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

我妈妈在2010年83岁时写了一篇《我的一生与家庭》,
怀念母亲。
我父亲写了《华东岁月》,怀念父亲。
博文
这段时期,只是见毛主席一次又一次地接见红卫兵,又说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普通老百姓怎能去揪呢?也不知是谁想出来的,在全国各地都纷纷成立了革命组织,下分各中队和各小队,以组织名义去责令本单位的党政领导来交代自己的错误路线等,还说:“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 这时,矿里成立了两个革命组织,一个[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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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革阶段从苏州回到菇山后,在集体学习读人民日报时,曾读到姚文元写的一篇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剧本的作者是吴含(北京市副市长),由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艺名麒麟童,是一位名演员)主演的京剧;此批判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以古讽今,是一篇大毒草”,这就引起大家的深思了;接着又有批判《北京晚报》上刊登的《燕山夜话[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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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化工部矿山局的王处长带领着工作组来了,他们除处理善后的一切事情外,还提出要尽快恢复生产,需要的经费从基建上出。这一下,又该编报计划了,编制计划时最大的难题是没有依据;但是,遇到这些问题,这里的矿长、科长们都会拍脑袋的;故我对无根据的项目仅能听从领导,做个记录和汇总工作,而对有设计、有预算的项目(如职工医院)是可以按基本建设[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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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来之,则安之,在菇山磷铁矿基建科计划组当组长,就要把这个基建计划抓起来,正逢年初要报批年度计划之时,了解一下,菇山正在建一个大选矿厂,要求在年内建成投产的,又是边设计边施工的项目,有些方案尚未定下来,这到那儿去搞资料呢?张良春副科长拿来了准备定货的设备目录,我就把它摘录下来,有价格的更好,没有价格的就由张科长拍脑袋(即没有根据的[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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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的那天,我想七号就到预产期了,为了放松一下自己,就一人到郊区踏青,回来后一切正常,但到晚上就要进医院了(安徽省立医院),于次日临晨即1960年4月6日零时55分生下一个女孩,取名利。这个月子做得怎样了呢?一切都服从计划供应,凭出生证可购五斤咸肉(除去皮就是骨头的小猪肉醃成的)、五斤鸡蛋(鸡蛋小得可怜,其数量能有五十五个之多,其中有近半数[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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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8年8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因接受了光荣任务——支援地方工业而要离开北京了,在前门火车站等候火车的时候,一机部的地方工业司司长来给我们送行,他和准备到安徽省的干部一一握手,并说:“你们先走一步,我把大家的档案材料整理好带去,过几天在合肥见吧”。这句话当时所有要去合肥的人都不能理解,但事后得知,他是经组织决定:要他到安徽省当[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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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8年8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因接受了光荣任务——支援地方工业而要离开北京了,在前门火车站等候火车的时候,一机部的地方工业司司长来给我们送行,他和准备到安徽省的干部一一握手,并说:“你们先走一步,我把大家的档案材料整理好带去,过几天在合肥见吧”。这句话当时所有要去合肥的人都不能理解,但事后得知,他是经组织决定:要他到安徽省当[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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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实行工资改革,国家文件规定:凡是52年前理工科大学本科毕业的学生一律定为技术9级,北京地区(六类地区)月工资为105元,而财经等文科52年前的大学本科毕业生一律定为行政19级,北京地区的月工资是78元;黎杰是按他转业时的副连级(定为行政20级),现升一级为19级,月工资是78元,而我由原定22级的基础上升一级为21级,月工资是62元;这一下不仅我俩有意见[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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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年春天,反胡风运动开始了,开头只是学习文件,还感到没有什么,后来点名叫人在小组会上做检查了,在我们统计科内就有两人被点了名,一是我们的科长任择生,说他的结婚证明人有问题,要他交代清楚;还有一位是王先孝同志,他是安徽大学经济系毕业的,说他在校时反对思想改造,与组织上不一条心,又被人揭发出:他的叔丈人——卫立皇(大战犯)从美国回[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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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四月份,是我参加工作一年的日期,干部司给我定级,为行政22级,月工资是190工资分(约合当时的47元),我仍是每月10元钱寄往苏州,给他们作为家用;就在这时,北京对吃粮问题有了规定,要按定量发给粮票,细量还要有限制,每人每月只能供应8斤白面,粗粮没有限制(大米算是粗粮),这条规定对南方人来讲是毫不相干的,而且那时的定量也足够吃了,因此,也就没[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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