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
我妈妈在2010年83岁时写了一篇《我的一生与家庭》，现发表出来，怀念母亲。
这一年， 实行工资改革，国家文件规定： 凡是52年前理工科大学本科毕业的学生一律定为技术9级， 北京地区（六类地区）月工资为105元， 而财经等文科52年前的大学本科毕业生一律定为行政19级， 北京地区的月工资是78元； 黎杰是按他转业时的副连级（定为行政20级）， 现升一级为19级， 月工资是78元， 而我由原定22级的基础上升一级为21级， 月工资是62元；这一下不仅我俩有意见， 而全科、计划处的大部分同志都有意见； 还有人发出： “今后永生永世不上财经学院， 子子孙孙都不上财经学院”的誓言。 我虽同感，但也无法； 等拿到补发的工资后， 即寄往苏州30元钱， 给母亲做一件新衣服， 为与她的新亲家（二哥的岳父母）见面之用。
由于黎杰在与他弟弟通信中讲到， 我们家经济困难， 连孩子都无钱送往幼儿园的全托等语。 遭到的回信是，称他为“黎杰先生”， 信中主要内容是：“ 你留着钱去送孩子入幼儿园全托吧， 把你的小家过好就行了， 父亲如能有钱到北京或上海去治疗是不会死的， 硬把父亲从穷困中逼死了， 现在母亲在你那里不能另眼相待， 等我来自会处理， 我们就此脱离关系-------等等”。我俩看信后都很生气， 连婆婆都在讲：“小晚儿（李校）是一根筋， 讲话不在理”。 这封信经我俩决定是永远保存的。（但在文革中因怕红卫兵
来抄家， 故把它烧了。）
国庆节后， 科里派我到武昌造船厂去了解造船工业的统计工作情况， 我首先是到汉口一机部的中南办事处住下， 这个地方是原来的“四明大楼”， 解放前美国兵曾利用舞会的机会， 就在这个楼里对中国妇女进行了集体强奸事件， 这对我是又一次的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 那时从汉口到武昌因为尚未建桥， 还是要乘船过去的， 在船上， 看到了长江的风光， 太美了， 可一饱眼福，真是一次美差。 仅过几天时间，突然接到黎杰打来的电报， 说宝宝病了， 要我赶快回来， 我想了解情况是可深可浅的， 于是就匆匆忙忙回到了北京， 回家后， 见到宝宝哭得喉咙都发哑了， 我很心疼地把她抱了过来， 说也奇怪， 她睡到妈妈怀里就不哭了， 愿来她是在发高烧要出麻疹， 我抱着她是一刻也不能放手， 放手她就要哭， 三天三夜除解手以外， 连吃饭睡觉都要抱着她， 直到她退烧为止。
过春节了， 宝宝是一周岁了， 大家都夸她长得漂亮， 我们把她视为掌上明珠， 好东西都留给宝宝吃， 见她小嘴吃了比起自己吃还要高兴百倍； 三代人正在高兴的时候， 接到苏州的信， 说母亲在腊月二十九的早上因起不了床， 才发现她是死了。 真是伤心极点， 痛哭不已。
57年春天， 听了一次传达报告， 是毛主席的讲话， 说是党要开始整风了， 希望大家帮助党整风， 要多提意见，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向党提意见， 党决不对提意见人进行打击报复， 因为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等等。然后就学习文件， 开展小组讨论等，再深入下去， 要大家在小组会上提意见， 并指有专人做记录， 我们小组上提的多是一些关于工作上的问题， 还有人来提醒说要对政策上多提意见，又要大家写大字报把自己的意见写出来，贴出去； 这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开始了； 还要大家走到外面去看别人写的大字报， 回来进行讨论； 我看了有的人写的大字报是很有道理， 但自己就是想不出这些意见来， 当时还怨恨自己的见识短， 不能想出那些好的意见来。
有一天， 黎杰因参与研究如何搞好运动问题， 下班不能按时回家， 我一人抱着宝宝先回家了， 发现婆婆床上睡着一位男青年， 不等我问话， 婆婆就说：“这就是李校”。 我当时想： 他是来接婆婆走的， 婆婆是他的母亲， 他要接走的话， 我也只有由他的便了。 因此，就正常地招待他， 他对我很客气。 一天两天的过去， 谁知他未曾提过要走的事， 却住了下来； 而且他还拿了他的高中毕业文凭和高考未被录取的通知书独自去派出所， 以“回家”的名义报上了北京市户口。 我俩虽难解其意， 更是有口难言， 无话可说， 也只有默认而顺其自然了。
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就开始了， 不可理解的是这些“言者”都会变成罪人，我们计划处就有两名被划为右派的行列了； 是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六条标准来衡量的， 可是这六条标准在传达报告中也未曾听过呀！ 幸好我们都是无知者， 那时提不出意见来却变成是一件好事了； 从那时起， 知道了思想也要有标准的， 以后说话就要留神了， 遇事都要想想六条标准， 一切都要按党的指示办， 不仅不敢乱说， 就是连乱想也都不敢想；将自己的思想仅是束缚在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范围内，其他一概都不敢想了。
57年底，接到苏州的信， 说大哥因被怀疑参加反动组织， 已被上海铁路局迁往新疆劳教所（这一去就是22年）， 要求我多寄一点钱回家----， 同时又接到二哥的信， 也说到此事， 并说他准备每月寄回家30元， 给父亲、大嫂、还有五个半孩子（那时家鼎还在大嫂的肚子尚未出世）共七、八口人的生活； 我把这两封信一起交给一位处长（他曾当过毛主席警卫员的老红军战士）陈江同志看了， 他还表扬我立场坚定， 并指导我对家里的老人与孩子要寄钱去负担他们-----等语。 从那起， 我也同二哥一样的每月寄往苏州30元钱。 接着机关里发出要支持人民公社的号令， 需派人到河南新乡去进行劳动锻炼， 黎杰荣获批准了， 大家敲锣打鼓的到前门火车站， 去送黎杰等一大批往新乡劳动锻炼的人， 还把我也带上了大红花， 一起在前门车站前的广场上拍了一张照片。 留下我在北京，只有带着宝宝和婆婆、小叔一起过了， 每天我仍是把宝宝送到幼儿园后再去上班； 黎杰每月78元的收入中， 扣除他本身生活费25元外， 交40元给婆婆作为家用， 余下的13元还不够给宝宝在幼儿园的交费之用， 我的收入除去寄出30元钱外， 还要维持宝宝的需要和自己在食堂吃一餐午饭之用等， 将将究究的过吧！ 不久， 李校考进了北京化工二厂， 只能在星期天和秀珍二人全都回来团聚一下。
我的办公地点迁到复兴门外了， 随之宿舍也搬到复兴门外， 我带着婆婆和宝宝， 同本科的一位女同志——王婷凤，两家合住了一处两居室， 幼儿园是离宿舍有一站路之远， 我和几位同志合雇了一辆儿童车每天将几个孩子按时接送， 倒也很方便。
来了一个规定： 中央要支援地方工业， 叫大家自愿报名， 大家都纷纷报名， 我当然也不能例外， 我们科里人还特地买来大红纸， 我还抢来一张写了要求去支援建设地方工业的申请报告， 并贴在墙上。
北京市要用义务劳动来建设十三陵水库， 各机关安排职工分批劳动，每人半月时间去参加建设， 我被安排在最后一批， 时间是58年六七月之间， 那时我只有将婆婆和宝宝送到海淀大姑家里， 请她代为照顾一下， 自己就带着简便行里随着大伙， 一起去搞轰轰烈烈的建设十三陵的水库了； 首先是乘汽车到一家农户家里， 在一间大房间中， 地上铺满了稻草， 这就是给来人准备好的睡觉地方； 每天早上5点钟就听起床号声起身， 5点半就要整队出发， 背着草帽排在整齐的队伍中， 高喊口号：“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和“人民公社万岁”，还一起唱：“社会主义好”这首新编的歌曲， 浩浩荡荡地要走近两小时才能到达工地， 那时太阳已高升在天空了， 只见工地上是人山人海的， 大家都是拿着手工操作的工具， 一边唱着劳动号子， 一边努力劳动，挖的挖， 抬的抬； 看：真的一筐一筐的土， 就把水库大坝堆得很高了； 中午有人送玉米面的窝窝头和咸菜来， 大家都吃得很香， 谁也没有叫过苦， 都说是“劳动光荣”，还有人说：“要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建设十三陵水库”；又有人利用休息时间编了一首“劳动者之歌”，并教大家演唱， 现在我只能记得其中的一句：“拦洪大坝比天高”； 劳动一天， 要到太阳下山时才能收工， 回到住处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了； 坚持半月的劳动后，回到北京， 先把个人卫生处理一下， 再将婆婆和宝宝接回来， 立即又回到办公室从事自己的业务工作。
时过几天， 大家自动申请去支援地方工业之事已被组织批准了， 在计划处全体同志的会议上， 由处长章杰宣布名单， 真也奇怪， 统计科的同志除任择生一人因历史问题而被送往东北北大荒农场去进行劳动教养外， 其他十多个人全都列入去各省支援地方工业的名单内， 连分管统计工作的副处长——孟子玉同志也被调到成都刃具厂去当厂长了， 而计划科的人却很少下去， 这就说明“统计无用论”的论点在开始作怪了。 无条件服从是原则问题， 是动摇不了的事，所以谁也不会有怨言， 就积极准备吧！ 组织上对我还是特别照顾的， 那时有人来主动关心我， 问我有什么困难？ 我说：“我不知道， 因为我一人带着婆婆和孩子到安徽省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困难，只有到时候再说吧！”。 谁知过了几天， 未曾想到的事——黎杰同志提前完成了他的劳动锻炼任务而回来了， 说是组织上的决定， 是要他和我一同到安徽省去支援地方工业。
那个年代的人的工作和生活，是现代人无法理解的。
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年代人“抑郁”，“焦虑”？他们可能更关注的是能不能吃饱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