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般的深刻。
上一次我讲了《共和危机与袁世凯复辟》。这中间间隔有点长，各位都是贵人，大概也难免多忘事。为了让这次讲座更富有成效，我必须带领各位温故一下上一讲的内容，而且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通过一些史料让各位感受一下我所谓的共和危机到底如何。
第一个材料，我引用陈其美责问“逼退唐总理”的电文飞来时，袁世凯的反诘电报：“来电谓有逼退总理之恶耗，殊堪骇诧！参议院为各省代表机关聚集都下，众目昭彰，讵能听人逼退？即鄙人亦何能坐视？”并斥责道：“此必幸灾乐祸之徒造作谣言，挑拨恶感，败坏大局。人心至此，恐中国不亡于前清时代，而亡于此等簧鼓是非者之手！”
第二个材料来看严复给熊纯如的信中所写：“项城自辛亥出山以来，因缘际会，为众所推，遂亦予圣自雄，以为无两。自参众两院捣乱太过，于是救时之士，亦谓中国欲治，非强有力之中央政府不可。”
第三个材料是《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莫里循书信集》中载的：1911年12月7日，日本《朝日新闻》驻北京记者神田正夫给莫里循去信说，赵秉钧曾对他的朋友说：“革命党的财政匮乏和北京政府一样灾难深重。一旦共和政府建立起来，人民的捐税负担会比现在更重。甚至就连这一点而言，共和政府也不可能统治中国。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筹措外债使国家免于破产。国家的安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借款的成功。袁世凯内阁的注意力大部分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著名报人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评价说：“民国成立之后，财政窘困，更兼善后诸政百端待举，势非举债不可。”
第四个材料，是学者杜亚泉在《现代文明之弱点》中不无忧虑地说过的一段话：“今之谈时事者，辄咨嗟太息曰：民国成立，倏已岁余，而内治之纷乱如是，财政之竭蹶如是，外交之危迫如是，长此终古，吾国将不足以自存。”
好，四个材料结束，我想共和危机的温习也差不多了。接下来就开始进入今天讲座的正题，来看看当年都有哪些声音影响了袁世凯更改国体。
第一个声音来自康有为。
这时虽位居边缘却不甘寂寞的康有为，仍坚持积极奔走游说，宣传其一直以来主张的君主立宪说，并接连发表《大借债驳议》《理财救国论》《废省论》《中华救国论》《中国从何方救危论》《拟中国民国国会代议院议员选举法案》《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救亡论》《中国还魂论》和《大同书》等，倡导尊孔复辟。在《中国还魂论》中，康圣人写道：“今欲大拯中国，惟有举辛亥以来新法令尽火之，而复其旧”。同时，康有为等还抬出“特殊国情论”[1]，声称中国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后更加混乱，外敌如日本等也在觊觎中国，所以，共和虽好但不适用于中国，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走君宪救国的道路。
当然，必须要明确的是，康有为期待的“君主”，指向的是大清皇族，而非袁世凯这个“乱臣贼子”，这一点以往史家常常忽略，甚至误以为康有为也在为袁世凯大唱复辟颂歌，实在是以讹传讹。
第二个声音来自两个外国人：有贺长雄与古德诺。
有贺长雄之于袁世凯政府有两件大事，一个是所谓“二十一条”谈判中，受命回日本打探和游说日本政界，尤其是从元老院那里获得日本政府于第五款只是意向的底线外交，从而为袁世凯制定对日谈判的外交决策做出贡献；另一件是对袁世凯制定宪法的影响，主要是以《观弈闲评》和《共和宪法持久策》为标志。
影响袁世凯政治举措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美国政治协会首任会长、时任民国宪法顾问的古德诺博士。因为他在极敏感的时间，很学究地撰写和发表了一篇可说是民国内参级的学术文章，即众所周知的《共和与君主论》，直接成为“复辟”的理论指导。
不过，据亲自查看了美国国务院档案古氏写给袁世凯的条陈原件的唐德刚说，《共和与君主论》原本主要阐释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当时中国实行的是南美洲式的寡头政治；承继式的寡头政治至少较非承继式的寡头政治要好；当时中国尚不能民选代表，民意代表以政府选举为佳。也就是说，古德诺并没有公开言明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制，只能说是言外之意表达了君主立宪比民主共和更适合中国国情的意思而已。
但是《亚细亚日报》翻译并刊载的中文却是这样一个版本：大多数中国人“智识不甚高尚”，“无研究政治之能力”，“中国缺乏它要表现的自由民主所应具备的法制、个人权利，甚至纪律都没有，因此，专制应该继续下去，直到它发展出对于政治权威有更大的服从、对于社会合作有更大的力量、对于私人权利有更大的关注之后再说”。辛亥革命由专制而一跃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所以“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
显然，这样一番蓄意的翻译和阐述，就是帝制言论的典型代表了，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等人就公开宣称君宪运动“是根据美国顾问的意见进行的”。芮恩施为此在《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也不能原谅地说：“一个美国专家竟然表示这种意见，这个事实已被人们用来作为实行帝制的特别有力的证据，因为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共和国的公民的意见。”
对于古德诺“被‘帝制派’所栽赃”，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非常同情地评价说：“美国那个书呆子古德诺，他的一番善意、两件条陈不特全被歪曲，他个人在美的政治前途也全付诸东流，在学术界亦几乎身败名裂。”历史就是这么无情，一个中国的政治运动，莫名其妙地葬送了一个美国政治学学者。
第三个声音是杨度与筹安六君子。
原本就信奉君主立宪之说的谋国者杨度，这时节也开始活跃起来，并在他的积极运筹下成立了“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的筹安会。他们发布宣言说：“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生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度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
筹安“六君子”：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4人为理事。其中的孙、李、胡、刘4人都曾参加过同盟会，是名噪一时的革命党。孙毓筠还做过参议员，胡瑛做过众议员。筹安会成立开始时轰轰烈烈，迨梁士诒的请愿联合会出现后，改名为宪政协进会，并发通电宣告筹安会结束，电云：“筹安会之设立，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今国体问题，已待决于国民代表大会，以全国民情向背论之，吾人所希望之君主国体，当能得多数国民之同意。惟吾人前此宣言，非立宪不能救国，非君主不能立宪，是所希望者，在君主国体，并在立宪政体。盖国体必为君主，始有一定之元首；政体必为立宪，始有一定之法制。无一定之元首，何以拨乱？无一定之法制，何以致治？今者国体之解决匪遥，政体之研究愈重，允宜乘此时机，加以讨论，务求国体解决之后，宪政即随而发生，得以速底于成，庶几一国国是，从兹大定。然宪政端绪，至为繁复，外观世界，内审国情，自宜早事研讨，以供上下之采择。今据会员多数之同意，决定将筹安会名义改为宪政协进会，所有本会中组织及一切职员，并各处加入讨论之代表，概仍其旧。特此宣布，邦人诸友，幸共图之！宪政协进会。”
客观地说，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筹安六君子”，并非那种市井小人、唯利是图者，也并非要恶意煽动袁世凯更改国体实行帝制，作为昔日的君主立宪制信奉者、老同盟会人、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的积极奔走，实在是思想和观念主导行动的结果，只可惜这些不识时务之书生，将现实当作理性的构想，以为快走几步后再倒退回去就可以万事大吉，殊不知历史情势变迁的基本原则，就是不能在动荡时期做大调整，退回去也是一种激进主义的体现。
杨度的另一举措是1915年3月撰写了《君宪救国论》。他在文中这样阐释说：“民国成立，迄今四年，赖大总统之力，……十年或二十年，中国或可以谋富谋强，与列强并立于世界乎？ ……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德识，……中国程度何能言此？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加以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故共和伊始，凡昔日主张立宪者，无不反而主张专制。……故一言以蔽之曰：中国之共和，非专制不能治也。”“计惟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元首有一定之人，则国内更无竞争之余地，国本既立，人心乃安。拨乱之后，始言致治，然后立宪乃可得言也。”
应该说，杨度所说并非没有一定道理，即便现在来看也可以说是比较客观地抓住了当时中国的问题，并提供了适当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尽管这种说法已经时过境迁永远不可能重回历史现场。
第四个声音来自帝制幕僚。
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尽管后来黎元洪总统将杨度列为“复辟第一元凶”，很多人也在批评杨度好为“帝王师”，但在评估影响袁世凯更改国体这一政治举措的各种要素中，不能过度夸大杨度的作用，毕竟他那时与袁世凯的关系并非重要到多么不可匹敌，比如在更改国体问题上，取代张一麐成为袁世凯的首席文胆的夏寿田，对袁世凯的影响就不能低估。徐世昌总统后来曾评价说：“夏按时到公，奉命惟谨，博得项城信任。项城有时命其与克定传话，彼即利用机会交欢克定，日益亲昵。夏并能揣摩杨士琦、段芝贵诸旧派之心理，深相结纳，帝制机密，无所不知，自是夏日亲而张（指张一麐——本文注）日疏……”徐世昌这段评价中，除了夏寿田，还可以看出杨士琦、段芝贵等人也支持更改国体。
当然，此外还有产生重要影响的梁士诒、阮忠枢、王锡彤、雷震春、陆徵祥等人。章太炎后来还评说：袁世凯更改国体失败是由于三人反对三人，即梁启超反对杨度，张一麐反对夏寿田，雷震春反对蔡锷。
张一麐在《记筹安会始末》写到：1915年9月，当国体争论激烈，参政院认定改变国体不合事宜之时，安徽倪嗣冲入京欲再效陈桥兵变事，拥戴袁氏称帝。的确，当二次革命民党溃败、领袖外逃之后，袁世凯周围攀龙附凤之徒纷然崛起。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二集写到：在1915年解决对日问题后，投机政客徐佛苏、丁世峄等窥伺出袁世凯的隐衷。
张瑞玑《吊袁项城》诗云：“有子不才误刘表，失计无端听蒯通。”
袁世凯的《遗言数则》中有：“苟予不幸死后，总统问题，可依《约法》解决。予之葬事，可任袁家自行办事。予病已重，不能躬阅公文书类，愿君等协力执政，维持地面治安。”“余自受国民付托之重，总揽大权，本无帝制之思想，乃一时昏聩，竟为佥壬迷惑，遂演成今日之恶剧。事已至此，夫复何言。此诚余毕生之遗恨也。今自知不起，以家族托君照料。倘他日余家不遭大祸，便属万幸矣。”
这其中的“子”、“蒯通”和“佥壬”，显然都指向袁世凯身边的“近臣”。
第五个声音来自袁克定与威廉二世。
影响袁世凯选择君宪救国决策的另一重要人物，就是大公子袁克定。或者与其说是袁克定，不如说是德皇威廉二世。
因为亲身体验到德国的强大，因为德皇威廉二世的深度关心，袁克定受君主立宪思想的驱使，已经在家庭中产生影响，比如服饰、穿戴等日常行为的德国化，比如言必称德国，以及他回国后的积极奔走，用心用力，以至于坊间传说他导演过一幕幕“欺父误国”的大戏，其中包括流传很久但又令人生疑的《顺天时报》造假事件。
据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在1963年撰文《我的父亲袁世凯》回忆说：袁克定为当太子，曾专门为袁世凯印制了一份假的《顺天时报》，在上面刊载赞同复辟的文章。此说，阎锡山在1958年的口述回忆中也提及过。袁世凯的幕僚唐在礼也在1960年代撰文言及此事。但是马勇教授曾遍查当年文献，除袁静雪之外不曾从其他人的资料中看到过这份假的《顺天时报》。另据《顾维钧回忆录》显示，袁世凯的办公桌上常有十几份不同报纸，不可能就一份《顺天时报》。查袁世凯当政期间的往来电报，也可知，袁世凯获取信息的渠道还有驻外使节，例如时任驻日公使陆宗舆就通过电报告诫过袁世凯，不可过度在意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赞同袁世凯做皇帝的言论，因为日本政界对此意见不一，尤其是军部和浪人，而大隈重信“好作无责任之密语”。
另据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载，篡改报纸的假意制造舆论支持复辟的应该是袁乃宽，不过报纸不是《顺天时报》，而是上海的《时报》。
尽管这些坊间传说真真假假，但是德皇威廉二世影响下的袁克定之于袁世凯的影响切实可感。
其实，自小站练兵期间起，袁世凯就一直很仰慕叱咤风云的德皇威廉二世。而德皇威廉二世在1913年接见中国驻德公使梁敦彦时就曾表示过，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应当建立强有力的君主制。袁克定在德国养伤期间，威廉二世继续诚恳劝告，并亲笔给袁世凯写信历陈君主制的优越性。
作为反馈的是，袁世凯在执行新约法进行政府机构改革时，就常常对行政官员们说，要以德国为榜样。特别是袁世凯在帝制发动之初，欧战正酣，德国所向披靡，无形中也给急于强国的袁世凯以榜样和信心。直至君宪运动发动后，德、奥两国为争取袁世凯倾向同盟国，暗中曾表示愿意给予承认帝制，威廉二世还答应在财政、器械方面给予大力援助。
至于袁克定崇拜德皇威廉二世并进而影响袁世凯，究竟是救国公心还是一己私欲，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见仁见智。对此，历史学家费正清等在《剑桥中华民国史 1912-1949年》中评述说：“在诋毁袁世凯的人看来。其子嗣的个人野心，是袁氏这场复辟帝制的关键；袁氏子嗣的个人野心确实存在。而中国历史长时期的帝制传统，才使袁世凯决定利用这个传统；其间到底有多少个人因素，有多少政治因素，这已是无法估量的了。”
第六个声音也是来自境外势力朱尔典。
还有一位“境外势力”就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中说：“帝制创议，始于德，而阴嗾于英。当时英、德争外交上之活动，日本愤妒，乃以二十一条提出，谋独揽东亚之外交。其后则英、日两国各施争中国帝制权之纵横术，东西洋君主国家，咸来赞助中国，由共和而回复帝制。”此说待考。
被袁世凯视为“一个朋友和具有丰富实际经验的政治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南北和谈时就曾对代表袁世凯的袁克定表示：“在外国人中普遍的看法大体是，该问题的最佳解决办法在于保留一个作为象征性国家首脑的满清朝廷，并伴之以相应的宪法修改，像过去清廷曾经允诺的那样。一个共和形式的政府，在我看来是一个危险的试验，而且似乎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后来又在与袁世凯的会谈中达成共识：“一个有限君主制是唯一能够确保国家完整的政体。”（《英国外交档案摘译：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父子与英国公使的密谈》）
另据一个油印本的《袁世凯与朱尔典密谈记录》载，在民国的国体讨论时，朱尔典曾诚恳地劝袁世凯顺应时势：“今日人民公认国体应该变更，请愿公为皇帝，公应时势要求，名正言顺，何必顾虑。”“若中国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
这期间，因为欧战，作为协约国成员的沙俄因为严重缺乏武器，于是英国外交部曾努力向作为中立国的中华民国购买10万枝步枪，因为德奥两国的抗议，袁世凯不得不出面制止了这个计划。后来英国外交部又计划在中国设立兵工厂，袁世凯政府也准备加入协约国，与同盟国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朱尔典与其说是支持袁世凯更改国体，不如说是任何袁世凯的举措他都不会反对，因为他代表英国有他的工作任务。
第七个声音来自近邻日本，不过这个声音有些特殊。
当袁世凯更改国体的举动引起日本政府关注后，日本朝野的态度分为两种，一种主张不干涉，一种主张干涉。1915年日本外相换人，石井菊次郎接任。10月14日内阁决议：中国若实行帝制，会引发动乱，日本应邀请各国一起劝告中国政府搁置改制计划，以免危及中国和平与秩序。
碍于英日同盟更强大的盟友关系，朱尔典不得不于10月28日在日本代理公使小幡酉吉、俄国公使库朋齐斯的建议下，联合访问外交部，“友好的劝告”停止君宪运动是上策，后又于12月12日与日、俄、法、义等国公使再至外交部，声明五国政府对帝制运动保持“静观厥后之态度”，以示警告。（《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一些党国史家认为，袁世凯选择变更国体实行君宪道路是受了日本人的蛊惑。例如李新、李宗一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中转引《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的材料说，有贺长雄从日本带回大隈重新的口信：“如果中国人觉悟了，他们恢复君主制是很自然的”，“当然期望袁大总统当皇帝”。驻日公使陆宗舆发回电报说：大隈首相“谓大总统如果诚意联日，日本国自努力为援助，可除一切故障。如有密谈，可由高田达我”。据此，李新等在《中华民国史》中断言说：“这个电报无异为袁的皇帝欲火上浇油……”
如果仅仅是党国史家这样说也就罢了，因为他们一贯蓄意涂抹历史，但是生于台湾的林明德教授以某种厚黑学的方式给予了声援。他在《日本与洪宪帝制》中提出，日本表示支持帝制是一种阴谋，因为日本政府早就暗地支持反袁活动；陆军方面且以为中国必以帝制致大乱，日本可于帝制将成时声明干涉。袁世凯的日籍顾问有贺长雄、坂西利八郎，以及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都曾怂恿袁称帝，并以日本时任首相大隈重信在1915年9月初对报界的讲话为例，谓中国“未达到可由共和制以申展国运之程度，……大多数人民对于恢复帝制事，必不反对”，并说袁世凯因此很受鼓舞。
同样来自于中华民国的张玉法院士在其皇皇巨著《中华民国史稿》中不但征引了林明德的观点，还据此判断说：“种种资料显示，日本一面援助各种反袁活动，俾从反袁势力方面获取利权；一面在袁的帝制运动势成骑虎之际设法阻止，使袁在混乱中为挽救危局许给日本更多利权。”“日本决议干涉帝制运动，系在帝制运动箭在弦上之时”。也即10月14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干涉袁世凯君宪运动。
从这一具体细微的历史问题来看，两岸尽管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差距巨大，但在不公正对待前期民国方面，却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即共同服膺于党国史观。
根据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第五十七章“帝制之干涉”中所记的电报（含密电）、质询、劝告、声明、威严恐吓等，无法得出日本政要曾公开怂恿、支持袁世凯从事复辟活动的结论，而恰恰相反。这一点唐启华教授在《洪宪帝制外交》一书中，也以大量详实资料予以证实。
至于大隈重信在9月初对新闻界的讲话，一方面其本人曾在日本下议院质问时否认过，这表明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言行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解读为纯粹是他个人的想法，在军部和其他势力严重反对后，他就转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了。
第八个声音是袁世凯自己。
从内因方面来说，袁世凯在褪旧迎新的晚清大变局中，早已形成并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南北和谈中因为妥协才勉强接受共和制，一旦现实问题棘手，很自然就要重拾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也就是为何他在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会面时“用很强的语气说，他将与共和政体不共戴天，因为他深信共和只会导致国家的分裂和毁灭”（朱尔典在与袁世凯会谈后打给英国外交大臣葛雷的电报，《英国外交档案摘译：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父子与英国公使的密谈》）；袁世凯几十年政治实践和官场经验历练下的自身能力的自信，和为国、为民义不容辞的政治道德驱使，使其具备了走君宪救国的道义资源；袁世凯毕竟出身于旧官僚，不可避免地迷信中央威权有助于整合和统领社会，并且“热衷于贪求不受道义制约的个人权力”，在遭遇日本咄咄逼人的“二十一条”后，迫使他下定决心走君主制救国道路[2]；尽管能够接受西方的现代政治文明，但并未真正确立起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尤其是深受传统文化熏陶，摆脱不掉一些超验的宿命论，使其具备走君宪救国的文化资源。
袁世凯的父辈中，包括生父、养父、叔伯等都比较短寿（卒年均未过58岁），所以时年57岁（虚岁）的袁世凯也遇到了这个“结”，用民间的话说就是命中有个坎。而袁克定认为，化解的方式莫若做“真龙天子”。此说对于沁淫于传统文化中的袁世凯来说，不能说没有一点影响。
此前，袁世凯在取消复辟的过程中，曾对负责起草又多为他辩解的张一麐说：“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总之，在各方面的合力作用下，在袁世凯十余次地犹豫、推卸后——当然可以推测这不过是袁世凯的把戏，终于采纳梁士诒及其操控下的参政院的建议，召集国民代表大会采取公投国体的办法，结果各省1993名代表，以全票的形式投票赞成君主立宪。袁世凯终于下定决心宣布更改国体，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无异跳入火坑”。
尾声
关于袁世凯复辟一事，徐世昌就曾困惑地表示道：“项城一生走稳着，独帝制一幕趋于险着，此余之不解者。”张作霖也在回忆录中认为“只有项城的能力智力，能统一中国，惜误于群小，忽起帝制运动，中道而殂”。
严复在与熊纯如书中说：“彼项城固不得为无咎，而所以使项城日趋于专，驯致握此大权者，夫非辛壬党人？参众两院之捣乱，靡所不为，致国民寒心，以为宁设强硬中央，驱除洪猛，而后元有息肩喘喙之地故耶。不幸项城不悟，以为天下戴己，遂占亢龙，遽取大物，一著既差，威信扫地。呜呼！亦可谓大哀也已。”
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说：“天下事——尤其是政论家论政，历史家论史——哪有什么全是全非的事体呢？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嘛！要搞全是全非，则不特有违于我儒才德、阴阳之道，它也大谬于唯物主义者统一、对立之说。——如此，那就既难服人之口，更难服人之心了。”
王锡彤在《抑斋自述》说：“今民国纪元而后，验契有费，公债派钱，且一切新税正在议行者，尤不知凡几，民间纷然以为加赋。且与日本交涉失败，薄海志士罔不短气。当此时而铺张功德，谋称尊号，得毋非其时乎？”
曾直接起兵的梁启超后来也承认，袁世凯搞君主立宪，做立宪皇帝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时间不对，如在“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人足；整军经武，卧薪尝胆，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霸。功德巍巍，仪兆敦迫，受兹大宝，传之无穷”。
严复与熊纯如书中又说：“彼项城固不得为无咎，而所以使项城日趋于专，驯致握此大权者，夫非辛壬党人？参众两院之捣乱，靡所不为，致国民寒心，以为宁设强硬中央，驱除洪猛，而后元元有息肩喘喙之地故耶。不幸项城不悟，以为天下戴己，遂占亢龙，遽取大物，一著既差，威信扫地。呜呼！亦可谓大哀也已。”他也曾提出过著名的时机论：“……民国改造，已经四稔，共和制度，深入人心，如大总统早愿为皇帝，不能于破汉口，下武昌，传檄各省，受禅清室，失机一。又不能于癸丑之役，逐孙黄，定长江，四方推戴，自践帝王，失机二。”
答问环节：
问题1：袁世凯复辟，不是要解决权力集中的问题吗？搞君主立宪制，那不等于更没有权力吗？
答：当时的世界，就君主制来说，起码分为三种，一种是英国式的虚君制，皇帝或女王，没有权力。其它国家还有荷、瑞、丹、挪等；另一种是实君制，比如一战前和战时的德国，这也就是为什么威廉二世建议袁世凯采取他们的制度；第三种是日本式，天皇有权力，但是相对的权力，也就是政府要采取什么重大举措时，内阁会议后，要报备天皇批准，所以天皇有一定的权力。但是天皇不会直接去干预政府想要做什么事情。因此，政界、学术界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说日本发动二战是因为天皇权力太大，纯属于一本正经的胡扯。不过，要反驳这种观点，不是今天能够解决的。更主要的是，我不想在此时公开我的研究成果。
2、讲座后感觉您似乎对一定时期内佛朗哥式的威权体制比较认可，不知此猜测是否正确？
可以这么说。不过，我的这种威权体制论，或者说是转型时期的克里斯玛型论，只是针对具体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针对中国。至于是否适用于其他国家，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请从孙文先后与蔡锷、陈炯明、宋教仁、黄兴的分歧分析一下他的主义思想主张的缺陷。
关于孙文，我以为他的问题不在什么理论，他也没有真正的理论可言，不过是贩卖点道听途说的东西，搅拌在一起而已。当然了，如果你要说军政、训正、宪政三步走，或者民族、民生、民权，或者什么中华革命党，以及联俄、容共也是理论的话，那咱首先定义下什么叫理论。
另外，对于职业闹革命的人来说，理论很重要吗？理论属于学者，也是考量学者的最重要标准；行动才是考量职业革命人的硬标准。如果非要说行动也需要理论指导的话，我认为无底线的流氓理论最重要，当然公开挂出去的招牌一定得是天堂般的黄金世界，否则庸众怎么会被动员起来呢。
4、请问，袁世凯帝制失败主要原因是因为失去了北洋军阀的支持么？他复辟之前对可能的反对意见没有预估么？
首先，我要声明一点，至少在袁世凯执政时期，历史上没有什么北洋军阀。那时全世界公认的合法政府军，怎么就成了军阀呢？如果你这么用词，要么是中毒无意识，也就是还缺少对初期民国的客观认识，从众式地跟着说；要么就是跟“二等货”和“上等货”（苏联在内部文件中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代称）一样的立场，故意黑五色旗那个民国。或者如果我记得没错，是孙文他们首先说北京合法政府是北洋军阀，后来一些人跟着这么说。不过，你如果确实认为北京是军阀政府，那么为了公平起见，以后再说孙文他们时，别忘了加上一个党阀。因为当年南边说北边是军阀时，北边回敬了南边是党阀。
至于更改国体失败，原因众多，我想如果近期可以接着讲的话，我想把这个问题再深入一下。尤其是我可能跟学术界流行的观点不大相同，包括我的导师。如果各位看热闹不怕乱子大的话，要不要看我这个学界公敌跟自己的亲导师商榷一下？一会我看看红包多不多，多的话，谁也不要拦我。
5、感觉您对袁世凯赞誉过高。袁称帝，很难讲完全是为国家民族大义，没有私心。权力让人陶醉，也让人迷茫啊！宣统退位，历史已经过了君主立宪的十字路口，袁复辟，难道不是逆时代洪流吗？
第一，讲座中，没说完全没有私心。比如我讲道袁家父辈不过60岁的问题，也讲了中国所谓人逢凶化吉的传统套路。当然，我再次重申，这不属于学术层面，因为是我的小人之心，或者用英语来说就是maybe层面。袁世凯是否因为这个问题而更改国体，我无法证明。
第二，至于您的“其它所谓私心”，学术研究讲证据，如果你有足够证据，说明老袁就是为自己家发财、永葆袁家江山不变色，那请拿出来。如果没有，请还是按照政治的里路或标准，即罗布特议事规则，不要揣测别人的动机，因为你无法证实别的人动机。
第三，您说历史已经过了君主立宪的十字路口。这个结论，如何论证得出来的我不是很清楚？或者我可以反问，谁规定了君主立宪一定要有一个十字路口？而且还带保质期的？您说逆时代洪流，这在反对派看来当然是，但是我讲座中也提到了很多支持者。再说，什么叫时代洪流呢？难道全世界都得民主共和就叫洪流？那英国人民以及比利时、卢森堡、挪威、瑞典、丹麦人民大概都未必同意。或者，难道有民主共和后就不可以君主立宪的规定？
6、您认为中国当下不适合普遍民主选举，请问要怎么样的情况下适合呢？有什么前提条件吗？这些前提又怎么实现呢？这些前提能不能和普选配套同时段推进呢？
这个问题呢，我讲座中的观点，只是针对当下中国来说。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没有rule of law，如果学术和思想不能自由，连历史真相都不知道，这种情况下，普遍的意义上来说更可能是多数凌寡，也就是很容易导致庸众胜利且多数暴政。更具体一点来说，各位认为，如果马上普选，你认为能胜过胡锡进、周小平他们那类人？我表示严重怀疑。
至于前提如何实现的问题，O my God，朋友你超纲啦。
7、历史变化的史实里，能否证成确有“蝴蝶效应”存在？各种影响事态的因素什么时候有非“大的因素影响就大”的线性逻辑？社会变化中的非线性可能主要机理在那里？
这问题太难了，首先问题本身大体来说属于历史理论的问题。其次，单纯理论问题不能解决实际历史问题，这个理论问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等于我不能在今天这个场合回答您的问题。
8、有不少人讲民国不如清末。有学者也把清末新政讲得大大超过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这些对于一贯主张君宪的袁总应该也是看得到的，为什么他不扶清灭孙，平息地方军变，让国家走向繁荣稳定的宪政之路？
第一，民国不如清末，这个说法太不专业、也太笼统。因为如果这个说法成立，我只要举出一个反例，就可以反驳，比如民国的大学，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超过晚清。但是如果要说，民国涉及北蒙、西藏的麻烦的内政外交问题，那晚清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样的说法不必在意。
第二，清末新政的确大大超越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这应该是史学界的共识。
第三，至于为何不扶清灭孙，平息地方军变，让国家走宪政之路。事实上，我的研究可能跟学术界流行的观点还不太一样，因为我并不认为袁世凯在南北和谈之前就已经想做总统，就已经想把清政府搞掉了。他后来成为临时总统，那是历史的各种机缘巧合造成的一个结果。当然，这个问题，不是三五句话能说清楚的，尤其是各位已经先入为主的话，我不想陷入网友吵架式的那种无畏争论。我这里就提醒一句：南北和谈时，北京提出的是君主立宪。这个君，是指袁世凯吗？显然不是，是指皇帝溥仪。袁世凯当时的角色是内阁总理大臣，他在计划的南北谈判中的君主立宪制下，同样将是内阁总理。或者说，袁世凯的确想做内阁总理，但没想做总统，是南方革命党非要民主共和，不要皇帝，北京这边最后妥协接受了，袁世凯才成为总统的后备。所以，可能在我看来，您的问题本身并不成立。
9、袁效忠的是自己，不是大清，1908年袁无故遭贬，与朝廷已然恩断义绝，剩下的只有利益了。
袁世凯被贬肯定满腹怨言，但是如果就此说他就与朝廷恩断义绝只剩下利益，可能我的研究并不支持这种很流行的观点。或者我可以反问，你能证明你的观点吗？有什么实锤的证据吗？还是仅仅是你的猜测和分析。如果仅仅是这样，那无妨，您大可这样认为。但我并不认同，因为我有证据。证据就是1911年10月14日，北京电诏袁世凯，15日袁世凯应召，16日写《谢恩折》，并复内阁《应行筹办各事清折》，其中写道：“王爷钧座，敬肃者：久疏音敬，驰慕时深。阮参议来彰，盥诵赐笺，叩聆壹是。章京幼读父书，粗知大义，山林钟鼎，皆出天恩。区区愚诚，神人共鉴。承传监国摄政王密谕各节，感悚涕零。即捐糜顶踵，亦不足云报称于万一。惟章京旧恙实未全愈，在平日精神尚可支持，近因入秋骤寒，突患痰喘作烧之症，头眩心悸，思虑恍惚。现赶加医治，一面料理筹备，一俟稍可支撑，即力疾就道。病中昏瞀，不能尽言。余属阮参议详达。所有应行筹办各事，另具函牍呈候训示祗遵。谢恩折已在赶缮，明日拜发。肃复，恭叩崇安，惟祈垂詧。”
如果你问袁世凯脚疾真没好吗？还是不想去找理由啊？或者是不是该羊头卖狗肉啊？是的，我知道，学术界很流行这种质疑，并且可能都不是质疑，直接就认为袁世凯扯谎不想干找托词。我也知道，中国人特别愿意从这个方面去想问题，这大概也是我认为普遍目前不适合的另一个原因，因为大家太习惯这种形而下考量，甚至完全不去多看一点资料，每个人在谈论这样的话题时，都是真理在握。咱废话少说，直接拿证据吧。怎么能证明袁世凯不是托词呢？来看袁世凯10月18日复张镇芳的信：“此次变起仓猝，武、汉已失，承泽手书交斗瞻送彰，传述当扆语，意极恳挚，兄断不能辞，昨已具折谢恩。惟沥陈病状，云急切恐难就道，并须一面妥筹布置等语。另又开具节略八条，大意谓：无兵无饷，赤手空拳，何能办事。拟就直隶续备、后备军调集万余人，编练二十四、五营，带往湖北，以备剿抚之用。又拟请度支部先筹拨三、四百万金，备作军饷及各项急需。并请军咨府、陆军部，不可绳以文法，遥为牵制等语。此项节略，已交斗瞻带京面呈承泽。如各事照办，兄自当力疾一行。”
10、从袁清末在朝鲜的各种努力、小站练兵、南北和谈、劝清帝退位、民国伊始的内政外交，巧妙处理21条问题，小到北京城自来水公司的运行等小事，可以看到其能力、胆识和担当。 请问，有说法是其称帝有君宪主张，但是并未拿出君宪的宪法，是这样吗？英德都支持撑地，在其失败后态度如何？
第一个问题，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还没搭建，君主立宪的宪法，当然不可能先推出来。
第二个问题，德国显然是支持袁世凯的。失败后，也没有什么态度，因为袁世凯死了。英国，从政府层面讲，曾经表示过不干涉，后来因为日本认为需要干涉，于是英国也一起去外交部交涉过，所以这时等于不支持了。
11、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宋教仁案”的关系如何。
袁世凯与戊戌政变的问题，尽管学术界很多人认为袁世凯告密，破坏变法，但是我的研究不支持这种观点，不过我今天就不拿出具体证据了。
袁世凯与宋教仁案的关系，尚小明教授的研究是：袁世凯与宋案没有直接关系，间接有一些。我基本认同。不过，我可能跟他还有一些不同，但是这个问题，我目前还在研究中，现在不想把半成品拿出来。
12、孙大炮绰号怎么来的？
关于此绰号，可以陶成章当年“倒孙”时的文稿为参考。《新世纪》（巴黎），1909年11月13日文稿如下：“我同盟会成立之际，孙文固无一分功庸，而我同志贸贸然直举之以为总理，不过听其大言……以为南洋各埠，多有彼之机关，华侨推崇，巨款可集。天大梦想而已。即弟等各人先后南渡之始，亦何尝不作是妄想……弟等一片公心，尽力为之揄扬，承认其为大统领……于是彼等之名誉乃骤起，彼又藉我留学生革命推戴之名目，《民报》之鼓吹……而得此高尚之名誉。”
韦慕庭：《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1910年结识孙文并担任其秘书的李禄超1974年在给韦慕庭的信中写道：“孙博士是一个梦想家。他梦想乌托邦，梦想建立一个健全的、秩序井然的政府，一个对人民施行仁政的政府。由于他有着这样崇高的理想而又极难变为现实的梦，所以，他被广东人取了一个‘孙大炮’的绰号，意即，空想的和不现实的人。”
关于孙文的“大炮”之举，略举两例：其一，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孙文曾撰文《中国革命之经过》说：“不期年而加同盟会者已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
但是据同盟会元老冯自由披露，民前五、六、七三年（1907、1906、1905）的会员数为960人。（《革命逸史》下）
蒋永敬等学者根据同盟会早起名册原件考证，1905-1906年的同盟会员共956人。（《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
其二，孙文多次公开扬言“拟于十年之内，修筑全国20万里铁路……深信不待十年，可以全路告成。”（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对此端纳在写给莫里循的信中大大嘲笑了孙文一番。（《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莫里循书信集》上）。
还有一种说法，是孙文与陈炯明闹掰后，下令炮轰广州城。那些士兵不忍心下手，孙文就直接自己上手了。于是就有了孙大炮的说法。不过这个材料我表示存疑。
[1] 特殊国情论最早产生于洋务运动之初，保守派认为枪炮机器外国固然强，但不适用于中国。接下来是戊戌变法时，慈禧虽然当时作为改革派的代表，认为民主、立宪好，但也认为不适应中国国情。反对的理由仍然是：民智低下，应首先整饬，综核名实，立居中驭外之规，定上下相维之制，数年纪纲之后再徐议立宪之事。正因为慈禧太后等满清统治者缺乏变革的决心，所以在不久后便迎来了辛亥的枪声。在最后的退位诏书中，晚清统治者终于不再强调国情，而是承认“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特殊国情论后来也成为蒋介石拒绝民主宪政的借口。194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在反抗国民党一党专制时，曾针对国民党的国民素质低下这个借口提出：要学会游泳只有跳到水里去才能学会，不实行民主，人民的素质永远不会提高。
[2] 费正清等认为：“袁世凯在日本提出有名的‘二十一条’最后修订本面前投降；竟把这些机能不全症状的疾病，盲目诊断为帝国营养不良，认为是皇朝瘫圮，帝王失位，中国是缺少了皇帝。”（《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