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般的深刻。
美国新总统已经上任了，内阁成员也已经基本就位开始工作了，但是关于川普总统的争议还在世界和中文世界持续发酵着，其中就包括川普是否是法西斯主义的问题。
一、川普与法西斯的中外叙事
自2016年川普开始竞选美国总统，希拉里、奥巴马、拜登、卡玛拉·哈里斯以及川普第一届内阁中的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凯利、首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将军、第二任国防部长埃斯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等一众政界、军界精英都使用“法西斯”这类修辞指代川普。
不仅政客们如此说，学者们也同样这样认为，比如《国际批判思想》2017年发表Harris Jerry; Davidson Carl; Fletcher Bill; Harris Paul等多位学者的“川普与美国法西斯主义”的专栏文章称：2016年当选的川普总统团队与法西斯主义有相似之处。耶鲁大学哲学教授、《抹去历史：法西斯分子如何改写过去以控制未来》一书的作者杰森·斯坦利 (Jason Stanley)教授于 2018 年首次警告川普的法西斯言论。他还与费德里科·芬切尔斯坦（Federico Finchelstein）教授合作致美国众议院调查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袭击事件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写道：“唐纳德·川普的行为让美国右翼远离民粹主义，走向法西斯主义。” 2024年《纽约时报》发表法西斯主义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罗伯特·帕克斯顿的文章《法西斯主义剖析》称，此前他不赞同川普被贴上法西斯分子的标签，但在1月6日后，他将国会大厦的袭击与墨索里尼1922年指挥的黑衫军成功占领了意大利首都和1934年巴黎极右翼反议会暴乱相比。《大西洋月刊》2024年10月刊发Applebaum Anne的文章，其中写道：“川普的言行举止像希特勒、斯大林和墨索里尼。”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背景的哲学家齐泽克，在Otterbein大学演讲时，针对所谓的川普主义特意新发明了一个名词，叫自由法西斯主义（Liberal Fascism）。其他还有历史学家提莫太·斯奈德（Timothy Snyder）和萨拉·丘奇韦尔（Sarah Churchwell）等，都认为川普就是法西斯主义者。
也不仅学者们这样说，普通美国民众也这样认为，比如2024年10月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所作的一项近3000人的民意调查中，49% 的美国登记选民认为川普是法西斯主义者。（另外有23% 的人认为卡马拉·哈里斯是法西斯主义者）。2月20日美国五十个州共同举行的50501抗议川普及其政府的活动中，“拒绝法西斯”的标语遍布游行队伍。
也不止美国人这样说，中文舆论界中也有很多人持这类观点，比如《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创办人程益中就宣称：川普是“一个恃强凌弱的纳粹法西斯分子”。网络名人方舟子认同凯利和米利说法，认为川普就是法西斯主义者。
相比来说，学者们的态度要谨慎一些。比如历史评论家张鸣说：“让美国再次伟大，原本就是一个脱胎于法西斯主义的口号。”备受尊敬的资中筠先生在评价川普和马斯克的“审计旋风”时说：“（他们）在某些方面揭露一些腐败黑幕，但不能算市场经济下的‘保守主义’，而是是专制集权，有法西斯倾向。”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教授在采访中说：鉴于川普对于巴拿马运河、格陵兰岛和加拿大等言论看，“川普2.0时代出现了‘新法西斯主义’迹象。这是全世界都应该警惕的。”
当然反对声音也有，比如绝大多数保守主义者、美国传统价值认同者们，绝对反对将川普与法西斯链接。不过，我并不想罗列这些人，因为思想立场完全不同，观点自然也就截然对立。为了更有公信力，我寻求了一些非常讨厌川普的名流和学者，看看他们如何认为川普是否是法西斯主义者？
比如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马修·费尔德曼（Matthew Feldman）说：“尽管我对川普的立场没有改变——他更像是一个盗贼统治者，而非法西斯主义者；他更像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而非极右翼思想家——但这无助于减轻危险。”
纽约的伯纳德学院政治学教授谢里·伯曼（Sheri Berman）说：“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它不仅想废除自由主义和民主，还想彻底改变社会、经济和政治。这与任何旧的独裁政权都不一样，即使是肮脏的独裁政权，也不是我们今天所处的状态。至于川普整体，我还是更愿意称他为非自由主义民粹主义者或右翼民粹主义者。他与当今在欧洲游走的右翼民粹主义者有很多共同之处。”“如果川普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我们处在与1932年的德国或1921年的意大利类似的境地，那么某些行动将是合理的。”“但我们不是，他们也不是。”
《法西斯主义的本质》一书的作者、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杰·格里芬（Roger Griffin）说：“我坚信，川普与民主的关系是回答他是否是法西斯主义者的关键。即使在四年的语无伦次和前后矛盾的推文中，他也从未真正像普京那样试图让自己成为永久总统，更不用说提出任何推翻宪法制度的连贯计划了。我甚至不认为他有这个想法。他是一个剥削者，一个不劳而获者,一个投机取巧者。这与空想家不同，所以他绝对不是法西斯分子。他没有对宪政民主构成挑战，他当然对自由主义和自由民主构成了巨大挑战。我认为我们称川普为法西斯主义者与否很重要，这不是学术上或思想上的问题，而是因为这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话题——它实际上转移了我们应该进行批评的注意力。”“你可以说川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排外种族主义大男子主义混蛋，但仍然不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
英国历史学家、剑桥大学教授理查德·J埃文斯在2021年1月《新政治家》发表题为“为什么川普不是法西斯主义者”的文章。其中写道：“大多数真正的专家，包括历史学家罗杰·格里芬、马修·费尔德曼、斯坦利·佩恩（Stanley G. Payne：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法西斯主义）和露丝·本·吉亚特（Ruth Ben-Ghiat：纽约大学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法西斯主义），都同意，无论川普是怎样的人，他都不是法西斯主义者。”
有句诗叫“乱花渐欲迷人眼”，我不知道各位如何在这截然相反的事实和价值判断上做出分辨？我的意思是，说川普是法西斯主义的，除了敌对的政客和一些万事通的媒体人不值得关注外，还有那么多的专业学者，同时反对说川普是法西斯主义的，也有那么多专业学者，那就需要认真看待了。可是到底哪一方才是客观的评价呢？
我觉得做这个判断不难，就是如果能搞清楚什么是法西斯主义，然后就可以给总统川普做客观评价和定性。
二、法西斯主义是什么
法西斯主义，并非是一个固定的概念或意识形态，而是一系列理论家、实践家不同历史时期思想合流的结果，正式的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的“世纪末主题”，也就是因为临近世纪末，部分欧洲人认为文明正处于危机之中，需要进行全方位、系统性地解决，为此社会中涌动着一股“反动思潮”，即反唯物主义、反理性主义、反实证主义、反宪政社会、反自由民主；同时他们追求情感主义、非理性主义、主观主义、活力主义、宏大叙事。（Sternhell·Zeev：《世纪末思想危机》；佩恩·斯坦利：《法西斯主义史，1914-1945》）
其中也涌现出很多理论家，比如较有代表性并且影响巨大的包括法国政治家、也是法兰西祖国联盟的创始成员之一的莫里斯·巴雷斯。他声称，欧洲人经历的自由民主，不过是骗局，真正的民主只能是威权民主，因为国家和社会需要英雄崇拜和魅力型领导力，真正的自由也不是来自个人权利或议会约束，而是来自“英雄领导”和“国家力量”。（罗伯特·苏西：《巴雷斯与法西斯主义》；佩恩·斯坦利：《法西斯主义史，1914-1945》）为此他在竞选活动中，将欧洲流行的社会主义学说和约翰·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德国浪漫主义狂飙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提出的“文化民族主义”以及黑格尔的“绝对国家权威”（“只有国家才是自由的实现”；“国家是上帝在人间的行进”）进行糅合，（Johari· J C. ：《当代政治理论：新维度、基本概念和主要趋势》），制造出了“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一词，“试图将对能量和充满活力的生活方式的追求，与民族根基和某种达尔文式的种族主义”（佩恩·斯坦利：《法西斯主义史，1914-1945》）相结合。
与巴雷斯差不多同期的另一法国知识分子乔治·索雷尔影响也很大。索雷尔起初曾受到天主教、詹巴蒂斯塔·维科和柏格森启蒙——保守主义的影响，后来转向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还曾与伯恩斯坦并肩战斗，再之后他宣布放弃社会主义而转向激进的革命法团主义（corporatism，又译为工团主义、社团主义、统合主义、职团制等），同时宣扬暴力革命和建立一种革命的政治宗教，比如他在《论暴力》和《对暴力的思考》中提出政治革命取决于无产阶级组织暴力起义和罢工，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他不但为其暴力镇压辩护，还称列宁是“自马克思以来最伟大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是一位天才让人想起彼得大帝的政治家”（《献给列宁》），并称“墨索里尼是一位不亚于列宁的杰出人物”。但同时，他批评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也批评意大利的法西斯“非常糟糕”，说他们制造的“混乱很可能会让意大利回到中世纪”。尽管索雷尔的思想比较混乱，但深度影响了墨索里尼以及一定程度反对法西斯的克罗齐以及后来成为法兰克福学派奠基人的卢卡奇。
20世纪开始了，但世纪末的思潮并不会轻易消失，尤其是遭遇“一战”这样的人类悲剧，欧洲人普遍陷入意志消沉和社会失序中，人们开始不承认国家权威，国王和军队的威望也被降低，个人至上、释放激情和道德堕落等“战争后遗症”，以及因巴黎和会各国普遍没有达成意愿导致部分民众难以排解屈辱、悲情心理和情绪开始蔓延。加之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共产主义开始在苏俄革命输出的过程中对欧洲人产生热情的吸引力。
为了对抗这股思潮，也为了对抗当时欧洲流行的民主社会主义，吸收了巴雷斯和索雷尔营养的墨索里尼，聚集了一些亲历战争的人，共同倡导政治就是个人为国家、为一种思想而献身和牺牲，并在1921年创建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还在隔年“向罗马进军”中成功组阁。因为他们最初是议会中的少数派，所以他们反对多数派的自由主义国家，并认为多数派的宪政国家必然是反法西斯的。他们还将追求“年轻的意大利”，作为所有蔑视过去、渴望复兴的意大利人的信仰，不尊重任何与生命和伟大祖国相对立的东西，并标榜只有违反法律才能建立新的法律，只有用武装力量反对国家才能建立新的国家。
这些主张和特性，在墨索里尼的先驱者加布里埃尔·邓南遮那里体现出来的，是他亲率民间武装发起震动欧洲的“阜姆进军”，不但迫使英法美的占领军撤退，而且阜姆自由邦，还颁布了代表法西斯“宪法”的《卡尔纳罗宪章》（Carta del Carnaro）。其中的法团主义治理模式、阳台演讲、罗马式敬礼、民族主义的公共仪式、身穿黑衫等在墨索里尼那里得到传承。
当历史迅速走到1925年，也就是墨索里尼不但彻底改变多党联合执政的格局，并开始了一党制，还作为首相兼任国会议长、陆军总司令、内政部长、外交部长、宣传部长等二十多个职位。同时，师承卡尔·马克思、黑格尔和费希特、自称法西斯主义哲学家的乔瓦尼·秦梯利，公开站台发表了《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250多位具有文化影响力的意大利公共知识分子联名签署。然后是乔瓦尼·秦梯利与墨索里尼合作撰写了文章《法西斯主义学说》，其中指出：“虽然十九世纪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的世纪，但这并不意味着二十世纪也必须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的世纪。政治学说会过去，国家会长存。我们可以自由地相信，这是一个权威的世纪，一个倾向于‘右翼’的世纪，一个法西斯的世纪。如果十九世纪是个人的世纪（自由主义意味着个人主义），那么我们就可以自由地相信，这是一个‘集体’的世纪，因此也必然是国家的世纪。”
这段话需要做一些分析，因为其中充满了跨历史、跨文化的表达。比如法西斯蔑视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主要指向古典自由主义——本文注）和民主，意思是对欧洲19世纪以来流行的所有模式的拒绝，背后的文化思考点是，这些制度损害了作为集体代表的国家权威，法西斯为此要肩负起重塑国家权威的使命，并向敌人——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宣战。但问题在于，作为流行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已经以集体主义的方式对个人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进行了挑战。或者理论上来说，法西斯的主张至少应该作为社会主义的同路人或同盟者，但是结果却相反，因为墨索里尼不是不知道社会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重要区别，而只是认为已有的各种社会主义并不纯粹、正统，甚至还是向古典自由主义妥协的产物，所以乔瓦尼·秦梯利和墨索里尼首先点名批评的是社会主义（包括其衍生名词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而已日渐衰落的古典自由主义不过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帮凶，只是次要敌人。
在此背景下，墨索里尼所说的“右翼”，并非是真的“右”——回到古典自由主义，而是试图通过革命行动从根本上重塑恩格斯、伯恩斯坦开启的修正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的激进的“左”——以区别于第三国际的“左”。这一点与希特勒的纳粹之于布尔什维克以及德共之间既相同又矛盾的关系非常接近。或者说，墨索里尼那带引号的“右翼”，不过是激进反叛的代名词，是一种自认为超越马克思主义的19世纪欧洲社会主义的又一崭新思想和意识形态，就像20世纪后期北朝鲜宣称伟大领袖金日成的主体思想超越了马克思主义一样——墨索里尼的表述是：“法西斯主义现在已经在全世界获得了普遍属于所有通过实现自我表达代表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时刻的学说。” 对此，德鲁克在《经济人的末日——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再版序言”中指出：“野心家却可以肆无忌惮地操弄马克思主义辞藻，就像墨索里尼那样，用支离破碎的马克思主义信条拼凑出‘反马克思主义’，以掩饰他们智识上的贫乏。”
这样，无论从理论建构还是政治、经济的实践，以极权主义为核心的法西斯主义，已经成功登上历史舞台，并在欧洲局部产生重大且正面的影响，众多左翼知识分子纷纷列队欢迎，众多民众更是喜迎社会主义生产和福利。尤其是在1929年的所谓世界经济危机中，意大利以治疗资本主义危机的有效手段，让欧洲其他国家相形见绌，包括匈牙利、西班牙以及各位最熟悉的希特勒，都是法西斯众多粉丝队伍中的佼佼者。
三、对立统一的复合体
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在法西斯主义的渊源和内涵中存在矛盾对立的情况，连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运动家葛兰西和同僚们都要争论法西斯到底代表哪个阶级、属于什么主义，因此，如果延续传统的“左”“右”平面视角，那只能得出片面结论或无法得出结论。
举几个例子。比如，如果抓住墨索里尼批评布尔什维克革命“毁了俄罗斯的经济生活”、“与西方文明不相容”，以及他明确“反对一切旨在扼杀财富创造的国家干预”等言论，以及组织黑衫军“拯救国家免遭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迫害”，并对意大利内部的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工会和合作社发起暴力活动，甚至斯大林还批评法西斯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于是给人的印象是墨索里尼比较“右”，但另一方面的事实是，墨索里尼在1920年代的某些场合公开表达过对列宁的敬佩，还把苏联看作“斯拉夫法西斯主义”，他曾以“法西斯主义战友”的身份欢迎斯大林。他也曾对自己的言行解释说：“我们向社会主义宣战，不是因为它是社会主义，而是因为它反对民族主义”，“我们打算成为一个积极的少数派，把无产阶级从官方的社会党中吸引出来”，为此我们需要“拥护民族工团主义”。
经济层面亦如此。社会主义者墨索里尼的确反对无产阶级破坏本国经济，也反对扼杀经济的国家干预，但他一方面依然倡导政府统合的法团主义，另一方面也会根据情势随时做出调整，比如1922-1925年间，因为多党联合执政，财长德斯特凡尼在墨索里尼的支持下推行了自由放任的新经济政策，包括降低政府开支、撤销一战和二战时期对经济的管束法令、取消土地改革、放弃政府垄断的电信通讯和保险行业行业、促成财政收支平衡等政策先后推出。如果据此判断法西斯推崇自由市场经济、小政府，那就被表面现象欺骗了，因为同时墨索里尼与劳工联合与企业家正面对抗、大力扶持大企业（尤其是军工企业）、政府直接扶持乡村经济、对农业经济进行干预、推广工业重建研究所等企业集团（康采恩）模式、管制金融和外汇、粮食保护、产品定价不由企业主决定而是替换为政府主导下雇主协会。尤其是1925年后墨索里尼完全掌握议会后，经济由雇主、工人和国家官员通过极权国家层面的领导，全面推广政府计划经济的法团主义，于是22个托拉斯式的组合集团成立，并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意大利四分之三的经济，工业和农业，掌握在国家手中”，到1939年，“意大利五分之四以上的航运和造船业，四分之三的生铁产量和近一半的钢铁产量”被政府控制。史学家马丁·布林克霍恩（Martin Blinkhorn）在《墨索里尼与法西斯主义意大利》中认为，到1930年代末，意大利的国家干预和所有权范围“大大超越纳粹德国，使意大利的公共部门仅次于斯大林的苏联”。
外交和国际关系中，墨索里尼似乎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业绩”，包括在“希腊科孚岛事件”、从英国手中夺取伊拉克部分地区的委托管理权等，都表现出妥协、退让的姿态，但如果因此就说法西斯与纳粹和斯大林不同，同样会迷失，因为基于民族和国家立场的理论张力，必然导致法西斯存在扩张的动力。比如1935年的第二次入侵埃塞俄比亚、1939年入侵阿尔巴尼亚，此外法西斯大委员会的正式会议记录中有一份墨索里尼1939年起草的“向海洋进军”很具有代表性，其中写道：“科西嘉岛是一把瞄准意大利心脏的手枪；突尼斯、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分别在地中海东部和西部对我们构成威胁。希腊、土耳其和埃及已经准备好与英国形成链条，完成对意大利的政治军事包围。因此，希腊、土耳其和埃及必须被视为意大利扩张的死敌……意大利政策的目标首先是打破障碍，除了阿尔巴尼亚之外，意大利不可能也没有欧洲领土性质的大陆目标。”这种蓄意假想和制造敌人以及敌人包围圈的宣传策略，无疑是极权主义政治的特点，各位应该见怪不怪。而墨索里尼之所以没有将这种扩张、侵略的野心落在实处，只是碍于意大利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太弱而已。
面对意大利的天主教问题，世面上流行美国布朗大学的大卫·科泽（David I. Kertzer）的《教宗与墨索里尼：庇护十一世与法西斯崛起密史》，其中包括教宗十一世如何与墨索里尼密谋促成法西斯全面控制意大利，墨索里尼如何投桃报李地命令：教室、医院和法庭中悬挂十字架，将辱骂神父和诋毁天主教者定罪，重新给军队配备了随军神父，要求小学必须包含天主教课程，给教会划拨了大量经费修复因战争而受损的教堂等。如果要据此赞扬这个无神论者如此有信仰那一定会被骗，因为同一本书中还写道，教皇之所以支持墨索里尼，一方面是被他制造的假象欺骗，另一方面也出于为了抵挡汹涌的苏俄共产主义。比如教皇在1926年时曾对时任比利时大使说：“人类文明之中，再也没有比共产主义更致命的东西了。它只需花去几天时间，就能摧毁几个世纪的文化传承。”作为后来者，我们当然可以马后炮地批评教皇的愚蠢，但是如果置身在当年，面对眼前明显的可怕的敌人和未知的敌人做选择时，应该也会坚定地与教皇一样做出选择。当然，书中还大量披露了墨索里尼如何监控教皇、监督教堂、密探如何遍布梵蒂冈以及黑衫军如何武装袭击和焚烧教堂、没收教会财产、暗杀牧师、使用麻油行刑虐待教士，以及下令销毁教皇临终前的发言等诸多等邪恶行为。
因此说，法西斯主义不仅是一个各种学说相互掺杂又矛盾对立的复合体，既符合黑格尔哲学中的“对立统一”，也与《意大利战斗法西斯宣言》（又称法西斯宣言，由阿尔塞斯特·德安布里斯和未来主义运动领袖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合作在1919年发布）一致，因为那里面说：“我们允许自己同时成为贵族和民主派、保守派和进步派、反动派和革命派、法制主义者和反法制主义者。”当我们评判法西斯时，如果不具有相对整全和审慎辨析的视角，难免不掉进立场偏执的陷阱中。
四、极左与极权的本质
作为既存在社会主义又兼备民族主义的法西斯，如果使用“左”与“右”的修辞来界定，到底该偏重社会主义，还是偏重民族主义？偏重前者就可以说是“左”，偏重后者就是“右”。要解决这个矛盾体，最好的办法是确定一个共识坐标，也就是如果人们普遍认为苏俄式革命及其革命政权是“极左”、激进和极权的代名词，那么以此为判断依据去衡量法西斯，就是最有说服力的。
为了不再重复理论，我这里先列举一些重要的观点和研究成果。
比如作为墨索里尼的先驱——加布里埃尔·邓南遮曾表示：他支持的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拉丁化的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的布哈林曾宣称，法西斯党比任何其他政党都更吸收和应用俄国革命的经验。享誉世界的哲学家也是吉尔特社会主义者伯特兰·罗素曾在1918年的名著《自由之路：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的“绪论”中写道：“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可以产生一个比现在这个世界更美好更快乐的世界……我担心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给予国家的权力太大了……我认为最好的而又切实可行的制度，还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它既考虑了国家社会主义者保留国家的主张，也考虑了工团主义者对国家的疑惧。”墨索里尼的铁杆粉丝凯梅奇（L. Kemechy）在1930年出版的《墨索里尼的生活和工作》中就写道：墨索里尼是个社会主义者、列宁主义者。前意大利总理弗朗切斯科·萨韦里奥·尼蒂在1927年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民主》中指出：“这两者之间几乎没有区别，在某种程度上，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回事。”他还在书中的一个标题“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完全一样”后，遗憾地总结说：“在今天的意大利，人们对依附于莫斯科的共产主义者更容忍，超过对自由派，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者的容忍。”当年有过多国考察经验的记者沃伊特（F. A. Voigt）在《归于凯撒》中说：“马克思主义已经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因为就其全部本质而言，它就是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
与之相呼应的是德鲁克在《经济人的末日》中指出的：“通过马克思主义可以达到自由与平等的信念的完全崩溃，已经迫使俄国走上德国一直在遵循的相同道路，即通往极权主义的、纯粹消极的、非经济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社会。这等于说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相同的。法西斯是在共产主义已被证实为一种幻想之后所达到的一个阶段，而在斯大林主义的俄国和希特勒之前的德国，共产主义已经同样被证实是一种幻想。”哈耶克也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一方面指出，作为列宁好朋友的马克斯·伊斯门（Max Eastman）不得不承认：“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坏，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无可救药”，斯大林主义“最好被称为超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同样重要的是许多纳粹和法西斯领袖的精神史。每一位注意到这些运动在意大利或德国发展的人，都曾对许多领袖人物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从墨索里尼向下属起，开始时都是社会主义者，但最终都成为法西斯主义者或纳粹分子。......20世纪30年代，这个国家的许多大学教师看到从欧洲大陆回来的英国和美国的学生，无法确定他们是共产主义者还是纳粹分子，只能确定他们都仇视西方的自由主义文明。”
按照上述观点和材料做判断，法西斯当然应该被判为“极左”和极权，这是不应该有更多争议的。但是，为什么几乎全世界都非常流行将法西斯定性为“极右”，并喜欢说“极右也导致极权”呢？
我对这类观念发生学的考证始终充满兴致，也经常以此为武器将很多人逼到死角，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首先怀疑和反思自己头脑中的那些观念何以形成，却还要坚持自己的认知总是正确，那一定是愚蠢的。道理很简单，在强力灌输下，每个人都生活在柏拉图的洞穴中，脑子中早都被各种假象占据，一旦离开洞穴，并看到外面的世界，如何能保证所见的世界是客观真实的，还是自己头脑中固有观念的映射呢？
我想各位应该读过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其中有一段话曾给我很大帮助，他说：20世纪20年代，“墨索里尼在西方民主国家中被知识分子广泛追捧，而希特勒甚至在左派杰出知识分子中也拥有其崇拜者。直到30年代墨索里尼展开了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以及希特勒开始在国内推行暴虐的反犹主义、在国外展开军事侵略后，这些极权主义体系才为国际社会所唾弃，也才为左派所谴责。但从那以后，极权主义就被描绘为‘右翼’”。
再来看米塞斯在《社会主义·跋：有计划的混乱》中所揭示的：“必须认识到，法西斯主义和纳粹都是社会主义的独裁体制。布尔什维克，无论是正式登记的党员还是同路人，都把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污蔑为资本主义的最高、最后和最腐朽的阶段。这同他们的另一种习惯如出一辙，即把不是无条件服从莫斯科命令的所有人，甚至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概称为资本主义的附庸。”米塞斯接着写道：“布尔什维克成功改变了法西斯主义一词的语义，此事的作用非同小可。”
索维尔和米赛斯的研究非常重要，因为等于揭开了一种有意识的命名的“阳谋”，也就是说，如果知道将法西斯和纳粹命名为“极右”的是哪些人？在什么时候，又是出于什么目的？也就会明白后世、尤其是中文语境中，何以那么多人笃信纳粹、法西斯是“极右”，却不知道已先入为主地被植入了一套意识形态话语，促使他们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结果就是他们看不到那些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左派，以及这些左派中曾经支持法西斯和纳粹的知识界、媒体，现在为了与其划清界限和撇清关系，于是将“极右”的帽子扣在法西斯和纳粹的头上，以示他们左派始终没有错、永远都对。
再加上中文知识界看不到不容忍任何异己的极权主义苏联，先发制人地曲解法西斯并制造出“反法西斯”、“反法西斯阵营”等流行修辞，就像他们在1920年代初制造的“帝国主义”的帽子，扣在参与华盛顿会议的欧美各国头上一样，然后向欧洲、北美和东方各国疯狂输出这个意识形态话语和口号，让世界尤其是埃及国的知识人信以为真，无论民国时期还是现在的自由左派，都是油蒙了心地乐在其中，不但不思蜀，而且还自愿充当起护法使者，虽然挂出来的招牌是自由主义者。
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多人先天就是心脏稳定在左边又硬着颈项拒不悔改，所以自然会立场叙事地为“左”辩护，并且心甘情愿地顺服左派的甩锅——坚决地认定法西斯是极右并导致了极权。他们连基本常识都忘却，高度极权的法西斯，不仅在政治上一党专制，经济上全面统制，思想上要求整齐划一，对外进行武力征服，怎么可能是传统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或“最高阶段”呢？他们也不会懂得，这世界的矛盾不仅是简单的左、右二元，还有左的内部的亲族冲突和兄弟厮杀。因为不明真相，所以他们也会朗朗上口地使用“日本法西斯主义”这类完全不成立的修辞。
至于很多人特别愿意强调苏俄和法西斯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并因此坚持法西斯属于“极右”的观念，这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偏执，因为别说法西斯与苏俄有不同，就是纳粹也宣称与法西斯有很多不同，比如纳粹的政治理论家戈特弗里德·尼斯（Gottfried Neesse）在《一党制的宪法规定组织形式》中就曾指出：“墨索里尼的‘种族国家’和希特勒的‘意识形态国家’不可同日而语。”但二者之间真有什么本质不同吗？相信真正懂行的人不会错判，因为强调阶级、工团也好，突出民族、国家也罢，都不过是极权主义追求过程中的旗帜、筹码和工具，从来不曾是什么真正的目的。只要确定苏俄是“极左”、激进和极权，那么不管法西斯与其有多少不同点，都难以改变二者是一家人的结局。
五、正题即结尾
到了本次讲座的正题了，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川普是不是法西斯主义者呢？我想我该说的都说完了，结论交给各位。只是我建议各位分别从意识形态、思想、政治、经济、对外关系和对待基督教的态度等几个方面着手，一一核对，寻找最大公约数，然后做出自己的评判，也顺便对比一下哪些学者们是不明真相的胡说，哪些是研究到位的专业意见。
当然，不仅仅需要评判川普总统，也需要对美国或低调或喧嚣的黑暗启蒙运动被描述为新法西斯主义之类的修辞进行评估，看看名实是否一致、同一，否则盲目跟风呼喊口号，仍不过是李有才式的庸众。
最后要补充两点，一个是需要注意的三个关键词：（1）事实求证，可以检验一个人是否具有求真的能力和修正自己观念的心胸。这里需要注意勒庞的警告：大众从不真正渴求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充耳不闻；（2）价值判断，可以评估一个人的思想能力和认知水平。这里需要惊醒休谟的“经验”：理性是且只应当是激情（passions）的奴隶，并且除了服从激情和为激情服务之外，不能扮演其他角色；（3）用语修辞，可以测试一个人是否能够清晰地表达对象。这里需要记住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言的界限意味着世界的界限，语言的意义不在于表达和内容，所以说了什么语言不重要，重要的是语言是怎么说的。如果这三个关键词不能很深入地理解，我再列出两段网络上流行的两句话。第一个托名为丘吉尔的名言：未来的法西斯分子会称他们自己是反法西斯分子。[1]第二个是里根总统转述过的一句并不太流行的名言：如果法西斯主义出现在美国，它将以自由主义的名义出现。
剩下的，我就不想再说了。
[1] 2020年，Hillsdale College丘吉尔研究项目的高级研究员Richard M. Langworth发表文章 The fascists of the future will call themselves anti-fascists.其中写道：我们扫描并搜索了大约8000万字关于丘吉尔的出版物。直接出自丘吉尔本人的约2000万字（包括书籍、文章、演讲、信件、论文），包括23卷的丘吉尔文件。此外，还有6000万字的传记、专业研究、与世界大战相关的著作，以及丘吉尔同事撰写的回忆录。当然，这些第二手资料中的一些引用只是传闻，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其来源。……我们可以非常确信的说，丘吉尔没有就未来的法西斯主义发表任何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