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年的京九铁路建成通车了,我可以在羊城坐火车直达江州,只是痛苦一件不少地跟着我一起回老家了。
乡村深秋的天空是那么的蓝,空气是那么清新,清河两岸满眼都是望不到尽头的棉田。正是棉花丰收季节,很多农民们都在地里弯着腰捡棉花。
日头偏西时我下了机帆船,从河边到村口短短的一段路遇到的左邻右舍,没想到他们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那样热情地和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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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又是来阿姨敲我的门。来阿姨是福建人,五十多岁的她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皱纹,长得黄皮寡瘦但为人忠厚老实。刚进厂时来阿姨见到意气风发的我总是低着头,默默地慌忙地将她自己几乎塞进墙角落里或者车位间的夹道,生怕挡了我的路。我没有忘记自己被阿沙欺负时来阿姨出手相救和她的八宝粥,公司里也只有她一如即往地关心我。
却说来阿姨见我露出半边疑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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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奔着出了公安局的大门,站在天地之间的我心花怒放地深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激动得想要趴在地上向老天爷磕个响头,想要和大地拥抱。温暖的阳光洒在我的肩上,多么地美好和幸福啊。我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能走出看守所,满怀感激地抬头望着明媚的阳光,虽说有点刺眼却是从心底里感到来自天上和人间的温暖。
终于获得了人身自由,而自由如空气般重要,只有在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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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黑夜不会过去,也没有一个黎明不会到来。
第二早上,我被同监房的女人们叽叽喳喳地说话声惊醒了,昏昏沉沉地坐在水泥地上,背靠着阴暗的角落里一声不吭。外面的走廊由远及近的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我即刻竖起了耳朵,紧接着铁门上的小窗口被人从外面打开。粗嗓门的男人在点名,叫到名字的狱友立即走过去伸手从窗口领取馒头,还有人在蹲坑旁低矮的水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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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知是过了多久,门外突然传来重重地敲门声。本来就是惊弓之鸟的我吓得从床上一跃而起,战战兢兢地拉开门,当即就傻眼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两位穿警服的男人!
“你是麦佳兰吧?跟我们走一趟!”警察面无表情地说。
我听了头皮发麻,心里咯噔地一下:杨太报警了。大祸临头的恐惧让我的身体抖得像风中的树叶子,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不知从何说起,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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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沙接过我递过去装着五万港币的牛皮袋,飞快地放进掛在在胸前的黑色包里,然后將手中的黑色公文包交给我,说:“里面刚好是七万块人民币,一分都不少。你拿着吧,公文包明早上班时还给我就是了。”
“好吧。”我点点头,接过沉甸甸的公文包紧紧地抱在怀里。
阿沙站在路边招手拦下了路过的中巴车,我们一起上车回厂。我坐在司机后面第二排的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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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沙如座大山似的压在我的身上,双手被他紧紧地攥住在我的脑袋后,感觉手掌骨头都快被他捏断了,连胸口也被他强壮的手臂压住动弹不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而且他的眼里露出令人胆寒的凶光。
眼睁睁地看着阿沙粗暴地扒自己的裤子,我绝望地闭上眼睛,就在这要命的时刻,门外突然传来惊天动地的敲门声和来阿姨的叫声:“麦佳兰!麦佳兰!”
阿沙慌忙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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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上班的时候看到阿沙总是尾巴一样跟着阿珍,我以为他俩在谈恋爱,再就是看不贯阿沙油腔滑调的痞气,很长时间都对他避而远之。
夏季天长,一天阿珍下班后约我上她家玩,阿沙知道后嚷嚷着也要去,阿珍当然是求之不得,我有点不想去却碍于面子不好反悔,闷在心里。
阿珍的家就在公司附近的小渔村,走过去不到十分钟就到了。一路上阿沙滔滔不绝地和阿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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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老板又是香港人,工人们都称呼她杨太,五十岁左右的她保养的非常好,看上去也就四十岁出头,齐耳的大波浪卷发衬着白皙的皮肤。杨太手把手的教我怎么去海关报关,因为工厂是三来一补的外企,所有的原材料都是从香港运过来的,做好的成品要到特区货柜车出入境管理局申报,验收后才能运回香港。我慢慢地熟悉了报关的程序,很喜欢这份工作,自信满满地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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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城外来务工人员几乎都回家过年了,春节期间整个城市空荡荡的,大街上难得见到有行人闲逛,连平时在市内到处乱窜的招手即停的中巴车也少了很多。
我们公司还没有开工,幸好工厂宿舍的门开着,有两位来自贵州的女工竟然没有回家过年。我没有打听为什么,人家也没问我为啥这么早就返城?人人都有本难念的经吧。在贵州女工的指点下,我将自己靠近窗口边床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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