沿海应付那样一个复杂的局面，肚里不慌，信心十足。
1958年7月27日,我们冒雨隐蔽飞到汕头，就是准备打他一次伏击。当天和28日。国民党飞机都来侦察过，我们伪装得很好，他没有发现。
7月29日一清早， 我把飞机拖出来试车，突然，机场周围的高炮同时开火。 原来炮兵有一条，闻机声就开炮。 我赶忙下令“停！”这不是要暴露自己的秘密嘛？搞得我很紧张。
我命令把侦收国民党飞机频率的机器搬到指挥所，我戴上耳机，直接听国民党飞行员相互间及同地面指挥的通话。这本来是违反规定的。我不管，我是现场指挥员！
国民党也精得很，到空中只说一两句英语，是个信号，表示集合完毕。他瞒不了我，我知道他们已经起飞了。他一到澎湖，还要向地面管制说一句短话,听不清楚,但我已知他们到了澎湖。我就是凭经验计算时间，叫赵德安他们起飞。虽然准确到“秒”不可能，但大体时机不会差太多。
经过多年的反复演练，我们机组在空中配合已经相当默契，领队长机不用讲话，做个动作，僚机就明白是什么意思。同时，空、地配合也相当娴熟了，雷达一发现敌机，马上就能推测出敌人的航线、时间，算好提前量，给赵德安正确的引导。
敌人四架飞机，两架一组，交叉飞，互相掩护，像交叉并行的两条蛇。根据多年经验，我知道他们就是这四架，于是告诉赵德安不必顾虑，放开打。
以后许多文章都提到，说地面指挥如何如何果断、正确，他们说来说去也没说到点子上。空战的现场指挥固然重要，但功夫完全在现场之外。现场指挥就那么几句话, 这几句话怎么得来的, 要靠对敌情长期的摸索、研究并根据其规律进行严格的训练。打个比方，现在马家军破世界纪录，拿世界冠军，你不能说现场指导不重要，但真正的心血是在竞技场外。
我无意识地看表，妈呀，“采访”已整整进行了四个半小时了，然而,我不收场，林副司令似乎也没有要收的意思。我明白, 我触动了那个能够使将军滔滔不绝下去的兴奋点。
首长确实忙，还要进餐，我致谢，起身告辞。
林副司令拉着我的手，话犹未尽：几十年前东南沿海的空中斗争,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仗，但经验非常丰富。现在打高科技, 情况有变化，但基本规律不会变，空军作为现代化军种，没有高素质的人，就没有最后的胜利。我有一个心愿，将来离休了，把那段经验好好总结一下，留给后人……
我也有一个心愿：将军，你要是年轻二十岁，多好！中国的天空需要你……
（注：本文发稿时，林虎中将已经退出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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