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般的深刻。
民主党为何失败或共和党为何胜利——从1992年后加州、德州之比看2024年美国大
2025年1月24日
2024年的美国大选，随着2025年1月20日川普总统正式入主白宫而尘埃落定，但是关于这次大选及其价值判断所产生的各种纷争远没有结束，就像2020年时一样，不同的只是角色做了互换：2020年大选时拍手称快的一方在2024年大选时却被严重伤害，而2020年倍感压抑的一方则扬眉吐气地欢呼胜利。
比如北大法学教授张千帆在得知计票结果后，第一时间内痛心疾首地撰文指出，川普当选是“民粹领袖成功上台”，“显然存在破坏乃至摧毁美国宪政的巨大风险”。他还将矛头指向美国的普通选民，说他们都是“鼠目寸光”，“只关心自己眼前的切身利益，鲜少考虑宪政制度、国际关系等对于美国来说其实至关重要的长期利益”，“如果由美国的政治人、法律人或媒体人等社会精英选总统，特朗普根本没戏”。同时他也对他曾经钟情和赞美的美国政体进行反思：“这个结果也体现了总统制的完败”，“民主完全可以把一个独裁者选上台”，接下来“美国宪政能否安然度过四年？2024会不会成为德国的1933？一切都只能看美利坚民族的命数了”。（《美国契约终于破裂》，FT中文网2024年11月6日）这段满含压抑和愤懑的指责和担忧，差不多可以代表“反川”、“黑川”的多数知识精英和媒体意见领袖们的共同心声。
当然也有不同声音，中国政法大学的政治学者丛日云教授在第一时间重申了川普第一次当选总统时的言论：“只有像特朗普这样极有个性的政治家、意志顽强的猛人，才能有独到的眼光，看清美国正确的方向，并不顾天下之汹汹，勇猛前行。……他是一颗带刺的苦果，但也许是治疗美国病的一剂猛药。”（2017年3月26日在王建勋教授新书《驯化利维坦》发布会上的发言）同时，另一政治学者王建勋教授也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声言：“特朗普的胜利，是保守主义的胜利，是特朗普主义的胜利，是对抗雅各宾主义的胜利。”这两段满含胜利和欣慰的赞扬，差不多可以代表“挺川”的少数知识精英和媒体意见领袖们的共同心声。
两种观点和价值观严重对立的声音，都来自汉语自由派，如同水火，而这个对立早在2016年时就已经产生，历经2020然后积聚到2024年。中间虽然有少数人因为各种原因反水跳了船，但基本队形可以说没有大变化。此情此景，作为第三者或围观人，该如何理解这些专业学者和名流教授的思想理路，并做出相对客观的价值判断或仲裁呢？
一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当然需要长篇宏论，否则难以说清楚，可是我们只有一个讲座，所以我今天就“投机取巧”地选择美国两个极具代表性的州作为案例做一个比较，可能会比单纯的理论争辩更加直观、清晰。
毋庸置疑，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是美国50个州中非常重要又非常有特色的两大政治体，而且从1992年以来，双方均以鲜明的“民主蓝”、“共和红”，宣告了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因此，横向和纵向考察双方三十年间的各种社会要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审视美国的过去和现在，也可以正面回应一下2024年美国大选民主党为何大败或共和党为何大胜（含参众两院）的问题。
先来看经济层面的加州。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以及美国经济分析局 (BEA) 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从2017年到2023年，如果作为一个国家实体，加州始终保持着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的地位，排在美国、中国、德国、日本之后。2023 年名GDP 接近3.9万亿美元，约占美国2023年名义GDP （27万亿美元）的14.4%。
单纯看这些统计数据和排名，加州自然是光鲜亮丽，傲视群雄。
在涉及加州三十年始终坚持“民主蓝”的政治选编战队和大选品质分析中，国内自由派中的多数人据此认为，加州的选民才是美国的精英，加州的政治立场才是美国的正确方向。再加上纽约、华盛顿DC这样精英汇聚的“深蓝”州同时携手加持，于是2020年拜登代表民主党胜出，就是拨乱反正，就是民主的回归和矫正，即使面对拜登的创美国记录的8100多万张选票也毫不怀疑（哈里斯2024年获得7500万张选票，比拜登少近600万张，川普2020年获得7400万张，2024年获得7700万张），而2024年川普代表的共和党在总统和参众两院的全面胜出，就是灯塔国的歧路，就是美国选民眼光差，民主政治就遭受了侵袭。
从经济层面看待政治，并非没有一定道理，尤其是对从小就深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教导的中国人，说服力就更强。比如中文圈流行的观点，支持共和党和川普的都是中部经济不发达的州，评论家秦晖教授的用语是“白穷人或所谓的‘红脖子’与农民”。言外之意就是2024年美国大选的结果（当然也包括2016年），是一群不明真相、受教育程度低、没有长远眼光的下层或底层民众或民粹的胜利。
这个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只能是相对成立，或部分成立，因为相反的案例同时存在，比如30年如一日地坚持“共和红”的得克萨斯州。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德州，而且也首先看德州的经济层面。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以及美国经济分析局 (BEA) 提供的数据，德州——如果也作为一个国家实体——是世界第八大经济体，排在美国、中国、德国、日本、印度、英国、法国之后。2023年GDP是2.7万亿美元，约占美国2023年名义GDP（27万亿美元）的10%。这样的数据和排名虽然相比加州有些逊色，但绝不是所谓中部各州那种“贫富悬殊”的情形。
问题还不止这些。比如相比加州多年占据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的位置，德州在10年前排名第12，在2017、2018、2019年时排名第11，2020、2021两年排名第10,2022、2023年排名跃升至第八（不计算加州）。也就是，相比加州的稳步增长，比如2020至2023年期间平均每年增长2.3%，同期德州的经济年均增长率是3.9%（参见加州经济情况说明书2024年10月）。这一数据表明，德州已经处在加快追赶加州的态势中，而加州的经济地位固然还处于领先的第五名，但不久的将来就会遭遇挑战。
与这样的数据相伴随的是，德州是全美企业迁移和扩张项目最多的州，而且连续12年荣获“州长杯”，过去20年来一直是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州。权威的《选址杂志》曾在21世纪后的9年中8次评价：得克萨斯州为全美商业环境最友好的州。在这个背景下，至2022年，德州拥有全球财富500强的企业总部53家，位居全美第1位，超过拥有51家的纽约州和50家的加州。同时，德州也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州，连续22年位居第一。根据美国国际贸易管理局2024年6月11日的数据，截至 2023 年，德州出口总额超过4400亿美元，而加州是1780 亿美元，不到德州的一半。德州2024年出口金额为392亿美元，而加州这一年仅是162亿美元，同样不到德州的一半。
支持民主党和加州的人还认为，与经济层面密切相关的，还有大都市与小县城之别，意思就是集中于大都市的精英、高收入者、高学历者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这个概括或描述，同样具有一定的道理，比如洛杉矶、圣佛朗西斯科、萨克拉门托、圣地亚哥以及加州以外的纽约、波士顿、费城、芝加哥等大都市自然不用说，就是一路飘红的德州，其奥斯丁、休斯顿、达拉斯、圣安东尼奥等几个大都市也都支持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和参众两院的候选人。只是这个道理并非绝对，或者更复杂一些，比如经济非常发达的佛罗里达州以及国际性大都市迈阿密、杰克逊维尔，曾接连两次大选都支持了民主党的奥巴马，2020年迈阿密还支持了拜登，但整个佛罗里达州在奥巴马之后始终站在共和党和川普一边，迈阿密在2024年还支持了共和党和川普。另外一个富有挑战的情形是，作为德州第二大城市的达拉斯第30选区黑人和西裔选民占76%，也就是这里属于低收入区，而一直以来都是民主深蓝。
另外还有更有特色的案例，比如德州第十大、美国人口第81大的城市拉雷多（Laredo），西班牙裔人口比例约为95%，家庭收入中位数为32000美元（德州家庭收入中位数75000），约3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在2024年大选中支持了川普和共和党。如果就此认为确实只有穷人才支持共和党和川普，但在参议院、众议院的选举中，这个城市却支持了民主党。这种矛盾现象，单纯用经济决定论、大小城市和学历高低的观点能解释得通吗？
还需要补充的是，位于德州南部边境的斯塔尔县（Starr），人口中97%是西班牙和拉丁裔，家庭收入中位数为 23000 美元，约50%的家庭和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这个城市自1892年以来始终支持民主党，唯独2024年这次却支持了川普，又该怎么解释呢？
大型民主党咨询公司Blue Rose Research所做的全国选民调查也证实：2016年民主党获得了拉美裔温和派和81%和保守派34%的支持，而2024年分别获得58%和17%的支持，下降率为23%和50%。
同样，包括佛蒙特州、新墨西哥州、明尼苏达州、俄勒冈州等传统蓝州，包括铁锈地带的几个摇摆州，经济既不怎么发达，甚至已经凋零，已有的大都市，比如匹兹堡、底特律等早就衰败，自然也就聚集不了多少精英，受教育程度也不是很高，可他们现在或此前基本都是坚定的民主党的支持者。名流教授们为何不据此说只有穷人或民粹才支持民主党呢？
归结来说，从经济上的贫富、城市大小、学历高低、精英与否的层面或角度去评估2024年的美国大选，虽然具有一定道理，但难免片面和偏执之嫌，也很容易形成所谓的偏好伪造（Preference falsification）[1]。
二
或者如果想更客观地评估2024年美国大选，还需要引入更多视角和参量。当然，今天的讲座时间有限，我就只能选取一个可能很多人都已注意到的视角，就是加州的选举人票数由此前的55张降为54张，德州由原来的38张涨到现在的40张。
尽管表面上看，两州的选举人票的涨落差并不大，无非就是一两票而已，但其中透出的问题是严重的。比如，依照2020年的人口普查的数据，加州的众议员由2010年的53人，变为2020年的52人。据统计，一个议员平均代表76万选民，也就是说加州10年间已经净流失76万多选民。这个数据可以与州际移民流动（State-to-State Migration Flows）的统计相对照：从2010年开始到2022年间，加州每年人口平均净流出16.6万，12年间一共净流出200多万人。另据人口普查局2024年的统计，2021年加州人口净流出近28万人，2022年净流出40万人，2023年净流出近25万人。[2]再根据美国国税局（IRS）的数据，在2020-2021财年间，加州共有超过39.94万份纳税申报表离开该州，超过进入该州的24.12万份纳税申报表，也就是净损失约为15.82万份。据立法分析办公室 (LAO)2024年7月 31日报告中引用的美国国税局数据， 2020年至 2022年期间超过 1020亿美元的收入离开加州，其中德州收入140 亿美元、内华达州100亿美元、佛罗里达州80 亿美元、亚利桑那州70 亿美元、田纳西州30亿美元。
而且还要知道，2024年大选选举人票的确定，依据的是美国2020年第24届人口普查的结果，而如果将分配国会选区的时间界限设定为2024年1月，那么就如《加州人口情况说明书》（California’s Population Fact Sheet）中所体现的，加州可能会在2020年的基础上失去议会的3个席位，而不是1个。据此推论，连续三次都支持共和党和川普的德州的选举人票，可能在现有40张的基础上增加到41张或42张，佛州也可能由29张升为31或32张，而不是现在的30张。
同比其他几个“深蓝州”，同样都是人口净流出为负值。据此推算，纽约州的选举人票可能不是从29张降到现在的28张，而是27张。而伊利诺伊州，也可能不是从20张降到19张，而是18张。此外，明尼苏达、俄勒冈、罗德岛等蓝州都将各失去1票。这还不算可能存在的非法移民作为选民而登记制造多出来的席位[3]。
因为2024年的大选结果是悬殊的，所以各州之间选举人票的变动作用体现得不明显。试想如果选情非常接近，像2000年大选布什总统以271:266的微弱多数胜出那样，这个变动作用就会非常明显，甚至就是决定性的。如果按照这个态势发展，等到2030年美国进行第25届人口普查并重新分配国会选区代表，德州和加州之间选举人票数的距离将会更小，加州将可能再失去4张选人票。按照现在的态势预测2028年及以后的选举，哈里斯2024年不尽如人意的226票，可能将是民主党未来一段时间内难以超越的记录。
那么，为什么一向以富庶、宜居为魅力的加州，会造成人口净流出而降低议会人数和选举人票呢？
美国学术界和政界对此早有关注和研究，结论包括加州房价太贵、生活成本太高、人口出生率低、疫情影响等众多原因。这些原因当然都存在，但也只是众多原因的一部分，或者属于表层原因。因为房价问题、生活成本问题，在加州城市发展史上从来都是一个问题，而不是近些年才突然出现的新问题。或者说，这样的问题，在任何一个大城市始终都是问题和难题，但为何此前或别的大城市，都没有造成这么明显的人口净流出呢？人口出生率低的问题，也是一个看似好问题而未必是真问题的问题，因为据2019年统计，加州人口出生率是1.13，略低于美国当年的平均出生率1.14，并不构成多么大的人口减少的社会问题。尤其相比出生率1.02而人口并未出现净流出的佛州，再说什么出生率低与人口净流出有重要关系，那就是假学问、伪问题了。疫情影响的原因，也几乎就是假问题，因为就加州一个州受影响吗？美国的哪个城市不受疫情影响呢？片面强调这一点并大作文章，实在是思维偏执的表现。此前我一直以为只有中国学者常有这样的偏执表现，现在来看大多数的美国学者、媒体和政界也好不到哪去。
显然，加州人口净流出的问题，还有其他更重要、更复杂的原因。我注意到无党派背景的PPIC（Public Policy Institute of California）中的2024年1月的加州人口情况说明书，其中的一个调查显示：倾向保守的美国人更有可能表达离开该州的愿望。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倾向保守的美国人更愿意离开加州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确一下倾向保守的美国人具有什么思想或观念特点？以我粗略浏览各类政治哲学书籍和现实观察来看，从政治层面来说，倾向保守的美国人更符合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通俗概括来说就是主张小政府大社会、自由市场、最低限度的社会福利，反对政府干预，反对高福利，反对政治正确；从思想、文化和社会理念来说，倾向保守的美国人更主张自由优先于平等、重视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拥抱基督信仰，反对激进社会变革、反对堕胎和变性，反对觉醒主义、多元主义和全球主义，包括全球气候变暖等话题。
这个概括虽然未必全面，但可以说明一定问题，尤其是对比加州这些年的政治举措，比如大搞政府监管、福利社会、干预经济、大肆开放边境、大力接收和资助非法移民，同时强调身份政治、倡导取消文化、公立学校推行违背人伦的教育，一副激进自由主义的姿态。如果以专业术语来表达，我觉得可以是使用民主社会主义+后现代文化思潮。而这两个术语所体现的内涵和外延，对于保守的美国人来说，已经突破了他们能够承受的思想底线，结果只能是用脚投票搬离加州。
那么，这些逃离的保守的美国人，是不是都如名流教授们所说的属于贫民或底层呢？
根据PPIC的数据统计，迁出者中的确不乏低收入者，但也绝不仅仅是低收入者，甚至包含更多的高收入者，比如税务基金会（Tax Foundation）依据美国国税局的移民数据发现，在2020至2021年期间，加州总收入至少为20万美元的纳税申报单净减少了27300多份。对此，税务基金会国家项目副总裁沃尔查克（Jared Walczak）在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Fox Business）采访时表示，2023年美国大多数州的税收收入继续增加，而加州是少数几个面临预算赤字的州之一，也是过去一年中税收出现逆转的少数几个州之一。沃尔扎克同时指出，加州税收收入下降的部分原因，是“一些最富有、最重要的纳税人离开了该州”。这一点PPIC的调查文章中可以佐证，就是相对于低收入的加州人，高收入者、高技能者、受教育程度高者，更愿意搬离。
补充一点，加州人，当然也包括纽约州等，也有经济条件不好的愿意留在那里，也会投民主党的票，因为他们离不开或更喜欢那里的高福利。而且事实上，在反映问题的方面，加州的低收入者一直被无视。比如根据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2021-23年的数据，加州的官方贫困人口比例为11.7%，与全国11.4%的平均水平差不多。而根据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的计算，到2023年，31.1%的加州人处于或接近贫困。根据加州医疗计划看，约三分之一以上的低收入加州居民得到补助。这些人，也是一人一票地被计算在加州的选票中。
税收下降的同时，加州的支出一点也不吝啬。比如加州的医疗计划，2025年预算已面临62亿美元的缺口。斯坦福大学公共政策讲师大卫·克兰（David Crane）在接受《圣荷西水星报》采访时说：“自纽森上任加州州长以来，人均普通资金支出已经攀升了63.9%，是布朗州长时期人均支出年增长率的两倍（10.4% VS 4.7%）多。”“过去五年，他们的普通资金和特别资金支出，高达1.3万亿美元。然而，居民难以感受到公共服务有何改善，官员也难以解释这些支出的绩效。”克兰还说：“自纽森先生上任以来，行政部门增加了4万名员工[4]，每年的工资和福利支出增至420亿美元。”最后这一点，再次验证了帕金森定律，也是所有大政府的必然结果，看看与其类似的欧盟、加拿大，相信有点思考能力的人都会明白。
在这样的数据及其带来的灾难结果面前，不仅是逃离者对加州失望，就是留在那里的很多人也有很大意见，只是搬离的代价太大不能成行。比如PPIC在2024年2月份的调查中，一些民众对国家的政治灵魂做出了非常悲观的评估，人们担心美国的民主似乎正在偏离轨道。一篇题名为《加州潜在选民普遍对政治不满》的调查文章中写道：许多加州人曾希望在川普总统任期的分裂和混乱时期之后，国家会发生积极的变化，结果他们灰心到开始怀疑民主制本身。其中，51%的民主党人、88%的共和党人、77%的独立人士表示，民主党执政下的美国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这些数据与Blue Rose Research所做的全国选民数据分析基本一致，比如针对选项“目前最重要的，是维护制度，还是改革”，78%的选民回答“改革”；针对选项“（现状）可以更好，需要改进，以回到从前”还是“太糟了，需要对系统进行冲击”，53%的选民选择后者，选择前者的仅占37%。
深蓝的加州人也开始质疑民主党，问题当然就更严重一些，比如其中一些具体案例也值得说：2020年民主党初选中，拜登在爱荷华、新罕布什尔只排在第4、5位，但在南卡一个州胜出后，2个尚有竞争力的候选人适时退出，好像长跑比赛中领跑者一样；类似的情形，在2016年的初选中桑德斯的支持者就曾质疑党内偏袒希拉里；2024年大选首场辩论会后拜登退选，民主党匆匆搞了个网络投票后就宣布由哈里斯顶替；至于民主党政府胁迫Facebook、被收购前的推特等公共媒介压制言论自由，已经不再是秘密；就我个人更在意的感受来说，大学教授都要顾忌身份政治，而不能正常学术研究，批评稍有不慎就被扣上种族主义、歧视少数等罪名，然后就是停职或不再录用。这一点，对于始终标榜民主自由并为此赢得众多掌声的民主党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令人失望的。因为我知道，若学术不自由，则社会必然是倒退的，这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普遍公理。
或者不妨来听一下那些背弃民主党的人的观点。比如前民主党女议员蒂埃里反水后公开说：“我之所以转投共和党，是因为民主党已经向左转得太远，陷入了进步的深渊，现在我无法凭良心去支持民主党所支持的政策。”前民主党女议员、也是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图尔西·加巴德因为在社交媒体批评民主党大搞极左和逆向种族主义（anti-white racism），结果被国土安全部以“具有潜在威胁”为借口列为“恐怖分子观察者名单”中。比如美国国务院的“反制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办公室”，曾向数十家媒体施压管制言论，比如曾向伦敦的“全球虚假信息指数”提供10万美元，让他们指控《纽约邮报》等保守派媒体是“假信息”散布者。甚至连民主党筹款委员会成员Lindi Li，对民主党选举委员会100天花费35亿美元不允许质疑和批评愤而出走，说自己离开民主党“像离开一个邪教”（like leaving a cult）。还有就是此前始终是民主党的支持者马斯克和他的妈妈梅耶·马斯克一起公开声讨民主党利用公权力压制和影响言论自由。这些批评和声讨，固然有个人原因，有些言辞也可能过于激烈，但就所指出的问题来说也不是空穴来风。
也不仅这些公众人物开始反思，就是睡眼朦胧的美国民众也开始有所醒悟，比如民主党的铁票州的纽约，由2020年支持拜登的60.9%降为2024年支持哈里斯的55.9%，而支持川普的得票率由2020年的37.7%上升到2024年43.3%。其他传统蓝州，比如新泽西州、弗吉尼亚州、马萨诸塞州等也都出现这类情况，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就是加州选民也发生了变化，他们由2020年大选时支持拜登的63.48%，降为2024年支持哈里斯的58.5%，支持川普的由34.3%上升为38.3%。
与这些数据相关联的是，本杰明·阿普尔鲍姆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文中搜寻了20年来美国国内人口迁移的数据，其中从加州、纽约州、伊利诺伊州等民主蓝州搬往德州、佛州、北卡、乔治亚和亚利桑那等红州的人，大于从红州搬到蓝州900万人。文章也说，搬迁的人员主要是教师、警察、科技人员、牙医、商人。这些人，应该不是受教育层次低或是底层穷人。另外这篇文章还给出了一个数据，就是2023年一共超过700万人从一个州搬到另外一个州。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大迁徙，已经超越了正常的人口流动，背后那相当严肃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2024年或今后的美国大选。
面对这样的数据，也就能够理解加州河滨县警长查德?比安科（Chad Bianco）2024年5月15日在国会大厦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的讲话：“如果你听信州长的理论，执法部门显然成了‘系统性的种族主义者’；如果你听信了我们的立法机构，我们的法律也是‘系统性的种族主义’，我们的司法系统也是系统性的种族主义。所有这些被关进监狱的人都是因为执法者与检方的偏见等。”这种以下犯上的言论，如果不是因为问题确实严重，如果不是出于对于本地的负责态度，是不大可能出现的。
三
相比民主党常年执政的加州，共和党常年执政的德州却是另一番风景。比如德州长年以财政紧缩而闻名，2023年的公共财政收入2697亿美元，支出2588亿美元，盈余100多亿，同期加州则赤字320亿美元。比如税务基金会的数据，德克萨斯州的州税和地方税负担是全国最低的，也是全美7个没有州所得税的州之一。德州是美国经济自由度的顶级竞争者，在最新的2024年北美经济自由度(EFNA)报告中位居美国第五位，得分为8.0（加州是倒数第三，得分为4.44，纽约州是倒数第二，得分为4.25。前四名的得分：8.12、8.05、8.03、8.01）。这个数据以及数据对比，完全可以看出加州与德州之间的巨大差异。或者从经济理论来说，德州更遵循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以及以米赛斯、哈耶克领衔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以小罗伯特·卢卡斯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而加州的经济学基本可以说是第一代和第二代凯恩斯主义的天下。
德州这些硬件与每个投资人和公民都息息相关，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该州成为人口净流入州，尤其是相比高税收、经济自由度低的加州而言，优势是明显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何2010-2020年德克萨斯州净新增人口超过400万，并在2023年常住总人口达到3050万，与加州的3897万更加缩短了距离。
硬件条件外，德州还有一些软件具有吸引力。
今天时间关系，我只能讲其中重要的一点，也是中国人不看重而且可能也看不懂的一点，就是作为美国立国传统的基督教。宽口径统计，美国当下基督徒的比例占全国人口的60%，这个数据虽然远低于美国建国至1910年间的90%左右，但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仍然不能低估。而且从美国的共和制和代议制角度来说，2023-2024年第118届的国会议员的基督徒比例是88%（皮尤研究中心的宽口径统计），这个数据与1970年的91%相比，只是降低了3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我此前已经讲了很多，今天时间关系不多讲，有一句名言说：不懂基督教，不懂西方。我稍微改动一点：不懂基督教，就不懂美国。我自己这两年也常说：埃及人如果不出埃及，是理解不了应许之地的意义。这句话换成通俗的表达就是，刘姥姥即使进了大观园也不会明白贾府。
在这一不可忽视的大历史背景下，德州基督徒的宽口径统计是约有75%的人是基督徒，无宗教信仰的约占20%。同比加州的数据约为50%和27%。这两个数据的对比，可能在中国人眼里没有什么，但在保守的美国人那里是重要的，因为这涉及很多与数据相关的社会内容，比如基督徒父母都懂得不把孩子交给上帝就等于把孩子交给撒旦的道理，所以在每个周日的主日教育外，还希望孩子在学校日常学习中继续接受圣经的教导，希望孩子们与同样有信仰的孩子多交流，就像他们青少年时期一样。尤其是2023年德州议会通过一项历史性法案，允许牧师在公立学校受雇或担任志愿者，“为学生提供支持、服务和项目”。对此，德州副州长Dan Patrick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将十诫和祈祷带回我们的公立学校，将使我们的学生成为更好的德州人。”“我相信，除非你改变人类的文化，否则你无法改变这个国家的文化”。
德州此举，在2024年的俄亥俄州、路易斯安娜州、佛罗里达州、犹他州那里得到呼应。对于大洋彼岸的中文圈来说，这种回归美国传统的举措，到底该做出怎样的价值判断，进步还是倒退？
我想在此引用1928年《美国公祷书》中的“全国和平祈祷”（据传出自托马斯·杰弗逊，但尚未查到原文）：“全能的上帝，您赐予我们这片美好的土地作为我们的遗产。我们谦卑地恳求祢，让我们永远证明自己是铭记祢的恩惠、乐于遵行祢的旨意的子民。求祢赐福我们的土地，使我们有尊贵的牧师、良好的学识和纯正的礼仪。求祢拯救我们，使我们远离暴力、不和与混乱，远离骄傲自大，远离一切恶行。捍卫我们的自由，将从许多种族和方言中来到这里的人们塑造成一个团结的民族。将祢的智慧之灵，赐予那些以你的名义将政府的权力托付给他们的人，使国内能有正义与和平，并通过遵守祢的律法，在世界各国中彰显祢的赞美。在繁荣的时候，让我们的心充满感恩；在困难的日子，不要让我们对祢的信任失败。我们通过主耶稣基督祈求这一切，阿门。”（Almighty God, Who has given us this good land for our heritage; We humbly beseech Thee that we may always prove ourselves a people mindful of Thy favor and glad to do Thy will. Bless our land with honorable ministry, sound learning, and pure manners. Save us from violence, discord, and confusion, from pride and arrogance, and from every evil way. Defend our liberties, and fashion into one united people the multitude brought hither out of many kindreds and tongues. Endow with Thy spirit of wisdom those to whom in Thy Name we entrust the authority of government, that there may be justice and peace at home, and that through obedience to Thy law, we may show forth Thy praise among the nations of the earth. In time of prosperity fill our hearts with thankfulness, and in the day of trouble, suffer not our trust in Thee to fail; all of which we ask through Jesus Christ our Lord, Amen.）再来看托马斯·杰弗逊1805年第二次就职总统时的祷告：“[当]我......开始履行同胞们再次召唤我履行的职责...... 我需要祂带领我们的祖先，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离开故土，将他们安置在一个生活必需品应有尽有的国度；我请求你们和我一起祈求祂的仁慈，希望祂能启发你们仆人的思想，指导他们的会议，使他们的措施顺利进行，无论他们做什么，都能给你们带来好处，使你们得到和平、友谊和各国的赞许。 ”（[As] I ... enter on the duties to which my fellow-citizens have again called me... I shall need... the favor of that Being in whose hands we are, who led our fathers, as Israel of old, from their native land and planted them in a country flowing with all the necessaries and comforts of life; who has covered our infancy with His providence and our riper years with His wisdom and power, and to whose goodness I ask you to join in supplications with me that He will so enlighten the minds of your servants, guide their councils, and prosper their measures that whatsoever they do shall result in your good, and shall secure to you the peace, friendship, and approbation of all nations.）
不管中国的名流教授和微信界如何做价值判断，德州的举动显然符合这样的公祷书的精神，也属于历史和传统的传承，而且某种程度上也是对1962年美国联邦法院判决从公立学校将圣经中的“十诫”移除的正面挑战。从更深意义上来说，德州的举动是某种程度的回归和保守美国的传统，而如果中文圈的精英们不能理解这一点，还说什么契约破裂、纳粹和民粹之类的话，那就是对于美国的历史和现在以及美国大选的隔膜和无知。或者说，当他们一方面赞美美国的三权分立、宪法以及宪法修正案和为建国做出巨大贡献的建国之父们的伟大人格时，另一方面又反对共和党及其回归美国传统的各种举措时，其实正在上演着以及之矛戳己之盾的思想游戏，只是他们不自知而已。
四
加州与德州的情形不需要再比下去了，稍微有些思考能力并且愿意接受真相和放弃成见的人，都可以得出客观结论，那就是民主蓝的加州的执政理念和政策，严重背离了美国传统，已经走在慢性自杀的歧途中，而共和红的德州，则在一定程度上持守了美国传统，所以吸引了那些民主蓝州中的人不惜背井离乡地投奔而来。
以加州和德州为参照，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检视2024年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美国大选，而且结论应该也不大会跑偏，也就是民主党的一系列执政理念和具体政策，比如大政府的集权主义、高福利的平等主义、放松边境管控的无国界主义、LGBTQ的身份政治、激进反传统的进步觉醒主义、取消基督文化的多元主义，都是背离美国传统的政治理念和文化习俗的大革命，都是英国二战后工党执政造成的“英国病”（the British Disease）、“阿根廷病”（贝隆社会主义）的2.0再现，多数美国人，哪怕就是底层贫穷的人、“红脖子”，也已经不能忍受，并且不再受欧美著名大学、主流媒体以及演艺圈的左翼精英们的诱惑，迫不及待地选择回归常识和传统，哪怕是面对一个非标准的政治家——川普，也毅然地用毫无争议的选票向一左再左的民主党说了不。或者某种程度上可以说，2024年大选（也包括2016年），不是川普和共和党打败了民主党，而是民主党自作孽葬送了自己。当然，左翼知识精英们同样被仅具常识的普通民众打败，也真是知识界的悲哀，因为他们本来是这个世界的眼睛，却因为自以为是的睁眼瞎将众多的粉丝带进沟里。
引申的一个问题是，从人口流动和选举人票变化的时间看，2024年显然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开始，而开始的时间最晚也是从2016年算起，这个态势是个始终持续的过程，那作为中间站的2020年，拜登和民主党有多大的概率会逆潮流而胜利？这个问题，留给各位去思考和研究，也留到2028年大选进一步验证。
当然，我个人对于德州以及美国是否能够真正回归传统，并不抱有太乐观的期待，因为追求平等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文化马克思主义以及解构一切的后现代思潮相结合，不但符合人的先天本性，而且还有社会正义和绝对自由的招牌加持，再加上他们韧性的费边主义策略，以致于政治界、法律界、教育界或媒体界的社会精英，就像1920年代以来的海德格尔、罗素、萧伯纳、罗曼·罗兰、拉斯基、卡尔·施密特、杜威、萨特、波伏娃、罗尔斯、本雅明、德里达、萨义德等各色“先进”知识分子一样，普遍批评资本主义社会和（古典）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最终成为大众媒体和公众视野里的长期宠儿，在征服欧洲、澳洲、加拿大后，又深度影响着美国的社会生态，并且让捍卫欧美传统的卡尔·波兰尼、卡尔·波普尔、雷蒙·阿隆、拉塞尔·柯克、诺奇克、托马斯·索维尔则等相形见绌、靠边而站。
中文圈的名流教授们，从民国开始直到今天，多被欧美社会的这股强劲“左风”裹挟，所以不管是民国时期胡适、罗隆基、储安平、萧乾等，还是当下中国思想界的秦晖、贺卫方、张千帆、周廉等名流，虽然挂出来的招牌都是自由主义，但实质不过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伯恩斯坦—费边—拉斯基等先贤的粉丝。至于媒体人程益中、方舟子等大众意见领袖，不过是民国时期既变又不变的陈独秀、邵飘萍的2.0版，留给这世界的也就是阵阵的喧闹而已。
历史真是何其相似！
讲座的最后，我想对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备受伤害的名流人士说：大可不必伤心和愤怒，因为一方面既然大家都是制度决定论者，就应该相信制度具有纠错的能力，不能输了一次就放下狠话否定制度和选民；另一方面，欧美世界的社会主义化长久来说是必然的，美国只是最后一块保守或顽固之地，早晚也会步欧洲后尘而沦陷或被攻克的；第三就是不管是国会还是整个美国，自由派的基督徒占比都很高，而他们多数此前都支持民主党，所以只要适当做些修正，口号再漂亮一些，胜利还是会属于民主党。
往期文章：
3、限制王权有学问：从美国的No Kings运动看英国的《权利法案》
6、为什么说纳粹不是“极右”而是“极左” ——与张千帆教授再商榷
8、为何说胡适是半吊子 ——以《自由主义》为例兼于自由主义者们商
[1] 库兰在 1995 年出版的《私人真相，公众谎言》一书中认为，偏好伪造不仅无处不在，而且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它提供了一种理论，说明偏好造假，如何塑造集体幻觉（或错觉）、维持社会稳定、扭曲人类知识以及掩盖政治可能性。集体错觉是指，当一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人，错误地认为群体中的大多数人都同意他们不同意的想法或偏好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同期，加拿大的安大略省、BC省也出现人口净流出的情况，相对保守的阿尔伯塔成为人口净流入的大省。另外，在特鲁多执政的9年里，就有5000亿美元从加拿大净流出到美国。
[3] 万斯副总统说：美国国会多出了5个“假”席位。
[4] 加拿大在特鲁多自由党执政的九年间，公务员人数激增了10万人，增长43%以上，工资支出增长了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