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般的深刻。
【提示：本文写作于2024年3月16日】
2022年俄乌之战爆发，牵动了世界的目光，也让围观的中国人操碎了心。近期因为教皇的一番言论，更是在中国自由派阵营中产生巨大的争议。
关于俄乌战争，从战争的定性上来看，使用侵略和反侵略的修辞来界定，自由派中应该不会有太多的反对声，因为战争的经过简单、明确，是俄罗斯的军队首先开进乌克兰，并一直在其领土范围内进行交战。同时结合俄罗斯以及普京一直以来的那一套不给人好感，因此更加强化了战争的非正义性。这一点，我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只是觉得这一个观察点或维度可能不够，而且从战争的起因方面来说还有很多有争议的话题，未知因素还有很多是我们今天不能掌握的。
不妨追踪一下开战前的两国情况。
俄罗斯正式入侵乌克兰，也就是大家习惯说的俄乌战争，是在2022年2月24日清晨。在这之前的几天，俄军已经以“维和部队”的名义进入顿巴斯地区，并与乌克兰的军队开始交火。这一举动，背景是2月21日俄罗斯宣布承认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并签署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顿巴斯地区要独立呢？包括2014年曾引发战争的克里米亚，为何会在俄罗斯的操控下搞独立呢？
流行的观点是，这几个地区居住了一定数量的俄罗斯族，比如根据2001年的人口统计，克里米亚约占58%（乌克兰族占24%），卢甘茨克约占39%（乌克兰族占58%）、顿涅茨克约占38%（约占57%）。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后两个地区的俄罗斯族并不占多数，但俄语是这两地的主要语言，比例分别为74.9%和68.8%，而且多集中于几个大城市，这些城市又是整个乌克兰经济的中心之一（GDP一度占全国的16%），科研机构和大学也很多，因此尽管他们的人口数量相对少，但影响力却大，而乌克兰族主要分布于欠发达地区，影响力小。
另外，这三个地区还存在着一些历史渊源与纠葛。尽管普京一副沙皇气势的口吻地说，乌克兰“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历史、文化和精神空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言论，是无稽之谈，秦晖教授为此拍案而做报告，将历史追溯到9世纪的基辅大公国时期，也实在说是有些学究气了。客观地说，现今的乌克兰以及领土版图，追溯太早是没有意义的，而且确如普京所说，是“由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俄罗斯创造的”。这样说的理由是，至少在巴黎和会重新确立国际秩序时，1918年1月独立的乌克兰共和国，作为主权国家（而非地区和民族），没有得到与会国家的认可。此举意味着，国际社会当时并没有认可乌克兰共和国及其合法领土版图。
不仅如此，加拿大学者奥莱斯特（Orest Subtelny）在《乌克兰：一部历史》中还写道：“1919 年，乌克兰逐渐陷入了混乱。其几度陷入的如此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内乱和民权旁落在整个欧洲的现代历史中都是从未有过的。来自乌克兰本土、布尔什维克、白军、协约国（法国）、波兰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六支部队，都在乌克兰的领土上活动，而基辅也在不到一年之内五次易手。蔓延各地的战线将所有的城市和地区阻断，迫使着人们前往农村觅食，也让整座死寂的城市又徒增了饥饿的气氛。”美国学者埃利斯（Elies Tcherikower）在1965年出版的《1919 年的乌克兰大屠杀》中，对犹太人遭受乌克兰的大规模屠杀表示气愤。
引述这两个材料的意思是说，不管乌克兰拥有多久的历史，在特定历史时期，它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失败到1922年展示在世界面前时，就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成立。其中顿巴斯地区，也就成为乌克兰名义或相对意义上的领土。1954年，伟大领袖赫鲁晓夫同志，为了纪念《佩雷亚斯拉夫条约》（1654年3月俄罗斯沙皇与当时的哥萨克酋长国签订的盟约，承诺共同抵抗波兰入侵，乌克兰加入莫斯科公国，效忠沙皇。）签署 300 周年，将克里米亚划给了乌克兰。
这种“布尔什维克制造”，列宁和赫鲁晓夫的出发点并不相同。列宁或者想假借超越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平等——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或者目的是为了换取内战后的政权维稳和粮食补给（乌克兰农业发达），当然也不排除威尔逊中心的分析：这次转移很可能是专门为了增加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的数量（俗称掺沙子），从而增强控制；赫鲁晓夫是想赢得乌克兰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对在政变中上台的自己的支持，也可能是利用职权报答自己在顿巴斯地区的职场飞速提升。作为历史背景，我们需要看到这一点。
有民族的问题，也有历史纠葛的问题，这三个地区自然更会产生矛盾，这大概是很多人的认知。我并不否认，只是认为，仅有这些因素还不够解释历史。因为，如果民族问题真那么重要，那么1991年苏联解体时，顿巴斯地区的人，投票率分别在76.7%和80.7%的基础上，投出了83.9%和 80.7%的结果赞同乌克兰独立，并脱离苏联。这个数据，虽然略低于其他各州，但同样表明他们摆脱苏联控制的决心。就是与乌克兰最没有亲和力的克里米亚，也包括特别市塞瓦斯托波尔市，投票也达到54%和57%的支持率。丹尼尔·特雷斯曼在2012年出版的《回归：俄罗斯从戈尔巴乔夫到梅德韦杰夫的旅程》中使用了一个数据还说，当年在乌克兰的55%的俄罗斯族人，投票支持乌克兰独立。
这些数据和结果表明，民族问题并不总是居于核心或优先位置，所以当年不管哪个民族都不愿再忍受苏联极权的统治，逃离和脱钩是绝对的选项。但脱钩后的转型，如何能够化解矛盾、走上正路，并不是简单的政治哲学原理和几个文人骚客的纸上谈兵，就能够轻易解决得了的问题。这一点，我不由得想起1912年前后的中华民国，二者何其相似。
接下来我们就短暂考察乌克兰脱苏后转型初期的一段历史。
1992年，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隐性和显性的问题都随之暴露出来。比如顿巴斯地区的俄罗斯族，虽然支持乌克兰独立，但还有一个被忽视的意愿，就是希望乌克兰实行联邦制，这样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克里米亚在第一轮公投选项——愿意重建1945年废除的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结果获得了94%的赞成票。这同样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历史问题。我的意思是，1991年的克里米亚人，为什么如此怀念1945年的那个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他们到底是不明真相的群众，还是心有所属的群众？
更大的火药库是克里米亚，当年就差点提前引爆俄乌战争，即那里的黑海舰队，作为战略和军事要地，也作为前苏联海军的驻守地，不是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乌克兰最高领导人）为了摆脱苏联和戈尔巴乔夫，匆忙间签署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第六条：“缔约各方应承认并尊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其现有苏联边界内的领土完整。）那么简单。进一步解释就是，当年两个政客光想着如何合作脱钩，却没想到脱钩后的更多细节，而这个问题在脱钩的瞬间就爆发了，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们，坚决要占有克里米亚及其军事设施，而俄罗斯联邦议会通过决议拥有该地的主权。1992年5月5日，克里米亚半岛宣布独立，基辅方面宣称该决定违宪，经过叶利钦的调和，5月21日取消了独立。但问题并没有解决，1994年克里米亚总统尤里·梅什科夫再次尝试独立，并通过1992年5月6日修订的克里米亚宪法。1995年3月，乌克兰拉达废除该总统的官职，5月取消了该法案。最终，借着俄罗斯后院起火，乌克兰实现对克里米亚的主权控制。一直持续到2014年，俄罗斯因为乌克兰政局动荡而入侵。
再来看顿巴斯地区。
作为高票（62%）当选的乌克兰第一任总统，克拉夫丘克不仅是叶利钦掀翻苏联的最重要合作伙伴，在三权分立的制度框架以及过渡时期的系列举措上，也可以说是居功至伟。可是，脱钩后造成脱轨的结果，他也是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责任。比如从经济和金融方面来说，他主导决定放弃了卢布，发行了新货币库邦。这个举措在理论上无可厚非，但是他没有阿根廷总统米莱那样的古典经济学背景，所以实践上依旧坚持为救一时经济而超发货币的“计划经济”，加之前苏联留下的那一套社会主义重工业体系，基本面想要扭转向好，本身就是困难重重，结果在1993年导致工业生产崩溃，通胀率一度高达10256%，平均工资自1990年以来下降了80%，顿巴斯地区的煤矿工人无法忍受而直接罢工，迫使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宣布提前举行总统选举。
继任总统是著名的颇富争议的库奇马，他从上任之初，就因为总统和议会之间关于经济和政治改革等诸多问题陷入纠纷，包括所谓“华盛顿共识”的私有化推进。直到1996年乌克兰制定了新宪法，赋予了总统更大的权力，才勉强化解执政内部的危机。这又让我想起民国初年，结果真的就是难兄难弟一起比惨。在这两个失败的案例上，我要提醒各位，那些制度决定论者必须做出正面回应，才能够让自己的大脑在不短路的情况下自圆其说。
库奇马总统的竞选纲领，就是通过恢复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更快速地推动市场改革以提振经济。至于他具体做得如何，我不想寻求更多数据和表现，因为我的衡量指标很简单，那就是他在1999年成功连任，也就表明多数乌克兰人还是满意的。（暂时不考虑是否存在选举舞弊的怀疑）但一个细节很值得关注，就是1994年那次，支持的选民是清一色的中、东、南部地区，包括顿巴斯地区和克里米亚地区，但是1999年的第二次，此前全部反对的西部地区，摇身一变而成为支持者，原来的铁杆支持者——东、南部地区出现很大不和谐的声音，尤其是卢甘斯克和克里米亚成为绝对的反对者。这个选民变化，说明了他的执政政策，让一部分人由不满意变得满意，而让原来满意的人失望透顶。一个统计数据显示，1991 年至 1996 年间，乌克兰经济每年收缩 9.7% 至 22.7%，1990-1994年间，官方 GDP 几乎下降了一半。如果这些仅仅停留在选票和数字上，倒也不是什么大事，但具体到每家人头上，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恐惧和痛苦。比如一个材料写道：当年一部分顿涅茨克的俄罗斯族穷人，靠俄罗斯工会发放的救济粮过冬，而乌克兰政府却漠然置之。这样的民情积怨被放大后，民族问题当然也就被凸显出来。
尽管2000年后，乌克兰的经济在国际经济快车道和国内需求上涨中，也顺势获得较快增长，一度实现经济的7.4%的实际平均增长率，但是整体经济的基本面依旧不健康。一个统计说：2008年，乌克兰前50名寡头的财富，占到了乌克兰GDP的85%。这样的恶劣情形，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重创下露出原形，勉强恢复后的2013年，再次陷入危机，2015年GDP持续下滑12%。所有这一切，让这个国家至少在2014年前，然难以摆脱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的身份。
与经济变态发展相伴随的是，政治权力角逐中的“宫廷大戏”：选举舞弊，国家战略是与亲欧还是亲俄，橙色革命，直到出生于顿巴斯地区的总统亚努科维奇任内逃往俄罗斯。总之，后发转型国家普遍遇到的问题，乌克兰一样不少地重复上演着，而且同样是无解的。
政治权力的角逐，是映照一个国家的镜子，同时照出来的还有根深蒂固的腐败，以及权利寻租与市场结合收割韭菜，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使用的词汇是“政府俘获”（State Capture）。事实也的确如此，比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4年发布的“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指数”，乌克兰的排名全球第四。比如任内叛逃到美国的总理拉扎连科被2014年“揭露国际腐败”的报告评为世界最腐败领导人物第8名。比如在国有企业私有化中，2004年，乌克兰最大的钢铁厂，以8亿美元的价格卖给时任总统库奇马的女婿平丘克，结果“颜色革命”后重新拍卖收获了48亿美元。即使举起反腐旗帜的总统尤先科，也被《乌克兰真理报》揭露他的儿子开豪车、住豪华公寓等行径。这种类型的腐败，对于各位来说，应该见怪不怪，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我还关心，作为继承了前苏联大量武器制造的乌克兰，从当年到战前，都可以说武器生产和出口大国。可是他们生产的武器，都卖到哪里了？销售过程是否公开透明？有没有违背国际社会制裁法令？
我知道的是，2002年11月26日《华盛顿邮报》上刊登的文章中称，时任总统库奇马批准向受国际社会制裁的萨达姆·侯赛因出售雷达系统（以及其他非法武器销售）。再有，乌克兰的武器以暗箱操作的方式，售往非洲那几个战乱不断的几个国家，包括中东几个阿拉伯国家，所以在欧美各国中，乌克兰一直作为不负责任的武器出口国形象而存在。这也就是欧美各国尽管口头上宣称全力支持乌克兰，但在极端先进和重要的武器帮助方面是相当有保留的。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案例，就是订单106号作为报废舰出售时，欧美各国提出应该公开拍卖，程序公开。乌克兰当局却聪明地为买家留后门——将拍卖日设定在紧接着三天后，而距竞标时限只有72小时，让其他买家根本无法准备材料和资金，结果就是若干年后辽宁号纵横南海。这个时候，各位能想到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想请教一下，如果各位作为决策者，作为决策者的幕僚，在制度已经建立的前提下，还有什么高招让这个病得不轻的国度健康起来？
在各位积极献计献策的同时，为了加大难度，我再列出一个时政评论家们可能不太注意的“小事”。
1991年，第一任总统克拉夫丘克为了强化独立的乌克兰，也就是要以实际行动和表现，证明自己是一个去苏联化的总统，所以刻意“乌克兰化”地在宪法中规定乌克兰语为唯一官方语言。作为政策本身和当时历史的一方来说，可以理解，毕竟“苦苏”久矣，一旦有机会就要拿出个立场和态度来。但从历史的另一面来说，这个政策对于俄罗斯族占有一定比例的地区和人来说，就显得激进了。尤其是在苏联统治70多年，乌克兰的俄语化是很普遍的，忽然改革，而且这么“唯乌独尊”，难免不引起反弹。比如1994年顿巴斯地区就举行了一次公投，约90%的人支持以俄语与乌克兰语一起作为官方语言，但这个决定在全国性的投票中被淹没。
现在可以说，这个不起眼的事情，某种意义上，为后来的纷争埋下了直接的祸根。比如波罗申科总统执政时期，出台了相当严厉的政策，压制乌东人说俄语。这也就是2014年9月的《明斯克协议》中，为什么要求乌克兰在顿巴斯的一部分地区有权使用并教授俄语的议项。战争已经局部打起来后，已经开始独立的顿涅茨克当局决定，在2015-2016学年开始，将乌克兰语课程从每周8小时减少到2小时，俄语和文学课程的时间同时增加；历史课以更强调顿巴斯的历史为主；分级系统从乌克兰的12分方案改为俄罗斯的五点分级系统；学校毕业生可以获得俄罗斯证书，并被允许进入俄罗斯当地的大学和机构工作。
当一系列的历史积怨和现实纠葛来到2014年时，情形再次发生变化。
首先就是所谓的“广场起义”。这一历史事件的起因是合法当选的总统亚努科维奇，因为在经济上选择与俄罗斯合作而非欧洲，于是亲欧派的人士举行抗议，占领首都基辅。在总统做出重大让步时，激进分子向基辅警察和抗议者开枪，结果被新闻报道出来后的结果是：警察杀死了手无寸铁的抗议者。乌克兰人为此而愤怒涌入首都，迫使总统逃亡俄罗斯避难。而普京据此向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增兵以维护合法政权，并在2014年2月27日[①]侵入克里米亚。然后是顿巴斯的两个“共和国”宣布独立。
其次是，2014和2015年胎死腹中的《明斯克协议》的1.0版和2.0版。如果这两个协议能够得到执行和履行，那么后来俄罗斯全面侵略乌克兰很可能会避免。但是这期间，不但两个协议没有得到履行，而且责任方主要是乌克兰方面，迟迟拿不出决议。等到2019年泽连斯基当选新总统后，不但没有兑现竞选时执行《明斯克协议》的承诺，反而为了逞强而大量从北约国家进口武器，并继续寻求加入北约，还在陷入冲突不断的顿巴斯地区使用正规军。俄罗斯为此恼怒，并以承认顿巴斯的独立和部署“维和部队”，迫使泽连斯基必须履行《明斯克协议》。可是，不懂政治的泽连斯基，得到美国总统拜登的“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美国会迅速果断地做出回应”的答复以及英国的“下岗”首相约翰逊的鼓励后，明确拒绝了普京。结果就是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
第三，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1990年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三世（James Baker）曾向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的许诺（如果苏联允许东德、西德统一，北约不会向东移动一英寸。）被克林顿总统执政时期违约打破——北约事实上东扩，比如1999年的波兰、匈牙利、捷克以及2004年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等先后加入北约，地缘政治的平衡无法维持。根据联合国报告：2014-2020年间，顿巴斯冲突已导致1.3万人丧生，其中包括备受争议的亚速营参与其中，这也是全面战争爆发的一个原因。
我这样说，并非是在道义和价值判断上站在俄罗斯一边，并为其侵略辩护，也不是在应然层面上反对北约东扩，而仅仅是说，造成俄罗斯全面侵略的结果，还存在一些历史背景和原因。或者说，俄乌之战并非简单的侵略与反侵略，责任划分也并非是单方面负全责。
现在到了第二个话题的时间了。
在正式进入话题前，我想提醒各位别忘了思考侵略与反侵略战争定性外，是否可以使用正义与邪恶这样的修辞？
为了让各位的思考能够更深入、更有比较性，我顺便回应一下俄乌之战开始时，很多人援引民国时期的中日战争作为类比参照。对于这样的类比，我不是很同意，但也不会一概否定，因为问题本身是复杂的，就某些方面来说，是可以类比的，但又不尽然，所以我不赞同进行这种宏大类比，也尤其反对刘仲敬先生那种就近的、熟悉的话题不说清楚，非要横向借助一个遥远的话题作比。这不是一个好风向，因为类比能够成立的条件是双方都同时满足和趋同，否则就是当下中文圈的类比滥用。
不过从某些微观层面来说，两场战争是可以类比一下的，比如国际社会多视进入他国者为侵略者，受侵国都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和支持等。［美国当时直接向民国政府援助（含贷款）不低于15.4亿美元，2023年美国向乌克兰提供 750 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人道主义、财政和军事支持。（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再比如，两国都可以判断为弱国对强国的战争，无论是军事、战力、人力、经济、资金方面均如此。这也是我们看待问题的第一前提。
在此前提下，如果单纯是两国互殴，胜负没有什么悬念，但是有他国的支援，胜负天平就又变得不确定了，也让中国的自由派更加翘首以望。加上乌克兰坚决抵抗和还击的勇气与实战成绩，比如当得知乌军开始反攻的消息时，这种获胜的盼望越发明显。尤其是看到俄罗斯都不要底裤地跑去找北朝鲜求助时，胜利仿佛指日可待。然而，截止到今天，即便欧美各国援助不断，但战争还不能给出获胜的时间表，那种获胜或速胜的期待确实过于乐观了。或者说，人们心里的预期与残酷的现实之间，一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那接下来，我就做一点简单的战局分析，而且就选择“钱”这一个方面来说。
一个好消息是，欧盟 27 个成员国刚刚于2024年3月13日达成协议，向乌克兰提供 54.8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美国国防部支持的3亿美金，也已经准备好。这两个援助（主要是武器弹药）如果到位，虽然还远远不够，尤其是相对欧盟的经济总体量（与美国相当）来说，实在是太寒酸，但还可以应付一段时间。
不能确定的消息是，美国参议院通过的600亿美元，能否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或者以什么方式通过，从众议院主席的言论看，首先取决于拜登总统能否把南大门把好。这是一对难解的“外援”与“内需”的矛盾，也是国际主义与本土优先的政治理念的博弈，不是简单的道义问题。很多中国自由派喜欢根据自己的好恶去道德评判，或抨击共和党，或抨击众议院议长不道义。我对此不以为然。因为掏钱的不是看客，美国联邦政府负债36万亿美元的问题、边境与非法移民涌入的问题，都不需要看客们操心。如果看客们能首先不顾自家生活的需求而去帮助满身劣迹的另一家，那可以拥有道德制高点，否则仅靠务虚的道义支持和一厢情愿地谴责别家不出血，我认为是不道德的。
当然，从主观愿望和短期目标上，我还是希望美国尽快解决分歧，也一并解决援助乌克兰的问题。正如所看到的，约翰逊议长可能要以租借或贷款而不是直接赠送的方式做出努力。当然指望拜登政府一并解决乌克兰的问题，也有些不切实际，或者他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如果这笔巨额援助能够拿到，那乌克兰2024年的“粮仓”（指武器弹药）不但有保证，而且可以更乐观一些。如果拿不到，在战场上应该还可以支撑，因为我相信欧美国家有底线共识，那就是不管是因为当年乌克兰废核时的契约（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还是担心欧洲的安全问题，都不能让大俄赢，所以一时拿不出更多的援助，但基本援助不会有太大问题。可是如果战争打到明年或后年，欧盟是否还能保证相应数额的援助？我不能做出明确判断，因为这一次他们已经争论、博弈了几个月，才达成这样一份不痛不痒的决议。这一点，需要提起注意，因为欧洲政客太不靠谱，包括法国的马克龙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都是漂亮的口炮大于实际的行动的那类货色。美国最终如何，也不是明确的。如果参考2023年乌克兰一共获得的420 亿美元的数据，2025年能否达到这个指标？谁也不敢说，至少乌克兰财政部长谢尔盖·马尔琴科2023年末就已开始担心这个问题。
还有变量也需要考虑。比如美国政府若决定将被冻结俄罗斯的2850亿美元资产，直接支付给乌克兰，那2025年应该比较乐观，虽然也未必能直接决定战局。可是这样做，就违背了欧美的传统契约精神。或者也还有其他可能的变量，但现在还不明朗。再或者2024年美国大选政局变动，就更是不可预测的问题了。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并不喜欢做这种时政研究，因为怎么说都有理，特定时间也只能说特定时间的道理，过后随着形势变化以及新资料的披露，一切的道理很可能就没有意义。
我还担心的是，在乌克兰国内方面，包括金融体系是否能够扛得住？还能抗多久？我常说，战争，表面看是枪炮武器、战略战术的较量，但实际是综合军事能力的比拼，而根本上是由金钱最后决定。我的意思是，一方面，打仗本身就需要花钱，武器弹药费用、人员开支、后勤补给、人员治疗和善后安置，离了钱打不了仗，尤其是打不了消耗仗、持久战。尤其是欧洲各国的军事实力和武器生产能力，早已经江河日下，完全不能支撑长久战；另一方面，因为战争，乌克兰国内的经济一定大受影响，税收、财政收入大幅降低，尤其那些本身就是失败国家的，社会各方面统筹、自治能力差，运行社会的成本也就更高。同时，欧美各国也被拖累得尽显疲态。乌克兰财政部长谢尔盖·马尔琴科2023年末时称，战争每天给基辅造成1.3亿美元的损失。按照一般原则，我们为这个数据打点折扣，每天算1亿美元，那一年要损失300多亿，开战以来负债已达3500亿美元。乌克兰人还能忍受多久？欧美各国会承受多久？
更重要的问题是，欧美各国的武器弹药援助有时也会捉襟见肘。比如作为欧盟大国的法国，要求全国军工企业进入战时状态，加速生产，企业目标由月产火炮3门提升到6门，155毫米炮弹的月产量努力达到3000发，德国的军工厂每月炮弹产量仅2万发，整个欧洲能够供应的炮弹也就不到10万发，2023年3月欧盟承诺的一年内供应100万发，实际兑现也就是30-50%，就是美国的著名军工企业Scranton扩产后月产炮弹也不过24000发。可是乌克兰每月需要约20万发炮弹才可以维持战线。如何能够尽快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以目前欧洲各国的老旧的军工企业来说，恐怕再有三五年也不看见成效。
加之乌克兰第一批热血爱国者牺牲3.1万人（乌克兰官方数据，实际可能更高）之后，优质兵员已经变成兵员不足和兵员劣质的情形，以至于征兵已经成为问题。还有政治长久腐败的结果是，但凡有可能产生利益之处，都难以避免不腐败，这种态势并没有因为战争就得到制止，反而有所上升。此外，总统泽连斯基及其内阁成员缺乏应对这种国际局势的政治博弈和公关战略的经验和能力，常常限于欧美左翼政客的煽动和鼓动中，认不清现实。
综合考量，我不知道厌战情绪会不会影响战局？但是态势和预期明显不乐观。
如果再考量一下俄方的因素，问题可能更加复杂。我的意思是，虽然俄罗斯同样有诸多的困难要面对，比如表面上也没有几个可靠的盟友，公开的那几个质量都较差，但是欧美各国如果不能做到全力支持，而俄罗斯的暗中盟友又勒紧裤腰带地支持，那么结果就更加难以预测。这一点，能懂的都懂，不懂的也就不懂了。
单纯对比军力的话，俄罗斯明显处于优势，比如大口径的炮弹，俄罗斯月产量可以达到20多万发。仅这一项军力对比来看，乌克兰就难以比肩。至于包括俄军兵力人数等其他军力的优势，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还有就是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层面。比如实际参与制裁俄罗斯的国家，就是大家所知的那几个欧美民主国家，更多的国家并未参与其中，比如全部的非洲国家、全部拉美国家、22个中东国家、45个亚洲国家（只有韩国、日本、新加坡参与制裁）。这么众多的国家不参与制裁，就等于俄罗斯的经济贸易还可以继续，尤其是印度、中国、土耳其等能源消耗大国借机大量进口石油、煤炭、天然气。也就是人们看到的欧美国家的制裁，其实际影响完全没有人们预期得大。再加上参与制裁的欧洲国家，普遍在能源上依赖俄罗斯，2024年还有200多亿欧元流向俄罗斯。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洲国家中只有英国和立陶宛完全停止了从俄罗斯进口液化天然气，而其他国家很难做到这一点。
绕了这么久，现在开始回应引起巨大纷争的教皇“举白旗”言论。为了尽可能减少无畏的分歧，我通过法国的朋友得到现场采访的版本：
瑞士广播公司的记者先提问：在乌克兰，一些人呼吁鼓起勇气，举起白旗；但也有人说，这将使（入侵的）强者合法化。您怎么看？
教皇回答说：这是一种解释。我认为，最强大的是那些看清局势、为人民着想、有勇气举白旗谈判的人。今天，在国际力量的帮助下，谈判是可能的。他们就在那里。谈判是一个勇敢的词。当你看到自己被打败、事情进展不顺利时，你必须有谈判的勇气。你感到羞愧，但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会有多少人死去？结果会更糟。及时谈判，寻找调解国。今天，以乌克兰战争来说，有很多人都想扮演调解人的角色，比如土耳其......不要羞于在事情变得更糟之前进行谈判。
（吕宁思版：我认为最坚强的人，是审视局势，为人民着想。拥有举白旗的勇气并进行谈判的人......谈判这个词是一个勇敢的词。当你看到自己失败了，事情进展不顺利时，你必须有勇气去谈判。......人们可能会对此感到羞耻，但战争最终会造成多少人死亡？应该及时进行谈判，找到一个可以充当调解人的国家。........）
教皇这番言论披露后，在欧洲各国和中文舆论场都产生了巨大风波。比如波兰外长说：教皇应该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从乌克兰撤军。拉脱维亚总统说：一个人不能向邪恶投降。德国执政联盟的议员说：在乌克兰受害者举起白旗之前，教皇应该大声而明确地呼吁，残暴的俄罗斯罪犯，摘下他们的海盗旗，这是死亡和撒旦的象征。为什么教皇不以上帝的名义，谴责俄罗斯东正教领袖.....煽动杀害乌克兰人民的行为呢？作为一名天主教徒，她对教皇的不谴责行为表示尴尬。德国执政联盟的另一位议员说：能够立即停止这场战争和苦难的人，是普京而不是乌克兰。那些要求乌克兰投降的人，是在向侵略者提供非法夺取的东西，从而同意毁灭乌克兰。
我大概浏览中文圈朋友们的争论，观点和角度与欧洲政要没有太大区别。
上述所有批评教皇的言论，如果从正义、公德、立场、政治表态、信心鼓励等应然角度，我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但如果从解决问题的实然角度说，则大可商榷。
首先需要先声明，我对这个教皇一贯没有什么好感，也从来不在意他胡说些什么。如果计较一下神学，我会追问天主教教义中的“教皇无误”是否需要继续坚守？我的意思是，这个教皇涉及信仰和道德伦理问题的很多言行，已经属于敌基督的程度了。
但这一次，我想替教皇说几句。欧洲政要们的激情反弹很可以理解，毕竟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是天主教徒或东正教徒，借机对教皇自俄乌开战以来的“不作为”表达愤慨，也给欧洲选民、同僚和乌克兰人以精神支持，甚至作为政客仅仅为了作秀，都情有可原。可我一直不明白中国的自由派，为何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大家平时很看得起教皇吗？
分析其中的原因，作为一贯挺乌的自由派或挺乌的基督徒，因为秉持正义和同情弱者的心理，而且满怀期待反攻中的乌克兰胜利，结果就在这个时间节点，教皇硬生生地泼了一盘冷水，于是大家群情激奋。可是大家真了解乌克兰这个国家吗？真把握了教皇这番话的核心旨意吗？
其次，欧洲的政治家们也需要计较一下。按照他们的意思，假定教皇对普京喊话，呼吁停止战争，那战争就会停止吗？仗打到现在这个程度，普京即使骑虎难下也要坚持下去，不然战争罪责、战后赔款，如何面对呢？他举白旗的可能性有多少？这一点即使不从事政治的人也可以想得到，天天吃政治饭的人难道想不到吗？真要结束并赢得战争，让普京举白旗，那就得全力支持乌克兰，比如在现有援助的基础上直接翻10倍或100倍，也让美国那位赋闲的川普先生看看欧盟的决心和慷慨。然而现实的结果呢？使出好大劲，也不过是54.8亿美元。这点塞牙缝的小钱，除了让战争长久拖下去，不能指望更好的预期。所以欧洲政要们的表态，充其量只有精神意义而没有实质意义，不好听话叫强打嘴炮。
我必须承认，这是回怼的言论，并非是真要欧洲人砸锅卖铁去帮助乌克兰，因为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现在来认真审视一下教皇的言论。
首先，“举白旗”是记者的用词，而且也不过是转述乌克兰人的一种观点，教皇是接过他的话继续说而已，这是对话的场景决定的，我觉得各位并不需要特别计较这个修辞。
其次，教皇整段话的意思确实没有离开“举白旗”等语义，但关键的问题是，教皇的“举白旗”，后面跟着的是“谈判”这个中心词，以及“勇敢”的副中心词。他整段话的意思就是：战争打成这样了，死了这么多人了，胜利的前景目前看不到，为了避免更多伤亡，就需要找一个调解国，通过谈判解决，但促成谈判是非常困难，也是要付出代价，现阶段这个代价就只能是乌克兰先“举白旗”，否则双方就只能继续战争状态。
教皇是从实然的可能性的角度说这番话的，尽管用词“举白旗”让很多人不爽，但是在交战状态下，一方不举白旗，能够让双方坐到谈判桌上吗？唱高调，搞抒情，拼义气，是文人墨客和闺阁小姐们的特点，于实际解决问题没有什么帮助。晚清的清流党，当年也是凭借好战而赢得众多粉丝，然而若今天评估，基本可以说是无一可取之案例。
我知道中国人从古到今都活在城下之盟、澶渊之盟、割地赔款之类的历史故事中，后来接受了抗战到底、宁死不投降的意识形态话语，所以产生一种政治正确的认识，即只有主战派才是正义、正确的，“投降派”要背负千古骂名，所以李鸿章、汪精卫还一直在墨水中浸泡。
可是历史上欧美各国是如何面对这类情况的呢？
1941年，十万英澳联军被日军围困无获胜和逃跑可能时，指挥官举白旗投降。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拼死7万、逃出3万，也不能举白旗，而且还要叫突围成功。南京保卫战，就是这种心理的鲜活体现。守城战打起之前，司令唐生智对中外记者放豪言：势与南京共存亡，然后自绝后路把长江上的军舰都撤走。豪情尽管令人敬佩，但结果却大跌眼镜。最后守不住了，不得不临时下令撤退。可是往哪里撤？三面围城，只有北门的挹江门和长江，结果几万人一起拥过去。那个惨状啊，仅踩死的人就不低于2000人，包括一个副团长，淹死的无法统计。而对比欧洲战场，法国在无力抵抗时，休书一封告诉德军，巴黎不设防。今天来评估这三个案例，有人会认为唐生智是最伟大光荣正确的吗？
这个简单道理，即使有时发昏的教皇，应该也是懂的。而且，我还可以推测他在说出那番话前，会以《圣经》中耶利米书29章背书，因为那里写道：有假先知煽动犹太人造反回耶路撒冷，所以上帝让耶利米传话给犹太人，让他们“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29:5-6），等待七十年后上帝召唤时再回耶路撒冷。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认为抵抗才是硬道理，那么耶利米的话就是属于投降言论，否则就要含泪接受眼前的一切。
最后回应弱国外交的问题。相比俄罗斯，乌克兰算是弱国，无论是经济体量，还是武器设备，包括目前的战局也难说不是这样。但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外交（谈判）才更加凸显价值。或者说，是外交失败后，才交由战场定胜负，而战场不能一时决定胜负，则谈判就应该重启，否则耗下去，与双方都不利。这其中，只有那些视人命如草芥的领袖，才会不惜一切代价坚持作战。而这样的代价，是否是我们这类人愿意看到的？动辄死亡几万、几十几百万人，财产损失几千亿、几万亿的胜利，是属于什么层次的胜利？
当然，我知道中文圈特别流行弱国无外交的论调，包括很多自由派的教授，其实这是一种丛林社会的理念延伸，资中筠先生曾撰文指出：“‘弱国无外交’，这是中国人近代以来最深切的感受。但是一般把‘强’、‘弱’只理解为军事力量，所谓战场上得不到，谈判桌上也得不到。其实不尽然，因为即使处于军事优势的国家，要下决心打仗还是需要很多条件的，而且互相打交道的不止一个国家，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未尝不可以利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弱国更需要外交，如果处理得当，不一定不能靠外交争取到现有力量对比下能够达到的最大限度对自己有利的协议，或者至少争取到缓冲的时间以便蓄积力量。但是这里的必要条件是决策集团判断正确，思想一致，加以有高明的外交才能，前台后台同心协力。”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霜木”也曾指出：“国弱未必外交弱，兵败未必外交败，甚至从外交的角度来看，有时弱国的外交不仅不弱甚至有时强于强国。……‘弱国无外交’本是弱国对其失据的外交的感叹，具有某种激励作用。不过，‘弱国无外交’这种悲愤感慨具有相当的负面效应。它未必能够直接、正面且有力地激发人们奋发图强，且容易使人形成一弱皆弱，一败俱衰的错觉，滋生国弱无以外交争，国强不必外交争的外交上的消极和无为，并且时常伴随和助长对于自己民族外交史的虚无与否定。”
至于一些人更加钟情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纯粹史前文明的心理，因为正如民国最出色的外交家顾维钧在一次演讲中所指出的：“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这条成语，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意思就是，口号可以喊，但不能落到实处，因为谁有资格将一国人赌进去呢？
在讲座该结束之际，我想再重申俄乌之战的性质，也就是在侵略与反侵略、强与弱外，是否可以毫不含糊地加上正义与邪恶？还是也可以尝试使用类似兄弟互殴、小巫见大巫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之类的修辞？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还需要为教皇一句并不见怎么高明的话而正义爆棚和割席断腕吗？还有一个问题，乌克兰能够承受各位的正义之托和情怀寄予吗？即便日后惨胜，能够让这个失败国家一血耻辱地跃升为文明国家行列么？更透骨的问题是，俄乌之间进入全面战争到底是哪些不为人知的因素导致的？那些信誓旦旦的时政人士、号称全方位都专业的媒体，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吗？
[①] 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2020年报告证实：入侵前的15天，也就是2014年2月14日，俄罗斯女富豪、前莫斯科市长夫人向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的投资公司转账350万美元作为咨询费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