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般的深刻。
2021年7月1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隆重召开了建党100周年的系列庆祝活动。一时间海内外热闹纷呈，各种议论纷沓而来，或庆祝或感恩或质疑。也有人提出了问题，那就是2021年到底应该是建党100周年还是101周年呢？
问题的提出看似有些唐突，但如果检索一下资料可以发现，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老问题，否则截止到2000年左右时，学者统计的相关研究专著20多部，单篇文章2500多篇何以要如此浪费时间和生命呢？但问题真的就这么难解决吗？
1、到底是哪年的生日？
按说，既然伟大党的生日确定在1921年7月1日，那当然是1921年了。可是，有很多老党员不同意这个说法，比如：
1926年，蔡和森在莫斯科的一个会议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发展》讲演时说“1920年成立中国共产党”；
1927年，张作霖派人搜查苏联当年驻华领馆时发现的李守常存放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上写着：“1920年初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
1928年，第二任党的总书记瞿秋白在苏联发表《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演说时称：“党孕育在五四运动中，以1920年为其开端。”
1929年，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说：“我自从1920年（民国九年）随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
1930年，老党员邓中夏在莫斯科写就《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其中写道：“19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事后回忆肯定有出现误差的可能，原始的文献证据才更有说服力。来看诞生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其中开篇写道：“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是去年年中成立的。”
再从解密的苏俄档案看，据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魏金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在1920年9月1日写的“关于在东亚各国人民当中的工作情况的简要报告”显示：1920年5月，他就中国科的工作纲要中指示第一条：“通过在学生组织中以及在中国沿海工业地区的工人组织中成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1920年7月5-7日，召开的在华工作的俄国共产党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讨论“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0年9月写报告时，他再次说“最近要为最终成立中国共产党举行代表大会”。
以上几个材料均将1920年视为中共的成立年。
2、到底哪月成立的？
如果中共生年在1920年，还要再确定一下具体月份，因为上述材料分别提及“年中”、“年初”、“五月”、“九月”。
几经修订、堪称目前最权威的党史是2002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2卷4本，红皮封面，其中第一卷这样写道：“1920年6月，他（指陈独秀——本文注）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此后不久，围绕着是用‘社会党’还是用‘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
这一段文字，有几个关键词需要注意，一个是时间上的6月、8月，一个是名称上的“社会共产党”、“社会党”、“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在时间的问题上，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伟大的开端》沿用了8月产生的说法。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委员会编的《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也使用了1920年8月产生的说法，只是在名称上都使用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说法。
不过，1990年代发现的《俞秀松日记》否定了8月的说法。作为当事人的俞秀松在1920年7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以后，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即布尔什维克——本文注），都觉得茫无头绪”。这个“前回”，显然是在7月20日之前。
那具体是什么时间呢？施存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回忆说：“六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等也参加了。当时，第三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在上海，主张成立共产党。由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无名）五人，起草纲领十余条。陈公培抄了一份到法国，我抄了一份到日本。”
两个材料一比对，可知俞秀松说的“前回”，最晚就是6月，因为同在6月施存统出国了。张国焘在回忆录里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经过，也即是中共上海小组由1920年五六月间开始集会商谈，经过筹备，直到当年八月下旬正式组成。”蔡和森1925年底至1926年初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写道：“究竟吾党何时成立呢？何时发起组织呢？仲甫到沪，1920年‘五一’节后，即邀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施存统及一女人来发起组成，……于是于1920年就正式成立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陈望道在1956年回忆说："1920年四、五月间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就是党，并未改用别的名称"，也就是仍然称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陈望道回忆中的名称问题暂且不说，但时间上提前到四、五月间。那到底是四月、五月还是六月，还是此前的年初或其它时间呢？
先来看1921年3月，张太雷到伊尔库茨克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报告：“中国最初的共产主义支部，是于1920年5月在上海和北京组织起来的。其后，在中国的其他一些地区，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支部，但是直到1921年，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沈海波根据张太雷的这个报告及陈望道等人的回忆认为，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人成立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实际上就是党的组织。金立人结合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俄文报告及施存统、陈公培等人的回忆材料认为陈独秀1920年5月在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提出建党，但到6月才正式成立。
看到中国的党史学者搞不定，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拔刀相助，经过考证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专著中说：“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约一年之前的1920年6月中旬——而非通常所认为的1920年7、8月，以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等为中心，在上海成立了后来被认为是党组织雏形的‘社会共产党’，这个‘社会共产党’就是党史上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当然这时的‘社会共产党’，还是仅具有简单的纲领、章程的初步组织。”对此，石川祯浩在著作中使用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的一个附录资料，所谓附录的意思，就是存目但不视为正式文件。这个资料上面有个叫Chang的人在1921年12月10日翻译的一段话：“亲爱的同志们！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去年十一月间决定的。这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这宣言之中文原稿不能在此地找到，所以兄弟把他从英文稿翻译出来。决定这宣言之时期既然有一年多了，当然到现在须要有修改和添补的地方。我很希望诸位同志把这个宣言仔细研究一番，因为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得要注意这种重要的文件－－共产党宣言。并且会提出远东人民会议中国代表团中之共产主义者组讨论。讨论的结果，将要供中国共产党的参考和采纳。”
这个Chang是谁呢？此地是哪里呢？远东人民会议怎么回事呢？学者们考证，Chang不是张国焘就是张太雷，根据张国焘回忆录，应该不是他。此地就是伊尔库茨克，远东人民会议就是1922年初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团体代表大会”，也就是所谓的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极有可能是张太雷（根据《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证明他1921年3月在那里做了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报告）在伊尔库茨克呆了好久，那里有一份外宣杂志叫《远东人民》，他看到创刊号上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的文章《共产国际在远东》，其中写道：“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已经不再是宣传家的小集团，而是作为一个明确的社会阶层而存在，他们正在把进步的中国无产者和革命的知识分子集结在共产主义组织内，……最近，中国的中央召开了共产主义各组织的协商会议，这次会议将中国的共产主义工作的任务做了这样的规定：‘我们的任务乃是组织和集中群众斗争的力量，使其打击更有力、强大。这一切都将通过宣传工作，组织工人、农民、士兵、职员、学生，成立具有统一中心的强有力的产业社会，以及创建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实现。’”舒米亚茨基不仅提到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召开了各组织的协商会议，而且还引用了“我们的任务乃是……”，而这一段文字与《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二章“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中的一部分，几乎一致，宣言上写的是“共产党的任务是要组织和集中这阶级斗争的势力，使那攻打资本主义的势力日增雄厚。这一定要向工人、农人、兵士、水手和学生宣传，才成功的；目的是要组织一些大的产业组合，并联合成一个产业组合的总联合会，又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这个引文材料可以证明，党史学者们一度怀疑伪造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舒米亚茨基是看过的。也就是说，张太雷翻译的文章中说的1920年11月的成立月份，是比较准确的。石川祯浩还为此举了一个例子，说《共产党》月刊创刊号写的就是1920年11月7日，也就是所谓苏俄十月革命的日期。
根据以上考据，基本可以断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远东局被正式认定是1920年11月，其中上报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是比较有说服力的文献。
那前面提到的5月、6月说怎么解释呢？显然，这其中存在每个人的认定问题，因为期间的确开过好几次会议，各项工作都在进展中，具体到哪一个月、那一个环节上，当事人的认定不一致。而且作为中共一方的认定，和作为领导的远东局代表认定，也存在差异。但起码能够证实的是，魏金斯基9月1日所做报告后的两个月，也就是11月时正式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然后向上级共产国际远东分部做了报备。
3、成立时到底叫什么名？
伟大党成立时的名称也是个问题。前面众多回忆和研究中，先后出现“共产党”、“社会共产党”、“社会党”、“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小组”，苏俄那边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会议上，负责登记的人在德语开头还写过中国“共产主义团”、“左派社会主义党”（实际是江亢虎的组织名称）等，到底哪一个是原名？
茅盾1957年回忆说：“小组当时有个名称，我忘记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茅盾这个回忆含金量如何呢？还是来看首任党首是如何书写的。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上，陈独秀撰文《对于时局的我见》，其中写道：“吾党对于法律底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产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产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
正是因为陈独秀如此大张旗鼓地宣传，1920年10月16日《申报》上刊载了这样的消息：“社会党陈独秀来沪勾结俄党和刘鹤林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鼓吹社会主义，已饬军警严禁。”
考虑到陈独秀的文章撰写于1920年8月、刊发于9月1日，也就是距离5或6月并不遥远，所以更真实可信。再加上俞秀松的日记作参考，于是可以得出结论说，1920年5、6月间，陈独秀等人已经自命为社会党，因为个人叫法不一样，所以有人也叫社会共产党。
那后来怎么又叫中国共产党了呢？张申府在回忆中说：“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我们回了信。”陈独秀给张申府写此信的时间是在1920年8月间，这大概也就是此前很多人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8月的一个原因。
4、缔造者到底都有谁？
张国焘的回忆录中写的是：“中共最初的发起人，也就是上海小组的组成人员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定一、邵力子、施存统等七人。”李达在回忆维经斯基时写道：“当时在上海参加发起的人有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李达等。”
施存统的回忆文章中先说：陈独秀、李汉俊之外，还有“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等也参加了”，后又说“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还有一个女的（名字已忘）”。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提及的是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施存统及一女人。
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首先明确了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等四人，缺陈公培，后来补充说：“在最初成员以外，又有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等陈独秀的友人，以及李达（8月由日本回到上海）、周佛海（1920年夏从日本暂时回国）、沈雁冰、袁振英等新成员加入”。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说：“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后改名施光亮）、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一共17人，但是此前该书中也明确写道：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的《共产主义小组》上册中有1921年下半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记载：“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成员。”
因此，从缔造者的角度来说，第一梯队只能是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5人。对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中非常明确地写了这5人。如果按照最大化的原则，缔造者第二梯队一共是20人，即《中国共产党历史》中所列的17人，外加沈仲九、刘大白和“一女人”。至于到1921年7月时全国那五十多个党员，其中包括参加1921年7-8月所谓中共一大会议的代表们，他们中的多数人就只能算是第三梯队的。
顺便说，施存统和蔡和森所提及的没名没姓的“一女人”，是否有其人？或姓甚名谁呢？李立三在《党史报告》中先是提及此人“后来因为恋爱问题消极做尼姑去了”，《俞秀松日记》记得非常清晰：此女名叫崇侠，是《星期评论》的成员，爱上已有四个夫人的沈玄庐而不得（四个夫人发起婚姻保卫战），同时同社成员沈仲九又为了爱她寻死觅活。后来，崇侠为了成全沈玄庐的社会改造理想，最终选择了不辞而别、削发为尼，了却了尘世的情感纠葛。崇侠临行前给沈玄庐留下血书：世道坎坷事龌龊，辅人竟恐转误人。书留热血别知己，为勉前程莫痛心。
还要顺便说，第一梯队的5个人中，陈独秀被定性为托派，开除出党；李汉俊1922年就已经脱党，1924年被开除党籍；俞秀松在1937年因为王明、康生揭发其为“托派”，被大舅哥盛世才亲自抓捕，送到苏联，1939年在苏联被枪决；施存统在1927年“清党事件”后自行脱党；陈公培1927年南昌暴动后自行脱党。历史显示，第一梯队等于全军覆没。那么第二梯队呢？今天时间关系，我不能一一罗列，各位感兴趣的可以自行辅修。
第三梯队中，也有个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写道：“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然后是13人的名单。可是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在上海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我们总共是十二个人。”这是怎么回事呢？此前很多人，包括刘仁静等，都说包惠僧不是正式代表，很多人也都认为是这样，因为包后来脱党加入国民政府。但是张国焘在《我的回忆》说：“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十二人。”张国焘所说准确与否？1929年12月26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何叔衡曾向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的董必武写信询问关于中共一大召开的日期、参会代表、会议议程及内容、会议地点、大会是否发了宣言等五个问题。这一材料可见，何叔衡对1921年上海发生会议情况，的确不知情，不然如果自己作为当事人为何还要问董必武呢？
5、“一大”真重要吗？
1921年7月中下旬，成立约一年后的伟大党在上海和嘉兴的南湖船上，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为这个会，后来很多中共党人开始重视起1921年。比如李立三在1930年时说 “我们的党已经从1921年到现在，可以说是九年的历史”。张闻天在1934年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一书中说：“于是中国共产党也在1921年产生了”。 “一大”当事人陈潭秋在1936年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杂志用俄文发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提出“中国共产党在它十五周年纪念的时候”。
这几个人，出于记忆错乱、混淆还是真心认为1921年才是生日年，目前无从考证。不过有一点可以知道，他们没有直接确定或决定后来的官方说法。
将中共生年最终确定在1921年，是领袖毛泽东。他先在1938年5月的《论持久战》中说：“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后在1938年6月12日，陕甘宁边区党委发出《宣传大纲》中，决定7月1日至7日为“抗战周年纪念与中共建立十七周年纪念宣传周”。在六届六中全会后，也就是毛泽东获得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口信名义上成为延安最高领袖后，《新华日报》在1940年7月1日、《群众》杂志第4卷第18期在7月7日，分别发表社论，纪念中共成立十九周年。1941年6月30日延安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说：“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
这些说法，在1949年后自然就作为圣旨被贯彻了。至于事实到底如何、法理依据是什么，从此也就无人问津了。后来，“一大”被写进教科书、被编成电影电视，十几亿大陆中国人从此在脑海中根深蒂固了这种宣传。
不过，历史上的“一大”真的如宣传那样重要到可以作为伟大党的诞生年吗？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引用《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说：1920年12月，“陈独秀从上海到达广州。不久，他把自己起草的党纲拿到这个组织进行讨论时，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党纲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陈独秀等与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这样，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于1921年春‘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这个材料中提到的陈独秀“自己起草的党纲”，是广州一地的党纲还是整个中共的党纲？目前因为没有看到这份文件，还不好说与1921年7-8月之间的所谓中共一大上讨论的那个党纲是不是同一个？如果是，那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写的“7月25日和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以及张国焘晚年特别详细地写道自己如何起草党纲，各位代表如何发表不同意见等见证性回忆，就与事实不符了。
因为常识来说，如果一大真的重要，那么是否应该由这三个人来起草而陈总书记和李大钊都不参加？我的意思是，这么重要的文件，总书记可以不在场而由三个普通党员起草后代表们一讨论就通过了？是否可以根据上面的材料推断，党纲早就由陈独秀起草好了，一大的代表们直接讨论然后通过？
我注意到张国焘在回忆里提到代表陈独秀委托陈公博代表自己出席会议，并携带书信一封，其中除了说明自己辞职尚未获批准不能抽身参加会议外，还“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既然是已经存在“四点意见”，那么是否也可以说明陈独秀早知道了要讨论的党纲党章呢？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考证：张太雷向共产国际三大（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提交的报告中提到：中共在1921年3月已经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还制定了党的正式宣言和临时纲领。前苏联学者佩尔西茨1971年在莫斯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档案馆所藏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文件中发现《给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同志的报告》的俄语打印稿，其中写道：“在1921年3月以前，中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在许多地方我们不得不同无政府主义者一同共事。……为了阐明我们的宗旨、原则和策略，为了把无政府主义分子清除出去，我们认为有必要在1921年3月召开各组织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发表了关于我们的宗旨和原则的宣扬，并制定了临时性纲领。”他更明确地断言，1921年7月的所谓“中共‘一大’只不过基本上审议了‘三月会议’事先准备的议题而已”。
再从两个文件性的结果看，包括十五条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其中第一条是“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六个内容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此两件中文档案至今未见到，[1]都是从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俄文稿中翻译过来的，但已经能够显示在1921年7月前，无论中共的名称，还是党纲、宣言、决议等内容都已经存在了。结合张太雷给共产国际三大提交的报告看，表明刚才的推论是靠谱的。同时也表明石川祯浩、佩尔西茨的研究和推论也都是成立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想引用几则当年上海租界的《警务日报》：
“24日，早上9时10分。在霞飞路（Avenue Joffre）渔阳里（Yu Yang Lee）6号召开的会议讨论了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方式和途径，会议有34人参加。会议决定于五月一日在圣凯瑟琳附近的公共娱乐场举行大型集会……可能会参加五月一日的会议。要求商店关门停业，在五月一日悬挂旗帜。会议还决定了于4月28日晚上7时举行另一个会议。这次会议由李启汉（Li Chi-hoen）主持，于晚上12时20分结束。
29日，关于五月一日庆典准备联合会的会议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晚上8时召开，会议主席是李启汉，大约20个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派出四人去区龙华警备司令部访问，并要求准许他们在五月一日的西门公共娱乐场举行大型集会。由于两名法国警方的中国人警探的出现，会议讨论内容受到了相当的限制。会议于当晚10时结束。
30日，法国警方代表又去到了渔阳里6号，也就是五月一日劳动庆典准备活动的总部。警方搜查了该处并发现一些传单。他们还警告与会人员不要在这里开会。会议组织人员散去了，新来了几个学生在这里。”
如此多的工作内容和实际革命行为，显然不是盲目自发的，而是有组织地进行的。包括如此警方监控之下，五一当天，还是有几个人跑到先施公司的七层楼上，像天女散花似的把传单、标语投到大马路（南京路）上，惊动了行人，也忙坏了印度巡捕。这样的组织性行为，应该说是在组织已经建立的前提之下，不可能是散兵游勇，然后以实际行动静待两个多月后那次大会再成立组织。
那么，到这里有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似乎可以解答了。那就是为何被宣传得如此重要的“一大”（1921年7月那次），所谓“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陈独秀和李大钊，竟然都缺席了这次会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给出的理由是“陈独秀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大学。李大钊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两人均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陈独秀没去开会的理由，在包惠僧1961年1月20日的《关于广东党组织历史情况的回忆》中得到证实，他说：“在一次广州支部会议上，陈独秀说：上海来了一封信是张国焘、李汉俊联名写的，据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来了代表，他们建议中共应该在上海举行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他们同意这个意见，并请各支部各选出出席代表会的代表二人，特别要请陈独秀回上海去主持这次的会议。陈独秀把来信的大意说了之后，接着说：我为了广州大学预科筹备工作，我暂时不能离开广州，这里出席代表我想派陈公博、包惠僧两位同志去。”
陈独秀确实有走不开的理由。不过这个理由究竟与7月份的会议，哪个更重要？权衡的结果当然是在广州弄钱开办大学的事情重要，所以陈独秀没有去上海。不过不到两个月后的9月份，陈独秀就离开广州去了上海，可见这时他认为上海的重要性大于广州。为什么呢？
李大钊为何没有去开会？电影《建党伟业》中李大钊给出的理由竟然是：北大放假了，图书馆比较忙。这样的理由我想是站不住脚的。我怀疑李大钊那时可能并不如后来宣传的那么重要；或者他那时还不是很积极热心？或者他那时的身份不合适参加这个会议，因为李大钊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演说：“本人原为苏联党员、第三国际共产党员……。”具体因为什么，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
疑问不止这一个，还有张国焘在回忆录所写自己拟定党纲、宣言之类的文章，难道完全是记忆错误所致？第三个疑问是：为什么尼科尔斯基和马林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这次会议被描述成中共正式成立的大会呢？难道回苏联的魏金斯基没有向上级组织进行工作交接、没有汇报中共党组织已经成立了吗？
我找到一下几个材料，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1922年7月11日《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魏金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陈几年来一直编辑《新青年》杂志。这个小组划分为七八个中心，在全国的人数也不过五六十人。他们在工人学校的支持下开展工作。魏金斯基同志离去了，那里没有经费，学校也不得不中途停办。
马林所说属实吗？来看参加过1921年7月会议的包惠僧在《党的一大前后》文章中说的：“后因魏金斯基回国，陈独秀赴粤，临时中央的经济来源中断，一切工作受到影响，《共产党》月刊也停了好几个月没有编印。”
第三个材料来看《李达自传》：“6月间，第三国际派了马林和尼可洛夫（尼科尔斯基）两人来到上海。他们和我们接洽了之后，知道我们党的情形，就要我即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宣布中共的正式成立。当时党的组织共有七个地方单位。我发出了七封信，要求各地党部选派代表，到上海参加。 ”
是不是可以这样设想：中共的成立大会，当年并没有一个特别会议，而是在日常工作会议上实现了，1920年11月份正式报备远东局。1921年三月中共举办了一次重要会议，讨论提出了中共党纲和宣言。后来因为没有经费支持了，所以就都暂停了活动。到1921年7月份，尼克尔斯基——共产国际远东国际间谍处、远东国际书记处、赤色国际职工三个组织的代表[2]，和共产国际代表兼翻译马林莅临上海后，认为这么好的革命输出地，而且政党已经建立起来了，工作已经开展了，不能停。当然，这里隐晦地表明，我们来了，钱也有了[3]，大家可以继续革命事业了，于是急忙发通知开会。可证实的是，与会议通知相伴的是外地人每人100元（当时上海平均工人工资10-15元，北京——上海头等火车单程50元）会务费。会上，张国焘根据此前的党纲、党章做了修改。
到这里，这个会，如果说是新成立大会，不是没有道理，因为重打鼓另开张了；但说是一次正常会议或继续会议，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参会人员还是老班底、讨论的党章和党纲也没有太多改变。至于到底怎么看，各位都是陪审员，可以做个判决。
[1] 陈公博192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毕业提交的英语论文中，有一个附录《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一共15条。韦慕庭教授组织人将其翻译成中文，1982年在中国出版。
[2] 1986年在荷兰发现的“斯内夫利特档案”（斯内夫特是马林的原名），手稿中写道：“和尼科尔斯基同在上海期间，我只局限于帮助他执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我从来不独立工作，以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
[3]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从1921年7月到1922年6月，中共的活动经费约17000多元中，94％强即16000多元是共产国际援助的，独自筹措的只有1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