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而知其美：五四运动不能忽略的历史细节

今天的讲座题目，可以说是去年那次跟张千帆教授商榷美国大选讲座的副产品，因为那时批评他对五四运动的批评是无的放矢，是激情有余学理不足，虽然当天我也列举了自己写过近十篇文章，但是当时毕竟只念了念几篇文章的题目，没有展示内容，不足以服人。今天我就旧话重提，不然既对不住群友，也对不住张千帆教授。

四书之一的《大学》中有一句话，叫：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意思就是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喜爱他，但同时要知道他的缺点；讨厌、憎恶他，但也要知道他的优点，能这样做的人天下很少见。印象中胡适先生也很喜欢这句话，他曾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一、五四运动遭遇河东河西说

关于五四运动，其实本不应该成为问题，尤其不应该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成为问题，但为什么又成为问题了呢？这里有学问。

各位都知道，正统意识形态从1949年鼎革之际到现今，几乎每年五四，都要举办大大小小的纪念会，一遍又一遍地重申各位耳熟能详的那几句评判。

他们纪念、歌颂什么呢？各个版本的教科书早已经写在那里，比如全国大学生通用的蓝皮的那个《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关于五四运动的历史特点总结道：第一，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第二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第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几点总结后，教科书接着说：这样，五四运动就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五四运动“也就成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开端”。

也不止是教科书，来看《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那里面写道：“五四运动（May  Fourth  Movement）1919年5月4日中国发生的一次群众运动，其宗旨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五四运动既加速了国民党的改组，也为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基础。” 

既然五四运动兼具反帝反封建、群众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以及做好了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以及成为划时代的新民主主义运动开始的标志等诸多特点，那人家年年纪念、歌颂，尤其是2019年特别隆重地予以纪念，当然无可厚非。

非主流学术界呢，在评价五四运动时，大体来说在1990年代随着社会思潮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意思就是八十年代之前，很少有人在评价五四运动时会批评五四，无论是学生上街的理由、上街的准备、运动的方案、呼喊的口号、运动的目的、游行的过程和转折，包括为主流学术界特别看重的火烧赵家楼，批评之声都很少，或者起码不占主流。不过90年代后情形发生了改变，就是关于五四运动的批评之声开始多起来，现在可以说几乎与主流学术界并驾齐驱了，也就是说在维护党国正统意识形态的主流学术界那里，大家更强调五四运动的教科书叙事；自由派学者为了反对这种叙事，就更强调和突出对五四运动的批评，双方差不多平分秋色。

作为不入流的学术界的我，怎么办呢？如果维护五四运动，那好像就跟官方和主流学界站到一队去了；如果批评五四运动，那自然就站队到非主流学术界了。可是，这两个阵营我都不属于，所以只好把自己归入不入流学术界。

的确是，我的很多学术研究都不入流，比如很多自由派学者开始大肆批评鲁迅时，我会为鲁迅说几句话；他们高扬胡适的旗帜时，我会针对胡适说几句贬抑性的话；比如非主流学界开始集体批判五四运动时，我一直坚持唱反调，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的不入流。这是一种不求上进、自甘堕落的表现，我可能以后会知错悔改，但现在却要努力坚持。

那在五四运动的问题上，我为什么不入流或没有站到非主流学术界那边呢？

二、五四运动不在河西、河东而在河沟

五四运动的评价虽然在官方和主流学术界那里，一直是个河东、何西的问题，但在我这里，既不是河西，也不是河东的问题，而且是河沟问题。

先来看张千帆教授在2011年那个著名演讲中是怎么批评五四的。他说：“好景果然不长，巴黎和会对中国阴差阳错的背叛一夜之间点燃了赵家楼的大火，长期积压在国人心头的愤懑和戾气，终于在民族主义找到爆发口，和仇视西方既有秩序的马克思主义一拍即合。五四运动之后，在新生苏维埃政权的积极撮合下，中国很快从无政府主义的极端走向极权主义极端，‘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先后替代儒家教义成为国家正统。一个没有政治人格的国家自然无法抵御专制主义政治思想的变种入侵，而政治专制的确立和强化最终戕杀了中国的道德人格。”

我提醒各位，这段话中，所谓巴黎和会的背叛问题，我想听过我3月份那两次讲座的人，应该已经清楚了。这里不再重复。至于一夜间点燃了赵家楼的大火、国人心头的愤懑和戾气、爆发口等，是历史实情还是文人抒情？

张千帆教授是法学专业，在历史方面不算专长，犯错误情有可原。但是学术这个东西，本质上就是求真，求真就应该质疑、批判，如果因为张千帆教授平时仗义执言、是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好人，就因此要降低标准，这本身于思想和学术自由也是有害的，所以今天我就稍微地跟他计较一下。

真的仅仅是稍微，因为就五四的问题，我曾经真正计较过几次，比如针对邵建教授2015年在《领导者》杂志发表的2万字左右的长文《极权主义的“德先生”――<新青年>民主论》，我也写了2万多字的文章予以商榷。我很敬重邵建教授，也一直视其为我的师长，因此他的大作写了2万字，我也奉陪上2万字。此外，我还和秦晖教授、张耀杰研究员都认真计较过，单篇文章都是10000字以上。

下面我罗列一下近些年学术界对五四运动的批判。

邵建教授在文章中说：“五四运动是广场运动，属于五四民主的一部分，其高潮是在赵家楼的打、砸、烧。”“1920年代发生的国民革命，不但彻底结束了北洋议会时代的政党政治，在逻辑上也正是《新青年》国民运动的延伸。”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冯筱才教授在《20世纪中国的群众运动与公共政治：以“五四”为例》讲座中指出，“五四运动这种践踏法律精神、光天化日之下冲进公民家里打砸抢、殴打伤人事件，是非常恶劣的，法院应该对当事者进行审判。爱国的名义下的暴民运动，是非常恐怖的。从此，中国走向了一波又一波的暴民运动漩涡之中，震惊中外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暴民运动的极端形式。五四运动的恶果，远远大于其正果。从此中国走向了阴谋政治，明的不行就来暗的，民众变成了大师策划的工具，民众运动变成了运动民众。”

《学海》杂志的主编胡传盛研究员在2010年撰文说：“五四”事件中存在着严重的暴力行为，实施暴力袭击的人应该承担责任，但这个事件中的暴力行为却遭到完全的回避与彻底的遗忘。这个伴随着暴力行为的事件，于是变成纯粹的爱国事件，并被称为现代中国最著名的爱国事件；它在历史上如此具有重要性，并被视为揭开了中国历史的崭新时代。

艺术研究院的张耀杰研究员在一篇文章中，针对陈独秀的《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中说五四运动的精神并不限于空泛的“爱国救国”，“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和陈独秀6月11日晚上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然后议论说“这样的政治表态与文化大革命期间砸烂公、检、法的打、砸、抢、烧一样，在精神是与几千年的专制一脉相承的”。

青年学者羽戈兄在2009年的文章中说：九十年前的5月4日，中国人表达愤怒的方式，是由一群北京青年学生充当急先锋，打出标语，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愤怒到极处，遂有“火烧赵家楼”的极端之举。

刘仲敬很看重而且非常相信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林长民利用学生爱国热诚，将各项借款，与巴黎合约，糅杂牵连，以乱学生耳目，日以徐树铮勾结曹汝霖卖国之说，聒于众耳。学生激昂万分，结队游行……殊不知此事徐世昌为幕后政战总司令，林长民为临时前敌总指挥。徐意在对段示威，林意在对段泄愤。”他为此评论说：“学生呢，对这些内幕其实是没有多少了解的，他们起的作用就是一个外围当炮灰的角色，你上去冲杀，得到利益的其实是幕后大佬，无关紧要。”

类似的批评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我还要补充的是，以上非主流学术界的批判声音，几乎都引用了1919年5月18日，梁漱溟在《国民公报》发表《论学生事件》一文，其中写道：“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以为大家不愿受检察厅检举的意思，自以所行无有不合的意思，还是这个毛病。这个毛病不去掉，绝不能运用现在的政治制度，更不能运用未来社会改革后的制度。质而言之，就是不会作现在同以后的人类的生活，不会作这种生活，不待什么强邻的侵略，我们自己就不能在现在世界上未来世界上存在。”

顺便说，学者们经常引用梁漱溟的材料，但是不经常引用陈独秀的一个材料，他在5月7日写给胡适的信中态度鲜明地指出：“京中舆论，颇袒护学生”，“聚众打人放火，难免违法”。为什么不习惯引用陈独秀的材料呢？是这个材料鲜为人知呢，还是觉得陈独秀一贯给人暴力、激进的感觉不愿意引用呢？

对于梁漱溟这篇文章，我同样很赞同；对于上述学者批判五四学生运动中的暴力行文，我也没有任何意见。我要说的是，在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批判暴力行为时，能否用五四运动这个带有集合性的名词或专有词汇？我的意思是，主流学术界和非主流学术界赞扬的或批判的五四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全貌吗？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革命行为”或暴力违法行为，能代表五四学生运动吗？

我要提醒各位注意，我这里绝不是抠字眼，绝不是玩文字游戏。接下来我将进入第三个话题，也就是带领各位穿越到五四现场，去看看那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三、历史现场的五四

为什么会有5月4日的游行？直接动因是巴黎和会，这个我不多讲，以前讲座中也涉及了一部分。我要说的是从5月2日开始的那天，国民外交协会秘书长林长民接到在巴黎的梁启超的电报后，在《晨报》刊发了一篇豆腐块似的文章，以极尽文学夸张的手法和煽情性的语言说：“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愿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很多学者将这篇文章说成点燃了五四运动的“怒火”。在我看来，是过度夸大这篇文章的作用，或者说为主流学界和非主流学界的抒情做了铺垫。

至于林长民是否应该发表这篇文章、是否应该借助宣传制造舆论，我持保留态度。因为巴黎和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中日换文协定到底怎么回事？梁启超也好，林长民也好，基本上可以说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仅凭一腔热情或政治用心，是不能解决好国际和国内问题的。

不过，从这时开始，我要提醒各位注意，要将暴力视角引入，也就是从文章到学生的行为，各位评判到底哪些属于暴力言行？林长民这篇文章涉嫌暴力与否呢？按照低标准说，起码涉嫌暴力煽动。

林长民为何要发表这篇文章呢？因为前一天，林长民的同乡也是国务院电报处工作的一个处长，告诉他政府总理钱能训向巴黎发电报同意代表们签字。于是他一边撰写并发表文章，一边将消息告诉了国民外交协会的会长汪大燮。汪大燮很恼火，因为前几天他刚跟徐世昌总统、钱能训总理开完会，决议不签字，现在又变卦了。

于是2日这天，汪大燮宣布即日起外交委员会散伙，各自回家。傍晚，协会的叶景莘到汪大燮家汇报协会善后处理的事情，汪大燮不甘心，还在想办法怎么办。叶景莘建议说：“北大学生本要流行（说的是5月7日的游行），何不去找蔡先生。”于是汪大燮坐马车去了蔡元培家。蔡元培于是找了傅斯年、许德珩、康白情、何思源、段锡朋等学生，通报了信息。

说到这里，需要交代以上的陈述，是依据叶景莘、许德珩、何思源等很多当事人的回忆资料比较、综合而成，因为他们回忆文章在时间点上、人物交代等细微之处有记错的地方。

在此我要顺便说，张耀杰先生曾在一篇文章和著作中否定了叶景莘的回忆，他的意思是蔡元培没有煽动学生，还为此在多个场合批评我乱用材料，我很感谢张老师的提醒和批评，也再次翻查了材料，我承认以前的文章中犯了错误，因为在列举名单时多加了罗家伦，但其他地方我自信没有错，于是写了一篇万字长文与张耀杰先生商榷，并用十几个材料证实并回答他：蔡元培确实告诉并煽动或动员了学生。

5月3日这天，许德珩等学生开始到北京各高校去串联，北大校园里也贴上了通告。之后是《京报》记者邵飘萍在北大做了一个富有煽动力的演讲，听讲者中包括北京13所院校的学生代表，据说估计有上千名。学生们很受触动，很多人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演说，谢绍敏当场咬破手指，刘仁静还表示要当场自杀。

激情演说算不算暴力？咬破手指算不算暴力？自杀算不算暴力？还是按照低标准下判断，都算是涉嫌暴力煽动。

5月3日晚上，北大三院礼堂召开的集会上，有人主张采用激烈的手段，实行大暴动，这是那个北师大的匡互生在回忆文章中说的。暂时认定匡互生的回忆属实，所以再记上涉嫌暴力煽动的一笔账。

集会上也有人提议说：“留日的学生可以那么对付章宗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他们三个（曹章陆）来一下？就是说，要把旗子送到他们的家里去？大家一致同意，准备行动。”

假定这个回忆材料也属实，那么涉嫌暴力煽动的账上已经有4笔了。

学生们经过一阵七嘴八舌的热议后，达成一个最终决议：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各位看看这个正式决议的内容，有明显的反政府尤其什么北洋军阀政府的意向吗？再看看这个正式决议，是否涉嫌暴力或暴力煽动？以我的低标准看，应该不涉及暴力。那也就是说，集会上刚才匡互生等人的涉嫌暴力煽动，也就是一些学生发发牢骚，到正式决议时，绝大多数学生都没有采纳暴力建议。那到这个时候，刚才的四笔涉嫌暴力煽动的言行，在正式决议宣布时等于被取消了。

再来看5月4日这一天发生了什么。

上午10时左右，北京13所大专院校学生代表集会讨论确定了下午的游行。会议通过的决案是：1）通电国内外有关团体，呼吁他们抗议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案；2）努力唤醒全国各地的民众；3）组织北京市民的群众集会；4）建立一个北京全体学生的统一机构，负责学生的活动和与其他组织的联系；5）决定当天下午游行示威的路线为：由天安门出发，经东交民巷，转向哈德门（崇文门）大街商业区。

这些决议后来刊发在当时很多的报刊上，所以毋庸置疑，而且需要各位记住，这就是游行学生要干的事情，而且是全部实情。其中要注意一个问题，学生有没有打算去曹汝霖家？是否有暴力或涉嫌暴力言行？

至少到这里，各位回想一下讲座之初列举教授们那些激烈批判五四运动的言辞，什么愤懑啊、戾气啊，搭边吗？感觉到空穴来风没？

如果说有什么愤懑和戾气，那就是务虚性的标语口号。首先来看罗家伦写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吞并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这个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很多人很赞赏罗家伦的正义和文笔，包括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不过，我一直不以为意，这段文字从煽情的角度来说还不错，但是从内容和逻辑的角度来说，很值得商榷。当然今天咱们主要是谈谈是否有暴力、有戾气的问题，所以我不多评论了。

再来看许德珩写的文言版的《北京学生界宣言》：“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相比于罗家伦的悲情和煽情，许德珩的这篇确实存在严重的涉嫌暴力的语言煽动，陈平原教授将其解读为“字面上的暴力锄奸”，我觉得挺客观。

最后再来看几则我综合过的回忆材料：人人手里拿着一个或两个白旗，旗上写着些“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还我青岛”，“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国民应当判决卖国贼的命运”，“日本人之孝子贤孙四大金刚三上将”，“取消二十一款”，“誓死不承认军事协定”等。还有北高师学生写的一副有名的对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北京学界泪挽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周策纵在他的名著中一共统计了29个口号，我后来翻查报纸又多找出3个。但内容大体差不多，很多口号多有重复，不一而足。为了照顾教授们的情绪，我暂时将这些口号判为涉嫌语言暴力。

接下来是游行了，各位可以顺便思考看看学生们是否如教科书说的那样具有反帝行为，这样可以验证我在读博士时写的文章是不是有道理？

学生们怎么游行的呢？这里列出一些报道和回忆给各位。

先来看1919年5月5日的《晨报》报道说：“等大家到齐，我们就要游街示众，叫我们国民也知道有这种事体。游街后再到东交民巷英、美、法、意各国使馆提出说帖，表示我们的意思。完后还要转到这里，开会商议善后办法。”报道中还提到：教育部某司长和步军统领李长泰奉命劝说学生不要到使馆区。学生代表答复说：“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示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面对学生的解释，“李统领亦无言，旋取下眼镜，细读传单，半晌后对群众曰：那么，任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言毕，嘱咐警吏数语，即乘汽车而去”。

了解了这个材料，大概就会明白，为何北京大学离天安门最近，反而是最后到达的，因为教育部的人去北大劝阻学生，双方沟通半天，北大学生还是被默许游行了。

这个材料中，是否有暴力或涉嫌暴力的举动呢？各位自己判断。接下来学生从天安门出发了，奔向东交民巷。文叔在《五四运动史》中记录道：示威者给北京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观众感动得沿街而立，潸然泪下，仔细倾听学生们呼喊的口号。许多旁观的西方人士也向学生们欢呼致意或脱帽挥舞。蔡晓舟、杨亮工在《五四》中记录道：各校游行队伍“步法整齐，仪容严肃，西人见者，莫不啧啧称赞”。学生队伍有秩序地在街上行走，童子军和小学生也加入了队伍，散发传单。

这几个人都是游行的当事人，他们的文章也都是写在当年，应该说比较可信。各位据此判断，是否有暴力或潜在暴力？

好接下来，学生们的队伍就到了东交民巷，这时大概是下午两点四十分。

各位想想八国联军进北京，想想那些不平等条约，想想外国列强、帝国主义者们如何欺负我们中国人，想想教授们如何说巴黎和会的背叛之类。一系列的画面，都在脑海了吧？爱国的血液往上冲了吧？各位如果有常识，可以猜到了吧？如果还猜不到想想电影《建党伟业》里李大钊站在学生们簇拥的战车上、挥舞着手臂、愤怒地呼喊口号的镜头。

学生们首先到了美国领馆门前，各位要是了解北京地形，就知道传说中的东交民巷，与长安街交口，第一栋建筑就是美国领馆。学生们如何愤怒地抗议美国呢？来看一个资料，就是学生们事先写好的、准备要交给美国领事的“说贴”，只见那上面写道： “大美国公使阁下：吾人闻和平会议传来消息，关于吾中国与日本国际间之处置，有甚悖和平正义者，以最真挚最诚恳之意，陈词于阁下：……贵国如支持民族之独立，与人类之公权，及世界和平之局而战，一九一七年一月十日协约国美国公使公牒，吾人对之表无上之钦爱与同情，吾国念贵国与我中国素敦睦谊，为此直率陈词，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本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

这还不算，与这个极尽委婉的外交说帖相配合的是，学生们在美国领馆前高呼：“大美国万岁！威大总统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

以上材料是《每周评论》在1919年第21号上刊载的署名亿万的文章《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中记录的。胡适在1935年5月5日《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中也有提及。

各位，学生们的这些言行，有没有暴力或潜伏的暴力？学生们的举措有没有反帝？起码的一句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都没喊，也太不革命了吧。

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个材料，就是陈独秀当年发表文章说：“我们中国现在有什么力量抵抗外人？全靠国民团结一致的爱国心，或者可以唤起列国的同情，帮我们说点公道话。”可是批判五四运动、批判陈独秀的非主流学术界，好像就没提过这篇文章。同时我还想起，关于这段，红皮的最权威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处理得很巧妙，里面写道：天安门集会后，“接着，学生们迁往日本驻华使馆抗议”。把在美国领馆这一段给删去了。党史学家胡绳在他的名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写道：“游行队伍想进入东交民巷向各国使馆抗议，但受到使馆巡捕的阻拦。”也把关键环节给省略掉了。

说到这些主流学界，我顺便再说说关于五四运动的定性和阐释。

先来看伟大领袖的文章中说：“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党史学家胡绳在名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五四群众爱国运动是为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反对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而爆发的”；

另一党史学家彭明，在名著《五四运动史》中写道：“学生们集合天安门的目的主要是游行示威，向‘总统府’及英、美等帝国主义使馆抗议……”

党史学家们这么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人家有宣传目的，但是2019年5月6日，《纽约时报》上刊载了储百亮先生的文章《为什么五四运动在今日中国仍然重要？》，我完全不可以理解，因为其中写道：“北京——一百年前的这个周六，数千名中国学生走上北京的街头，掀起了一场著名的反西方殖民主义运动，迄今它仍引发反响。”

我想借用今天的网络话说就是：打脸不？不做一点认真的学术研究，就想当然地胡说八道，还一本正经、冠冕堂皇。

游行接下来的情形如何呢？或者说，五四运动主要针对日本，不反美，很正常，那接下来看看学生如何反日帝的。

因为4日这天时值周末，包括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等都外出度假去了，于是游行队伍无法按照原计划进行。

他们本来还想再向东走，因为大概200米左右的地方，是日本驻中国领馆。红色楼房。学生们派代表去跟领馆区警察交涉，希望能够到日本领馆，但是值班的警察，就是不让学生们去。结果学生们就没辙了，一些学生原计划将手里拿的小旗帜扔进日本领馆的想法，也没办法实现了。

各位，如果是你们在现场，这个时候怎么办？你们会不会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定要向前冲？会不会说这三千多学生竟无一人是男儿？学者们不是说愤怒的学生吗？怎么这时看不出来愤怒呢？

是的，民国初年的学生们就是那样，很遵守国际法的约定，没有允许不得通过领馆区，他们就认可了。他们的内心是否有过暴力的冲动，我不知道，但从行为上看，决定没有任何暴力，不然区区几个领馆区警察，换成现在大陆中国的民众，早就三下五除二了。

到这里，我再提醒各位，假定学生们有很暴力的反日计划，我说是假定，因为我看过的资料中并没有发现很暴力的计划，但是因为道路不通，所以即使有暴力想法，也没有办法付诸实践，等于暴力未遂。那这时，再来看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张玉法教授在其大作中所写的：五四“以反日为中心的反帝运动，在性质上都是以群众为主轴的民族自决运动”。面对这句话，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评判好，因为历史事实是学生们没反成啊，反日未遂呀！我怀疑张院士在大陆留学过。

在等候了约2小时，学生们终于未得到通过使馆区的许可后，游行队伍不知如何是好。据《五四》一书称：“学生已觉刺激不浅，以为国犹未亡，自家土地已不许我通行，果至亡后屈辱痛苦又将何如？”

同为当事人的杨晦在四十年后回忆说：在东交民巷受挫后，“青年学生的热血沸腾，但是摆在眼前的，却是一个铁一般的冷酷事实：使馆界，不准队伍通过！气炸了肺，也是无济于事的呀！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土，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使馆界！什么是使馆界？是我们的耻辱！”“大家都十分气愤，也十分泄气，说：难道就这样回学校吗？”“停了一会之后，又走动了。大家知道还去赵家楼，情绪就又振奋了一下，不过也还是默默地穿过东单、东四，到了赵家楼”。

高师同学俞劲回忆说，游行队伍本该向总统府请愿，“但走在队伍前面的人（有些是参加五四前夕秘密会议的），却有目的地引导队伍浩浩荡荡向赵家楼曹汝霖公馆走去”。

同是北高师的周予同回忆说：“当游行队伍经过东交民巷口以后，有人突然高呼要到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去示威。在群情激愤的时候，这响亮的口号得到了群众一致的拥护。”

北高师的熊梦飞在三十年代初撰文说：东交民巷游行受阻，“前驱者大呼‘直奔曹宅’！群情愤慨，和之，声震屋瓦”，“互生是时，意固别有所在，集其死党为前驱”。

当事人匡互生在回忆中说：“负总指挥责任的傅斯年，虽恐发生意外，极力劝阻勿去，却亦毫无效力了。”

不管学生是大喊大叫了，还是泄气低沉了，反正受了这样的“窝囊气”，学生们在接下来的游行中，肯定不会有好秩序的，熊梦飞的回忆文章也暗示了。那实情如何呢？来看资料：

游行队伍改变原来计划而转向赵家楼后，西方人办的《字林西报周刊》中记录的是：学生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曹汝霖的住宅，很配称作文明国家的学生”。

我想，这个西方记者的观察，应该不会编造。那到达曹汝霖住宅后，这时大概是下午四点半左右。情形如何呢？是不是立马冲进去放火呢？

1919年5月11日的《每周评论》这样报道：到了曹家门口，大家齐呼“卖国贼呀”！曹宅的周围有二百多个巡警站着不动。后来大家用旗杆捣下房上的瓦，巡警、宪兵、游缉队等就躲在一旁去了。有几位同学不管危险，从天窗上跳进去，后来把门敲翻，大家一齐进去，打东西，找曹汝霖，一面打，一面哭，巡警也有哭了的。

《每周评论》的报道属实吗？匡互生在回忆里说：“当走到曹宅前面的时候，大多数的学生都从墙外把所持的旗帜抛入墙内，正预备这散队回校时，而那些预备牺牲的几个热烈同学，却乘着大家狂呼的时候，早已猛力地跳上围墙上的窗洞上，把铁窗冲毁，滚入曹汝霖的住宅里去。”

打人的同时就是放火。不过关于放火，有很多说法。

当年出版的《五四》和《青岛潮》都反对学生放火一说。前者列举曹宅起火原因共四说，结论是：“四说皆有理由，究竟如何起火，至今尚无人能证明之者。”后者更将电线走火与曹家放火捏合在一起：“时正酉正，电灯已燃。未几，火起，众大愤，始知曹将烧死学子，以为泄怨计。”

英文《字林西报周刊》在1919年5月10日做了这样的报道：“当时与警察争执之际，竟将电灯打碎，电线走火，遂肇焚如。”

四十年后，杨晦还是一口咬定曹家自己放的火，理由很简单：“这些无耻政客，国都可以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一放火，造成学生的刑事犯罪，岂不就可以逮捕法办了吗？”

北京工业专门学校的尹明德在回忆中分析说：谁都明白，火确实是学生放的，只是不能承认。“当时在黑暗专制反动时期，学生不敢承认放火，恐贻反动派以口实，伪称系曹宅自行放火，借此驱散群众。军警机关既未在学生身上搜出火柴，也不敢贸然加以学生放火之罪。”

当时教育部、警察和检查厅，最后采纳了电线走火说。这种和稀泥的手法，虽然息事宁人，但于事实和真相，在我看来还值得商榷。

至于具体纵火行为，当事人的说法不一致，比如北大的杨振声说：“搜索到下房，有人发现半桶煤油，就起了‘烧这些杂种’的念头”；范云说：“群众找不着曹汝霖更加气愤，有人在汽车房里找到一桶汽油，大家高喊‘烧掉这个贼窝’。汽油泼在小火炉上，当时火就烧起来了”；许德珩说：“有一个同学抽烟，身上带有火柴，看到卧室太华丽，又有日本女人，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顿时室内大火，房子也就燃起来了。”高师学生张石樵回忆说：“亲眼看到北京高师一同学用煤油把房子点着了，我还添了一把火，赵家楼顿时火起。……至今仍有不少人误把匡互生说成是烧国贼的放火者，这应该加以更正，真正放火者为俞劲（又名慎初）。我们不能为此而改写历史。”

俞劲在1970年代末撰写《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时说是匡互生点的火。匡互生在1925年写《五四运动纪实》时，只说学生放火是“以泄一时的忿怒”，而没说火是谁点的。不过，匡互生的同学周为群在1957年记述说：“学生群众走进曹宅，先要找卖国贼论理，遍找不到，匡互生遂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事为段锡朋所发现，阻止匡互生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付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同为当事人的周予同也回忆说：匡互生要点火的“这一举动没有得到所有在场同学的赞同”，“有些同学，尤其是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他们认为放火殴人是超出理性的行动，是违反大会决议案的精神，颇有些诽议”。

这些材料证明，尽管有个别学生想要放火，无论是学生领袖段锡朋，还是法政专业的学生们，都是阻止的。也就是说，现场的确有暴力学生，但同时也有反对暴力的学生，而且是多数。

至于放火，现在应该确定是北高师的学生干的。至于是不是匡互生呢？我这里再补充一些材料。

匡互生在1925年所做的回忆录《五四运动纪实》中写道：“五月三日那一夜……大多数主张采用激烈的手段去对付那几个仰日本军阀鼻息，作国内军阀的走狗，并且惯以构成南北战争以快私意的曹、陆、章，就决定次日联络各学校的激烈分子，拌大队游行至曹、陆、章住宅等的住宅的时候，实行大暴动。”“不惟他们（指跟随学生游行队伍的巡逻侦探――引者注）看不出学生们有痛打曹章等的决心，并且也不相信学生们会有什么暴动的――老实说，最大多数的学生，实在没有这种预备的。”

如果匡互生的回忆完全客观的话，也就是说这家伙的确从开始就打算使用暴力，这也使得整个学生游行蒙上了一层潜在暴力的阴影，各位应该有这种感觉吧。可是不要忘了，他也说“最大多数的学生”并没有暴力行动的计划。

各位要注意，匡互生的这个回忆很值得质疑，因为游行从5月3日晚开会，一直到4日游行到东交民巷，游行的计划里，都没有要到曹汝霖的住宅的打算，他怎么就在3号晚说游行队伍会到曹汝霖住宅呢？所以可见匡互生的回忆并不完全靠谱。

《匡互生传》的作者赵海洲、赵文健称，巴金最敬重的一个人便是火烧赵家楼的英雄匡互生，“赵家楼内点燃一把火，导致革命运动之火燎原神州，从而演变成一场反叛中国旧思想、旧文化的熊熊大火”。如果巴金确实说过这句话，我真是觉得巴金的没头没脑，可以说是从年轻到年老，都是一个巨婴。

我还要说，在痛打章宗祥的暴力中，有一幕非常重要。那就是当时的日本记者中江丑吉，拼力用身体保护章宗祥。各位，可是日本人呐，是不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是不是到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了？过程和结果是什么呢？

来看那个匡互生的回忆：就在章宗祥被打的满脸花的时候，“同时却有一个真正的日本人负重伤出死力替他保护，大家因此颇怀疑那被打的人是日本人，所以不曾把他打死，因为那天到场参观的西洋人日本人实在不少”。

学生们不但没有直接暴打中江丑吉，而且他还把章宗祥救到一边去了。各位回想一下讲座之初，各种批判五四的声音，什么戾气、愤怒、炮灰之类的形容词，以及反帝、反日、打倒帝国主义之类的修辞，这个时候好像并不完全适用。极少数的几个学生可能有暴力、戾气、不明真相的一面，但是他们同时还意识到不能打日本人，不能制造国际交涉的事端。

放火、打人那个时间，大概是几点钟呢？当时的情形怎样呢？匡互生的回忆是：“到了这个时候，已经五点三刻了，尚在看热闹的学生委实只有几十、百八个人了，而那些攻打曹宅用力过多的人，这时多半也已经精疲力竭地跑回学校休息去了。正当大队学生已经散去的时候，赵家楼一带已开到了好几排军队了，于是那些起初对学生很‘客气’的警察也胆大起来，并且也都板起面孔，吹起警笛开始协同军队捕人了。”

这个材料表明，警察直到打人、放火之初，都没有出面制止，甚至对学生特别客气。当然，如果当时警察就出面制止学生最初的暴力，那历史肯定会被改写。只是不知道主流学术界到时又会写什么样的批判文章了。

五四学生上街的一幕我讲完了，接下来还有大学校长们与政府沟通释放学生，蔡元培因为处于舆论风口辞职以及因为辞职引发新一轮的学生上街，还有学生上街进行爱国和抵制日货的演讲，以及进一步触发市民声援学生运动，政府不得不罢免曹陆章三个倒霉蛋的职务等妥协措施，等等。这里就不一一给各位梳理了。我的意思是，透过历史的一个节点也好，一个片段、一个场景也罢，各位要多想一想，哪怕是那一天，历史的现场本身是复杂的、多变的，不是那么的想当然，也不是几句口号就能概括得了。《晨报》的编辑孙伏园，在《回忆五四当年》中写道：“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一年比一年更明显；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却一年比一年更趋淡了。”这话放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尤其让人感觉所言及是。

在事实基本清楚的情况下，接下来我要谈一谈我的观点。各位应该知道，我在很多场讲座中都不做评论家，但今天决定破例一次。

首先，我不认同林长民、蔡元培鼓动学生上街，外交问题，是一个比较专业化的问题，外围人士，比如青年学生，很多时候并不知道内情到底如何，靠热情、靠国民动员、靠运动群众，不能解决好国际间的问题，尤其是中日之间的问题。这是我首先要表态的。当然这个表态的前提是，这个政府是民选的，是公意授权的。

其次，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无论如何都应该很好地反思和批判，因为首先，即使他们几个人犯有学生们的所说的罪行，也需要法庭经过程序正义的审判后才可以认定罪行，学生不可以充当法律制裁者的角色，因为至少徐世昌那任总统是民选的，民选就意味着公民已经将让渡了惩戒的权利给政府，不可以在这时冲上前台做什么国家的主人，直接判定谁为敌对势力、应该受到什么惩罚。梁漱溟当年的文章，我很赞同。

以上都是批评，接下来是维护。

第三，随着历史情境的变化，也就是学生上街的事情既然已经发生、发展了，那就得走一步说一步。尤其是，根据民国当年的宪法，公民有上街表达的自由，那也就是说，不能因为他们不明真相就不允许他们上街。或者说，他们即使知道了巴黎和会和中日换文协定的真相，也有不同的意见，那他们当然可以上街表达不同意见，这是民国赋予他们的基本权利之一。再说，民主就要有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所以应该允许公民幼稚，允许公民试错，允许被公民蒙骗，被骗次数多了，也就学会更加理性表达了。不过，上街游行可以，但必须有前提，前提就是非暴力，这在哪个文明国家都如此。如果是暴力，则要另说。

第四，不能忘记的是，纵火也好、打人也罢，不过是偶发的暴力事件，不是整个运动的主流，也不是全部，将他说成是一个高潮，更不符合实情，它与后来的五卅运动、三一八运动、一二九运动、一二一运动、因沈崇事件引发的反美风浪都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点必须要清楚，不能以偏概全，不能以点带面。尤其是不能豪取一点、不及其余地或赞美或批判，因为无论赞美的还是批判的，都只是盲人摸象。

第五，非主流学术界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批判五四运动，其实我知道他们的逻辑，那就是：他们赞同的，我们就反对；他们表扬的，我们就批判。但是，他们赞同和表扬的，并非五四本身，而只是其中一个小插曲。如果抓住这个小插曲算账，是不是有点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感觉呢？是不是有一种先入为主地掉进了教科书给定的话语陷阱呢？

我也知道，非主流学术界批判的另一逻辑，正如邵建教授说的“1949年的大门，是从1919年敲响的”。这种说法完全忽略了苏俄与孙文的国民党合作，忽略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忽略了苏俄幕后指导下“三·一八”和苏俄直接指挥的“北伐”。这种观点的得出，也就是我经常批判的从结果去找原因，一点一点，然后串成线，是倒推的结果，看上去有道理，其实是拿头找帽子。

第六，我想问一下各位，你们真的以为五四运动很有影响吗？真的能有那么大的能量成为引导中国历史走向吗？这个问题各位一定要思考，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坚信一些说法，而我的研究并不支持这种观点。如果各位觉得有问题，我可以提供一个资料供各位继续思考：《胡适日记》：1922年7月24日，北京大学预科招考，一个沈阳来的中学生在考场上问胡适“五四运动是个甚么东西”？胡适很差异，为此特别去其他几个考场查问，监考人员说：至少有十几个考生不知道“五四”是什么。如果能理解这个材料，然后再看2019年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时，张耀杰研究员说：中国官方有意“染红”五四。个中滋味，各位需要认真体会，否则很难看懂历史真相。

第七，顺便说，五四运动当天，有一个北大的学生咳血不止，之后死亡。2019年5月6日，《纽约时报》上刊发华志坚的《“五四”，改变中国的那一天》文章，其中写道：“天安门前的集会并不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唯一重大事件。学生们袭击了他们认为特别可耻的官员的住所。警察施暴并逮捕了数十名青年；其中一人遭到毒打，后因伤势过重死亡。”《新京报》2021年还刊发《郭钦光“以命醒民”，推动爱国新高潮》的文章。这种堂而皇之的谎言文字，竟然在海内外达成一致，真是可怜又可笑。

我所掌握的情况是，这个死亡的学生名叫郭钦光，他本身是肺结核患者，那天游行，有些劳累，结果发病就死了。学生们因为火烧了曹宅，留在最后看热闹的32个学生又被抓了，他们于是就开始制造隆重的葬礼，并且对外声称是昨天被曹汝霖家人打死的。天津、上海都搞了隆重的葬礼，将反抗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忽然想到1月6日美国国会被冲击，据说有一个警察死了，据说媒体报道说是被暴民打死的，还说用的是消防罐。美国人民很愤慨，中国有些人民也很愤慨。不过后来又听警察的家人说，他不是被打死的，是因为身体有病。历史真的是惊人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