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与家庭（第四部分）（3）

    55年春天， 反胡风运动开始了， 开头只是学习文件， 还感到没有什么， 后来点名叫人在小组会上做检查了， 在我们统计科内就有两人被点了名， 一是我们的科长任择生， 说他的结婚证明人有问题， 要他交代清楚； 还有一位是王先孝同志， 他是安徽大学经济系毕业的， 说他在校时反对思想改造， 与组织上不一条心， 又被人揭发出： 他的叔丈人——卫立皇（大战犯）从美国回来， 未曾向组织上汇报等事， 这就更是说明他不与组织上一条心了； 本来在一起都很谈得来的同志， 弄得见面后都不敢讲话了。 接着要求全体人员， 每人都要写一份自传， 这自传是要各人自从小开始， 把所经过的事情全都如实的写出来， 交给组织上， 以表对党

的忠心； 当时， 我是如实地把我一直是跟随父母亲一起生活， 父亲曾在安徽浙江两省当过检察官和推事， 最后又到镇江高等法院当庭长， 解放后在镇反运动中定为历史反革命， 交群众管制等，都写得一清二楚， 我本人一直都在上学， 解放前未曾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 也未参加过进步的政治活动； 解放后于1949年12月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后因转学丢掉了团的关系等。写完后交了出去， 也没有人再提起此事了。不久， 接到父亲的信， 说四叔从美国回来了， 他在北京中国银行工作， 并把他的宿舍地址告诉我， 叫我去找他； 我想：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 这个从敌人那里回来的人， 我可说不清楚他的问题， 反正我没有见过他的面， 还是不认的好，因此就没去找过他。

    这已是1955年的下半年了， 有一天上班时间， 传达室打电话给我， 说是有一位姓徐的同志找我， 叫我到会客室去见他， 我明知是他来了， 但还需要当面说清楚为好， 就到了会客室， 他一见到我， 就问起好、父母亲好等语， 我点头答应，他接着说： 大学已毕业了， 分配在----我不等他把话说完，就抢先说： “我们分手后我就结婚了， 现在已经有了身孕”。 他听后一言未发， 站起来就走了； 从那起就未见过他的踪影。

    由于快生孩子了， 首先是这半间房子不够用， 行政司同意将宿舍调整到古楼草场， 又想做月子该怎么办？ 请保姆吧！ 月工资就要付30元， 在低工资收入而两家都有家庭负担的情况下， 如何能请得起呢？ 黎杰想出他家的妹妹已有十八九岁了， 在家吃闲饭， 不如让她来帮忙； 她（李秀珍）来北京后，经马仪司长的批准而将她的户口迁入北京市了； 孩子出生后要什么东西， 也弄不太清楚， 在与苏州的通信中得知， 母亲可以亲手准备这一切， 苏州的布票是足够用的， 而钱就由二哥付出了， 很快母亲就做好小孩用的各种衣裤等物，及时寄往北京（这些衣服不仅玲儿、利儿穿过， 就连捷捷、冠冠都穿过）。

     孩子应取什么名字好呢？如果生男孩， 就应顺从他叫黎光明， 如果生女孩， 就应顺从我的名字起， 瑛字是有王旁的， 就在王旁里找吧！ 找来找去， 找到一个“玲”字最合适； 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在春节前几天（农历1955年的腊月二十一日）， 也就是公历1956年2月2日下午3点15分我们的大女儿在北京天坛医院出世了，我就开始当母亲了。俗话说：“穷日子，富月子”， 为了达到这一要求， 我自怀孕开始， 实行计划开支， 每月发工资后， 扣除界首和苏州两地各寄出的20元和10元外， 强迫自己每月硬性存入银行20元钱， 余下来的钱才能作为小家庭的开支之用， 还要列出详细预算，做到按定额专款专用； 可是每月在预算中， 都感到入不付出， 只有把已列入预算项目中的牛奶一瓶（作为孕妇补充钙质用的）删除， 以达到收支平衡； 到我临产时， 已有存款一百多元， 我已感到很满足了。

    不幸我产后发低烧， 医院按时给我注射青酶素， 不让我出院， 这个春节只有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了， 有一天， 黎杰来医院探望我， 我见他的眼睛有点发红， 就问他是怎么一回事， 他如实的说：“接到李校来信， 说二叔（黎的父亲）病得很厉害，昨晚和秀珍二人哭了好久， 故而眼睛发红”。 我想到他们需要钱去就医，怎么办呢？ 就叫黎把寄苏州的钱暂时停寄， 向界首多寄一些钱去吧！ （谁知很快接到苏州的信，说得因缺少这10元钱， 就像要断炊的一样， 苏州的钱也少不得；） 在医院时， 心里虽烦， 但每当喂奶时间， 护士把婴儿抱来时， 我总是笑着接过孩子， 不由自主的喊出：“宝宝”， 从此，“宝宝”就成了黎玲的乳名。 到产后十五天， 医院终于让我出院了， 回到小家庭后，为了让奶水能多一点， 我想喝鲫鱼汤， 要他们去买鲫鱼， 但黎杰讲： 这个“鲫”字我会写， 但是不认识它； 秀珍讲：我不仅不认识， 而且连字都写不出来。真弄得我哭笑不得； 改喝老母鸡汤吧！ 黎买来一只已杀好的老母机， 但他们都不会破肚洗净， 还得自己起床办理。 怎么办呢？ 忍耐着过吧！ 到产后21天时， 突然感到不舒服， 等黎下班回来后， 一量体温，已烧到40度， 黎马上把我送到附近（古楼区）的北京市第三医院， 经诊断是患了“乳线炎”， 需住院治疗； 孩子呢？ 只有听从在家的二人处理了。 第二天，黎来医院告诉我， 孩子昨晚哭了一夜， 没办法只有把大妹妹（李凤贞）和表姐都请来了， 她们二人都有孩子， 并都将孩子一起带到我们家来了； 我说： “你喂牛奶给孩子吃了没有”？ 答复是：“没有， 不知道她晚上还要吃牛奶”。 我真没有办法，只有忍耐； 这次住院约有十天左右，治愈后才出院， 该到满月的时候了。 回家一看， 存折上的钱已所剩无几，这个“富月子”没能过到， 而且满月后还得过穷日子呢！ 这时接到二哥的信， 说他快结婚了， 当然是需要送礼的， 但没钱买， 想来想去， 我俩有两条毛毯， 就送他一条毛毯吧！ 这是刚到北京时，商家为了促销，用分期付款方式优惠职工， 我俩每人都购置一条所致。

    小姑秀珍是一名青年团员， 为人忠厚老实、勤劳， 但文化偏低； 她来北京后因没有单位而把团的关系挂在派出所内， 她听派出所人说： 古楼区开办一个高小速成班， 欢迎青年人参加， 我立刻鼓励她去报名参加学习， 白天她去上课， 晚上我帮她复习功课和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教她， 直到她拿到高小的结业证书后为止。 五十六天的产假期满了， 带着宝宝去上班， 把宝宝安排在日托的哺乳室内， 要定时喂奶， 上下午各一次， 我俩都没有手錶， 又怕误了喂奶时间， 就不时地到走廊上去看挂钟，才能做到按时喂奶。 我俩一日三餐均在食堂用餐， 晚上带回宝宝， 再洗涤各项物品，做应有的清洁卫生工作等。

    秀珍由派出所介绍到安定医院工作了， 她很勤劳， 每个星期天都回来， 总是抢着帮我洗衣服， 干事情； 真是一个好小姑， 帮了我不少忙。 到宝宝三个月时， 界首来信说二叔去世了； 我们除了把家里能拿出的钱全都拿出来外， 还向工会申请救济了七十元钱一起寄去； 此时界首仅有婆婆和小叔（李校）二人一起生活了，我俩计划： 把婆婆接来北京， 李校留在界首让他把高中学业完成。 那时正好有出差到武汉的机会， 黎杰就争取前往， 顺便弯路将婆婆接过来了， 并以“夫死从子”的名义报进了北京市户口。

    这一下家里的人多了，感到住房太挤， 又到行政司去申请调整到南锣鼓巷居住； 我感到婆婆身体虚弱， 不能负担过多的家务事，所以我们每天仍是带着宝宝上下班， 中饭在食堂就餐，仅早晚在家吃饭， 米面和菜都由我买回来， 婆婆协助烧一下。 这个三代四口人的小家庭， 就热呼呼地过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