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腐败与良知写作——作家杨显惠论

毋庸置疑，当社会机制在结构上出现难以治愈的病症，大面积的腐败是不可避免的。作为社会和政治的“晴雨表”，那些混迹于市场与体制之间的所谓“文艺工作者”——摇笔杆的作家们，自然也不甘落后，借助权力分一杯羹也好，谄媚读者名利双收也罢，只要降低身段、不设底线，利益的回报与付出就可以成正比。学者徐贲曾总结说：“以吏为师的社会教化模式由于‘吏’的制度性大面积腐败，不仅完全失败，而且成为社会的腐败示范，以致全社会普遍滋生道德怀疑主义和犬儒主义。”[1]同时，在潜规则盛行的当下中国，坚守底线者、拒不合作者、特立独行者、拒绝腐败者必然都是边缘者、利益受损者。不过，还能让人心存希望的是，社会总也有这么一些人，尽管是凤毛麟角，却顽强地傲然挺立，那么孤单又那么有力，凭借《夹边沟记事》一举成名的作家杨显惠，就是这其中的一个。

一、拒绝腐败的写作姿态

1、严肃的写作态度

显然，杨显惠不是紧跟主流的阐释型、歌颂型作家；也不是迎合市场和大众的码字型、时尚型作家；更与那种“小骂大帮忙”的“二丑”（鲁迅语）型作家不同。或者说，杨显惠在新世纪的横空出世与脱颖而出，与其坚定而严肃的写作态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他曾说：“我的写作还是选择了文以载道的传统道路，选择了重大题材的写作，这是因为我的写作开始于文革结束后平反冤假错案和改革开放的时代，和许多那时候开始写作的同行一样，心里有许多有关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的反思和诉说。”[2]“我觉得应该去反思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进而去审视、批判我们国家曾经走错的路，从而使悲剧不再重演。”[3]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创作理念，所以杨显惠的创作过程便自然容不得半点含糊，严肃而认真，甚至诚实而准确就成为他创作的必然选择。对此，杨显惠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我的主要作品写的都是重大题材，但重大题材又都不是我熟悉的生活，要想写好就要深入生活。《定西孤儿院纪事》调查了三年。不光是去那个连队访问孤儿，我还往定西地区跑了三四趟，每一趟都是两三个月，访问了孤儿、孤儿亲属和孤儿院工作人员一百四五十人。写《夹边沟记事》之前也是跑了三年访问了近百人。”[4]对于大陆中国作家和读者来说，作为“一位有着伦理责任的人道主义者”[5]，杨显惠的举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产生于1940年代延安整风、后来成为社会主义文艺图腾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里面有“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深入工农兵”等内容，然而几十年下来，所谓“红色经典”制造了一大推，“高大全”——“假大空”成为那个时代文学的共性，经得住考验的经典作品却没剩下一部。这不免让人怀疑，当年那些真诚的革命作家们，是思想改造得不好，还是没有真正深入生活？为何独立自主的杨显惠深入生活后，那么不熟悉的题材也能写得如此荡气回肠、感天动地呢？这真是个问题。

在主旋律日益高扬的时代，在快餐文化和娱乐至死盛行（或说傻乐至死更贴切）的社会，他所秉承的如此执着、坚定而又质朴、厚重、严肃的写作态度和理想化的人生，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然而，杨显惠就这样默默地投入、坚守着，他的写作速度缓慢，十几年下来的显性收获也不过是总字数不足百万的“三个记（纪）事”，与文坛那些高产、多产作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稿费或版税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作品带给读者（当然是优质的读者）的冲击、震撼和审美力，在未来作品的经典化、生命力和传播史等方面——如果社会和文学能够常态化、常识化，也许结局同样不可同日而语。对此，邵燕君确凿地说：“杨显惠在当今文坛上也算不上是一位很著名的作家。但在未来的文学史上，他却很可能是一位令同时期人感到骄傲并羞愧的作家。”[6]《上海文学》主编陈思和说：“随着历史的推移，许多把肉麻当有趣的文坛泡沫都会销声匿迹，但这样的文字，将会永久地流传下去。”[7]事实究竟会如何，不妨拭目以待吧！

2、有良知的写作动力

曾几何时，文以载道的文学功利观一直备受诟病，不过有一个前提若干年来未引起重视，那就是文学所载之道是什么？如果是王道、霸道和非人道，莫说是文学，莫说是精致的形式和技巧，都应该大加挞伐，但如果是人道、正道和善道，并且文学不因载道而失去自我，或不唯载道论的话，为什么不可以名正言顺、大张旗鼓地提倡呢？特别是在一个书写尚存在羁绊的社会中，作为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一员，一个严肃的作家，有责任也有义务充当社会良知的角色。应该对人类的罪恶怀有普遍的道德问责，正如涅克拉索夫说：“你可以不做一个诗人，但必须做一个公民。”[8]木心也说：“专制独裁的王国中，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就等于有了两个国王。”[9]无疑杨显惠就是这样给自己定位的。

应该承认，对于大陆中国来说，“反右”和“大饥荒”是绕不过去的民族创伤和灾难印记，然而这样一个离当下并不遥远的过去，习惯自诩为勤劳勇敢的民族却未能很好地清理历史教训和遗产，甚至还出现了掩盖和涂抹历史真相、混淆视听愚弄民众等奇怪现象，而大行其道的犬儒主义者们则摆出一副习惯性的顺民形象，并以逆来顺受或者“斯德哥尔摩情节”构成典型性奴隶人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国情和国民劣根性的体现。反观杨显惠，他不但拒绝同流合污，而且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毅然走上一条艰难的还原和反思历史之路。须知，在现实中国，杨显惠的选择本身不但彰显其拒绝合作的态度，而且还带有某种“揭人伤疤”、“伤口撒盐”的性质，写作风险可想而知，用评论者的话说就是“带着镣铐的舞蹈”[10]，但正如帕斯捷尔纳克所说：“没有风险和自我牺牲，艺术是不可想象的。”[11]

正是在杨显惠的努力之下，那堪称中国的古拉格群岛——夹边沟、定西孤儿院被重新发现，那近三千个“被历史遗忘的受难者”[12]——“小右派”们被打捞出来，那些在和平时期被无情遗弃的经受饥饿折磨和屈辱的幼稚儿——孤儿们被历史所见证。

再次重温一下那些值得回味的镜头吧：生前不吃脏东西饿死后被人吃食的右派医生董建义和为爱千里寻夫的执拗的上海女人；由劳教升级为劳改的李祥年和俞淑敏那一场被终止和扭曲的恋爱悲剧；由工商管理科长、劳动工资科长变成无时不偷的贼骨头俞兆远，即便平反回家后仍然习惯性地偷吃生粮食而终于导致离婚；憎恨月亮的席宗祥，接连打死农场的猪和羊想因此获罪做劳改犯而不得，计划留守农场后却意外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罪名被判5年劳改；为了救助“冻零干”的弟弟一命，出门要饭的姐姐被迫与趁人之危的放羊人发生性关系；独庄子的展家八口人中，爷爷、父亲、大妹妹先后饿死，无人帮忙掩埋以至于尸体腐烂在炕上，饿死的小妹妹被胡麻草烧成黑蛋蛋，出门要饭的二大杳无音信、母亲生死未明，只剩下被新姑父救活展金元和奶奶……

面对这些沁透着历史真实的记述，陈思和教授说：“我愿意把它称作为信史，称作为纪录文学。”[13]陶东风教授在评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赛尔时说：“写作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义务。正是这种道义和责任担当，意味着见证文学是一种高度自觉的创伤记忆书写。没有这种自觉，幸存者就无法把个人经验的灾难事件上升为普遍性的人类灾难，更不可能把创伤记忆的书写视作修复公共世界的道德责任。”[14]杨显惠自己说：“我没有多么伟大的理想，但我想做一件事：用我的笔记录自己视野中的那个时代，给未来的历史研究者留下几页并非无用的资料。这也是我从事写作的动力。”[15]可见，无论评论家还是作家，都存有一份知识分子的良知，而杨显惠无疑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兑现这一切。

二、拒绝腐败的意义呈现

1、以细节修复和还原历史

有关“反右”中的右派人数，过往的权威数据是55万[16]，但根据2005年解密档案，在这次政治运动洗礼中（含1958年反右“补课”），共有3，178，470人被打成右派，1，437，562人被定为中间偏右的“中右分子”。[17]有关“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此前学界基本接受3000-4000万左右的数据，[18]现在相关档案已解密，这一数据得到基本证实。

这些大数据在宏大叙事方面自然有高瞻性、统领性和不可替代性等作用，但是仅有这些笼统的大数据，尚不能足以逼近历史现场和真相，还原历史还需要更多的个体数据、细节来补充和验证，而当历史研究不能充分展开之时，文学也许就有了更适合的舞台。

1959-1961年，共和国出现大面积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已不容置疑，三千“右派”被流放到夹边沟农场也是基本事实，但是这三千人在1959-1961年的命运如何，是否也出现大面积非正常死亡和人吃人等现象呢？不妨借助文史互证的方法论一探究竟。

关于饿死人、人相食的现象。在《夹边沟记事》中还有《在列车上》《一号病房》《告别夹边沟》等篇章，《定西孤儿院纪事》中《父亲》《独庄子》《炕洞里的娃娃》《黑石头》《姐姐》《顶针》《黑眼睛》等篇章也都有触及。那么，这些人间惨剧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还是被杨显惠用文学的手段夸大了呢？作为右派幸存者的和凤鸣在回忆录中写道，夹边沟农场原有劳教人员2800多人，没有饿死的只有6、7百人。不少死者的遗体被饥饿难耐的难友吃掉。[19]如果这两则材料还缺乏说服力，其他相关的材料还可以通过赵旭的《风雪夹边沟》[20]、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21]、高尔泰的《寻找家园》[22]等著述中求证。当然，更切实可信的是延安老干部、时任甘肃省妇联主席的李磊在回忆录《悠悠岁月》中给出的数据：临夏市全市10个公社，41个生产队，588人吃掉377具尸体，其中仅红台公社就有170人，吃掉尸体125具、活人5名。癿藏锦光生产队，马希顺吃了病人的尸体，自己死了，全家11口也全部死掉。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死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高尔泰在《寻找家园》中写道：（人死了）“拉出去，丢在野地里就是了。兰新铁路远着哩，望都望不见，列车上来来往往的乘客，都闻到一阵一阵的恶臭。”“……甘肃省委批准兰州医学院到夹边沟挖掘完整人骨，做实验和教学用具。那件事本来是严格保密的。但医学院的办货人员事先答应附近的农民按计件工资付酬，后来发现不用挖掘，只在农场大门遗迹前面的第一道沙梁子底下捡了一天就够数了。”[23]可见，杨显惠所述并非纯文学虚构。

关于批斗大会、搜粮队等暴行。杨显惠在《定西孤儿院纪事》中多有描述，其中《父亲》中记述道：“那次批斗大会我父亲也去参加了，他回来说，会场上架着机关枪，民兵们手里提着明晃晃的大刀。”《独庄子》中记述道：“……会计今早上回来，他娘说你不在家，人家把我的腿打折了。会计说，娘，你不要说了，我在外边也是这样干的。”《姐姐》中记述道：“他们拿的矛子、斧头、铲子满墙扎，地上打，听音，房子、院子里想到哪儿就挖哪儿，挖了三天三夜。……”这些记述是文学夸张还是事实如此呢？《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的情况报告》中写有：1960年春甘肃省、地委工作组据揭发材料统计，全县50个公社党委书记当中，有11人有人命案，共打死、逼死79人。陇阳公社党委书记李生荣打过53人，打死逼死12人。马营公社书记张学圣主持召开了千人斗争大会，民兵架起轻机枪12挺，步枪和土枪50多支助威。[24]2000年在通渭县召开的老干部座谈会上，有当事人讲述了当年搜粮队对群众采用了各种残酷刑罚：竹坯子插指头、站冰块、雪埋人、打夯、拔胡子、男女脱裤子互相戴在头上、用包谷棒子和先麻（一种毒草）塞阴道、用绳子来回拉阴户等120多种。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决心要大，刀子要快，哪里挡住，哪里开刀”。在全县大搜查中，打死、逼死1300多人。上述史料可以佐证，杨显惠所述不仅是历史事实，而且仅仅是冰山的一角。

关于杨显惠记述的饥民吃食的东西。《独庄子》中记述道：“树皮剥来后切成小丁丁，炒干，磨碎，煮汤喝。再就是挖草根根……还有骆驼蓬。这些东西拿回来洗净，切碎，炒熟，也磨成面面煮汤喝。……再就是吃谷衣炒面，吃荞皮炒面。荞皮硬得很，……磨子磨不碎，要炒焦，或是点上火烧，烧黑烧酥了，再磨成炒面。谷衣呀草根呀磨下的炒面扎嗓子，但最难吃的是荞皮，扎嗓子不说还苦得很，还身上长癣，就像牛皮癣……”其实，有点阅读经验和社会阅历的人都知道，这些细节描写一定是有过经历的人的观察和体会，不可能是个人主观凭空想象的结果。徐贲对此曾评说：“许多细节之所以被视为‘真实可信’，全在于它是一种个人的写作，不像国家官僚话语的‘正史’那样被严格定调。它不需要为政治正确而牺牲真实回忆。这种回忆的真实可信几乎完全出于‘无须说谎’的推导。”[25]当然，现有的相关史料更可以证实其真实性。如中共通渭县委在《关于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写道，1959年冬通渭“全县162个大队中，就有102个大队三个月没给社员分过口粮。有些地方社员40天没有吃过粮食，以草根、草衣、树皮充饥，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26]也有另外的材料可证实，大饥荒来临之际，“农民不得不乱找代食品，吃苜蓿秆、洋芋蔓、棉蓬籽、够衣子、乔麦衣等。浮肿、中毒、死亡现象不断发生。”[27]

关于小说是虚构人物还是写实问题。《上海女人》一篇中，杨显惠写道：上海一家医院的主治医师董建义支边到兰州省人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在“大鸣大放”后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夹边沟农场，接着在饥荒来临的1960年11月活活饿死，死后还被人抛尸荒野，臀部的肉被剜走。杨显惠曾说，自己在《夹边沟记事》中所“描写的故事和细节都来自生活”，不是他个人“杜撰的”。[28]事实如何呢？饿死在夹边沟的“右派”王景和的妻子和凤鸣晚年在《经历——我的1957年》中写道：“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一说是硕士）董坚毅1952年投奔新中国回到上海，在惠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1955年支援大西北建设到兰州，在省人民医院工作。在1957年因给领导提意见被定为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的新添墩劳动教养。……1960年，夹边沟的劳改和劳教人员大批饿死。11月上旬的一天，……董坚毅死去，时年35岁。……董坚毅死后7、8天的一个晚上，他的妻子顾晓颖从上海来了。……到了埋葬董的地穴，尸体不见了。经过多方寻找，最后在后沟里发现，老董的尸体被抛在荒野。……尸体上的肉已被人切割吃完了。……难友们找来一些树枝和煤油，将尸体火化。刘文汉拿出自己从朝鲜前线带回来的一条军用毛毯，把骨灰包好，打成行李，由她带回上海。”[29]如果阅读过《上海女人》一定会发现，杨显惠只是将“董坚毅”换成了“董建义”、将“刘文汉”换成了“李文汉”，其他叙述完全都是真人真事。

通过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等文本提供的细节，辅之以相关历史材料，在这种通常意义的文史互证中，20世纪中期大陆中国的那段凄惨、悲怆的历史真相便一步步地呈现出来。杨显惠在《夹边沟记事》的“后记”中写道：“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那些长眠在荒漠和戈壁滩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30]是的，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和定西孤儿院，因为那是真实历史的印证所在，而这样的历史印记离不开杨显惠这样的良心作家。

2、为探寻与反思悲剧提供视角

夹边沟农场近三千名“右派”何以饿死大半？定西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孤儿？定西孤儿院又因何而生？对于这些悲剧现象，意在揭示问题的杨显惠在《夹边沟记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中并没有深挖悲剧的原因，这符合非虚构——纪实性小说的特点，毕竟杨显惠不是学者型的历史学家、思想家。但即便如此，杨显惠还是有意无意地通过文本为研究者提供了探寻和反思20世纪中期大陆中国身陷人类大悲剧的隐晦视角或切入点。

这个所谓的隐晦视角或切入点是如何体现的呢？不妨以《定西孤儿院纪事》为例。阅读细致的读者一定会发现，《炕洞里的娃娃》中有：“我后来才知道的，我大是逃跑回来的，我姐我妹子饿死了，我大心里急得在洮河工地蹲不住了。”《独庄子》中有：“我大是得了肺病回来的，要不得病还不叫回来哩。他说在工地就知道家乡没饭吃了，因为许多人的家人没饭吃，往工地跑，投靠儿子和丈夫。”《黑石头》中有：“1958年，我大上引洮工地，我哥去靖远县大炼钢铁，我娘去大战华家岭。”《姐姐》中有：“我大是1959年旧历七月从洮河跑回来的。……那时候洮河工地的民工都吃不饱肚子了。”这些引文中有一个共同指向或关键词，那就是洮河工地。

考察历史可知，所谓洮河工地指的就是当年名噪一时的引洮工程。这个被称为“山上的运河”是以省委书记张仲良为首的甘肃省委响应中央《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的政绩工程，于1958年6月12日开工，先后动员定西、天水、平凉三个专区近20个县的3千职工、10多万民工（施工高峰时达16万人）进行大兵团作战。截至1960年底投入直接工6000万个工作者。但因为工作量大、工期长、技术不过关、效益不高等问题，终于在1962年3月8日正式下马。这个不得不中途而废的引洮工程三年间共耗费2.2亿元（其中国家投资1.6亿元），因工伤、饥饿死亡人数近万人，完成土石方1.6亿立方米，仅占计划量的8%，一亩地也没浇上。有人为此评说“引洮工程是急火火的上马，血淋淋的下马”。[31]关于引洮工程，与全国其他省市比，甘肃省在粮食产量上搞浮夸，高指标、高征购，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刮五风等方面显然没有多大差别，特别的地方就是引洮工程。引洮工程可谓集“五风”之大成，对甘肃省的饥荒起了重要的加速作用。

当然，不仅是引洮工程，到1960年元月，甘肃省委布置修建了容量在百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209座，动员劳动力最多的时候达到270万人。作为“大跃进”内容之一的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这也是一些学者和民众不完全否定1958年的理由之一，既为“亩产万斤”的粮食卫星打基础，也是“大跃进”那股狂热浪潮的必然，尽管其出发点是因为陇中、陇东严重缺水。但是盲目蛮干，注定要付出更为沉痛的代价。作为代价之一的就是，因为大量劳动力被抽调引洮工程等项目，导致农村劳动力不足，耕地荒芜、种好的庄稼烂在地里。这样说并非空穴来风。1965年7月5日，通渭县（属于定西地区）县委在《关于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就提到，1958年5月，抽调18000多名劳动力（约占总劳动力的20%，此前还抽调了17900人大搞工业）投入引洮工程。8月正当庄稼收割紧张之际，为迎接中央水土保持检查团，以10多天时间集中5万多劳动力（占全县劳动力总数的51.4%），从刘家埂到华家岭公路沿线摆了60公里长蛇阵，突击水土保持工程。10月又抽调25000多名劳动力大战华家岭、史家山。1959年，又抽调5万多劳动力兴办水利工程。一个仅有20多万人口的县，如此大规模抽调劳动力，直接导致年底荒芜耕地11万多亩，粮食产量大幅下降：1957年粮食总产16423万斤，1958年下降到11576万斤，1959年降至8386万斤，1960年更惨到3632万斤。[32]

当然，粮食减产仅是一个方面，更令人惊诧的是，县政府不但不正视粮食减产的现实，反而虚报粮食增收，导致上级政府提高了粮食征收任务。这样的结局便是出现挤占、强占农民口粮问题，而农民余粮本身不足，征购遇到困难，地方政府为完成任务也就出现前述的暴力、野蛮抢粮事件，并直接导致了大批人口饿死。据通渭县委的报告称：在1959-1960年的大饥荒中，“全县人口死亡60210人，死绝了2168户，1221个孩子失去了亲人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土地荒芜36万多亩……”[33]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北局在刘澜涛的主持下于1960年12月2日召开兰州会议，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场被免职，随后中央、省、地委，派了250人的工作组和128人的医疗队以及3370万斤的粮食，并成立了一些孤儿院。[34]于是也就有了杨显惠在《定西孤儿院纪事》中所记述的那些真实的故事。

其实，关于定西地区大饥荒的悲剧，很多健在的当事人都有记忆，只是他们不能或不愿发声；很多文献，包括上述文件、县志，也都有记载，只是传播的范围太窄；再加之新闻、历史、社会学、人口学等相关信息被刻意隐瞒和粉饰，所以定西（包括通渭县）的大饥荒一直以来不为人所知，而杨显惠的一部《定西孤儿院纪事》，让半个世纪前的那场人间悲剧重新逼真地回到世人眼前，这等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怎么评说都不过分。

三、拒绝腐败的境遇

1、评论界的冷淡

杨显惠自2000年横空出世以来，应该说受到的关注并不少。2003年首届中国小说学会短篇小说奖颁给杨显惠的《上海女人》，并评价其“以含蓄节制的风格表现了人在面对饥饿、死亡时的惨烈、坚韧、从容，从而使作品获得了巨大的历史穿透力和精神冲击力”。[35]2005年，凤凰网曾制作了“社会能见度·夹边沟记事”。2007 年，杨显惠被评为《中华读书报》年度关注作家。《定西孤儿院纪事》获得《新京报》2007 年华语图书传媒“年度图书”奖。2009年兰登书屋旗下的帕特侬书局在美国出版了杨显惠的纪实小说集《上海女人》（Woman from Shanghai），《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分别于8月23日和24日刊出萨拉·海扎克和霍华德·弗伦奇的书评。2010年6月《夹边沟记事》由Balland出版社在法国出版。2010年9月，王兵改编执导的纪录片《夹边沟》入围了第67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成为角逐金狮大奖的候选作品。

但是，在备受世界和社会瞩目的同时，一个问题便显露出来，即如黄桂元所指出的：“这两部作品分别连载于2000 年和2004 年的《上海文学》，很快便引起社会反响。有意思的是，反响多来自于非文学人士，也间接证明了这类作品的社会学意义远远大于文学意义。”[36]应该说，黄桂元的观察比较客观、实际，这一点只要检索一下各类文学评论刊物即可一目了然：十几年下来的全部评论文章不过三十余篇——相比于动辄几千篇评论文章的一流作家，仅从数据来说，杨显惠充其量也就是个三流作家。而这些文章的作者，除了三四个知名评论家外，其他大多都是评论圈的边缘人，那些活跃的、知名的、大牌的评论家，至今吝惜着笔墨。再纵览一下各省市作协、名校名刊组织的作家、作品研讨会，对杨显惠的研讨实在是相形见绌、捉襟见肘；或者翻开各大学使用的最新版的所谓“当代文学史”教材，杨显惠或难登大雅之堂或被一笔带过[37]。显然，相比于报纸、网络等媒介对其的重视，作为作家的杨显惠，遇到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尴尬境遇。

杨显惠被评论界、文学史冷淡，究竟是其文学创作水平太低下，还是评论家、文学史家们自身存在问题？有评论者曾总结过当下中国的评论界存在三种主流风气：其一是学院派，也可以说是八股派，论文如同工厂流水线的产品。共同特点是大谈空泛的理论、不自觉的自我增值、大同小异的近亲繁殖；其二是协会派，也可以说是八旗派，他们近水楼台与作家打成一片，云山雾绕，吹捧成职业；其三是媒体派，也可以说是八卦派，为了吸引眼球不设底线。评论特点是整体都差，个体都好。三者间泾渭分明，但又相互靠近、转化。[38]尽管这样的评语可能未必全尽当下批评界的问题，但在一定意义上谁又能充分证伪呢？所以，素有“文坛清道夫”之称的李建军则干脆说：“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几乎成了谎言和欺骗的代名词，而所谓的‘文学批评家’则成了被市场雇佣的文学神化和文学骗局的制造者。”[39]可见，问题主要不是出在作家杨显惠那里，其被评论界长久冷落也就情有可原了。

评论家们之腐败堕落，以至于名声如此糟糕，探究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不过，具体针对作家杨显惠来说，也许存在一个共识，即要么是生存哲学致使“过于聪明的”（王彬彬语）评论家们迄今仍在保持缄默；要么是犬儒哲学致使头脑“被禁锢”的“新人”们（米沃什）已经失去发声的能力。哈维尔曾说：“生活在谎言中导致人类自我认同的深刻危机，这种危机转而造就了在谎言中生活的条件，这其中自然存在着道德上的维度。”[40]这一点，不必多说和细说，相信大嚼“穆尔提-丙药丸”（维特凯维奇语）或“喝着狼奶长大的”（朱学勤语）评论家们都深有体会，点破了既不显得高明还有不厚道之嫌。活在中国谁都不易，底线早已守不住了，大谈道德不是天方夜谭么。

其实，有很多事不必过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尤其是前人已经趟出路后，就更不必自我把关到苛刻的程度。徐贲说：“只有当在现实公共生活中有真话要说，而且确实能把真话公开地说出来的时候，文学才成为一种体现人的主体价值的社会行动。在不允许说真话的环境中，文学的这种行动变得困难而且危险，作家为之承担的重负也不相同。”“一个公民作家不会只是沉溺于所谓的‘纯文学’之中，因为写作本来就不具有一种任人设计、自欺欺人的‘纯粹性’。……当公民有文学家的背景，当文学家却并不囿于文学，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可能的定位。”[41]现实是作为作家的杨显惠已经率先承担了重负，作为评论家、文学史家，如果还有一点正义、良知和勇气，应该适时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聊以慰藉那再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42]，哪怕是躲在前驱者的身后以那种流行的“解读式”评论附和一下，也不失读书人的一种体面和尊严，然而现实却是那样无情。

毋庸置疑，亦如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样，文学链条中同样存在既得利益者的集团化、系统化等现象，所谓结构性的腐败，当然不仅仅指创作，评论同样难免沦落。换句话说，评论家们的堕落与作家的腐败不但一脉相承，而且是源远流长，本不必为此大惊小怪，只是那些平日滔滔不绝的著名评论家们，谁个也不曾坦诚自己因实利和恐惧而说谎或沉默，反而占据着道德制高点四处标榜如何独立思考、自由思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合格公民”，真是让人见识了特殊国情下的特殊景观。

2、“小众”的认可

尽管杨显惠没有得到主流和时尚评论界的关注，但是这并不表明《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的征服力不够。

据杨显惠讲，在甘肃临洮，八十二岁的夹边沟幸存者裴天宇老人，收到在甘肃师大当教授的学生寄来的四册《上海文学》，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才读完那四篇文章。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老泪纵横，无法继续……很多当事人的子女或后代曾带着这些纪实小说，清明节上坟时焚烧，以告慰父亲冤屈的亡灵。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偶然读到了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的篇章，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学》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次地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道父亲是死得这样惨。[43]

这样悲痛的感受不仅来自那些受难的当事人和他们的后代，杨显惠说，自己因为不会打字，收集来的素材都写在本子上，交给女儿、妻子打。经常的，女儿流着眼泪打不下去，妻子接过来，也流着眼泪打不下去。女儿说，我最忘不了《黑眼睛》，一想起来就忍不住想哭。[44]老评论家雷达曾撰文描述自己的阅读经历说，自己在2000年时偶然读到《上海女人》时，“读着读着泪水悄然盈满了眼眶——我已很久没有见到具有如此巨大情感冲击力的作品了。……此后，我每月等待《上海文学》的到来，先看有没有夹边沟记事连载，到2001年底，我把杂志上陆续连载的小说剪裁下来，装订在一起，以便保存和再读。这种剪贴式的收藏方式，我只在学生时代用过，现在，除非深得我心的著作，一般我是不会这样做的。”[45]《当代• 长篇小说选刊》杂志在刊登《告别夹边沟》的“编后”中写道：“每个编辑阅读之后，不是叫好，而是沉默。那种震撼已经难以用言语表达。……我们相信，作者杨显惠的名字，一定会成为读者尊敬的名字。”“无论怎么称赞，不管多高的评价，都不会过分，都难以表达我们对作者的敬意，因为作者之痛，不是个人之痛，不是家族之痛，不是人群之痛，而是整个中华民族之痛。不仅切肤，而且彻骨，而且剜心。”[46]

一段时期以来，文学边缘化和文学垃圾化的论调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面对杨显惠的文字，一个问题便被提出来，究竟是读者品质太低导致文学病态发展，还是文学太过轻飘飘导致读者市场萎靡？《夹边沟记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事实上已经做出了最好的回答。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等媒介对杨显惠的关注要大于纯文学刊物。同时，作为读者群体，那些具备人文情怀的学者、公民尤为引人注目。朱学勤讲述过自己的阅读体验，他说，有朋友称此书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他以为还不够。因为“古拉格群岛仅仅描述知识分子在集中营里被虐待，……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苦难，远远超过苏俄，只是没有人触及。感谢作者杨显惠，感谢他的执著，20世纪中国历史的这一空白，终于开始填补”。为此，他把《夹边沟纪事》看为他“精神年轮”里的三本书中的一本（另外两本是《美国与中国》《哈维尔文集》——本文注）。[47]黄桂元也评说：“杨显惠作品的‘另类’效应多来自文学之外的读者群，这部分人往往具有积极的人文情怀、强烈的疑史精神、鲜明的反思立场，多在中年阅历，以男性为主。而作家也每每能给自己的读者一次次惊叹，其良性互动之势，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接受学现象。”[48]不得不说，与那些自娱自乐、自怜自爱的纯文学和揣摩旨意、涂脂抹粉的主流文学以及“苦也好乐也好活着就好”的快餐文化或大众文学的受众不同，杨显惠的读者群体虽然“小众”，却呈现出高端、多元、深刻、有担当等优质特点。这一点也许会遭到很多人的非议，但社会中的人就是分三六九等，文明与野蛮、高雅与低俗、精英与群氓、睿智与愚蠢、健康与病态等从来都是人间常态，尽管这样的事实人们并不愿公开说出来。

文学史上有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之说，但是20世纪的中国，无论是前半期的战争导致杀戮不断，还是中期的乌托邦迷狂导致人间惨剧频发，抑或是后半程竭泽而渔式的跃进发展，中国文学在这样悲怆的大历史中却那样束手无策、苍白无力，这一点既与传统文学国度不相匹配，更难与有着同样命运的俄罗斯相媲美，那种所谓文学盛世的论调实在禁不起推敲和考验，充其量也不过是自我慰藉和对空意淫的肤浅浮夸表现罢了。好在历史并没有让人对文学完全绝望，文坛终于出了一个杨显惠，就像当初有人评说大陆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界在1949年后全部沦陷之时，李慎之大声地喊出了“我们有顾准”一样。“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不应仅是鲁迅当年的感慨。

哈维尔说：“在后极权制度中，生活在真实之中远不仅仅具有一个存在层面的意义的尺度（返回到人性最内在的本质），或一个认识论方面的意义（为他人建立一个榜样）。它也具有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维度。如果这个制度的主要支柱是生活在谎言之中，那么对它的威胁是生活在真实之中。”[49]拒绝腐败的杨显惠做到了，在他的努力下，几乎已经被历史遗忘的夹边沟、定西孤儿院重新回到现实，此前被轻描淡写的大陆中国1960年前后人相食的大饥荒开始血肉丰满。杨显惠的写作或许真的不够精巧，可是绝对真实——不仅仅是文学真实——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他决绝地拒绝腐败，拒不同流合污，勇敢、执着地坚守着真实的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如此腐败的大陆中国和所谓文坛，因为有这样的脊梁和良知存在，即便是持有悲观主义，但谁又能说国家、民族和文学就没有一点希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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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54页。

[2] 《回答两个问题——自述》，《小说评论》2012年第1期。

[3] 吕东亮、杨显惠：《为时代立心 为生民立命——杨显惠访谈》，《小说评论》2012年第1期。

[4] 《回答两个问题——自述》，《小说评论》2012年第1期。

[5] 黄桂元：《杨显惠作品的“另类”观感》，《扬子江评论》2012年第2期。

[6] 《2004：从期刊看小说》（三），《文学报》2005年2月24日。

[7] 阿十：《定西孤儿院纪事：实录特殊年代饥饿的绝境》，《中国青年报》2008年2月25日。

[8] 《诗人和公民》，《涅克拉索夫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03页。

[9] 木心：《已凉未寒》，《即兴判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9页。

[10] 雷达：《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小说评论》2003年第2期。

[11] 布莱特：《非常言 来自诺贝尔奖的声音》，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2年，第178页。

[12] 吕东亮：《在历史边缘沉思存在——杨显惠论》，《小说评论》2012年第1期。

[13] 阿十：《定西孤儿院纪事：实录特殊年代饥饿的绝境》，《中国青年报》2008年2月25日。

[14] 《文化创伤与见证文学》，《当代文坛》2011年第5期。

[15] 《杨显惠：记录受苦人的绝境》，《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8月22日。

[1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457页。

[17] 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1982年官方公布的改正右派数字是552，877人。关于此数据戴煌：1978年“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这还不包括留下做‘样品’未予改正的，不包括尚未纳入国家干部行列的大学生、中学生、民办教师、原属民族资产阶级工商界、民主党派等等不拿国家工资的‘右派’；据估计，这样的‘右派’不下十万人。此外，还有数以万计的不戴‘右派’帽子而‘内控’的‘右派’。”见《胡耀邦与平凡冤假错案》，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第17页。另可参考丁抒：《反右运动中派发了一百八十万顶帽子》，《五十年后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田园书屋2007年。

[18] 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社会》1993年第4-5合期；丁抒：《人祸》（修订版），九十年代杂志社1997年；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杨继绳：《墓碑——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中国大饥荒纪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林蕴辉：《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非正常变动》，《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李澈：《大饥荒年代非正常死亡的另一种计算》，《炎黄春秋》2012年第7期；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其中前者明确显示，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一年减少1000万。

[19] 《经历——我的1957年》，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420页。

[20] 作家出版社2002年。

[21] 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

[22] 花城出版社2004年。

[23]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47、149页。

[24] 1960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0]364号。

[25] 《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花城出版社2010年，第338页。

[26] 《中共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65]347号。

[27] 中共镇原县委党史办公室：《“大跃进”期间的镇原冤案》，《百年潮》1999年第4期。

[28] 《回答两个问题——自述》，《小说评论》2012年第1期。

[29] 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94-397页。

[30] 《夹边沟记事·写作手记（代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

[31] 杨闻宇：《大跃进年代大西北的荒诞事──“引洮上山”的回忆》，《炎黄春秋》1993年第3期。

[32] 1965年7月5日，《中共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65]347号。

[33] 中共通渭县委：《关于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共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65]347号。

[34] 中共通渭县委：《关于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共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65]347号。

[35] 《首届中国小说学会奖在津颁奖》，《光明日报》2003年8月8日。

[36] 《杨显惠作品的“另类”观感》，《扬子江评论》2012年第2期。

[37] 在众多的“当代文学史”教材中，仅张俊彪、郭久麟主编的《大中华二十世纪文学史》、曹万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李新宇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1949-2013》等提及杨显惠。

[38] 何英：《批评的“八股”与“八卦”》，《文学报》2012年8月30日；黄桂元：《职业阅读、边地想象与批评气场——何英文学批评的一种观感》，《南方文坛》2013年第5期。

[39] 《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第317页。

[40] 《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怕托切克》，《哈维尔文集》（内部交流），崔卫平译，第64页。

[41] 《作为公民的文学作家》，《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花城出版社2010年，第223-224、234页。

[42] 鲁迅：《呐喊•自序》，李新宇、周海婴主编：《鲁迅大全集》2，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70页。

[43] 李玉霄：《杨显惠：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5期。

[44] 马金瑜：《杨显惠：记录受苦人的绝境》，《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第21期。

[45] 雷达：《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小说评论》2003年第2期。

[46] 《当代· 长篇小说选刊》2004年第1期。

[47] 《我精神年轮里的三本书》，《学习博览》2012年第7期。

[48] 《杨显惠作品的“另类”观感》，《扬子江评论》2012年第2期。

[49] 《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怕托切克》，《哈维尔文集》（内部交流），崔卫平译，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