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与家庭（第五部分）（1）

                                           （五） 文革阶段

    从苏州回到菇山后， 在集体学习读人民日报时， 曾读到姚文元写的一篇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 这剧本的作者是吴含（北京市副市长）， 由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艺名麒麟童，是一位名演员）主演的京剧； 此批判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以古讽今， 是一篇大毒草”， 这就引起大家的深思了； 接着又有批判《北京晚报》上刊登的《燕山夜话》专栏内容； 这个专栏的主编有三人， 即吴含、邓拓、廖穆沙， 这时， 把他们定为“三家村”， 当时各级各单位都在发动群众， 叫大家写大字报批判“三家村”。

    基建科的工人文化偏低， 写不出大字报来， 因此基建科在写大字报方面就落后于矿内其他单位了， 故党支部书记周庆泰就叫办公室的干部分工到各班组去帮助工人写大字报， 我是被分配在综合组， 组内有油漆工、白铁工、板车修理工和钢筋工等； 写大字报任务在办工室的几个人来说是很容易完成的， 这一来， 基建科贴在墙上的大字报就骤然巨增了。 接着， 要搞破四旧运动， 中小学生都纷纷组织起“红卫兵”， 他们是破四旧的先锋， 见到有四旧物品， 不仅要没收拿走， 而且还要宣传出去等。

    我俩研究后， 在家整理出旧书、信件、特别是李校写的那封“断绝关系”的信和父亲、大哥、婆婆的照片、黎杰的一张高中毕业文凭（因为那上面有一幅孙中山的像、其两边有国民党的国旗和党旗），还有我刚从苏州带来的牌九等物。 经研究后， 除牌九一项公开地直接上交给周书记以外，其他各项都悄悄地烧掉了。我把几十个以前收藏的铜钱，一把抛到医院前面的池塘里了。我们就是这样破四旧的。

    接着又要大家互相找别人的旧思想， 都用大字报把它写出来， 而且每天还要统计数字（这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开始）， 在基建科预制场的墙报上， 发现报头上画了一面国旗， 这面旗帜是顶端朝右而底部朝左的， 有个工人曾向周书记汇报了， 周书记就在办公室讲：“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 预制场的那幅画是西风压倒东风了， 查一下是谁画的”。 说是预制二组的组长马晨东画的，这个马晨东平时是一个喜欢提意见的人，当然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这一下周书记就叫大家分析一下这是什么思想？ 在基建科的工人中， 文化程度都是不高的， 要搞分析上纲的事当然就要落在办公室几个人的身上了，我们几个人一共写了十几张大字报， 都是用高度分析的方法来说明这个“西风压倒东风”是配合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来攻击我们中国的， 是一棵大毒草； 过了几天见办公室的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 是梅祥和（供销科副科长）和夏来喜（采矿车间办事员）等人共同写的，梅和夏的妻子都是基建科的工人，他们是代老婆出气的； 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基建支部把运动的大方向搞错了”； 内容是： 我们现在根据中央的十六条规定， 搞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资产阶级的命， 是要革文化的命； 而你们是只见干部写工人的大字报， 而不见工人写干部的大字报， 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无产阶级， 变成资产阶级革无产阶级的命、有文化的人革没文化的人命了。这一来， 大家都愣住了， 谁也不敢啃声， 都在静悄悄地观望形势。

    这时候， 红卫兵对四类分子是要揪出来斗争并要挂牌游街的， 王明玉（医院院长）的父亲是富农， 在四清后并未将他送还乡， 而是把他单独住在苗圃进行与职工分居的， 这时红卫兵就揪斗了他， 我们想： 幸好婆婆不在这里，但她的户口仍在菇山， 为了安全起见， 就同李校商量， 将婆婆的户口转到北京（但是北京户口未能报上，而婆婆就成了袋袋户口）； 关于她的生活费用每月20元一直是我们负担的。

    矿里把前两年成立的学习大队撤消了， 有关的人员都回到原单位； 当然马世又要回到基建科来的， 他仍是科长， 现在变得客气多了， 在一起共事还过得去， 当时因为没有什么基建任务， 主要是在搞维修； 矿里规定干部每周要参加劳动两天， 我就参加综合组劳动， 那个组长是油漆工， 叫朱献山， 他叫我搞油漆工作， 任务是油漆门窗， 只叫我清堂子， 即把旧门窗擦干净（打扫卫生）， 而不让我看他配料、搞油漆， 我很能理解他， 做手艺人是保守的， 因为他从他师傅那里学点本领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也就不在乎他的这种行为了； 不久， 说井下的开拓任务重， 需要大量的混凝土预制件， 钢筋工来不及扎钢筋， 我就到钢筋房去帮助钢筋工扎钢筋了， 在那里干起来很顺手， 几天以后， 我在班组中扎钢筋的速度已能领先了， 深深得到老师傅刘兆宝的称赞。

    有好几天， 大家是劳动的劳动， 搞工作的搞工作， 非常平静； 突然有一天， 在办公室的走廊里贴了好几张大字报， 全是搞四清工作的那些人写的， 内容是揭露一批人的历史背景， 例如说：黎杰是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说林洪贵是叛徒、说汽车队的王金庭是匪连长、说潘其左是中统特务、说周淑芝是国民党员、还有说渠敬英是什么我已记不得了------等等。 其中黎杰、林洪贵和渠敬英三人的大字报是同一人（沈克昌）写的， 他们三人认为这是在抛档案， 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就一起出动揪住沈克昌到党委书记彭书记那里去讲理， 彭书记讲： 档案是绝密材料， 是不能抛的， 并责令沈克昌对三人做出书面检查， 而由彭书记加上批语证明是事实。 他们三人各人都拿了一份沈克昌写的检查， 如获至宝的抄了若干张大字报到处张贴， 算是为自己平反了。

    这一来， 马世的态度变了， 他摆出一付一本正经、非常严肃的样子， 我知道是要来找麻烦的； 果然不出所料， 有一天他叫来了保卫科的小程（矿内搞四清工作的一员）， 来到科长办公室后， 叫黎杰出去， 他两人把门关好密谈了一阵，没多久后就贴了写我的一张大字报， 具名的有：马世、夏和和吴毓秀----等人， 其中内容是： 除一些工作上的锁事之外， 主要的有两条， 一是说我的家庭成分如果不是地主或资本家， 是上不起大学的， 又说我的父亲是 两省视察员； 二是说我在解放前上的中学， 就不可能不参加三青团。 我看了以后， 随即回复一张大字报， 答复马世等人提出来的问题； 我上大学是在解放后， 是人民培养我的， 我没有享受过地主资本家的生活， 我的父亲没有当过什么两省视察员， 你认为是的话， 要拿根据出来； 我在解放前是上的中学， 但未参加过三青团， 你说我参加了， 也要拿根据出来； 最后， 我用毛主席语录中的一句话：“说话要有证据， 批评要注意政治”， 叫他们不要用“莫须有”的罪名来强加于人。----- 这一下， 大家都安安稳稳地各搞其事， 而谁也不再去写谁的大字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