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与文章之道——与张千帆教授商榷

张千帆教授在中国大陆很多公共问题和宪政话题上都有不俗的表现，被誉为中国大陆最有影响力的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然而，近期他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刊发的《中国自由派的大选阴谋论和美国契约的危机》（以下简称张文）这篇文章，却很值得商榷。

关于美国大选，关于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党争，以及川普和拜登，不才不想在这里发表什么意见，尤其是在举国皆美国大选专家、美国宪政专家和美国问题研究专家的氛围中，也没什么更高明的意见可发表，触发这篇文章的原因仅仅是文章之道，意即张千帆教授试图扮演一个理中客，以弥合因为美国大选，因为支持川普或拜登而造成中国大陆自由思想界撕裂的遗憾局面。

这个目的和出发点很切合实际，但是很遗憾，因为其行文出现预设立场、草率判断等大可商榷的问题，导致这篇文章不但达不到他的预期目的，反而可能起到加速撕裂自由派思想界的作用。这样说的理由如下：

第一，来看文章的第一段：“2020年总统大选犹如一场史诗级大剧，正在此起彼伏的阵阵欢呼和质疑声中缓缓落下帷幕。但是在太平洋两岸的中国自由派圈子，支持川普总统的大量‘铁粉’仍然在散布各种指控选举舞弊的消息，其中大部分都是未经核实或已证伪的假消息。他们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偶像败选的事实，喜欢偏信来自《大纪元》等中文媒体和Facebook传播的各种有利于川普的假消息。”

不得不说，作为知名法学教授，张千帆教授这样下笔为文，不但不够严谨，而且倾向性非常明显。挑选其中几个问题来具体说一下：

（1）如果使用“史诗级大剧”这样的修辞，按照文学专业的理解，美国大选因为各州统计的票数拜登占优势，即将到来的选举人投票注定川普败选，哪怕11月3、4、5日统计过程中出现一些令“川黑”也紧张的角逐，但截止到作者撰文时，这样的过程和结果都算不得“史诗级大剧”。因为根据文学——戏剧的规则，这顶多算是一幕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剧作，缺少强烈的戏剧冲突，如果据此写成剧本怕是连发表的可能都没有，或拍成舞台据演出，也应该没有几个像样的观众。因为根据美国的历史来看，1824年杰克逊和亚当斯、1860年林肯与布雷金里奇和道格拉斯、1876年迪尔顿和海斯、1960年的肯尼迪和尼克松、2000年的布什和科尔，甚至2016年的川普和希拉里，都不能说失色多少，甚至更加紧张刺激。

由此可以推断说，要么是张千帆教授在用词表达上很不讲究，信手拈来又随心所欲；要么是其欣赏戏剧的审美水平需要提高，须知文学式的夸张也要讲究“事实”，不能动辄就“史诗级”，否则岂不是遍地都是“史诗级”，就像文学界里打出“红色经典”的招牌后，好像经典遍地了一样。当然，这次选举未来会不会成为“史诗级大剧”，那要看剧情后续如何发展了。

（2）关于大选和川普“维权上访”，网络平台和各种自媒体充斥大量假消息的问题，张千帆教授就此批评“川粉”蓄意制造和散播假消息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仅说“川粉”造谣、传谣而不点出“川黑”也存在造谣、传谣等问题，起码表面上看有欠客观、公允。因为据不才偶尔的观察看，两边皆存在大量造谣、传谣、回避不利材料等现象。或者说，根据群体心理学的研究，鲁迅笔下所谓的庸众和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是不分哪个阵营的，这符合大众以及大众传播的普遍特点。

另外，单就“川粉”造谣的问题，仅仅说“大部分都是未经核实或已证伪的假消息”，也是不足够的，因为这句话同时也就意味着还有“少部分”已核实或证实的“真消息”。从接下来的文章看，张千帆教授显然将文章的立意放在前者，而非后者。立意在前者而不在后者，就意味着他非常正经、正式地撰文关注那些明显看上去就是谣言的受众，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吃瓜群众。对此，难免不让人怀疑：一个很知名的学者，为何要为吃瓜群众，哪怕是自由派的吃瓜群众浪费笔墨和精力呢？难道没有更严肃、深刻的问题可关注、可探讨吗？还是在其眼里读者皆吃瓜群众只好降下身段、俯就大众，甚或从此要做一个雅俗共赏的媒体学术明星？之所以这样苛责，想张千帆教授应该懂得文章之道首先就是选题要有价值、关注学术界和思想界的真问题，这种低端的网络争论问题，犯不上一个知名教授亲自上阵，还煞有介事。

（3）作为法学教授，应该明晓一个简单道理，即在总统候选人川普已经发起针对各州的诉讼时，在个别州已经立案或再重新核实选票的前提下，即美国大选还处于进行时或大选进行延长时的情况下，即他自己也在文中说存在“质疑声”，就轻言“败选”“这些主张迄今为止只是川普支持者的一面之词”等，是有些草率的，其中明显的问题是学者不经意地取代了法官，或者未审先判。而他并未提供足够多的证据，完全是一种评论式的解读。

更严重的问题是，因为这个预设立场，很容易让人尤其是“川粉”将其归入“川黑”一列，就像有些人已经声明自己虽然投票给川普但不是“川粉”而依然被视为“川粉”一样。一旦陷入这样的预设立场，那么行文究竟是公正客观、理性阐释还是一本正经地主观先行、立场叙事？就成了一个很难说的问题了，哪怕后文再强调如何弥合美国民众和中国大陆自由派的思想分歧、说什么“对不同信息与见解保持宽容和开放的态度”，也就不再那么令人信服了，写作文章欲图弥合思想界的撕裂的目的怕是也难以达到了。当然，关于立场先行的问题，张千帆教授显然具备常识，因为他在接下来的第二段中就特别写道：“立场现行、先入为主地筛选自己愿意接受和传播的信息，这只能说是偏执”。只可惜，他在强调这一原则和常识时，并没有考虑到自己是否已经违背了自己所说的话。

第二个需要商榷的问题是张千帆教授在第三段中所写的：“事实上，此次大选揭示了中国自由派的一个重大变化：他们传统上相信西方的新闻自由和主流媒体，但是这次大量支持川普的自由派已不相信《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这样的主流媒体，而选择相信《纽约邮报》《华盛顿时报》这样的媒体。他们认为，美国主流媒体或已被华尔街大财团收买，或已被‘白左’占领，甚至已被‘敌对势力’渗透——以往，只有中国左派或官媒才会主张这种阴谋论。”

这段话，包括第一段中他所指出的“《大纪元》等中文媒体和Facebook”，无疑指出了一个事实，也在某种程度上澄清了一些问题。不过，疑问也还是不少。比如什么叫美国的主流媒体？在美国是否存在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初步感觉张文潜在的判断标准是：传统的、受众多的、名气大的就是主流媒体。如果这样的分析和判断符合张文潜在判断的话，那么办刊（报）时间长久、订阅客户多、在受众圈，尤其是华人受众圈里影响大的所谓主流媒体，就是客观、公正、正确的代名词吗？主流媒体有没有犯错误的时候？后起的、此前订阅客户少的媒体，就没有资格与主流媒体一拼选情报道的高下？非主流的媒体就永远得位居支流、末流不能跻身“主流”？主流媒体可不可能沦为末流媒体？显然这些提问与主流媒体的判断和客观报导之间并不构成逻辑严密的因果关系。甚至在张千帆教授不明晓《华盛顿邮报》是不是主流媒体的情况下（他曾在另一个场合向在美国朋友询问），就断言哪些媒体是主流媒体哪些不是，明显看出他对美国媒体界的隔膜，但却很自信自己的判断。而他后来在《中西左右：一场跨洋误会》中坦言说：（自己）“在美国学习生活了15年，但从来认为自己是一个外国人。现在已回国20年，对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现实更为生疏，更不敢轻易下判断。”既然如此，何以要从众性地立场先行、率意而为这等非学术的表达呢？

至于在美国，关注和订阅哪个媒体，就像是否选择读大学、是先当兵后读大学、读哪个大学、读什么专业等问题，更多时候是喜欢与否（绝大多数华裔家庭除外），而不是人多与否、名气大小与否的问题。当然这样的个体经验不足以涵盖各个媒体的受众，也不能完全解释主流与否的问题，但在某一个方面可以提示这样一个现象：阿Q进城后，总是以未庄的经验和眼光去评判城里的事务，比如他说：城里人居然把“长凳”叫成“条凳”，煎鱼时竟然把葱切得半寸长，而不是像未庄那样切得很细，实在“错的，可笑”！

另外，张千帆作为法学教授也许没有注意到，在传播学（Communication）领域，尤其是在大众传播学（Mass Communication），一个被讨论得几近烂俗的话题是：大众传媒下，读者或观众是如何被媒体控制的。意思就是，现代社会，人不可能不受传媒的影响，这个影响有很多方面，包括信息获得的渠道、价值立场、社会事件如何成为热点等多方面。

据此进行分析，其中一个结果是，信息社会中的人，自以为了解天下大事，自以为置身于新闻中，自以为有独到的见解，但所谓的天下大事、新闻和见解，就如那些都自认为真理在手的时事评论人和无所不知的历史评论家们一样，其实不过是一些媒体直接或间接制造的产物而已，头脑简单且自以为是，尽管他们一张嘴就会说独立思考、兼听则明，甚至还会说自己很厉害的之类的存在感浓烈的流行话，完全不晓得几千年前苏格拉底说过的：我知道自己无知，可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无知。

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一般大众关注和愿意相信媒体，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一个学者、一个教授，不管是谁，就像张教授文章中所指的“他们传统上相信西方的新闻自由和主流媒体”，还是有些低端了，因为作为知识、思想的生产者，去“相信”媒体，哪怕是主流媒体，哪怕是立意深度报导的主流媒体，而不是去相信自己的翻查资料、调查走访、学术探究和解密档案，无论如何都不怎么高明。就以《纽约时报·中文网》来说，不才偶尔也看一下，大体感受是在用词用语、言说尺度等角度来说，是大陆中国媒体和学者不敢望其项背的，但就一些学术问题的探讨上，比如《为什么五四运动在今日中国仍然重要？》《从五四到六四：一次历史话语权的较量》等文章，以不才在这方面的研究看，未必见得精深多少，甚至错得一塌糊涂。

不才一直不相信，仅靠什么大众主流媒体，能做出什么大突破的学术成就和深度思想，包括美国大选。因为一个基本事实是，大众媒体，定位本身就是大众（mass），而不是学者、教授、研究员等知识精英，否则那些作为证据的大量资料、引文文献、繁琐的注释，就应该是大众喜欢的，然而现实却不是。

由此顺便说，张千帆教授曾有过一个产生广泛影响的讲演，记得题名是《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其中涉及“五四”运动的部分，不才以为大有慷慨激情有余、史实学理不足的问题。因为关于“五四”运动，也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史学界本身就存在很大争议，比如，连同《纽约时报》那两篇文章一起，还包括号称保守主义者的刘军宁和陈浩武等先生，你们所说的“五四”运动，是学生上街游行的那个“五四”运动，还是以白话文、文学革命为标志的那个“五四”运动？是阶级革命论者笔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还是孙文、蒋中正阐释的既有缺点又有优点的“五四”运动？是基督徒阐释的文艺复兴运动，还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爱国保种运动？这个运动是为下一个阶级革命准备力量，还是声援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是火烧赵家楼的“五四”暴力运动，还是在美国领馆门前大喊“大美国万岁”“威大总统万岁”的求援运动？这些问题都没有厘清，或者选择其中一点，或者杂合两点，就满是指责性的议论和抒情，实在是让人有一种移情错位之感。

第三个要商榷的问题，也是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张文中提及的“共同信守一个社会契约”“美国社会契约的重建”问题，这个问题与此前张千帆教授在共识沙龙做过《美国宪法上的政教关系》等主题密切相关。这是个大问题，也是事关中国自由派乃至部分美国知识界对于美国和美国价值体系的认知、美国社会是否需要或如何重建社会契约，以及由此引发的系列问题同时也就引申出来，比如普世价值与基督文明的问题、美国是否存在十分普遍的社会性歧视问题、美国与二战后世界格局等诸多大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值得专门撰写学术文章，都不是三言五语能说清楚的。

这里，不才只能简短回应张千帆教授的观点。显然，“共同信守一个社会契约”是很重要的，但是共同信守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契约呢？张千帆教授没有详细阐述，结合文章中提及的“美国社会契约的重建”等句子信息，可以分析出，他似乎认为美国现有的社会契约不适应当下美国了，需要再来一次“费城制宪”了。在美国人还没有惊掉下巴之前，不才首先想到了西塞罗笔下的勇士汉尼拔（Hannibal）评价的福尔米欧（Phormio）先生；其次也要追问几个问题：“五月花号公约”、独立宣言、美国宪法以及宪法修正案，难道不是美国共同信守的那些社会契约吗？难道这些共同遵守的契约也随着形势的变化需要与时俱进？如果重建美国的社会契约，而且轻易修订作为美国传统的那些契约，那样的美国是否还能叫美国？当下的美国，究竟是应该重建社会契约，还是应该回归被自由左派的政治正确侵蚀的有些飘摇的原有契约？显然，张千帆教授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考和表达，很有些书生意气和越俎代庖了，因为美国的保守派已经意识到美国近些年来的欧洲化，他们在试图刹车，在试图力挽狂澜，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大概就不会明白何以那些美国民众如此热忱地支持满身缺点、满嘴跑火车的川普先生了。

不才知道，包括张千帆教授在内的国内自由派，和美国自由左派们一样，都对世俗化、多元化的欧洲，包括民主社会主义的北欧不无好感——这一点他在《中西左右：一场跨洋误会》中毫不掩饰自己喜欢北欧各国胜于美国，但美国的主流社会对此还是有所保留的，即便是大喊政治正确的民主党，不也是放弃了桑德斯而推举了相对温和的拜登吗？

假定按照张千帆教授的书生论政的理性呼吁，美国人现在开始重建社会契约，那么接下来的可以准确预见得到的问题是，在基督信仰滑坡前提下的现时美国人，会比当年费城制宪那批美国先贤更能达成新的社会共识和契约吗？须知，当年的制宪如果简单容易，也就不会有汉米尔顿、麦迪逊等人连篇累牍地撰写《联邦党人文集》了，富兰克林也就不用在制宪会议濒临破裂的情形下说：“人类理智并非十全十美”，“上帝统管人类事务”，“若非祂愿意，我们所建造的这一政治建筑，不会比巴别塔好到哪里去”。要知道富兰克林可是一个有争议的基督徒，甚至很多人说他是一个自然神论者，但是他都能如此深刻地理解《圣经》和基督教精神，这一点对于留学美国的张千帆教授大概是个提醒，或者他可能太注意自己的专业而忽略领会美国的深层文化和传统习俗了。

张千帆教授在另一个场合的学术报告中，特别掷地有声地强调美国宪法、美国政体模式跟基督教没有关系，这一点得到包括很多留学美国和在美国生活的知识人的赞同，于是片面强调美国是个世俗化的国家的观点在美国大选中流行开来。记得鲁迅在1907年翻译编写了几篇文言文，其中他使用了一个词汇叫“辁才小慧”，意思是讥讽那些盘着辫子学跳交谊舞、张口闭口宪政、满嘴新词的大清国的留学生。我这里当然不希望用鲁迅发明的这个词汇来形容张千帆教授，因为他的专业知识和研究程度在国内法学界有口皆碑，但是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犯下如此小儿科的错误，实在有些令人惊诧，因为同样的小儿科的疑问是：一帮基督徒在一起研究宪法，能说宪法跟基督教没有关系？所谓的有关系难道非得《圣经》的经文体现在宪法条文中才算数？所谓“政教分离”在文化和精神上也能截然分开？

美国宪法中的三权分立在制度模式上可以说沿袭希腊传统、罗马法、英国立宪，甚至法国革命中的文化精髓，但同时也是基于基督教的人已经堕落、人不可靠的千年文化传承，包括宪法“前言”中使用的大写的极富基督教话语色彩的“Blessings”，在18世纪的英文语境中基本上等同于“上帝的祝福”或“上帝保佑”。而这个被隐去的上帝，显然不是佛祖，不是穆罕默德，也不是太上老君，而是三位一体的真神LORD——耶和华。还有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确立国教和妨碍宗教自由。这样的条款，问题意识非常明显，既明确指向此前欧洲引起纷争的政府确立国教问题，同时也指向各种各样的基督教派（含天主教）纷争的问题。而这一修正案的意思是说，世俗的政府不得立法制定国教，同时世俗的政府也不得立法干涉基督徒信仰他们各自教派的自由。忽然想起马丁·路德在评论《诗篇》并批判天主教教会法学家时写下的一段话：“法学家们自己也说‘纯粹的圣典学者就是一个傻瓜。’必须承认，事实确实如此，因为他们沉溺于各种观念之中，很少考虑世故。”

关于美国制宪，不才作为法学专业的外行，也知道当年的美国那些先贤们尽管来自不同州、不同教派，观点各异，立场鲜明，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大都信仰基督，即便其中有限的几位自然神论和不可知论者，也并非决然的无神论者。或者基于多数原则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一本《圣经》作为遏制个人有限理性和固执己见的超越性价值观而存在，所以最终才能艰难地达成共识，颁布了宪法及后续的宪法修正案，并进而成就了伟大的美国。而当下美国的社会行情，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信仰耶稣基督的与非信徒的人数几近对半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之下，如何能够重建一个各方都满意的社会契约呢？

比如就美国国内问题来说，自由左派坚持要同性婚姻合法化、变性和堕胎合法化、自我决定性别及性别多样化、加大税收推行福利国家、为非法移民提供庇护和医保、禁枪、淡化宗教坚持进步主义，保守派则坚持一男一女的异性婚姻、反对堕胎和变性、坚持男女两性性别、减税维持低福利国家、拒绝非法移民、保守美国人持枪的传统、保守基督教，这些争议几乎都是相互冲突的问题，双方如何能够达成共识？就是按照民主政治的妥协原则，并在特殊情况下就个别项目可以达成共识，但是要想解决每一个问题或全部问题，怕不是说坐下来谈谈就可以轻易解决了的。如果重建社会契约这样复杂的事情，是书斋里的天真知识分子一句口号、一个理论、一篇文章就可以轻易解决的，那这世界还有什么不可以解决的问题呢？

尤其是在保守派已经大幅让步甚至被逼近死角的情境下，比如最高法院大法官阿利托前几天在题名为《言论和信仰自由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的演讲中提到：华盛顿州基督徒药店不经营事后避孕药被州法院判为违法，告诫其要么提供事后避孕药，要么搬离华盛顿州。借用中国人的话说“还有没有天理了？”美国建国之初绝大多数人都是基督徒，美元上写着In God We Trust，结果现在为了照顾堕胎，为了无底线的自由和平等，药店卖什么药和不卖什么药都不能自主决定了？难怪大法官阿利托说：“改变特别明显的是宗教信仰自由。现在在很多场合宗教自由成为一种被众人轻视的自由。”这种状态是让它继续发展下去，还是应该需要矫正？不才目前没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历史研究总是要相对滞后的，不过在此引用托克维尔的一句话作为注脚是需要的：“宗教在美国的社会治理中不直接起作用，但却必须被看作他们的第一部政治典章；即使宗教不传递自由的信息，它也会促进自由效能的发挥。美国的居民们也正是这样看待宗教信仰的。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美国人都对他们的信仰忠诚——谁能探查人心呢?——但我能肯定，他们认为信仰对维系政治体制是不可或缺的。”这一点，很重要，但对于龙的国度的无神论者们来说，可能很难理解。

比如就国际格局问题来说，这也是中国人更关心的一面，二战后美国在欧洲、亚洲等地驻军保护所在国和地区的安全，70余年来花费不可谓不巨大，这种活雷锋式的模式是应该持续下去还是应该中止？二战后产生的联合国体制，尤其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制，产生之初就是一个非驴非马的东西，美国是继续混迹其中大笔缴纳VIP会员费，还是扭转局势换一种游戏规则？人权理事会本来是为人权而设，然而一帮无人权、低人权国家堂而皇之地成为成员国，是劝说无效后坚决果断地退群，还是永不放弃坚持举行渺茫的多边对话？

这些相互矛盾、尖锐冲突的问题，早已经累积到饱和的地步，历史也来到这个风陵渡口，一方要维护形象、固守旧秩序，另一方则不愿维持过往、坚决要打破秩序，张千帆教授这时站出来说：大家应该理性探讨问题以寻求双方都满意的答案，能够安抚人心、安定局势、弥合思想界撕裂的态势吗？不才严重怀疑。

在行文结束前，有必要为张千帆教授做个小提示：《纽约时报·中文网》在刊发文章时，不知何故在文前插入了一个画面和色调很鲜艳的网络配图，底下写着：北京一家官方媒体周日播放了当选总统小约瑟夫·R·拜登发表胜选演讲的画面。ANDY WONG/ASSOCIATED PRESS。不才的欣赏和理解水平有限，实在不知道排版者所为者何，但可以猜想张千帆教授应该不喜欢这种排版设计，否则那就有一种晚节不保的嫌疑了。

不才敬重张千帆教授，所以草就此文，目的是提示尽管其出发点是想弥合、缝补因美国大选造成的自由派思想界的撕裂，结果因为立场先行的行文不善，却可能加速撕裂的结果，就像周作人说鲁迅写《阿Q正传》明明是要把阿Q推倒，结果在“大团圆”中却把他扶起来了，区别在于鲁迅是因为报社人事变动不得不中止连载匆忙地收尾，而张千帆教授可能是无心插柳柳成了荫，或者就是因为立场叙事而再一次实践了怀疑主义所谓的自我意识形态化。

                                         2020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