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般的深刻。
关于五四运动的评说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争议不断的常青话题。其中，关于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阐述在大陆学界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可和传播，甚至已经达到不可争议、无需争议的地步。事实上，这个所谓的学界共识，其背后有着极强的意识形态意味一直以来为学界所忽视。考察历史可知，五四运动是随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生和不断发展，历经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人的不断阐释，逐步被定性为“反帝反封建”性质的。[1]特别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将其阐释为“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2]的运动后，“反帝”开始作为主流意识得以确立并广泛传播，并逐步演变成分析和评述现代社会、历史、政治、思想、文化以及文学艺术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指南，一直延续至今。
关于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问题，学界之所以一直深信不疑，往往是在忽视“反帝反封建”话语（discourse）语境的背景下，要么想当然地将五四运动纳入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史的语境中，使其承担反抗侵略的任务，以符合预设中的“反帝”要求；要么就是怀着典型的民族自卑情结，先入为主地假想一个结果，然后再依据这个结果去找原因，使“反帝”成为现代中国人争取民主与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必然。然而学界却忽视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即所谓“反帝反封建”中的“反帝”，既不是民族解放语境下的救亡话语，也不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启蒙话语，而是列宁在1920年《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首次提出，并于“共产国际二大”（1920）、“共产国际三大”（1921）通过和确立，经1922年所谓的“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传达给与会的国、共两党代表的阶级话语，是具有典型意识形态意义的舶来品。其国际背景是，当时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正制裁并压制暴力革命的苏维埃政权及其输出革命行为，而列宁及所谓“第三共产国际”为对抗美英等西方国家而抢先将其命名为“国际帝国主义”。显见的，这种命名和定性本不适用于中国，但却阴差阳错地被“中共二大”、“国民党一大”、“国民党二大”所接受、宣传并付诸后来的革命实践和理论传播。
关于五四与“反帝”的问题，虽早已有胡适等当事人做过反驳，也有周策纵等学者予以明辨，但却始终一直存在语焉不详和“未及腠理”的问题，延续至今仍无法还原本真。为阐明这个萦绕中国近一个世纪的问题，本文将以回溯历史现场的方式，并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对五四运动“反帝”的定性予以证伪性地辨析。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反帝”
广义上的五四运动包含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显然，对五四运动“反帝”的定性主要是针对学生爱国运动而言的。考虑到新文化运动与学生爱国运动的特殊关系，有必要也对其作以阐述。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是“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脑子里不装着帝制时代旧思想的”[3]并没有多少人，根深蒂固的专制思想并没有伴随满清王朝的土崩瓦解而灰飞烟灭，袁世凯、张勋以及杨度、康有为等军阀和政客接连上演复辟闹剧，新生的共和国岌岌可危。正是基于此，一大批现代中国的先觉知识分子在“器物上感觉不足”到“制度上感觉不足”再到“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4]后，毅然选择了思想启蒙之路，开始为“人已非人”、“人活得不像人”的中国人而呐喊，并要掀翻几千年的“人肉的筵宴”和捣毁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5]陈独秀曾为此总结说：“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6]，而“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7]，“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8]为此，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高扬民主、科学和人权的大旗，对西方文明采取大胆的“拿来主义”，以“重新估价一切价值”作为评判的态度，从“人”的立场出发，对一切吃人的道德、非人的生活、非人的文学、奴隶的国度给予革命性的颠覆。他们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9]又说：“我们现在不妄想什么天堂天国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建造‘人的乐园’。……我们却信人格是神圣的，人权是神圣的”[10]，因此“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言从隶属他人之理”[11]。随后，在新旧、中西、白话与文言、问题与主义、科学与玄学的论争中，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以及理性等新文化的基本诉求得以迅速传播。综上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留学西方——即所谓“帝国”的现代知识分子，打开国门，迎接欧美文明的“学帝”、“亲帝”的世界化运动，是为了挽救和维护新生的民主共和政体而掀起的一场告别中世纪的思想革命和文化补课，是争取人的解放、独立、自由与权利的启蒙现代化运动，根本不存在“反帝”的问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还不仅仅是不反帝的问题。因为，正是在西方先进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和参照下，五四新文化人逐渐醒悟到，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是自身愚昧、保守、顽固、野蛮、自以为是和奴隶的劣根性等文化传统和专制思想所导致的，是与西方文明相抗衡而不遵守规则的必然结果，尽管这样的结果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深感痛心。或者用今天的标准来评介的话，可以说满清政府的挨打是必然的，因为它已经到了不打不清醒、不打就不愿接受现代文明的地步。而事实也表明，满清政府挨打后的确清醒了一些，所谓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新政”、预备立宪等改革开放举措才得以应运而生。但遗憾的是，它没有像日本那样彻底锐意改革、除旧布新，最终历经明治维新而成为强国，反而不断误入歧途，以致抵御不住黄金世界的诱惑，幻想一夜暴富、根本解决，终至付出极惨痛的代价，为世人所嘲讽和唾弃。因此说，二十世纪中国的百年屈辱史是不能将账主要算到所谓帝国主义身上的，要算也只能跟自家人算。正是看到这一点，陈独秀当时曾不无激愤地说：“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12]胡适也曾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深深感谢帝国主义者，把我们从这种黑暗的迷梦里惊醒起来。我们焚香顶礼感谢基督教的传教士带来了一点点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义，叫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待小孩子是残忍的，惨酷的，不人道的，野蛮的。我们十分感谢这班所谓‘文化侵略者’提倡‘天足会’‘不缠足会’，开设新学堂，开设医院，开设妇婴医院。”[13]在《国际的中国》一文中他解释说：“我们并不想替外国的‘资本帝国主义’作辩护……我们要知道：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而且当“全国陷入无政府的时候，或者政权在武人奸人的手里的时候，人民只觉得租界与东交民巷是福地，外币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是神人，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14]胡适还在1930年代《我们走那条路？》中进一步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打倒五个大仇敌：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但是帝国主义不包括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因为我们受了这五大恶魔的毁坏，遂没有抵抗的能力了吗？故即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也应该先铲除这五大敌人。”[15]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16]当然，如此结论对于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国人来说是有些难以接受，如梁漱溟等当即撰文反驳。而二十世纪末以来部分海外学者以“后殖民”、“后现代”等理论或主义为武器再次复辟，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主潮一直未能摆脱殖民话语的诅咒和帝国霸权的控制”，[17]“五四那一代学者对西方的殖民话语完全掉以轻心，很多人接受启蒙话语的同时接收了殖民话语”，[18]所以中国才遭遇空前的“中国意识的危机”（林毓生语）。这样的呼声一起，国内的民族主义者、新儒家、新左派们便乘势摇旗呐喊、捶胸顿足，以为国将不国。
其实回溯历史不难发现，从十九世纪中期中国被迫现代化以来，无论是“华夷之辨”、“西学中源说”（或“古已有之说”）、“特殊国情论”，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1930年代“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及“二十一世纪是东方文化的时代”（季羡林语）等，都是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说到底，这样的鼓噪与宣传与其说是一种民族自尊，不如说是一种民族的极端自大兼自卑心理在作怪。一百多年的历史清清楚楚地表明，中国所遭受的种种屈辱不是因为向西方文明学习而“变夷”了，而恰恰态度总是不老实，并没有虚心真心学习，像阿Q一样总是忘不了数落自己祖上的风光，所以才导致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步履蹒跚、跌跌撞撞，及至发生“反右”、“大跃进”和“文革”那样的闹剧和悲剧后仍不醒悟。鲁迅当年曾指出：“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我以为‘中国人’这名目，决不会消灭；只要人种还在，总是中国人。”[19]综上可见，第一次真正以开放的世界的眼光、心胸和襟怀来全面接受西方文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本身是不存在“反帝”意识的。
二、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与“反帝”
正当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一战”的善后问题也进入到最后阶段。尽管中国政府虽未派兵直接参战，但却英明地选择了协约国一方而顺理成章地成为战胜国。一时间，国人也同其他战胜国一道阅兵典礼、集会演讲、游行庆祝，憧憬着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重新调整中日间的不平等关系，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的翻身了！”[20]胡适曾回忆说：“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在当时，都不免有点‘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磊’。”[21]但是，梁启超从巴黎发电报给国民外交协会传递出英、法、意等国默许日本接替德国享有山东特权的消息后，这种心理上的巨大反差首先在激进的青年学生中产生强烈冲击，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便由此引爆。当然，审视历史也要承认，这一时期国际形势的确也有一些变化。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政变建立了所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芬兰、德意志、匈牙利等发生了所谓社会主义暴动，1918年日本出现“抢米风潮”，1919年朝鲜发生“三一运动”，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大会。在这样的表象下，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似乎便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接轨了。事实如何呢？
纵观整个运动过程，虽然学生们的心理和感情是极其激愤的，然而他们的行为举动却又是极其文明、理性的，和平与合法的民主表达方式始终是主旋律的，因此被誉为“赤手空拳的做出一个壮烈的爱国运动”是名副其实的。[22]运动的领导和参与者们清醒地意识到，请愿和游行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采取这样的方式也无非是要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愤慨和心声，作政府后盾，借此唤醒国民，更要唤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同情和帮助。诚如陈独秀所说：“我们中国现在有什幺力量抵抗外人？全靠国民团结一致的爱国心，或者可以唤起列国的同情，帮我们说点公道话。”[23]因此，尽管“世界上第一个好人”[24]威尔逊总统“言而无信”、英法意三国充当了“看客”，学生们在游行过程中，始终保持整齐的步伐，严肃的仪容，井然的秩序，并彬彬有礼地向各国使馆递交语言极尽委婉的“说帖”。如其中递交给美国的“说贴”内容尤其令人玩味：“大美国公使阁下：吾人闻和平会议传来消息，关于吾中国与日本国际间之处置，有甚悖和平正义者，以最真挚最诚恳之意，陈辞于阁下：……吾国念贵国与我中国素敦睦谊，为此直率陈词，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本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25]这种非常谦恭的文字显然是一种外交礼节的游说，意在表明中国民众的态度，希望各国公使及政府出面给予中国政府以支持和帮助，并借此维护正义和公理。而此前《每周评论》等媒体中出现的针对威尔逊的“威大炮”[26]、“一文不值的空话”和“分赃会议”[27]、“大炮空声”和“昙花幻梦”[28]等“大不敬语”，并没有被学生、工人等示威者公开提起。而且游行队伍在被禁止通过使馆区的情况下，也没有与使馆警察发生冲突和骚乱，更没有冲击使馆的举动和行为，仍然“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曹汝霖[①]的住宅”，因而也获得了“很配称作文明国家的学生”[29]的赞誉。
文明举止也发生在其他城市的学生游行和工人运动中。《申报》曾这样记载上海二万学生五月二十七日的游行：“步伐整齐，精神严肃，绝无零乱之状。夹道观者，无不为之兴感。”“六三”后，上海的商业罢市中，一些外人所设之洋行、商铺照常营业，却没有发生一起治安事件。在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呼吁下，学生、童子军，甚至小偷和黑社会组织的青红帮等都愿意帮忙维持和平和秩序，整个罢市期间没有出现什么骚乱。[30]这个现象也同样出现在长江沿岸、华北等城市的罢工、罢市运动中。冰心在《斯人独憔悴》中借颖石的辩解也作了记述：“这爱国运动，绝对没有一点暴乱的行为，极其光明正大；中外人士，都很赞美的。”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中国工人被外国工厂严重剥削的情况下，工人的罢工并不是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和维护权益，也没有发生针对各国工厂和管理者的反抗举动。事后罗家伦也不无感激地说：罢工罢市“并不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不过是激于他们对于我们的同情心罢了！”[31]那些西方人管理的工厂里的工人们，在学生们的劝说下，为避免引起国际纠纷也纷纷放弃或停止了罢工。甚至六月九日上海学联被驱逐出租界、六月十二日法国等租界巡捕以武力镇压游行的学生和工人并造成许多路人和商人死伤的情况下，学生与工人仍坚守运动的初衷，而没有将矛头指向各国租界。芮恩施在回忆录中谈到，自己当时曾告诫上海总领事和侨民团体说：“如果我们或者英国人让自己卷入这场只是针对日本人的、幸而与我们无关，且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排外的动乱，将是愚蠢之极的。……它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32]显见的，整个运动并不没有反对美英等所谓“国际帝国主义”，反而是请求他们出面帮忙主持公道。
以学生为代表的民众之所以在面对中日因山东问题而产生争端的问题上，会寄希望于美英等西方国家，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基本处于一种友好邦交的环境下，此前所发生的不友好的冲突已经不复存在。这一点，只要客观地面对历史即可知。自所谓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后，救亡的呼声似乎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自义和团排外暴乱而发生八国联军进北京的事件，特别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后，当初被迫开放门户的政策和事实已为中国政府和国民所接受，美国1908年开始还将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政府以支持教育，各驻华的外国政府及投资商人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均保持相对和睦或友好的关系，国内不存在主流意识的反帝排外运动。这一点只要客观地面对历史就可以得出结论。也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在1919年底时也说过他本人是“美国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和门户开放政策的热烈支持者”。[33]瞿秋白也才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中曾间接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辛亥革命以来，革命党向来以‘保护外人利益，决不破坏条约’为天责。”[34]而且，尤其是一战中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后，各国在华人员是比较受欢迎的，这一点可以通过驻华使节芮恩施、朱尔典以及杜威、罗素等来华学者撰写的各类文字中求证。而一般习惯上所指称的美、英、法等所谓帝国主义国家，大体上能够以比较客观、公正的国际规则处理国际间的问题。如在处理棘手的山东问题时，他们曾试图以“和会暂收”或“五国共管”的方式解决中日间存在的分歧，但迫于中日两国政府已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换文协定”，才不得不在“道义”与“秩序”的选择中——即如哈贝马斯所阐释的——倾向了“秩序”。[35]而事后的结果是，美国国会却拒绝批准和承认本国代表的签字，使得凡尔赛合约并没有落到实处。而且，此前他们曾协力促成限于分裂和内战的北京政府与南方政府停战并召开“南北和会”，结束了中国内战的局面，于情于理都可算作中国政府的“友邦”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学生们在美国公署前高呼“大美国万岁”、“威大总统万岁”的原因所在。[36]平心而论，巴黎和会失败的“最大原因”是“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之换文，北京当局以‘欣然同意’四字，载之文书”，美英等国“谓既已自愿，何又反悔”的“反唇相讥”[37]其实不无道理。白纸黑字的国际条约，其法律效应不是凭不守规则的传统中国政府和民众的一厢情愿就可以取消的。还应该提及的是，1921年开始，正是在美国的积极斡旋下，通过了欧美国家尊重中国主权完整、不支持不援助中国内战的特定一方等协议，而山东问题以及所谓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在《华盛顿会议》上也都得到基本妥善解决。当然，若比照来说，也是这一年，苏联红军出兵占领蒙古。如邵建教授所言：“仅此而观，赤白之间，谁更帝国主义？”[38]
种种迹象表明，五四学生爱国运动虽然带有一定的国族色彩，却没有产生狭隘的国族主义，因此也不构成反对西方各民主国家的排外运动，而仅仅是针对蓄意剥夺中国利益的日本军国主义。正因为这样，瞿秋白后来以阶级翻身的立场批评说：“中国人民居然妄信美国的‘人道主义’，只做傻子。因侵略形式之不同，竟为所迷惑而单只反对日本。可以醒了！！”[39]张太雷也明确说：“五四运动是一个完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五四运动是纯粹排日的性质而不是反对一般的帝国主义，所以反被英美帝国主义利用以进行他们与日本在中国势力的竞争。”[40]虽然他们的部分观点和言论本身尚有待商榷，但其中却指明了不存在普遍意义的“反帝”问题。而且，用笼统、宽泛意义上的“帝”来指代专门意义上的“日”，明显存在“以全概偏”的问题，也犯了“革命对象扩大化”的错误。因此，“反帝”应该改为“反日”是比较客观的，否则对其他“帝”来说实在很不公平。历史已表明，那种“国际帝国主义是我国民惟一的仇敌”[41]的“老佛爷”式的愚蠢举动，真的可谓如胡适所说的“乡下人谈海外奇闻”[42]，是违背世界潮流的，也被历史证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极左”障碍物。
那么，五四运动是如何“反”日的呢？在“五四事件”的诸多口号中，“外争国权”的态度看起来比较激烈，但却激烈有余而信心不足，明显缺少那种收回自己东西的理直气壮感。那些誓死的决心并没有与“打到日本帝国主义”联系起来，而是一种“你若不然，我就死给你看”的态度。在对待日本接替德国管理山东等国际问题的处理态度上，仍然对“国际公理”寄予希望。所谓“反对强权政治”，也只是“不赞成，不支持”，而不是采取革命的、暴力的方式和手段，甚至其中都没有直接针对日本政府、日本驻华使馆的标语口号。在所能搜集的标语口号中，唯一的就是“抵制日货”。而这个口号在此前以及未来几年里虽颇具“杀伤力”，但也是直接针对中国商人而产生的间接后果，而不是直接针对日本在华商人。至于集中焚烧日货等激烈行为，不过是一种强烈的泄愤心理的举动，仍属于消极抵抗的范畴，所烧的也是中国商人商铺里的日本货，并没有直接烧日本商人店铺中的日本货。而且，随着运动的不断发展，在政府的诱导下，为避免对日外交的困难，学生演讲团在六月初放弃了大规模的反日演讲活动而改为爱国宣传和提倡购买国货。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在通告中也改口说：“此次举动纯系爱国热诚，对国内有所要求，秩序井然，并无丝毫暴动行为，凡我旅华各友邦诸君，与我商界平日感情素洽，惟希主持公道，弗生误会，是为至幸。”[43]这一点《字林西报周刊》也有记载，“几位演讲者强调，罢市不是排外运动——甚至也不是排日运动。所有与会者都要保证劝说他们的朋友协助维护和平和秩序。”[44]而且在罢课、罢市、罢工中没有出现学生和工人冲击日本工厂、商铺的行为，绝大多数的举动都是有组织、有秩序的。甚至面对日军持枪游行和旅中日人的抗议，也是“均置之不顾云”。[45]
尽管留日学生在国耻纪念日时也出现“打破军国主义”的口号，但它却是以“保持永久和平”为宗旨。而且，游行队伍在遭日本“马队冲踏，血肉横飞”的情况下，“仍整队前进”，[46]向各国使馆送交说帖，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暴力反击行为。当然，作为群众运动的特点，不可避免地出现几起偶然的暴力冲突事件，但那毕竟是个别、局部的，并不是组织者的本意，也构不成运动的主流。对此，许德珩后来回忆证实说：“那时（指五四运动——本文注）还没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47]瞿秋白在《“打倒帝国主义”的古典》中也考证说：“最先，大概是一九二一年，有一个‘过激派’的杂志上提出了这个口号，没有什么‘人’注意”。“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来了，只两三天功夫，‘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传遍了上海的工人区和贫民窟，……不到两年，这口号就变成了奉旨照准的标语。”[48]而另据《中国青年》载：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召集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在五一举行过极壮烈的游行，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49]可见“反帝”这一问题并不是始于五四运动，而是五四运动之后的事。
还有，五四学生爱国运动虽然主要是针对日本强占山东的行径，但并没有将斗争的目标主要放在日本政府身上，而是将这种“外争国权”、“民族自治”的要求转换成反对北京政府在和约上签字和“内除国贼”方面。美国学者B.格里德尔在1980年代的研究中指出：“这场运动（五四运动——引者注）的发生，多少有点自发性，没有有组织的思想指导，是民族主义情绪的愤怒爆发，矛头直指当时的北京政府，反对聚集在巴黎的和谈代表。”[50]可见，尽管北洋政府已令国民十分失望，但是整个运动仍然是为了维护政府，做政府的后援，而不是将推翻军阀政府作为直接行动的目标，这与后来的革命实际是根本不同的。而且，各地一些比较激烈的宣言也都是针对所谓卖国贼的，如“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以。危机一发，幸共图之”（许德珩撰写的北京学界宣言）；“则誓筹最后之对付”（上海学生联合会宣言二）；“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山西学生罢课宣言）等。但是“在此一举”和“同胞起来呀”等带有一点革命味道的口号，也不过是字面意义上的暴力锄奸，同样寄希望于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和“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讲，通电坚持”（许德珩撰写的北京学界宣言），甚至摆出“原祈政府诸公曲谅苦衷，……学生等所为纯出良心至诚……”（天津学生罢课宣言）、“临颍涕泣，不知所云”（浙江学生罢课宣言）的哀求与可怜之相而要求得政府支持和外界谅解。另外，在各界人士上总统书、函牍、公电中也都是极力劝说政府爱国的言词。[51]即便是面对“被巡士横遭驱逐，有被击仆地，受人践踏；有被刺伤，血流如注”[52]的悲怆情况，学生们仍然冲破阻挡，坚持演讲，却没有因为失望和义愤而号召国民起来同软弱政府进行斗争，以暴力相抗衡，所以茅盾后来才总结并检讨说：“五四的口号完全是资产阶级性”。[53]
众多资料显示，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等直接的、非理性的行动为很多人所看重，这样的表象也似乎更能体现“反帝”的暴力革命要求。但经过众多学者多方考证，这一幕实属个别人的行为，而且这样的举动违背了运动的初衷，完全是组织者失控的结果。据五四运动的亲身参与者周予同回忆说：当时有很多同学“认为放火毁人是超出理性的行动，是违反大会决案的精神”。[54]另有亲历者周为群回忆证实，当匡互生“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时，当场就遭到北大学生领袖段锡朋、傅斯年的阻止。[55]只是在那种群情激愤的情况下，所谓的学运中坚、临时指挥是无法、也不可能控制住这个突发局面的。孙中山后来对此评价说：“青年学生，以单纯爱国之诚，逞一时血气之勇，虽举动略逾常轨，情有可原。”[56]至于运动出现所谓的“革命举措”，也只是为了出气而痛打了章宗祥，并没有出现“人头落地”的激烈场面。特别值得一说的是，日本记者中江丑吉在殴打章宗祥时始终扮演着救助者的角色，丝毫没有受到任何暴力威胁，这与日后的暴力革命手段相比可谓有天壤之别。而且，即便是五四运动在内惩国贼方面出现了暴力行为，但也仅仅是教训了一下几个的执行对外政策的官僚，不足以显示出革命的彻底性。当然，运动中也出现“革命性”话语：如6月初被捕学生喊出的“大家起来革命”的口号，但是这样的口号却同“中华民国万岁”的口号相伴随；陈独秀在《北京市民宣言》中虽指出：“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57]但是，此宣言的话外音虽带有警告、恐吓之意，但目的仍是希望“和平”而不是真的“直接行动”，况且他本人当街被捕没有了下文；再如上海的《时事新报》载有：“救国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就是要推翻卖国政府。因卖国政府一天存在，他可以在外交上、内政上活动订约借款，压迫国民，为所欲为。故国民必须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58]但是，它仅仅作为一种思想、言论自由的观点，不属于运动的主流思想，也没有付诸于实际行动中。而且上海各界在罢工、罢市运动中特别强调“切勿暴动”、“和平抵制”，并有大队人员负责宣传和协助维护社会秩序，以防止意外暴力事件的发生。[59]至于毛泽东后来所言：“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这样的政府要不要反对呢？假使不要反对的话，那末，五四运动就是错的。……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注六十]这样的论断是在全民抗日的历史语境下做出的，属于特定阶段的权宜产物，与“五四”的历史事实是严重不符的。
还要注意的是，五四运动与此前的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是大相径庭的，与此后的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五四运动因为是历史的转折点，所以明确这一问题，对于正确理解现代中国历史、思想、文化和文学尤为重要，对于当下的中国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和走向现代化也尤其重要。
[1] 拙作：《五四运动：“反帝”的由来及确立》，《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二00七年第二期，页一八五至一八八。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页六九九。
[3]《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一九八四），页二0六。
[4]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九），页四0三0。
[5]《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页二一六。
[6]《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一九八四），页一七二至一七四。
[7] 同上，页一三二。
[8] 同上，页二0七。
[9] 同上，页三一七。
[10] 《胡适全集》第三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二00三），页八至九。
[11]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一九八四），页七十四。
[12] 同上，页七一。
[13] 《胡适全集》第三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二00三），页八四0。
[14] 同上，页四九一。
[15] 《胡适全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二00三），页四五八。
[16] 同上，页六六三。
[17] 张宽：《文化新殖民的可能》，《天涯》，一九九六年第二期，页一七。
[18] 同上，页二二。
[19] 《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页二0六。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七九），页二一四。
[21] 《胡适全集》第二十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二00三），页二七二。
[22] 同上，页二七五。
[23]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一九八四），页四00。
[24] 同上，页三0四。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七九），页一六九。
[26]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一九八四），页三四四。
[27] 同上，页三四四。
[28] 同上，页三九七。
[29] 转引自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二00五），页一一六。
[30]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七九），页一至二三0。
[31] 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一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页六七九。
[32] 转引自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二00五），页二0八。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七九），页三五六。
[34] 《瞿秋白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页三0。
[35] [德]哈贝马斯：《兽性与人性：一场法律与道德边界上的战争》，刘慧儒译，《读书》，一九九九年第九期，页四三至五0。
[36] 亿万：《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每周评论》，第二十一号，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
[3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七九），页一五八。
[38] 邵建：《胡适与陈独秀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炎黄春秋》，二00八年第一期，页一五。
[39] 《瞿秋白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页三九。
[40] 张太雷：《五四运动的意义与价值》，《中国青年》第四集，第七十七、七十八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二日，页三九五。
[4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七九），页二六八。
[42] 《胡适全集》第三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二00三），页四九一。
[4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七九），页四七九。
[44] 转引自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二00五），页一五九。
[4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七九），页三0八。
[46] 同上，页二二六至二二七。
[4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七九），页五二。
[48] 《瞿秋白文集》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三），页四三八至四三九。
[49] 张太雷：《五四运动的意义与价值》，《中国青年》第四集，第七十七、七十八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二日，页三九四。
[50] [美]B.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单正平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二00二），页二三七。
[5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七九），页三0九至三五六。
[52] 同上，页三九一。
[53] 茅盾：《“五四”运动的检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报告》，《文学导报》，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
[5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七九），页二六八。
[55] 同上，页三0九。
[56] 转引自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二00五），页一三一。
[57]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一九八四），页四二五。
[58] 《时事新报》，一九一九年七月十日。
[59]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七九），页一至二三0。
[60]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页五六一至五六二。
[①] 晚年曹汝霖回忆起五四学生运动说：“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