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与家庭（第四部分）（5）

    在1958年8月中旬的一天， 我们因接受了光荣任务——支援地方工业而要离开北京了， 在前门火车站等候火车的时候， 一机部的地方工业司司长来给我们送行， 他和准备到安徽省的干部一一握手， 并说：“你们先走一步， 我把大家的档案材料整理好带去， 过几天在合肥见吧”。 这句话当时所有要去合肥的人都不能理解， 但事后得知， 他是经组织决定：要他到安徽省当地方工业局局长的，他事先叫干部司专门配备各个专业都有的全套干部， 为地方工业局的支架； 谁知计划不如变化， 我们到合肥后仅有两天时间， 也不要什么档案材料， 第三天就把这一大批人三三两两地分散下放到各地市去了，（当时的省委书记是曾希圣，以后还听说， 那位准备当地方工业局局长的人， 在59年的反右倾斗争中受到了批判）。与我们一起调到马鞍山的还有汽车局的王瑶同志一家。

    来到马鞍山（当时是金家庄）， 找到了马鞍山市委（在现在的工人电影院对面的一栋楼内）， 由王瑶一人先去联系， 王联系好出来说：“等一等再说”， 我正在想这种接待干部的方式， 连面都不见而叫我们拖老带小的在马路上等， 实在令人不可思意的。 过了一会， 来了一位穿着军服的转业干部， 他笑嘻嘻地说：“咱们到家了”。 这句话多亲切呀！ 打消了我原来的抵触情绪； 他自我介绍说： 他名叫考兴华， 是马鞍山肥料厂的办公室主任， 接到市委的电话通知后立刻过来接你们到家的。 当时弄得李、王两家人都莫名其妙， 也无法提出意见来， 只有跟随他走到一个挂着“马鞍山肥料厂筹备处”招牌的地方（是在现在马钢一铁厂附近的一些草房内）。

    进去后见有一个很大的院子， 四边围着一圈都是草房， 考主任叫我们先在院子里等一会， 他亲自给我们打扫屋子， 我见院子里有十多名不带军衔的军人在闲谈， 有一位像是当官的军人走过来问我们：“你们原来是干什么工作的”？ 黎指着我说：“我俩是在北京一机部基本建设司计划处工作的， 王瑶同志是在一机部汽车局工作的”。 他马上就说：“搞计划的好呀， 你们先休息吧！” 这一天， 草房里的电灯还没有接通， 我们只有点着蜡烛度过这个晚上了。 第二天一大早， 就有一位女军人过来说：“段主任叫你俩到办公室去”。“是谁呀”？ 那位女军人说：“就是昨天和你们谈话的那位， 他是马鞍山肥料厂筹备处的主任， 原是在部队任师长的， 刚转业不久， 我们筹备处的人大多数都是最近才从部队转业过来的，包刮我在内， 也是才转业来的， 我的名字叫郑秀婵， 以后就叫我小郑好了”。 我俩急急忙忙去办公室， 也就是在院子里， 从这间草屋走到另一间草屋； 段主任见到我们很客气， 先叫我们坐下， 又给我们介绍一位转业军人， 他叫张魁正， 原是一名排长； 然后，段主任说：“我们厂才开始筹备， 要做的事情很多， 现在先将你们三人编成一个计划组，由黎杰同志负责， 计划组的责任很重， 就像部队的作战指挥部一样，一切战斗号令都要从这里发出去的； 目前， 国家要我们建一个年产60万吨钾氮混肥的大厂， 今年省里已给我们200万元的控制指标， 就等着报计划了， 你们应先到南京设计院去了解一下设计的情况， 回来可做出计划来再上报；为了加快建厂速度， 大家都要抓紧干， 不能耽误时间呀”。

    说后就决定叫黎杰去南京， 两天后， 黎回来说： 厂址是选在采石， 设计院已经完成了一部分项目的设计和预算， 现已带回来了， 于是， 段主任和我们三人一起定了两套方案， 一是编制一个210万的确保计划， 二是编制一个470万的期成计划； 叫黎立即去合肥报请省里批复， 并在那里坐等发出财务拨款等； 在这草房里住的人都要搬到采石去； 在采石先租下旅社， 大家挤着住， 总算是对我们照顾不错， 给了一小间房， 让我们家三代人同居一室， 那里没有幼儿园， 又没有食堂； 我又是要支撑着计划组的门面工作， 只有请来一位保姆（此人是含山人， 在七十年代初期， 我还在含山县马路旁见她在做小生意呢）， 与婆婆二人共同担负起全部家务事并带好宝宝。 到九月份， 我到财务组去领工资， 只给我59元了， 我问为什么要比北京少三元钱？ 说是按国家规定： 安徽省工资是四类地区， 21级就是59元， 19级是74元， 这一下， 我俩的收入每月要少7元了。

    很快， 报的计划批准了， 而且连财务拨款也搞定了， 把段主任高兴得不得了， 连夜招开全厂干部大会， 动员全体人员要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精神来建厂， 厂内有五位主任， 全是部队转业的， 他们的分工是： 段勋令主任掌握全面和计划、财务， 陶主任掌握工程， 许加和主任掌握政工、人事及后勤， 罗忠伯主任掌握材料， 马锦标主任掌握设计； 下分计划、财务、工程、材料、设计、政工和后勤各组， 原在计划组的张魁正被抽到材料组去了， 黎杰因在省里催批基建投资计划， 并要来了财务拨款， 有功了！  就叫他继续留在省里要材料。

     而计划组又配了一名从上海招来的学员郭凤仪（小女孩）， 我和她二人也算是计划组了； 那时厂里还未订立什么规章制度， 也没有星期天休息日， 更没有上下班时间； 各位主任有事时都可把各组的负责人找来商量， 确定了就办， 我虽不是计划组的负责人， 但那时却要硬着头皮出来干； 大的如与施工单位订立合同， 小的如窑厂要开展劳动竞赛等都要参加讨论， 还要写成条文； 凡是要写成文的事， 一般的都会指明要我执笔， 反正我就是在这几位师长旅长的直接领导下， 不分昼夜地服从命令， 听从指挥； 叫干什么， 就干什么； 很快黎杰又从省里要来了一批木材计划， 厂里马上派人到山区去把它运了回来， 由于没有钢材、水泥， 不能盖厂房和楼房， 只能盖平房了， 立即决定：“建平房”。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盖起了十栋平房， 作为职工宿舍之用， 每户不论人口多少， 也不分有几代人， 都分配一间平房（约18平米）， 比原来住在旅社里要大多了。 有一天晚上， 突然王先孝来了， 据他说： 他是在新乡劳动锻炼结束后由一机部直接分配到华东重机厂筹备处的（地点也在采石）， 而我们从北京到合肥时， 曾希圣主席决定： 这些人的分配问题，是由省重工业厅来安排的， 但各个部门都在抢夺干部， 认为这些干部不能让重工业厅独得， 因此我们就被马鞍山肥料厂坐等在那里的王景森同志要到这里来了。 就在这段时期，我因日夜工作， 由于过度劳累， 使我先兆流产， 至南京鼓楼医院治疗未成而流产了。

    突然间， 设备、材料、和劳动力都紧张起来了， 原来是国家要大办钢铁， 叫其他各行各业一起让路， 当时曾提出“要让钢铁元帅上马”这一口号， 因此， 马鞍山肥料厂就下马了， 当时， 组织决定要我和黎杰二人去支援淮南化肥厂， 在离开采石的头一天（1959年3月份）晚上， 财务组的刘宁同志带了他全家人来给我们送行， 他的女儿刘玮曾和宝宝二人抱在一起， 跳呀， 跳呀！ 依依不舍的玩了好久。

     到淮南后，又遇到一次瓜分干部的事， 即两个同一专业的人不可能在一个单位； 黎杰留在淮南化肥厂， 而我就被化工安装公司接过去了。 我到那里后，感到安装公司的计划统计工作无从作手做起， 与一位才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同事商量后一同提出： 需要外出学习， 经该处领导批准去南京设计院（在南京大厂镇）学习； 在星期天休息日， 我们到南京市去玩， 还特地去看望了家萱（她在地质学校读书）， 她是一个穷学生， 很可怜！ 我问她急需什么？ 她说想要买一双白色球鞋， 由于我不知行情， 同时手头也不太宽畅， 当时就拿了五元钱给她， 她也未说什么， 就分别了。 出来后， 去逛商场， 正好这天是195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十周年）， 因为要纪念这个日子， 所以市面上特别丰富；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 家萱要的那种白球鞋需要七、八元才能买一双， 我给的钱太少了， 感到非常后悔； 想到以后见面时再补给她买吧！ 但从那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她的面了； 而成了终身的憾事。 当时手头确实比较紧， 虽然看到好的东西很多，但都不敢买，而仅买了两斤散装糖果， 准备带回家给宝宝吃； 回家后想让宝宝省着点吃， 就每次只给她吃两颗糖， 还骗她说： 这是老伯伯送来的， 因此， 宝宝每想到要吃糖时， 就高声喊：“老伯伯， 快送糖来”；这样才能满足她吃两颗糖的要求。

    说也奇怪， 突然省化工厅发电报来， 要调我俩到合肥去， 下级服从上级， 个人服从组织， 这是组织原则， 当然要服从了， 在淮南仅有三个月的时间，到合肥时， 已是59年六月份了， 原来段勋令与许加和二人都当了安徽省化工厅的副厅长，估计他们对我俩在采石一段时期的工作情况， 是比较满意的， 故现在化工厅缺人， 就把我们调来了； 黎杰分配在化工厅基建处任计划组组长， 我分配在化工设计研究院计划科工作； 化工设计研究院的办公地点是在长江路102号， 宿舍就在办公室后面的一栋楼， 隔马路还设有幼儿园， 宝宝又可早出晚归的到幼儿园去上学了。

    宿舍中只留婆婆一人在看家； 我到化工设计研究院报到后， 接手的第一件事是： 省委决定要化工厅在年内拿出100套小化肥的设计和建厂方案来， 这个设计当然是我单位的事了， 而且要在一个月内拿出建厂的标准图纸； 叫我安排计划， 这一下把我难住了， 想来想去只有去请教设计组的组长， 他是一位高级工程师， 对我很客气， 告诉我要用工时来计算划图进度， 于是我就把一天安排了12小时工作时间， 每晚都需加班四小时才算完成任务， 因为要做好进度的统计，我当然是要跟班工作的， 在各位技术人员中， 每划好一张图纸的时， 随时就在统计图表上的各人具名下标出，并贴在墙上，于以表扬； 等于在开展了一次劳动竞赛， 这一举措， 深得领导的赏识， 也确保按时完成了设计图纸的交付任务。 第一部分工作完成了， 还要继续完成建厂任务， 化工厅又从各处抽调人员，成立了

一个临时的组织——化肥办公室， 又把我列入其中了。

    化肥办公室是设在化工厅内， 距化工研究院约有一、两站的路程， 那里的工作是更紧张了； 要在年内把100套小化肥的图纸落实到地市或单位， 一定要做出成效来； 建厂吧！ 需要材料、设备，还得派人出去办理， 厅长坐阵指挥， 整个化工厅都动起来了， 连黎杰也被长期派往天津去充当采购员任务了， 我们留守在家的人就是负责联系工作， 各地市、单位来的人都来找我们，他们的要求都要一一汇总后加以处理， 每晚都要搞到十一、二点才能回家， 那时我已身怀有孕， 这样一天十多个小时的工作， 是感到非常累的， 回家时总是见到婆婆和宝宝都已睡了， 婆婆见我回来， 说：“煤炉还未封， 你自己去烧点东西吃吧！” 可是我累得不仅不想吃， 就是连洗刷都不想干了， 一头倒在床上就睡了。 有一天中午下班， 经过四牌楼拐弯处的食品店， 我拿了一张糕点票买一斤点心， 付好钱后， 售货员把点心交给我时， 说了一句：“你拿好”， 我当时很不理解这个意思， 就拿起买好的一包点心，才转过身来， 就被人抢走了，我撵吧！ 自己怀着一个大肚子是跑不快的，走到店门外， 见到一位警察， 我请他帮我撵到那个抢东西的人， 可是那警察不理我， 我问他为什么不管事？ 他说：“那人已快饿死了， 你就做点好事， 支援他一下吧” ！ 这真是一个理解不了的事。 下午上班时， 我把这件事说了出来， 有同志告诉我：“这些抢吃的人是从农村来的农民， 他们因没有粮食吃， 就到城里来抢， 政府也没有办法， 因为人太多了， 我们住在合肥， 是省会所在地， 每月每人还有25.5斤粮票， 他们那有呢？ 既无粮票又无粮食， 你想该怎么办”？

    原来我们家因黎杰长期出差在外， 那时在大城市饭店里吃饭还是可以不付粮票的， 一方面他的计划供应部分全都结存下来， 另一方面家里三个女的食量都小，吃不多， 故家有存粮， 我们家里人吃饱了而不知外面人的苦处， 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度过冬天后， 我快临产了， 这个月子该找谁来照顾我呢？ 经在一起工作的同志介绍了她家保姆的亲戚， 是无为县乡下人， 非常能干， 但因丈夫死了， 留下一个男孩， 寄放在老家， 自己在外帮工， 是合肥市户口， 有计划供应指标， 但她要支援她的儿子生活， 故如愿收留她的话， 要允许她每月仅交给20斤粮票， 其他供应都要由她自己支配， 月工资要12元； 这时， 一方面我是急于找人， 另一方面是不了解外面的行情， 认为这点小事没什么关系， 就一口答应了。 确实不错， 她不仅担负了全部家务劳动， 而且还能给我们做鞋； 很满意。 但就是她吃得多， 每餐都要吃三大碗， 很快就把我们家的存粮基本上都填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