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般的深刻。
著名的北大法学院张千帆教授在《平等是祸水吗——论自由与平等》的讲座中，将希特勒的纳粹定义为“极右”（讲座：15分钟）。而此前他在《中西左右：一场跨洋误会》中也明确写道：“纳粹究竟是极左还是极右？他们当然通常被归为极右，因为他们的鲜明特征是反共、反犹、反民主。”“总的来说，纳粹意识形态的基调是种族主义、英雄崇拜和极权国家，因而属于极右。”张千帆教授对纳粹特点的归纳，应该说不错，只是缺少辨析，而且断言纳粹一定是“极右”，结论显然太过草率。
那么到底该如何理解纳粹（Nazism）呢？
纳粹，是Nazi[①]的中文翻译，纳粹主义的德文是Nationalsozialismus，翻译成中文可以是国家社会主义，也可以是民族社会主义。与纳粹主义相关联的是纳粹党，其完整名称是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如果对这两个名词进行分析，可以这样说：在名称上来看，纳粹本身虽然有nation这个词，但也离不开社会主义这一核心词；从政党的人员组成来说，纳粹党基本上可以说是工人阶级队伍或先锋队。也就是说，即使要强调nation，也不能忘记同时还有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这两个要素。而基本的共识是：在20世纪上半期以前的欧美语境中，凡是自号或被冠名为社会主义的，由工人组成的组织或政党，都可以自居或被视为左派阵营。
而且还要知道，因为“左”和所谓“右”存在变动和相对意义，所以对“极左”和所谓“极右”做出定义是比较难的，但激进主义无疑是“极左”最重要的一个特点，而法国大革命、列宁和斯大林无疑又是“极左”最标准、最权威的代名词，那么属于社会主义苏联的全能政府（极权主义）、计划经济、个人崇拜、消灭异己等内部特点都属于“极左”的应有之义。这一点应该是不存在争议的。
以上这两点，中国人在思考左和所谓“右”问题时必须提醒自己的，否则，不知道历史渊源和发展，就不好把握语词和主义的内涵与外延。
当然，同时还要清楚，社会主义这个集合名词的内部，充斥着五花八门的理论，各种理论之间相互排斥、敌对的现象始终存在。具体到纳粹，张千帆教授所概括的那几点完全不够用，因为完整地说，希特勒上台后，无论是执行所谓排犹政策，包括提倡种族主义和优生学，还是推动国内的政体运作，都是以个人崇拜为先导，以国家主义相号召，以强制、暴力为手段，并采用社会动员的方式，中间贯穿着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仇恨主义、军国主义、人民利益、阶级团结、民族共同体、千秋帝国、生存空间等宣传口号，最终成就了一个与苏联极其相似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国家。
学术梳理中，将纳粹或希特勒定位为极权主义，德鲁克、阿伦特、米塞斯、哈耶克、波普尔和斯蒂文·巴赫等早都命名和解释过，应该说没有什么异议。但是纳粹的极权，与列宁和斯大林的极权与极左，有什么相同或差异呢？
要想解决好这个问题，第一就要考察代表“极左”的列宁和斯大林是不是也提倡种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而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要对以反犹为代表的种族主义进行追溯。这是一个费时的工作，好在已有前人的研究成果参看，比如德鲁克教授在1939年出版的《经济人的末日——极权主义起源》的序言中指出著名的反犹案例——德雷福斯案，首先发生在法国而不是德国。阿伦特在《极权主义起源》第一部分第二章第四节中更是以法国为例明确写有：“左派反犹主义”。行文中她还特意写道：“纳粹专政常常被所谓‘国家崇拜’（state-worship）牵扯在一起，甚至连历史学家们也盲目地信以为真。”她还指出，当图森纳尔的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描写和批判对象的《犹太人，时代之王》小册子出版后，受到了法国整个左翼出版界和下层的中产阶级的欢迎。阿伦特的研究表明，流行的主流观点中的纳粹因为反犹的种族主义而被定位为“极右”，不是那么专利在手，因为左和极左也与种族主义、国家主义密切相关。
那么列宁和斯大林是否也有种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呢？
先来看列宁。1919-1923年间的伏尔加河周边大饥荒，导致500万人（也有说100万和1000万的）被饿死，其中鞑靼斯坦人、哈萨克人、乌克兰人尤其严重。这难道不叫种族灭绝主义？还要知道，当美国要伸出援手救灾时，列宁以干涉内政为由从1919年一直拒绝到1921年春，最后才勉强答应各国救助，因此有约1000万人因此得救。在这样的残酷事实面前，还有人相信什么阶级平等的骗人口号吗？不仅如此，在饥荒期间，列宁领导的政府继续出口粮食，以换取外汇发展重工业，并借饥荒将东正教教会牢牢掌控住。涉及犹太人的问题，无神论的列宁在1918年下令查封包括犹太教堂在内的犹太人财产，解散犹太人工会，取缔宗教教育，逼迫犹太拉比离开神职工作。这种手法跟法国大革命几乎如出一辙。1919年秋的一次训令中，列宁还指示说：“对乌克兰的犹太人和城市人口必须施以像刺猬的甲胄一般的鞭笞，把他们送上前线，不让他们担任任何行政职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有比例小到足以忽略不计的犹太人和城市人口有权任公职，但我们仍需对其进行管控。”
斯大林的种族主义的体现，一个是在乌克兰制造饥荒，将一个世界的粮仓变成尸横遍野的人间地狱，约三百万人（另外的数据是500万人）为此殒命，对此2010年出版的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的《血色之地》、诺曼·奈马克的《斯大林的种族灭绝》都进一步论证饥荒是明确的种族灭绝。另一个种族主义的体现是对蒙古国人、车臣人、克里米亚半岛的鞑靼人、波兰人（卡廷惨案）的种族虐待和灭绝，也包括屠杀和监禁了远东万余华人（俄国社会与政治史国家档案馆的记录，8500多华人在“大清洗”期间被杀。加上集中营中死亡人口，超过一万人。）。来看一下被斯大林一手扶持上台的乔巴山1939年末在笔记本中的记录：“到11月，共处决喇嘛20，356人，......摧毁797座寺庙；在1937年和1939年之间，逮捕了56，938人，其中20，396被处决。”
斯大林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如何呢？公开的文献中，比如《反犹主义：答美国犹太通讯社记者问》显示，可能是一个拯救犹太人的英雄，他还曾违反国际禁令向刚复国的以色列提供武器。但历史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他的秘书Boris Bazhanov表示，斯大林在列宁还在世时就曾发表过粗鲁的反犹主义言论。他上任后，列宁班底中的犹太裔高官全部遭到清算，几十万犹太人被送进劳改农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更是有一条允许希特勒自由进入波兰，而波兰居住着大量犹太人。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大量征集犹太人上战场，伤亡率近50%。就是二战后，因为犹太人建国被视为向美国“屈膝投降”，所以斯大林展开了著名的“反犹运动”（即“反无根基国际主义者运动”），其中诞生了一些著名案件，比如“斯大林汽车制造厂案”（1950年）、“叛国案”（1952年）、“克里姆林宫医生阴谋案”（1953年）等。
列宁和斯大林的种族虐待和种族屠杀相比希特勒逊色吗？为什么有些人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纳粹和希特勒那里，包括对犹太人被虐杀的600万人的数据以及毒气室等手段丝毫不怀疑，而有选择地把列宁和斯大林的种族屠杀罪行几乎给淡忘呢？还是因为真理部几十年的宣传真起到了效果，让即使是中国自由派中最优秀的教授也都迷失了双眼？
事实上，就是希特勒的“优生学”，跟马列主义所倡导的无产阶级是先进代表、领导阶级，不都是一种叙事逻辑吗？尤其是希特勒在残杀犹太人外，也没有放过纳粹的异议分子、抵抗组织、同性恋、肢体障碍者、智能障碍者、精神病患者等，他们并不都是犹太人，而是德国人。所以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并非真的那么纯粹。或者说，挂出阶级主义或国家主义的不同招牌，喊出了“阶级平等”或“雅利安人更优秀”的不同口号，包括被描述为罪恶滔天的纳粹集中营（真实的情形并非如此，包括流传甚广的东湖会议、犹太人被屠杀的人数等都存在不实之处。），与遍布苏联各地的“古拉格群岛”（苏联劳改营）一样，都不过是手段，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对极权主义有正常判断力的人都知道，纸面上的不同宣言、誓言，出版物中的不同主义和口号，不管花色品种如何翻新，本质都是一样的货色。
还需要补充一点。列宁和斯大林打着国际共产主义（或国际社会主义）的招牌，事实上大行俄罗斯横跨欧亚两洲、兼具东西两大出海口的传统帝国愿望，而且最终将第一代沙皇伊凡四世到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始终不渝的领土野心变成现实，他们事实上都是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和“诺曼说”的坚定反对派，所以可以说列宁和斯大林是沙皇2.0版，或者红色沙皇更合适。如此这般的领土扩张野心和行径，难道贴上一个国际主义、人人平等的标签，就说他们跟希特勒吞并奥地利、捷克等国以及发动全面欧洲战争不一样，那只能说是善用宣传手段的真理部，的确是功勋卓著了。
国际主义标签下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是列宁和斯大林的首创，还是也有理论渊源呢？稍微考察历史不难发现，马克思就曾经一方面号召“工人阶级无祖国”，另一方面又热情盛赞爱国主义是一种“最崇高的国家美德”。了解了这一点，也就知道为何更为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在《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批评马克思是“顽固的国家主义者”，“宣扬‘国家主义’的共产主义”了。
也不仅马克思，列宁那里也一样，比如他一方面说，“如果你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你就应当为了国际革命而牺牲自己的一切爱国主义情感”，“从无产阶级观点看来，承认‘保卫祖国’就是为现在的战争辩护，承认它是合理的。而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所以承认保卫祖国实际上就是支持帝国主义的掠夺成性的资产阶级，就是完全叛变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又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为了同国际社会主义‘加强联系’，就必须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谁要是对无产阶级已经获得胜利的国家的国防采取轻率的态度，他就是在破坏同国际社会主义的联系”。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事实上一直存在，比如各位最熟悉的《国际歌》中唱“从来就没有救世主”，结果他们同时唱着“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一手拿矛一手拿盾，怎么有些自由派的教授也是只见矛不见盾呢？
第二方面，来探讨张千帆教授强调的纳粹反共问题。这的确是个问题，因为同是极权主义，为何纳粹的极权与苏联的共产极权主义势不两立？为何希特勒不惜先虚与委蛇地与斯大林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换得相对保障后，再发动对波兰的袭击，甚至西线作战还未见胜利时，就按捺不住地发动对苏作战？甚至希特勒在巴巴罗萨计划中也提及“这是意识形态”之战，这难道不是“极右”对“极左”的水火不容吗？
这个问题很重要，但又简单到一个类比就可以解决。比如美、英、法等民主国家毋庸置疑地是斯大林的敌人，但在某些特定时期，这些外部敌人并不是第一位的，最典型的就是作为列宁时代二把手的托洛茨基，一度是斯大林的敌人中最优先的一个，所以苏联当年发起了大规模的“肃托”运动，而任何被定性为“托派”的昔日革命战友和同路人，都会得到比阶级敌人还残酷的待遇，即使托洛茨基已流亡国外，斯大林依然寝食难安，因为他清楚，相比国际共产主义的理想，相比那些遥远的美英敌人，权力的宝座和权威才是最关键、最紧要的。
现在再来看希特勒和纳粹与德共之间的关系。德国共产党主张“阶级大于德国”，而纳粹党是“德国大于阶级”。这一点的确是他们的区别和差异。因为德共要打碎旧有国家（民族）机器，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而纳粹党人则高呼“我们首先是德意志人，其次才是工人阶级”。因此，纳粹与德共之间出现了是阶级优先还是国家优先的分歧，后来导致占多数的纳粹在巴黎和会后的民族仇恨情绪中上台执政，就不顾及“本是同根生”的历史和理论渊源，视德共为仇敌，也连带他们的国际上级——第三国际。
纳粹和德共仅有区别和差异，难道就没有共性吗？事实很明显，除了纳粹党章中那些相当多的明显的“社会主义”条款外，比如戈培尔曾建议希特勒与德共进行调和；比如1932年德国历史上怨恨最深的柏林金属制品罢工中，纳粹和共产党一起参与其中；比如纳粹党员见面互相称呼“同志”等。从这些交集来说，不管纳粹和德共之间存在多少差异和冲突，社会主义的大原则，以及都依赖工人阶级、个人崇拜、政府主导经济、暴力消灭反对力量等具体主张和操作手段等，都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1920年代对抗最为激烈的双方巷战，也不过是为了赢得选民的忠诚而发生的自相残杀，类似于西班牙内战时共产主义者杀社会主义者、苏联的斯大林清洗托洛茨基。
还有一个要澄清的是，纳粹推行的私有制与苏联的公有制问题，张千帆教授在《中西左右：一场跨洋误会》中特别强调指出：“虽然纳粹统治期间国有化了某些工业，但是完全不像共产党那样将公有制当作终极目标。因此，纳粹的‘社会主义’成分确实不多；事实上，它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平等理念。”与张千帆教授的观点相印证的是，法国的夏尔·贝特兰教授在《纳粹德国经济史》中统计了国营企业的资金在1932年相当于私营公司与有限公司的7.3%，1939年12月底也不过为8.7%。
这种象牙塔的教授还真是多，他们大概没有搞清楚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产权，与暂时性的私有产权，不是同一个性质的东西，而只是流于表面地相信那些真理部的数字和宣传文字，以彰显他们以数据说话的学术严谨。这又难免不让人想起美国那位创造“毛主义”术语的史华慈教授，在他的“老师和向导”费正清教授的影响下，认为“毛泽东的独创性”在于背离了莫斯科的教条和指挥，既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偏离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因此他与斯大林绝对不同。
事实真的如他们说的那样吗？希特勒在经济层面推行的国家—政府主导和垄断众多大型企业，尤其是军工企业，大搞国有企业，这无疑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模式。而且虽然表面上，德国还保留了大量私营企业，并没有像苏联那样施行全面国有化，但这些大企业并非像福特、克莱斯勒、美孚等公司那样自由贸易，因为希特勒成立了各种“委员会”和“瑞恩组织”，不仅名义上而且还实质上统制经济。到了战争紧张的1943年10月，希特勒的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长斯佩尔（各种委员会就在他的领导下）在波茨南召开的“省党部领导大会”上，向纳粹高官发出警告：各省必须在两周内把民用工厂都转为军用工厂，否则将遭到严厉惩办。
作为当事人，德鲁克正是亲身经历着德国的经济变化，才纪实性地写出揭露纳粹管制经济将导致“经济人的末日”。而且他还在《经济人末日》的书中，对于被德国民众普遍看好的“管制性消费”，也提出惊醒，认为当消费也被管制时，所有的经济活动就失去了自主性，进而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也将失去自由，终将导致极权主义。
针对这个问题，米塞斯在《全能政府——总体国家和总体战争的兴起》中进行了系统的比对和鉴别后说：“德国和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共同点是，政府完全控制了生产资料。......德国政府与俄罗斯政府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貌似和名义上）保持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并保持普通价格、工资和市场的存在。然而，这里不再有企业家而是只有商店经理。这些商店经理负责购买和销售，支付工人工资，签订债务合同，并支付利息和摊销。这里没有劳动力市场，工资是由政府确定的。政府告诉商店经理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以什么价格和向谁购买，以什么价格和向谁出售。......这就是披着资本主义外衣的社会主义。一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标签被保留下来，但它们的含义完全不同。”
贝特兰教授、费正清教授、史华慈教授都没有真正经历过极权主义的统治，书生本色、雾里看花一些可以理解，就像现今欧美各国的一些可爱教授所做的中国学研究一样，或者就像萧伯纳、罗曼·罗兰、萨特、乔姆斯基等曾为极权洗地一样——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将他们描述为：“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但在美国留学多年又在中国大陆生活过几十年的教授，尤其是面对当下大陆中国的国进民退和大小韭菜被随时通吃的现状，竟然也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确是有些令人惊讶。
在简单探讨完共性特点后，接下来要探讨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纳粹主义作为理论或意识形态，是如何发展、确立的呢？与其密切相关或深受影响的理论或学说都有哪些呢？
据《社会主义文献钩沉》中材料显示：希特勒在私下场合多次承认从马克思那里学到很多，他们之间的分歧，包括整个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主要是在策略层面上，而不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也提及：《希特勒的餐桌谈话》中有很多例子证实，与很多战后的传说相反，希特勒从来不想为保卫“西方”而反布尔什维克，反而总是随时准备与“红色分子”一起摧毁西方，即使是在与苏俄作战时也是一样。
与两个学者的研究相印证的是，希特勒本人很钟情斯大林式的集体农庄，占领乌克兰后仍予以保留，以至于让本来欢迎纳粹的乌克兰人失望至极。此外，纳粹的党政军领袖戈林就是一个计划经济主义者，并曾仿效苏联的“五年计划”在德国推行“四年计划”。还有纳粹的另一干将戈培尔，则培植了大批“牛排纳粹党”——外面看是棕色的，里面却是红色的。了解了这些就能理解丘吉尔在演讲中所说的：“纳粹制度同共产主义最坏的特征相比较，并没有什么区别。”
还有一个材料很重要，而且很容易造成误读，那就是海登在《希特勒之执政》中揭示的，希特勒在1920年代就认识到纳粹运动与苏联共产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说：“在我们的运动中，两个极端会合在一起：左派的共产主义者和右派的军官与学生。这两者向来是最活跃的成员。......共产主义者是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之所以先提示这个材料会被误读，是因为单纯看希特勒好像已经自命为“极右”，因为他说的是“两个极端”，但是要知道这种表述是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这“两个极端”都服从“共产主义者是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者”这一命题，因此他说的“右派”并不是真的“右”，而是相对于苏俄的极左的不同，但不是绝对的反方向。
以上材料展示后，再来看米塞斯教授在《全能政府》这本书中所写的：有人断言，国家社会主义这种理论，是从西欧传入的，其中圣西门、欧文、傅立叶、佩克尔、西斯蒙迪、奥古斯特·孔德“贡献”很大。作为德国本土的根基，可以在费希特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理论以及谢林和黑格尔的社会学教义中找到。米塞斯在对纳粹德国和苏联的国家管控和全能政府做了几乎全方位的比较后认为：希特勒和纳粹党从俄罗斯引入了一党制，建立秘密警察外围组织，镇压政治异己，设立集中营，用宣传来洗脑，用教育来灌输，在经济上实行高度计划，经济命脉完全由国家来主导。苏俄的几乎每个统治极权手法都被希特勒学去了。灭犹不过是阶级斗争与阶级专政理论的德国实践。米塞斯1951年直接指出：“真相是：任何种类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统治与维护个人自由和代议制或者宪政政府都是不相容的。代议制政府和个人自由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产物或者说政治性产物，正如无限的专制是社会主义的产物一样。任何语义的辩解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社会主义运动不是19世纪自由主义运动的延续，而是对它的最彻底的反动。列宁和希特勒模式的绝对政权(total state)是所有时代的所有大暴君的理想之集大成者。”阿伦特也在对比纳粹和斯大林同样地施行大屠杀的各种数据后认为，“纳粹制度和布尔什维克制度看来更像从一个模型中产生的两个变种”。
米塞斯的学生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者桑巴特的《商人与英雄》（哈耶克评价：“如果说马克思原理深入到德国人思想中的程序是俄国革命以前其它任何国家前所未有的话，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桑巴特。”）、约翰·普伦吉的《论马克思和黑格尔》和伦施的《世界革命的三个年头》后指出：“在德国，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的联系从一开始就是很密切的。国家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前辈——费希特、洛贝尔图和拉萨尔——同时被公认是社会主义的鼻祖，这是意味深长的。”“1914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队伍里接二连三地出现了一些导师，他们没有领导保守派和反动派却领导了勤苦的劳动者和理想主义青年，使他们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徒，只是在这之后，国家社会主义的浪潮才达到了重要的地位，并很快发展为希特勒的学说。”“因为在思想领域里，德国是一切社会主义梦想中最令人信服的代表，而在现实的领域中，它是具有最高度组织的经济制度的最有力的建筑师。”“（国家社会主义）虽然是德国思想家领导了这一发展，但绝不能说是他们单独搞的。卡莱尔和张伯伦、孔德和索雷尔在这个连续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与任何德国思想家相媲美。”
应该再次强调，在二元思维训练下的中国人，习惯性地认为“左”的对立面是“右”，却常常忽略“左”的对立面或敌人还是“更左”、“畸左”、“极左”、“极左中的极右”、“极左中的极左”。这正像法国大革命前，支持自由放任的被视为左派——然而这样的主张在20世纪后的欧美世界常被称为“右”，张千帆教授还将主张自由放任的哈耶克说成是“远右”或“极右”（哈耶克事实上并非如此）——可是等到了大革命初期，支持自由放任的左派，又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救助贫困阶层。同一伙人，不同时期，因为面对不同问题，“左”和所谓“右”已经发生改变。
这种情形，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中国学者都了解1960年代中苏决裂时的情形，不管是军事方面的剑拔弩张，还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相互诋毁谩骂，只要翻看一下当年的《人民日报》就会深切感受得到。试想那时，会有人说“修正主义”的苏联是极左，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中心的另一方是“极右”吗？或者反之说毛泽东是极左而赫鲁晓夫是“极右”吗？
更何况，极权主义自身也在发展、调整中，某些时期更强调阶级解放，例如一定时期的口号：解放世界被压迫的三分之二受苦的无产阶级，而到了另外一个时期就成换成了韬光养晦，意思就是更加注重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塑造和强化，这个历史与现实不就是最好的写照吗？或者再看一下前些年刘小枫博士对纳粹理论家施密特的鼎力推荐，其中的道理不是那么难懂吧。
当然，有些学者会说极左很容易就变成“极右”，与当年纳粹德国一样，可是同一个党，只是因为不同时期的政策不同，就忽然从“极左”变为“极右”了？这么华丽的转身也太匆忙、太魔幻了吧。或者是不是我们的命名和学术修辞太喜欢多样化，以至于忘了用一个简单的词汇就可以解决问题，却非要延续和坚持欧洲左派1930年代为甩锅而对纳粹的“极右”抢先冠名呢。
到这里可以下结论说，纳粹和苏联，不仅理论渊源上同宗同族，而且实践上也几乎可以说是如出一辙，他们都是“极左”阵营的亲兄弟，只是在这个阵营中，不但兄弟有别，还出现了兄弟相残的现象，但明智的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手足相残，就说他们不是亲兄弟。
[①] 记者、史学家康拉德·海登（Konrad Heiden）将德文的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中的第一个单词的前两个字母Na，和社会主义——Sozialistische的第三、第四个字母ZI，组成Nazi，在上巴伐利亚的方言中有“头脑简单、自以为是”的意思，意即借这个词讽刺和嘲讽德意志社会主义工人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