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号称以“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为宗旨的主流媒介《百家讲坛》,成为一个造学术明星的工厂。据说,继以《论语》《庄子》为解读对象的学术超女于丹教授后,最为广大观众喜欢的便是以陆放翁、纳兰性德和屈原为讲述对象的杨雨教授了。因为笔者不看电视,所以对这些媒体明星往往后知后觉,若不是年轻学子们的耳提面命,大概就更加孤陋寡闻。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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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孺皆知的一个道理是,与中小学老师不同,作为大学教授,不但要教书,而且还要进行学术研究,撰写学术文章,尤其是对那些著名高校的著名教授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分内之事。张颐武先生就职于北京大学,在其专著和公开发表的部分文章中会写上:著名学者、文艺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既然学术光环如此耀眼,他本人也多次强调作为学者当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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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讲曹锟,是因为前几次讲座中多多少少都涉及到了他,比如在讲共和危机时,留给朋友们一个疑问:北京兵变,到底是不是袁世凯主谋并授意曹锟干的;在针对群友“如果我能做梦组阁”的提问时,我回答说:理想中的总统人选第一位是曹锟时,群友表示被惊讶到。还有就是我出的100道检测题中也涉及了曹锟,结果没有几个人答对。所以今天我必须做个交代了。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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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有些朋友常说自己基本只读繁体字的书,或者只读外国人的书,意思是自己没有中简体字的毒,见解因而也就高明。每当看到这样的言论,我常不怀好意地偷笑:外国书就没有毒吗?你中毒都知道?为了避免空谈,我今天以具体案例来证明外国书的确有毒。同时,为了“爱国”,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虽远必诛,虽死必诛,就选择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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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晚上好!今天给大家汇报的话题是延安整风。谈这个话题有几个原因。一个是2013-2014的时候,我因为要研究文学史上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以不得不对整个延安整风做了功课。第二个原因是大概三年前,我在“共识沙龙”里做过一次报告,题目叫《延安整风与野百荷花的凋零》。其中因为不得不涉及到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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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以来,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国学大热后,所谓割裂传统、矫枉过正、代表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众矢之的,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国家主义者们更是捶胸顿足、痛心疾首地大肆清剿力倡西学和现代价值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五四”新文化人,这已经是近几年来思想界的常态,不足为怪。然而,近年来,一些号称自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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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忽然结束后,一些最聪明、最智慧又最操心国家前途的文化人、学者和教授们,意识到黄金世界的意识形态很难再笼络人心,他们在努力探索几亿中国人如何“走进新时代”?于是,1985年左右开始的寻根文学,与1986年美国的林毓生教授出版的《中国意识的危机》被重视起来,传统文化、中国意识和国学、儒学等,在1990年代强劲的社会大潮中开始复苏,不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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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来的中国知识界、思想界,胡适是最被看重的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比如谢泳教授说他是“自由主义的领袖”,程巢父说的用语是“自由主义的宗师”,陈奎德博士称其为“中国自由主义中枢”,高全喜和余英时选择的术语是“伟大的自由主义大师”,但我在2023年的一次讲座答疑中却大不敬地戏说:胡适不过是个“半吊子”。一些朋友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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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学者、社会活动家的陈浩武先生,近些年推动石门坎公益活动,推广各种文明旅行,都产生很大影响。正是因为有大影响,所以涉及到的一些思想和学术问题,也就尤为值得重视,例如近期他做的《<从严复到周德伟>——百年五四运动被忽略的两个人物》讲座。时间关系,今天的商榷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谈:一、密尔与古典自由主义在陈浩武先生的讲座中,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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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北大法学院张千帆教授在《平等是祸水吗——论自由与平等》的讲座中,将希特勒的纳粹定义为“极右”(讲座:15分钟)。而此前他在《中西左右:一场跨洋误会》中也明确写道:“纳粹究竟是极左还是极右?他们当然通常被归为极右,因为他们的鲜明特征是反共、反犹、反民主。”“总的来说,纳粹意识形态的基调是种族主义、英雄崇拜和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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