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与家庭（第五部分）（5）

    没过两天， 汪邦（原是采矿工人， 因公伤治愈后安排在传达室工作，革委会成立后， 他当了革委会的委员，负责后勤工作）来要我们让出一间房来， 给另一名职工住， 理由是：“我们家只有四口人， 住30平米的房子太大了”， 我问他：“你看我们应该住多大的房子呢”？ “最多只能住25平米”， 我说：“好吧！ 我下午给你答复”。 汪邦银还算给我面子， 总算允许了我的要求； 在中午休息时间， 我找了倪君华， 因她家住的是25平米的房子， 我要求与她对换， 她当然是会同意的， 由她出面当天下午就将两家的住房对换了。   

    

    我认为黎杰要受不了这种压力的， 但他讲：“我能经得住这场群众斗争的考验， 反正我是没什么问题的， 毛主席不是讲过吗？‘我们一定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组织上会搞清楚我的问题的”。 这几句话虽然给我吃了个定心丸， 但我俩为了应付这一关， 让他们审查清楚他们所怀疑的问题， 决定我们暂时对外不联系任何人， 于是由我出面写信给全部有联系的亲戚， 告诉他们不要再来信了， 特别对李校说得清楚： 婆婆是地主， 暂时我们不能供养她， 暂由在北京的姐弟三人想办法供养她， 等黎明的问题弄清后， 再由我们负担婆婆的生活吧！。

    那时我是已经没有精力再自己烧饭了， 只有在食堂就餐， 故买米和买蔬菜的事也就用不着了， 但还要烧些富有营养的食物，最简便的就是元宝肉（即红烧肉加剥壳的鸡蛋）， 全家人都放开肚子吃， 吃饱把精神养足， 好让他们批斗和担负沉重的体力劳动； 但煤球还是要买的， 过去到煤厂去买煤， 都是用板车去拉回， 但那时我连板车都不敢去借，因为怕搞坏了说是“破坏生产”； 就同黎玲二人一次抬几十个煤球回来可供十天之用。

    在食堂买些饭菜票玲儿和利儿二人去食堂买饭菜。可怜那时的利儿， 她身子还没有食堂的售饭窗口高， 看不见窗口内的人，只能抬头举手，把一个小锅递进窗口，才能把饭买回来。 有一天， 玲儿放学回来很不高兴， 见她眼睛都红了， 问其原因是学校成立了红小兵组织， 但没有批准她入伍，红小兵的筹备委员竟然不被批准入伍，是何道理呀？ 这对幼小的心灵是多大的打击呀！？ 对孩子们今后的出路又有多大的影响呀！？ 我忍不住的哭了， 说：“是家庭害了我们一家人，不仅是爸爸妈妈投错了胎， 而且连你们也是错到了这样的家庭里来”。

    再说黎杰在公开揪斗后的第二天起， 每天都在基建领导小组里（地点在老碎矿厂的旧址， 即后来改为液化气站的地方）， 接受专业组人员的审问， 三天两天地就要开一次基建科全体人员的批斗会， 不可理解的是： 每开批斗会时， 基本上都要用绳子将他绑

上， 或者叫他跪下， 我在下面只是低着头； 回家后他还是那样一句话：“相信群众、相信党，问题一定会搞清楚的”。 再看看矿里， 不断地揪出人来， 每揪一次都是要在俱乐部招开群众大会， 他们都要在招待所门前早请示晚汇报， 虽然每个人都是挂着大牌子和带着白袖章， 就连彭青梦（原矿党委书记）、刘石（原矿长）也都被揪斗在其中， 我看他们都是谈笑自如， 若无其事的样子， 好几十个人站在那里， 真不知他们是在请罪还是在示威？ 我逐渐地胆大起来， 也就无所谓了， 不知不觉地怀孕了， 不足两月先兆流产， 未能保住而流产了。 国庆节后， 在一次基建科的大会上， 由领导小组副组长朱同青宣布：“地主出身的赵国瑛站出来”， 我随即就站出来， 他又说：“把你家的情况和未交代的问题， 如实的用书面交代清楚”。 “是”。 让我坐在旁边，（以后， 每逢开会时都叫我坐在旁边的一个特殊位置上）。 他又接着说：“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再去钢筋房了， 要到瓦工组去劳动， 已把你的考勤转过去了”。

    回来后， 想到他们为什么说我是“地主出身”的呢？ 想来想去肯定是从句容那里，了解到二哥填报的家庭出身后才做出结果来的， 又想到过去父亲曾经讲过：“在案件中应对凡是已暴露的事情，要点滴不漏的讲得清清楚楚， 表示自己是坦白交代了， 而对未暴露的事情， 就是再小也不要提它， 因为怕节外生枝； 更不能像挤牙膏式的交代问题等等”。 因此， 我就把大哥、二哥幼年因读书而随祖父生活在一起， 祖父在淮安是地主， 所以， 两个哥哥是地主成分， 我父因当时在安徽、浙江两地做法官、多调动， 而仅带领母亲和我同往， 解放后他未曾定过成分，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 定为“群众管制三年”， 我主观上认为： 我自出身以后都是靠父亲的工资收入生活的， 就填了“职员成分”。

    另外， 将三个叔叔的情况也简单的交代了； 对淮安的事情是只字未提， 暗想万一他们问起， 我可以说：“我未去过淮安， 一概不知道”； 这样是可以推托的，另外， 对年纪相差两岁， 也就不敢提了， 因为怕“节外生枝”。 写好后交给领导小组， 他们看了也就不声不响的， 只是让我在瓦工组劳动， 开会时还是让我坐在特殊的位子上， 那时我是什么都不说， 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在瓦工组默默地劳动； 组长陈忠禧对我还不错， 他如同对待一般的工人一样， 分配给我做一定的劳动活， 但有一个瓦工芦作满对我是监视得很紧、很严， 见我稍有空闲时他就叫我干这干那的， 甚至于一项任务还未完成， 第二项任务又分配下来了， 在一个班八小时内， 几乎连一分钟的时间都不让我休息， 下班后他还指明要我把全组人员的工具都清洗干净后才能回家； 这一切我都能忍了， 不过就劳累一点罢了！

    但有一天， 任务是检修选矿场主厂房的屋面瓦， 那个主厂房很高，它那屋沿距离地面就有十多米之高， 屋面是人字形的木瓦结构； 要从十号皮带廊的窗户上才能上到主厂房背后的屋面上去， 这个芦作满叫我不仅要把瓦从十号皮带廊搬到主厂房的屋面上， 而且还要翻过屋脊， 送到前半部的屋面上去； 我太害怕了， 心想： 在那斜坡的屋面上， 万一不小心而掉下去， 除去一命乌乎之外， 还要加上一个“畏罪自杀”的帽子，这怎么受得了呢？ 所以我就说：“我害怕不敢去”， 当时芦作满就瞪眼怒目的看着我， 好像正在要说什么似的， 组长出来说话了：“她没有登过高， 还是不让她过去吧”， 总算解了危急之难。

    我在瓦工组劳动了一个多月， 大约在1968年10月份的一天， 基建科又开会了， 我仍是坐在旁边的特殊位置上， 要黎杰交代问题， 黎如实交代了， 但还说他交代的不对， 是“不老实”， 马上就把他绑起来， 在他脚下还垫了四块砖（标准砖的厚度是每块6公分）， 由芦作满、何世康和杨少卿三人， 将绑他的绳子系在屋樑上， 然后又把他脚下的砖用脚踢开， 当时黎杰是“坐飞机式”的悬空在中间， 我忍不住的流下了眼泪， 低下头， 看了一下手表， 心想： 快点下班吧， 这种刑罚是受不了的； 可是， 就听到有人喊道：“赵国瑛， 你还不服气吗”？ 当时我就说：“不是， 我是感情上受不了”。

    这次的斗争会就这样不清不楚的过去了。 过了一天， 余仕才来找我谈话， 说：“你们夫妻十多年了， 有感情是肯定的， 但他的罪是不轻的， 你能把它说出来，我们保证你没有事， 他就是进去也不过是三、五年就会放出来的， 你先带着两个孩子过， 等他出来后， 你们夫妻还是夫妻”， 我说：“我与他虽是同校学生， 但我是1951年3月才进复旦大学的， 他在1949年刚解放时就离开了学校， 直到1953年我毕业分配到北京一机部后才认识他的， 他以前的事情我是一概不知道”， 余又说：“那还能没有几句话吗”？ 我说：“他和我讲的话与他向组织交代的一样”。

    余仕才就这样没趣的走了， 又过了两天， 基建科内开大会， 由领导小组副组长朱同青主持会议， 他放大嗓子说：“赵国瑛、王克加（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 他解放前曾在矿内当过工头）站出来”， 于是， 我与王都站出来了， 随即有几个人上来给我两人都带上了大牌子和右臂裹上了白袖章。 （我的牌子上写的是“隐瞒罪恶家庭历史、坚持反动立场” 王克加的牌子上写的是“小霸头”） 朱同青接着说：“黎杰和芦兴华（被揪斗人员）交由矿专政队集中统一管理了， 今后我们的运输任务（拉板车、装卸材料）就由你二人去做， 从明天开始你两人要提前半小时在碎矿厂门口（是从办公室到矿内的要道）早请示， 下班后， 还要在那里作晚汇报， 请示汇报时要挂好牌子， 袖章是永远带着， 直到问题搞清后才能批准拿下， 听到没有？” 我两人都说：“听到了”。 背了一个大牌子回家。 还不满十三岁的玲儿， 看到后就哭了， 我当时很难过； 一是感到因为我的问题， 给这个幼小的心灵又一次的打击， 再一点认为问题总会弄清的， 应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才好， 采取那种对人格上的侮辱，甚至于动刑法，实在有点受不了； 马克思曾经说过：“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 最后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而这些人的那些野蛮行为， 真不知道他们是代表什么阶级？ 这句话我埋藏在心里很久、很久，   而不敢向任何人暴露。 我当时是真想不通， 但黎杰却认为我要寻短见了， 就一再劝导于我， 我就顺从他说：“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