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为戈尔巴乔夫平反：他是推动民主改革杰出人物
文章摘自《学习时报》2011年12月5日 作者：左凤荣 原题为《众说纷纭的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
20年前的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黯然辞职，成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苏联解体20年来，人们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仍是众说纷纭。根据全俄舆论中心在2011年戈尔巴乔夫80岁生日前夕的调查显示，现今俄罗斯人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有了一定的变化，尽管人们对其执政时期仍难以做出肯定的评价，但对他表示愤慨的人已经从2001年的30%下降至20%，表示厌恶的人从9%下降至5%，表示好感和同情的人从16%下降至5%，表示尊敬的人从15%降至10%，对戈尔巴乔夫表示冷淡和漠不关心的人则从25%升至47%。对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俄罗斯人也没有一致的看法，42%的被调查者认为戈尔巴乔夫起了主要作用，37%的被调查者认为苏联解体主要是客观原因，不是戈尔巴乔夫，别人当政苏联也会解体。对戈尔巴乔夫最激烈的批评来自俄共，他们一直把戈尔巴乔夫作为社会主义的背叛者、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
与民众莫衷一是的评价不同，俄罗斯的当政者梅德韦杰夫和普京对戈尔巴乔夫给予了高度评价，尽管戈尔巴乔夫时常对他们进行批评。2006年3月2日，普京在祝贺戈尔巴乔夫75岁生日时说：“您是影响当代世界历史进程的国务活动家之一，国际关系领域开始向开放政策过渡是与您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我指的是那些转折性变化，使我国在民主改革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2011年3月2日，普京在祝贺戈尔巴乔夫80岁生日的贺电中说：“在我国甚至在国外，您都是以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显著影响并对加强俄罗斯的威望贡献良多的当代最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之一而闻名的。”同一天，梅德韦杰夫会见了戈尔巴乔夫，告知已签署了授予他俄罗斯最高荣誉勋章——圣安德鲁勋章的命令，梅德韦杰夫说：“我认为这是对您作为国家元首所做大量工作的恰当评价，您在特别复杂、特别艰难的时刻领导了我们国家。我们大家都清楚这一点。”“这也是对您领导的那个国家，我们大家的共同祖国——苏维埃联盟表示尊重的标志。”
有人说如果戈尔巴乔夫不改革，苏联至今犹存，他现在仍是苏联的领导人。如此说来，戈尔巴乔夫是苏联改革的最大输家。这只是理论上的，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苏联的历史发展证明苏联模式是不成功的，民众要求改革的意愿在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时期都有，但由于民众没有表达意见的正常途径，他们的愿望并不能成为苏共的政策。危机不断积累，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修修补补的改革已经无济于事了。已经在老人政治下生活了十几年、在不到3年时间里接连为3位总书记举行国葬的苏联人，迫切盼望出现一位讲话不用讲稿、思维正常、行动方便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应运而生。人们对新的、年轻的总书记寄予厚望，希望能尽快改变国家的现状。戈尔巴乔夫这些在苏共二十大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领导人，也切身感受到苏联体制存在的问题，感受到苏联的发展日益离开了世界的潮流，已被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大潮抛到了后边，再像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之流那样回避矛盾和问题、只为保住自己的权势而掌权，是极不负责任、也是极不道德的。面对苏联发生的全面而深刻的危机，戈尔巴乔夫只能进行根本改革。戈尔巴乔夫开启了苏联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之路，但他只不过是历史使命不自觉的执行者，走上这条路并非他事先设计好的。
上任之初，戈尔巴乔夫也想在苏联原来的体制下进行改革，完善现存体制。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苏联的经济改革不是从解决商品短缺、改善人民的生活入手，而是仍把重心放在发展重工业上，搞了个“加速战略”，浪费了两年时间，又加剧了市场供应的紧张。到1987年转入改革后，经济体制改革走的基本上是柯西金改革的路子，成效不大，没有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对于扭曲的价格体制迟迟不改，仍然否定私有制，直到1990年才开始考虑向市场经济过渡。由于政治斗争的白热化和反对派开始夺权，经济改革受到严重制约，进展不大，经济危机却在加剧。
“加速战略”的失败使戈尔巴乔夫开始对体制进行改革，他想建立一种新的、以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是苏共领导人的共识，雷日科夫认为：“党的领导核心已经逐渐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下去不行！这句话后来也成为一句时髦的口号。在进行经济改革的情况下，原先那种畸形的政治体制成了拦路虎，使人生畏，尤其是使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和实业家生畏。我们很清楚，党的高层领导对经济改革的必要性既没有彻底理解，也没有接受。党（主要指高层领导）一方面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另一方面又不对全国发生的大事负任何责任。合法的权力机构——最高苏维埃以及各级地方苏维埃则徒有虚名，什么事也解决不了。选举制度越来越成为一种摆设。”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也认为，苏联的“社会政治体制显得有点太受条条框框的约束，它的巨大潜力丧失自我发挥、自我调节、自我发展的能力。社会主义，作为本质上最需要发扬民主、同时也需要讲法制的社会，却没有使这两方面和谐地结合和有机地统一起来”。在1988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苏共中央便达成了共识，即改革不是改善现有的体制，而是使这个体制有崭新的结构和成分，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活力，也就是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在选择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时，戈尔巴乔夫认为斯大林歪曲了社会主义，他要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于是，以“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为原则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搞了全国规模的人民代表选举，这也成为苏联混乱和灾难的开始。问题不在于给民众选择的权利，而在于这种“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方案极不科学。一切权力归党有弊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同样不行。苏联选举产生了多达2250人的苏联人民代表，人民代表又选举产生了542名最高苏维埃成员，虽然最高苏维埃是常设的，但代表不是常设的，每年都要换一次，代表们轮流进入最高苏维埃。代表也不是专职的，同时还承担着自己原来那份工作。事实证明，立法与行政合一的苏维埃体制行不通，哪怕它建立在普选制的基础上。到1990年不得不转向总统制、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在设立苏联总统职位的同时，各加盟共和国也选举产生了自己的总统和最高苏维埃，既然他们的权力来源于本国公民，他们必然向本民族负责，政治精英与地方分离势力结合起来了，联盟的命运则取决于地方领导人的态度。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活跃了社会力量，民众的激进要求不允许进行渐进式改革，戈尔巴乔夫被历史的大潮裹挟着前行，最后走上了意识形态多元化、政治民主化和建设市场经济之路。这条路充满了艰难险阻，戈尔巴乔夫犹如在惊涛骇浪中驾驶着一条小船的船长，他缺少高超的技术，在没有到达目的地前就翻船了。
斯大林所建立的、后来一直延续下来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其存在的重要条件是对外实行闭关政策，让老百姓无法了解外部世界；对内加强控制，让民众只能服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同时改变了这两个重要条件。戈尔巴乔夫放宽了对苏联居民出国的限制，同时引进了许多西方的电影，特别是美国的大片，让老百姓看到了西方富足的生活，对苏联的体制提出了质疑，为什么辛勤工作的苏联人却要忍受日常生活用品的短缺，财富都到哪里去了，人们的劳动意义何在？政治体制改革，使苏共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给了人们释放几十年积怨的机会，苏联长期积累的问题一下子都从地下冒了出来，苏共长期宣传的价值观崩溃了。
对于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有责任，他没有及时革新联盟，化解地方的不满，但更主要的责任还要由俄罗斯联邦的领导人来承担。如果俄罗斯联邦不独立，革新后的联盟还是可以保留的，这个联盟可能没有波罗的海三国，没有格鲁吉亚、乌克兰，但是不能没有俄罗斯。正如俄国著名学者齐普科所说：“许多普通人也把罪责推到戈尔巴乔夫身上，原因是他们对自己迷恋叶利钦感到羞愧、对他们作为最后的傻瓜没有经得住民主派的规劝和许诺感到羞愧。苏联解体实际上不是戈尔巴乔夫的过错，而首先是俄罗斯联邦人民的过错，首先是积极支持俄罗斯联邦享有主权的思想、俄罗斯联邦从苏联分离出去的思想的俄罗斯人的过错。要知道叶利钦在1991年6月参加总统选举时打的就是独立的、享有主权的俄罗斯联邦的旗号。”
戈尔巴乔夫时代成了过去，但并非白白度过的。俄国的绝大多数公民，其中包括最近20年在物质上遭受损害的公民，都不愿回到过去。尽管俄国民众对戈尔巴乔夫时期评价不高，但对改革时期的主要思想和价值观，如“公开性”、“民主化”、“新思维”、“全人类价值”、“市场经济”、“加速发展”、“差额选举”，等等，多数人是予以肯定的。俄国学者索格林认为，“经济改革失败了，但是政治民主化不仅扎下根来，而且具有自身的不以戈尔巴乔夫意志为转移的惯性。在政治改革的浪潮中形成了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开始出现公民社会和分权。苏维埃社会的政治民主化，吸收了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模式，可以看成是20世纪主要的历史现象之一”。菲利波夫所主编的《俄国现代史？教师参考书》写道：“戈尔巴乔夫的主要事业是使国家实现深刻的民主化，正是他废除了新闻检查制度、引入了竞争性的选举制，使从前只停留在纸上的公民权利和自由成为现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戈尔巴乔夫给了苏联人民自由，但付出的代价确实太大了。”
确实，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代价太大了。他留下的许多遗产值得研究，在此，不能简单地用“社会主义的叛徒”或是西方的代理人为其定性，这是不客观的，戈尔巴乔夫也是社会主义的探索者。不能以中国的标准来衡量苏联的改革，中苏面临的条件完全不同，苏联已经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到了极致，经过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几乎没有人懂得什么是市场经济，知识分子、改革的领导人都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雷日科夫、利加乔夫等人对戈尔巴乔夫指责颇多，但是，当了5年总理的雷日科夫对苏联的经济危机不能没有责任，正是他的固执使苏联迟迟没有进行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迷信行政手段的利加乔夫领导的反酗酒斗争，大大加重了苏联的经济危机，他与叶利钦、雷日科夫、雅科夫列夫都搞不好关系，把叶利钦这个有无限能量的人推到反对派的阵营，他功不可没。正是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的斗争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当然，掌握大权的戈尔巴乔夫要为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他不是英明的领袖，没有建立起一个领导改革的团队，他也揽权和自私，不能任人唯贤，他坚持任命的亚纳耶夫、西拉耶夫、亚佐夫等人都威信不高，最后正是他们发动的“8·19”事变加速了苏联的灭亡。但是，戈尔巴乔夫又是苏联体制的产物，是苏共别无其他的选择，这又能怪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