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与家庭（第五部分）（9）

    含山县五七办公室又指派数名下放干部（包括黎杰在内）去上海接来不少知青， 分到骆集公社的有八名女知青， 公社就把她们集体安排在岗湖大队林场劳动， 指派一个老贫农代表（老二爷，是我们赵村生产队的）负责， 要我助理带领她们， 因此， 就传开了“老下带小下”这一段有历史意义的佳话。 这八名女知青中， 有黄继红、张阿妹----等， 她们对我反映的问题， 我都能劝导她们或转向公社反映等， 因此， 就得到知青们的尊敬和信任， 但也遭到那个老贫农代表的不满，因为我向公社反应的多是知青的切身利益，而又是管理上的问题，对这位林场负责人是有关系的； 黄继红等人还经常来我们家， 我也很自如的叫她们帮我做点事情， 并留她们吃饭， 以后， 逐渐熟悉了， 她们一进门就说：“赵妈妈， 我们又要来加油了”。 我就立即拿出糯米、咸肉、咸鸭子、鸡蛋等物来， 说：“你们自己动手， 方可丰衣足食”， 上海的姑娘都很能干，烧好后大家都吃得很痛快，这种事以后也就形成惯例了。

    下放干部朱乃康的老家在上海， 他每年回家一次， 1971年的春节他回家时，我托他在上海代买一丈四尺蓝色线春面料， 就地配了灰布里子， 用农村的新棉花， 亲手为婆婆缝制了一套棉衣棉裤， 让黎杰去周口探母时带去， 完成了我近十年前对婆婆的承诺。后来， 我想到那里的布票又不成问题， 吃的东西又丰富， 不如让婆婆过来住几年， 我还能为她合身合体的多做几件衣服， 但这一建议被李校否决了， 原因是他本人结婚生孩子， 另外， 婆婆也因喜欢他而愿意为他服务， 这是愿打愿挨的事， 也就顺其自然了。

   

    利儿小学毕业了（1973年）， 是全公社十所小学、学生中的第一名； 就在这一年的暑假， 家宁和家苏来玩， 黎玲也因放暑假在家， 大家正在谈说快乐的时候， 外面突然变了天， 尚未下雨，就一声雷响，把大家都吓呆了， 接着又感到有一股硫磺味道， 出去一看， 见东边的屋脊上在冒烟（此处就是两年前我和利儿二人看到有洞的地方，这是巧遇还是有因？是一个迷！至今没有解开）， 我急坏了， 又想到：过去母亲曾经讲过：“失火时不能提火字， 如提火字， 火头会冒得更高”； 我就大声喊：“救命”。 旁边站着一个“四类分子”， 叫刘永和， 他是一动也不动，也不啃声； 后来全村有不少人都来相救了， 由大队副书记赵模义带头上去， 仅用一盆水就将它浇灭了， 几分钟后又下起一场倾盆大雨， 彻底解决隐患； 以后这件事就被全公社的人当笑话相传谈论。

    当时，公社有马鞍山和合肥两地的下放干部十来户人家，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机关干部；住在不同的生产队，相隔几里到十几里路，和我们相处较好的三四户下放干部们，闲暇时候经常走门串户，到哪一家，就在那家吃中饭。最要好的是黎玲的同学高燕家，他们是马钢来的下放干部，大家称他们为“大老高”，东北人，人高，嗓门也高。每家几乎都是，见有人来，首先杀一只鸡，到菜地摘一些菜，忙得不亦乐乎，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都是一家人，话题是“我们老下如何如何，我们终究会回到原单位”等等。这些人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回到工作岗位后，有时还会聚一聚。

    一般暑假的时候，二哥，二嫂和他们的儿子们来我们这里小住一段时间，我们有未开叫的小公鸡，是给孩子们补身体的；有吃不完的鸡蛋，我们附近就有豆腐作坊，不仅可以吃新鲜豆浆，还有新鲜豆腐皮。夏天的傍晚，把方桌放在门口，一起吃新米稀饭，自己腌制的鸭蛋和鸡蛋，还有自己做的泡菜（自己种的豇豆，萝卜和辣椒）。有时去古河赶集，多数情况在家看报听广播，我们订有人民日报，安徽日报和参考消息。二哥送了我们一台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把我们原来的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带回南京，那台电子管收音机在农村无法修理。

    开学后黎利随同她姐姐一起去古河中学上学， 每周六回来，两人总是给我做不少事情， 如洗被子、挑水、浇菜等， 周一早晨我给她两人吃的是一大碗面条（两碗面条用去一斤筒子面）， 每碗外加三个鸡蛋， 看她们吃得津津有味， 我很高兴， 但要等到六天以后才能再见面呢！

 

    批林批孔的运动开始了， 为了要发动群众来进行对林彪、孔老二的深刻批判， 大队革委会研究： 选定了几个批判题目， 采取每人准备好一个题目的内容， 要在各生产队干部的会场上进行批判； 他们把认为是最难的题目：“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分给我准备， 我在人民日报的多篇批判稿件中， 摘录了其中有关内容，进行综合后， 而编成一篇批判稿件， 在大队招开的干部大会上宣读了， 这次会议， 有公社书记来参加旁听， 事后他说很好； 过了几天， 公社又招开了全公社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 要我去宣读那篇稿件， 而对林彪、孔老二进行批判， 并叫公社广播站把它录音下来， 在公社的有线广播上多次进行播放， 使我的语言在全公社反复地传播， 当时， 是又一次感到“非常光荣”。为此，含山县五七办公室特聘请我为政治宣传员，并发有证书。

    74年春节前， 黎玲高中毕业后回来了， 她的今后出路怎么办呢？ 那时上大学的条件是： 不用考试，而是要由当地贫下中农在劳动两年以上的知青中进行推荐的； 因此，只有参加劳动这条路了， 我们又考虑到：“那时的知青都是集体组织起来劳动的， 又怕她吃不了那种苦， 就让她留在生产队劳动吧！ 两年后， 推荐起来还能有个优先条件”， 决定后，就同赵队长商量， 二话没说就同意了，于是她留在生产队里， 听从队长的安排，做一些轻微劳动， 如看鸡等，她还是能认真负责的， 到六七月份双抢到来的季节， 农活忙起来了， 她不知怎么的会同赵仁福的女儿吵了起来， 而哭了回来； 赵队长进门来劝解， 我们见她那种因受冤屈而啼哭的样子， 就决定“算了吧”！ 但在家也不是长久之计， 到林场去与上海知青同劳动吧！ 那里是老二爷负责的， 那个人也是惹不起的。 还是与马鞍山的知青在一起吧！ 黎杰就在含山县申请联系后， 同意批准她到昭关公社参加劳动， 但昭关公社的干部见她是含山县介绍来的， 并未将她分配到有马鞍山知青的那个生产队去， 而是把她分配到一个条件比较好的知青点， 与含山县的女知青一起同在昭关林场劳动。 那里对她很不错， 她和其他知青相处融洽。秋收后， 还能分给她50斤上等籽棉带回家来， 加上再买点皮棉， 请了棉花匠来家， 弹了厚薄不同的若干条棉被。

 

    黎杰在含山县帮助县政府盖百货大楼，从基建规划到去省里筹集资金和建材，有一段时间不回家。当百货大楼建成后，有一天，黎从含山县回来， 对我讲：“县里缺少搞基建的人， 他们有意留我， 还允许保送一个孩子上大学呢”！ 我说：“还有一个孩子呢”？ 他说：“不管是什么待遇，我都不願意去， 磷铁矿把我弄得不明不白的， 我要在那里跌倒， 就要在那里爬起来”。 好吧！ 就等着回磷铁矿弄个水落石出吧！

    已到深秋季节了， 但是有一天， 天气非常地热， 热得只能穿一件单衣， 到下午突然间起了狂风， 天都变黑了， 我吓得赶紧关上大门和窗户； 只听到惊人的风声似乎要把房屋吹倒似的， 我们三人赶紧逃出后门， 走到小学校（那是原地主留下的瓦房， 看起来比较牢固，解放后改成小学校了）去避难， 等风过后， 回来一看， 只见房屋向南的一方屋顶上的草全都被吹没了； 第二天， 含山县和骆集公社的干部下来了解灾情， 并说全公社受灾情况严重， 各下放干部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灾害， 因次， 每户下放干部由县里拨救济款18元予以补助， 这18元当然是生产队所得了， 他们又来了好多人给房顶上重新盖上了稻草， 使我们才得安宁，为了感谢他们，是惯例的请他们吃一餐饭。

    原在岗湖大队搞妇女工作的郭昌秀，被抽调到公社去当妇女主任了， 她通过公社书记， 指派我去配合她搞全公社的妇女工作， 这项婆婆妈妈的工作， 我感到很不习惯的， 但郭昌秀对我说：“不要你去对妇女进行个别谈话，而你只要在开公社的妇女大会时，帮我在台上讲讲话就可以了”； 这样我才答应下来， 可是在开全公社的妇女大会时， 我在台上讲到要搞好计划生育时， 郭昌秀就插嘴讲：“不对， 要讲少生伢子（指孩子）-----”。 弄得我当场就忍不住的笑了起来。

    在农村五年多以来，我们结交了不少农民朋友， 但真正知己的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们的邻居王瑞明， 大家都称他“王大爷”， 他解放前是给本村地主赵古愚家当雇工的， 是个木匠， 土改时分了田地和房屋， 就落户在詹赵村了； 他为人正直， 也不因自己的出身成分优越而欺压别人， 还有远见， 注意培养儿子上学， 求上进， 如：他大儿子已在外地当教师， 三儿子已上高中， 唯有老二留在身边种田； 每当黎杰在家时，他每晚都来我们家谈天， 有时还帮我们剥花生， 我们在谈话中得知不少当地的风俗习惯和某些不良行为， 故能做到提高警惕而防备自身。 当他得知我们已接到通知， 要离开农村时， 更是依依不舍地来我们家问长问短，要为我们帮忙， 甚至连吃饭的时候，都要拿着饭碗边吃边过来看我们。

    回忆五年多我们在农村， 还是做了一定的工作， 也取得一定的成绩， 不是像某些领导在做报告时讲的那样：“有些下放干部， 是在当五小干部（带小孩子、种小菜摊子、烧小灶、养小鸡和喂小猪）”。 在干群关系上， 我们相处还是不错的， 其主要原因是我们能放下架子， 能尊重贫下中农， 也能和贫下中农坐在一条板凳上讲话； 还有我们非常注意小节， 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不粘小便宜；相反， 当某些贫下中农有困难时， 我们还能尽力给予帮助， 例如： 有个别人对我说：“我家的鸡现在不开窝（即不生蛋）， 连换盐的办法都没了”；我就拿五毛钱给她， 她很高兴的去买盐了（那时盐的价格是每斤一毛六分钱）。

    又如：有个别人找我，说：“我家某亲戚要结婚， 想送礼而无钱”， 那里送礼规定是七尺布、一条糕，布的价格是三、四毛钱就可买一尺， 我就拿三元钱给她， 也就可满足她的需要了。 这些人，是真正的困难户， 他们也很感恩， 能拿一些从自留地中种的农产品来给我， 表示感谢， 或者在下雪的时候， 主动挑水上门， 这真是雪中送炭呀！ 使我非常感动， 因为已得到了真正的贫下中农对我的感情。 此外， 我还能在空余时间给他们做衣服， 当然是会受到欢迎的； 我看到了贫下中农的本质不错， 有很多优点： 如他们能刻苦、勤劳、待人诚恳、善于帮助人、为人不虚伪和能实事求是的提出批评意见等， 但也有他们的共同缺点， 那就是太自私。

    五年多农村的生活， 使我感到有三怕： 一怕是两个孩子是农村户口， 今后怎么办？ 整天唉声叹气的， 无法解决； 因而气不顺， 肝火太旺， 经常拿孩子出气， 以后想起来， 也是一件遗憾的事。 二怕是有人向我借钱， 那些借三块两块的我都能无条件的给他， 就怕那些有头有脸的人， 如生产队长、老贫农代表等人，他们一开口就是数十元， 给他吧！ 明知是有借无还的， 不给吧！又怕得罪他， 真难！ 只有打折扣给他； 最后弄得每月都是两手空空的， 有时还要向公社会计去预支下月的工资； 那时在农村的生活标准， 平均每人只要十元到十五元就足够了， 而我俩每月142元， 虽扣除寄给婆婆的20元外， 还有122元， 但还不够花。 三怕是树大遭风， 那时在公社的31名下放干部中， 我们只有两个女儿， 按人口平均计算收入相对是较高； 所以， 每逢公社干部、或县里的干部下来时， 大队书记都会把他们带到我们家来用餐， 我们经常请客，买酒，杀鸡，买肉，买烟。

    1975年初， 接到了调回我们去原单位的调令， 这是邓小平第二次上台给大批下放干部的优惠政策， 我们两人终于得到洗雪自身的机会了； 经商量后， 确定黎杰先回单位去报到， 安排好住房后， 我们再搬家； 半月后黎杰从菇山回来了， 说：“菇山正在建造六栋新大楼， 下半年就要竣工了， 我们回去是无房户， 肯定是优先分配给我们的”。 我听了很高兴， 赶快准备前往菇山磷铁矿报到吧； 到矿组织科后， 一位军转干部问我：“你想到哪儿去上班”？ 我说：“到哪个车间、干什么工作都可以， 我历来是服从组织分配的。”他笑了， 又说：“好吧！ 你先回去， 等有住房后， 再搬家回来上班， 现在你的工资关系已转到矿里了， 按月回来领取吧”！ 完成了报到任务后， 又回到詹赵村等待。

 

    我俩商量： 过去因革命工作需要， 他才把姓名改成“黎杰”的， 因此反而引起了磷铁矿某些人的怀疑， 弄得两个孩子在转报户口时也跟随着姓这个莫名其妙的姓， 现在借调动的机会，应通过组织， 把真正的姓改回来； 于是黎利在学校开转学证书、和转户口时都改成原来的姓“李”。 黎杰就成为李杰了。 暑假快结束了， 为了不影响李利的上学， 我们一定要搬回菇山去， 李杰同招待所管理员岳彩臣商量后， 同意我们暂住招待所， 等分到住房后再行搬出。 于是由矿里派来了两辆解放牌卡车，接我们三人（李玲因下放在昭关， 未和我们同行）回矿。

    在临行的前一天晚上， 我们还同生产队的全体干部欢聚一堂， 畅谈我们在农村五年多来，他们给予的照顾， 并表达由国家出钱出料、而由生产队出工的四间房屋， 无条件的赠送给生产队集体所有， 以表示我们的感谢； 他们非常高兴， 第二天清晨， 生产队里来了很多人为我们装车， 送行， 而且还放了很长的一挂鞭炮， 在我们上车离别时， 他们都一齐挥手向我们表示再见。

    来到矿里后， 分配李杰在供销科当一般干部， 因为组织科长芦讲：“现在科长的位置都满了，只能做一般干部的工作了”，李杰同意；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也没有谁去追究过。 我被分配到计划科工作， 正合我的意； 利儿转学到“八中”插入初三班上学。

    计划科于科长分工叫我从事“工业企业的八项指标”（即工业总产值、主要产品产量、主要产品质量、全员劳动生产力、主要原材料消耗、主要产品单位成本、企业利润和流动资金周转天数）的检查和报表的填报工作； 因为在企业中， 这八项指标分别出于各有关科室或车间， 需按月向有关单位去收集资料， 这就促进我要加强学习企业管理的全面知识； 我曾把收集到的八项指标， 按计划和实际两项汇编后， 按月登载小册子上， 作为“领导手册”提供给矿一级的领导， 为他们做好统计服务工作， 受到矿领导的一致称赞， 有好几位矿长亲口对我讲过：“这是磷铁矿空前未有过的好事， 以后我们说话就有根据了”。

 

    到11月份， 矿里进行第三次招工了， 当第一次招工时， 我们的关系已经转到矿里组织科了， 但他们把多余的招工指标宁可上交， 而没有给李玲享受，算是耽误了； 第二次招工时， 是一个名额两个人争， 结果这个名额是给家庭平均收入低的职工女儿得去了； 第三次招工是由于矿劳资科制定了一条政策：“矿内无一子女工作的职工， 可享受一次长女招工的待遇”。 这样才将李玲从昭关公社招回到马鞍山来； 她回来后， 同我们一起住在招待所， 等待分配吧！ 我们向劳资科长宣金泉提出要求， 希望能分配她去机修车间当一名铣工， 宣科长同意了， 但在公布名单时， 却被一位以工代干的劳资员（王明根）换成钻探工了， 又见到在钻探工这个工种中， 竟多半安排的是“臭老九（当时对知识分子的称呼）”的女儿， 原来这个劳资员， 对“臭老九”有看法， 就用他的权力（下调令）这个机会而要看家长的情况来定工种，想起来当时的人事分配权就由一个劳资员来摆布，真岂有此理； 因为已成事实， 形成了真实的调令， 再改就麻烦了， 宣科长只有顺水推舟的做好人， 也不愿得罪那个劳资员， 只是说：“以后再调整吧”。

    同时新盖的六栋大楼也分配了， 条件是六口人以上的住户才能住大楼， 这样看来， 我们只有两个孩子， 是住不成大楼的， 只有生四个以上孩子的人家才能住大楼的，这与计划生育政策不又是矛盾了吗？ 我们因孩子少而只能住25平米的小平房了； 但当时因我们的东西太多， 25平米的房子实在住不下， 最后通过党委书记郭祥， 允许暂留招待所的一间住房而缓冲这次分房的矛盾。

 

    1976年的清明节（4月5日）， 天安门事件发生了， 社会上刮起了“右倾反案风”， 因而邓小平第二次被迫下台了， 矿内又发动群众在墙报上进行批判， 而且党委书记郭祥在俱乐部的全体职工大会上讲：“----大批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还存在----”； 这句话多刺耳呀！ 是不是在职工中又要搞什么互相斗争了呢？ 真难以猜测；无可奈何的只有一声不啃的等待着。

    1976年7月下旬的一天， 唐山大地震发生了， 相继各地都在闹地震恐慌， 马鞍山市还发出地震预报， 磷铁矿的井下也停止生产了， 弄得大家都人心惶惶， 晚上，大家都不敢睡在房子里， 而是将床铺搬到室外， 挂上蚊帐， 我们四个人一起挤在一张床上睡觉； 因怕下雨而在帐顶上加盖了一块塑料薄膜，但有一天夜晚真的下雨了， 那雨水集中在帐顶的中央， 将蚊帐压坏了， 顶上的水直接泼在我们身上， 真惨呀！ 以后， 我们只有穿着雨衣睡觉了。 就在这样困难的时候， 从北京孙杏林处传来了消息说：“婆婆去逝了”； 哎呀！ 我们失去了一位亲人， 但也无可奈何。

    到九月份， 传来惊愕的消息， 伟大领袖毛泽东在北京离开人世了， 全国上下都在悲痛悼念（那时的人在思想上已被多年的政治熏陶，对毛主席却有盲目崇拜的心理，有的人真会痛哭流涕起来，当时我也感到很难过）， 又传来一个大快人心的好消息：“四人帮倒台了”， 大家都欢心鼓舞， 认为文革的恶果是四人帮造成的，而却不知四人帮不过是个替罪羊而且，就盲目的跟随着喊。并举行游行示威活动， 高喊：“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口号； 这就意味着这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彻底结束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 是、非、黑、白都已看得清清楚楚的； 国家领导人及各级干部的情况外界评论很多，我暂且避开，不去说他； 而仅看我们身边直接接触到的人， 其具体情况就可一目了然了， 那些别有用心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如：

    歪曲执行政策的党支部书记周庆泰结果是患癌症而死。（因为他一时心怀鬼胎，后见形势对他不利，感到后悔而内疚，思想忧郁才会患这种不治之症的）。

    对人进行无情打击报复的马世之长子马立贵（马鞍山某单位的科员）因强奸杀人罪而被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曾刊登在马鞍山报纸上， 马世因此气瞎了眼睛而告终，这就是他一贯以“自来红”自居的献身说法。

    在文革中表现特别积极， 踩在别人肩膀上， 一心想往上爬的夏和， 在小井口患脑溢血而亡， 年仅四十余岁。

    无故绑人致伤的石景华，未到退休年龄就患癌症而死。

    无故虐待人的芦作满也是患癌症而死。

    另外，敢于说公正话、又能维护正义的刘兆宝老师傅的寿命是九十多岁，无疾而终。

    我看到在文革期间，与我们直接接触到的人中， 是实现了陈毅同志讲过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间未到， 时间一到， 马上就报”的格言了。

 

    对毛泽东本人来讲： 我看他这一生确实做了不少事情，归纳起来应该说是有功有过的； 功劳是他领导人民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胜利；反帝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反封建的过程中犯了过左的错误，土地给农民是应该的，早年孙中山也曾说过：“耕者有其田”；但在取得土地的过程中，也要给那些地主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呀，古人曾说“放下屠刀，立即成佛”，只要人家不反对你，你就可以不去管他；总不能用这种黑白不分地给于以惨无人道的无情打击，甚至于几代人都要受到牵连；而变成世代相传永不改变的形而上学观点了。

    1978年，18岁的李利参加了全国统一高考，而后，李玲也上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大哥于1979年被平反后回到了苏州，与妻儿团聚。大哥从未承认有过历史犯罪，都是被冤枉的；他39岁被押送到新疆劳改农场后，几次差点送掉性命，共度过了22年。当他乘火车在苏州站下车时，满头白发，腮帮瘪着（牙齿全掉了），背了两个连在一起的包袱，前一个后一个，驼背站在那里等儿子们来接他；儿子们不敢认，大儿子赵家麟上前问：“请问：您是赵国傑吗”？赵家麟说，爸爸是不能随便叫的，怕认错了人。大哥回来后就去上海铁路局办理了退休手续，并拿回了补发工资；后来在苏州翻译社找了一个英语翻译工作。再后来玩起了养花和古董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