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般的深刻。
一个偶然的机会参观了加拿大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作为加拿大最大的世界文化和自然历史博物馆，这里珍藏的世界级的文物，像恐龙化石、古代埃及木乃伊、加拿大矿产宝石等还是可以对外炫耀一番的。尤其是对于那些远东来客，最具亲和力的莫过于一楼展区的中国展馆：古代艺术、佛教艺术、建筑艺术和雕塑造像等展区，从玉器到陶器，从寺庙壁画到青铜器，从战国时期的铜镜到西汉时期的空心砖，从大秦景教碑的拓片，虽然不能说让人大饱眼福，但的确可以说琳琅满目。当然，将景教碑拓片与一堆佛像混放到一起，不但显得拥挤不堪，而且不伦不类。在众多的东方国度的展品中，还有几片不起眼的殷商王朝都城出土的甲骨。当然，展出的这几片甲骨，仅仅是安省皇家博物馆馆藏甲骨数量的不到千分之一，只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这些馆藏没有都拿出来展览。
不了解历史背景的人，肯定会奇怪，坐落在北美的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怎么会有如此之多的中国文物？尤其是馆藏数量巨大、价值极高的甲骨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此前的“怀履光中国寺庙艺术展区”开始说起。
怀履光是谁？他何以被博物馆命名，而且还置于中国文物馆内？
要想解开这个问题的谜底，翻查史书或文献自然可以，但那需要费很多的时间，要是可以尽览馆藏的那些文物，可以得到部分答案，比如一张用汉字书写的证书：“大中华民国大总统兹赠与 大英国圣公会主教怀履光三等嘉禾章以表亲睦之意。 大中华民国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令行”。证书中间是红色的印章“荣典之玺”，印章下面是袁世凯的签章。
由这一信息扩展开来可知，中国译名怀履光，本名威廉•查尔斯•怀特（William Charles White），出生于英国，幼年时随父母移民到加拿大，后毕业于多伦多大学神学院（Wycliffe College），1897年24岁时被圣公会派往中国福建的建宁县传教。在那里，他先后创建寄宿小学、诊治麻风病人、为吸食鸦片的人戒烟，还主编了《建宁方言英语词典》等，因工作得力，于1910年被升为主教派往河南省主持教务。在河南的长期传福音期间，怀履光先后担任“河南救灾基金会”会长、“河南公共卫生协会”会长、开封红十字会会长、国际反鸦片协会河南分会会长，积极募集资金，热情参与救助因天灾、战乱而流离失所的人们，还主持创办了多所小学、中学、女中，也因此受到袁世凯、黎元洪和徐世昌等民初历任总统的嘉奖，嘉奖的原件都保留在安大略皇家博物馆。
怀履光另一次大名远扬是1928年洛阳古墓在金村被发现后，1988年洛阳博物馆出版的《洛阳出土铜镜》、2005年洛阳市文物管理局和洛阳市白马寺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编辑的《千年阅一城》两书中都对怀履光“长达四年之久”“盗掘了8座周墓”，“转手倒出海外”给予了毫不客气地批评和声讨。尤其是2005年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青岛中国海洋大学的学者董林夫的学术著作《双重文化与信仰：明义士的生平与成就》，对怀履光在中华民国1931年出台《古物保护法施行细则》后依然运送甲骨等文物并在其间“倒卖发财”的行为给予严正谴责。一时间也让这位曾经在晚清和民国享誉政府嘉奖的外国友好人士，一夜之间成为中文世界唾骂的对象。
不过，相反的意见同时存在，其中安大略皇家博物馆馆藏部主任马克·恩斯特龙出于一种世界情怀，在多个场合为怀履安进行辩解。另外，中山大学教授徐坚2012年在《暗流：一九四九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一书中也为怀履光做了辩白，称其不但未直接参与当地村民的盗掘活动，而且“和梅原末治改变了金村和金村器群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地位”，其1934年出版的英文著作“《洛阳故城古墓考》不仅在资料层面上首次尝试全面复原金村，在研究方法上也足以确立一种新的范式”。
二种观点究竟孰是孰非，其实很容易辨析，这里也不想多赘言。一个基本事实是因为当年置身于河南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环境，怀履光公开地为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收购、输送了大量文物，总数量在8000件左右，甲骨文就2000多件。一直到1934年，年届花甲的怀履安退休回到加拿大，先后出任多伦多大学的副教授、教授兼安大略皇家博物馆远东收藏部主任。
如果想深入了解怀履光如何具体开展这一工作，可以阅读他与任安大略皇家博物馆馆长柯雷利及其秘书的多封书信进行考察和佐证以及英文版的Our work in China。
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有一些小细节值得说。比如他对推动河南省的女子学校所做的贡献，包括培养了不算著名的女教师赵秀兰。这个故事的源头是怀履光有一次在讲路加福音时，提到了耶稣关爱那些需要关心的病人、罪人、妇女时，赵秀兰深受感动地说：原来神也爱我这样卑微的人？之后她受洗成了基督徒，并且坚持学习，最终成了那个时代鲜见的女老师和女传道人。这样的案例在今天的中国完全不值得说，但是在当年的历史语境中，不仅河南，就是整个中国，简直都可以说是文明推动的曙光见证了。这一点再结合圣约翰大学 、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等众多教会学校所做的贡献，我们如果不带着历史的有色眼镜，那应该承认近代中国文明转型的超过半壁江山是由这些基督传教士贡献的。
另外一个需要补充的案例是。1907年左右，一个河南商人问怀履光：“你们信的主死在十字架上，怎么还说祂有能力？”怀履光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父亲，为了救落水的儿子，自己跳进河里，最后他死了，但儿子得救了。你说，这个父亲是软弱还是有力量？”商人想了想说：“这样看来，你说的主不是我们想的那种‘强者’，而是……为别人死的那种？”怀履光回答说：“正是。祂为了你，也为了我。”这个小故事中，虽然怀履光某种意义上回答了商人，因为他知道中国人重视的亲情孝悌文化，曾经将耶稣的爱故意说成是儒家的“仁爱”，以此让中国人对基督教有好感，但在我看来，不但他的回答并不好，因为那个商人关心的是强与弱如何同时体现在一个耶稣身上，另外就是包括晚明以来众多传教士的福音传讲方式值得商榷，比如为了迁就和迎合中国人将圣经或曲解或删节，试图以此打开中国人封闭、落后的思想接受光明。对于此举，也就是作为传福音的手段和方式，我个人表示历史之同情，但是从思想认知中来说，是极力反对的，因为包括和合本的圣经翻译中有大量儒家的毒渗入其中，让今天的很多中国人还深陷其中。
行文至此，问题应该有一些眉目了，那就是在中国当年完全没有文物保护意识和法律条文的大背景之下，怀履光因为常年在中国传福音，顺便为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做出了卓越贡献，这就是他的大名得以被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命名的根本原因。
在怀履光任教于多伦多大学期间，除了发表、出版大量有关中国学的著述外，还指导过一个同样在河南传教后来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此人中文名字叫明义士。
明义士又是谁？
明义士，英文原名James Menzies，1885年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大学土木系毕业后入神学院，因为喜欢和追求一位被呼召到中国传教的特别女孩，也随之来到中国河南。加拿大华裔作家李彦在《甲骨文与明义士家族》的纪实长文中这样写道：“为了有效地向中国人传播‘福音’，在河南刚一落脚，明义士便积极地拜当地一位乡间老秀才为师，钻研这种极难消化的象形文字，并欣然接受了老秀才为他所起的中文名字：明义士。”李彦接着写道：“一九一四年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年轻的明义士骑着一匹白马在洹河畔踏青。……一个男孩向明义士探问道，他是否想看看上面刻着字的‘龙骨’。”“当他的目光落到镌刻在一些骨头上的奇怪的象形文字时，从前清老秀才那里学来的知识，便派上了用场。接下来，明义士孤独一人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并恍然大悟，原来他脚下踩着的这片远离通商大埠的荒僻之地，竟是数千年前莺歌燕舞、极尽繁华的殷商都城旧址。”李彦教授为此评论道：“那个春天的奇遇，使这位年轻的基督教传教士在极其偶然的情形下，被引入了这一鲜为人知的领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被上帝派遣到这个与世隔绝的角落里的外国人，却成为第一个发现了甲骨文出土地点之人。”
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竟然是最早发现甲骨文出土地为殷商都城——小屯村第一人？
这一结论难免让人心生疑惑，因为在1908年之前先后，已有王汉章（王懿荣之子）在《古董录》中记有其父从古董商处得知甲骨出自河南汤阴县的小商屯之说，有刘鹗在《铁云藏龟·自序》中的“南汤阴县属之古羑（yǒu）里城”之说，有孙诒让在《契文举例·序》中“河南汤阴故羑城掊土得古龟甲”之说，有清末大员端方的“洛阳出土”之说，至1908年的某天，罗振玉通过古董商范维卿得知，河南安阳洹滨的小屯村为甲骨集中出土地。直至1910年，罗振玉在《殷商贞补文字考》中完成真正的考证。在这部著作的“序”中，他写道：“……询知发见之地乃在安阳县西五里之小屯，而非汤阳。其地为武乙之墟，又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谥十余，乃恍然悟此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罗振玉的这一学术著作，不仅辨识出300多个甲骨文，而且还将《史记·殷本纪》中记录的各时期的商王名号（十余位）建立起有效链接，也进一步佐证了《史记·殷本纪》的真实性。在这一考证基础上，罗振玉还“遣山左厂肆估人瘁吾力购之”，另派遣弟弟罗振常再次前往小屯收购甲骨。
明义士是否知道这些知识背景？或者是他因为无知而大言不惭？
认真翻看李彦的这篇纪实长文，虽然文章立意并不在考证也因此没有给出结论的证据，但从其独家披露的文字看，她从1988年开始多次采访明义士的儿子明明德 、孙子和外孙等人的过往经历看，这种说法不象是无根据的文人抒情。
但事实究竟如何呢？有历史癖的我因此产生兴趣，索性就进行了一下学术检索，然后发现1928年《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三号，刊载了陈柱翻译的明义士的《殷墟龟甲文字发掘的经过》，其中写道：“甲寅之春，余乘老白马，至河南彰德城洹水南岸……至一斜坡，坡上碎片益多，盖斯地乃殷朝武乙之古都，在孔子以前，久已失其所在，止知武乙迁河北，而不知在河北何处也。”文章接着否定了美国人方法敛（Chalfrant）此前关于甲骨出土于“殷末纣辛时名城朝歌，或比干墓中”的判断。
这篇文章太重要了，因为它不但验证了作家李彦所写并非虚构，包括时间是1914年春、所骑的白马等细节确有准确出处。而且，文章中还出现了“殷朝武乙之古都” 等字句，显然表明明义士读过罗振玉的《殷商贞补文字考》，所以沿用了“武乙之古都”说，因为此前无人得出这一结论。不仅如此，明义士还注意到罗振玉1915年到小屯村实地考察的讯息，也即他在《殷墟龟甲文字发掘的经过》中写下的“虽《殷墟书契》之著名作者罗振玉亦始于近年至故墟一二次”这一句。
对于罗振玉1910年的著作，三年多后才到安阳的明义士既然已经注意到，那为何还要公然宣称自己是第一人呢？
接着看明义士的文章就可以发现这样一句话：“若夫以科学兴趣考察殷墟遗迹者，中外之考古家，实自余始。……虽《殷墟书契》之著名作者罗振玉亦始于近年至故墟一二次而已。而其时刘铁云方印行其藏龟于上海。”同时结合文章刊行前的记者“按语”：此文译自1917（记者按语写的是“1914年”，系笔误。）年明义士在上海别发洋行（Kelly and Walah）出版的英文著作《殷墟卜辞·序》，其中写道：“甲寅（1914年）岁孟春，著者乘老白马游河南省彰德府城北洹水南岸。田已耕，备种棉。农人积破陶碎石于田边，上古陶片之多，引起乘白马者莫大注意。跟随陶片且行且视，至河湾，古陶片绝踪，或年代久远冲刷河中，或为沙土埋没。低沙岸上柳芽初发，赤体儿童臂篮漫游摘嫩叶为茶。见外国人围集予侧，观予审视井旁浍中陶片。一童问予曰：‘你做什么？’予曰：‘看破陶片。’再问：‘看它做甚么？’予曰：‘我喜欢它。’又问：‘你喜欢看骨头不喜欢？’予曰：‘看是甚么骨头! ’童曰：‘我能领你看有字的龙骨。’予闻此言，立告以对此很有兴味。我们同行，绕过河湾，至一不毛沙墟，西坡凹处满布白粉碎骨。是即殷虚，商朝京都……”
……王懿荣、刘鹗、罗振玉和王国维等人于甲骨文考释字义和推动学术研究有大贡献，“惟以外人而具科学兴趣考察殷墟遗址的，要以本文作者英人明义士为第一”。
文章内容和按语都显示，不但明义士1917年时认为自己是科学考察并确认甲骨文来源于殷墟都城小屯村的第一人，而且记者在1928年发表陈柱翻译的《殷墟龟甲文字发掘的经过》时，同样认同明义士作为科学考察小屯村是殷墟遗址的第一人。换句话说，以《东方杂志》当年巨大的发行力度和影响来说，民国时期已经有包括记者在内的很多人都了解甚至认同明义士作为“第一人”的身份和地位了。
换句话说，尽管安阳附近的乡绅、村民早在1890年代就凭借地理和地利之势开始大肆挖掘、倒卖龟甲和兽骨，但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挖掘、倒卖的所谓“龙骨”，就是三千多前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更不知道他们脚下的那块供他们发财的“龙骨”之地就是盘庚迁都后的殷商故都；而对于罗振玉这个甲骨考据学家来说，尽管他1908年听说了小屯村是甲骨出土地、1910年考证出小屯村就是殷商的故都，但仅仅是“听说”和学术文献梳理，并没有实地考察过，等到他1915年春第一次亲自去考察时 ，已经晚于明义士一年光景了。所以，明义士在有条件地情况下，才写下了自己是“第一人”的结论。作为远离大历史背景的作家李彦，因为在采访时缺乏学术考证训练，误听或误信了明义士后人们的说法，然后以讹传讹。
关于明义士，我还想接着说。首先，明义士因为受邀参与中央研究院历史与语言研究所在安阳殷墟进行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 ，1932年又受聘于齐鲁大学——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 ，教授考古学。在4年的教学时间里，他除了教授本科生、研究生的考古学、人类学等课程外，还先后完成《商代文化》《甲骨研究》（初编）、《马可波罗时代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英文）、《表校新旧版〈殷墟书契前编〉并记所得之新材料》《中国商代之卜骨》《论汇印聂克逊先生所收藏青铜十字押》《柏根氏旧藏之甲骨文字》《商代的美术》（英文）、《商代的文化与宗教思想》（英文）、《中国早期的上帝观》（英文）。这些学术成果在今天看来，可能仅仅是一些文字材料的堆积，但在当年，可以说是当时中国考古学、甲骨学的重要学术奠基著作之一，而且也为齐鲁大学在全国甲骨学研究领域赢得重要的学术地位。
其次，明义士为中国学术界的另一个贡献是辨析甲骨。这个贡献说来很无语，因为小屯村和甲骨被高度重视后，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开始各种造假，并且让这个加拿大人受尽了苦头，比如花大价钱买回新鲜的牛胛骨还没等研究就臭了。就是这种一次次受骗中，明义士学会了辨析甲骨的真伪。他的辨析水平如何呢？在1917年他出版的《殷墟卜辞》一书中收录的甲骨2369片，其中只有1片赝品，并且后来被他自己识别出来。对此，另一考古大家李济曾评价说：“几个有远见卓识并研究过真的而伪造的甲骨文的学者，为了探索区别甲骨真假标准而更发奋工作。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先锋是《甲骨研究》的作者明义士。”这种科研能力的获得，真要感谢那些造假者，然而这种感谢得要在多么变态的环境里才好意思说出来呢。
第三个要补充说的是，因为近水楼台和科学意识，明义士收藏了大量甲骨，约有五万片之多。如果不计算甲骨残片的质量问题，他的收藏量超过中国人中甲骨收藏大家刘体智、罗振玉，这还不算那些被安阳匪兵劫掠和北伐军攻占教堂时毁掉的部分。这些甲骨绝大部分都留在了中国，现在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19800多片，系其1927年为躲避北伐军而从安阳运往天津的那批，一直保存于华北联合语言学校的保险柜内。1952年被移交给故宫博物）、山东博物馆（约8500多片，系其当年捐赠和留存在齐鲁大学的那部分，其中一部分因为掩埋在地下而腐烂）与南京博物院（2300多片，系中国1948年内战，齐鲁大学被迫搬迁至南京，寄存于加拿大驻华使馆的仓库内，1951年后被转交南京博物馆），总数三万片。另外一些甲骨主要收藏于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约有6000多片。因为明义士、怀履光等人被中文誉为“文化侵略者”、“文物大盗”，海内外的华人天生又有强烈的民族文化感，所以我怀疑皇家博物馆平时仅拿出三五片甲骨展览，可能有这方面的考量，以至于不明真相的群众完全低估安省博物馆在收藏甲骨文方面的卓越。
两个加拿大传教士与小屯村以及甲骨文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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