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
我妈妈在2010年83岁时写了一篇《我的一生与家庭》，现发表出来，怀念母亲。
几天以后， 二哥来讲： 学校快要开学了， 他们要早几天回去作些准备， 决定就要启程回句容了， 我们怎么办呢？ 菇山的形势又不知晓； 又等了几天， 感到带来的钱用得差不多了， 大嫂家本来就是很困难的， 没有钱是难以在苏州再往下住， 只有硬着头皮回去吧！ 在苏州共住了二十多天， 离开时大嫂还给两个孩子各买了几尺花布， 并说明她是因为我的布票紧张， 她有多余的布票， 所以才买的， 让我给两个孩子各做一件新衣服， 我听了以后， 又是心酸， 又是感激，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只有含泪与她分别了， 这一分别就再也没有见过她的面， 也就是我同大嫂永远的分别。
那时的火车是没有定时的， 只有到火车站去等， 遇上哪班车就乘哪班车； 我们乘的是从上海开往南京的车， 到南京下关车站后， 没有任何交通工具， 只有步行进城后， 才找到三轮车， 拉到三山街陈思明（是磷铁矿安排在南京的留守人员， 负责管理招待所的）家， 想在长乐路招待所住一天， 但见到陈后，他就讲；“不行呀， 招待所全被屁派的人占用了， 你们快另找别的地方去吧”。 我们只有在中华门外的一个小旅店里住了一晚， 第二天， 乘火车回到了家。
次日， 走到办公室， 见到了财务科胡中庄科长， 和她简单的讲了一下我们外出的情况，她说：“回来就好， 矿里现在已经停产了， 只有我们财务人员需要坚守岗位外， 其余的人都可以来去自由， 不会受到影响； 你们八月份的工资未能发出去， 而退回到财务上了， 你快到出纳那里去领吧！” 拿到钱后， 除去每天早上到菜场上去把菜买回来外， 就哪儿也不去， 而在家利用缝纫机，来研究和提高缝纫技术。
大约过了一个月的样子， 解放军来到矿里， 大家才放下心来， 我把这消息告诉了去上海的同事， 他们也回来了， 还有不少好派的人也都纷纷回来了， 当时有些屁派的人仍是不敢回来， 解放军代表周副营长责令好派头目去邀请他们回来， 以便“抓革命、促生产”。
有一天， 几辆解放牌大卡车， 满乘着屁派的人， 敲锣打鼓的回来了， 站在道路两旁的人看了， 都在说：“好威风呀！” 那时矿内的形势是领导们的权都被夺走而且被批判得一塌糊涂了， 他们都灰溜溜地和老百姓一样谁也不管事， 因而成为无政府状态； 等到解放军进驻后， 由解放军代表来指挥， 大家才能听从； 各群众组织开会时都会有解放军战士自动来参加， 在会上， 凡是来参加的解放军战士， 都是反对讲派性的话， 而提出： 要搞大联合； 在我们基建科来讲， 有90%以上的人都是好派的， 当然搞大联合是比较容易些， 所以在矿内首先实现了“倒旗大联合”的要求； 关于单位命名问题， 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一个单位应叫革命委员会的好”的框架下， 就叫“基建革命领导小组”吧！
这是经民主选举后，又经解放军代表批准，由周庆泰等五人任领导小组委员； 在宣布基建革命领导小组成立的那天， 几位解放军首长同时都来祝贺， 我们是兴高采烈的开了会， 会后排起了队伍， 我和王秀香二人被指定抬着毛主席像， 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跟在我两人后面的有十多个解放军战士扛着各种武器； 有步枪、机关枪、大炮----等， 再后面是基建科的全体成员； 这支队伍不仅在矿内和菇山街上游行，而且还游行到北山， 游行时还高喊口号：“毛主席万岁、抓革命促生产、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 北山的北总（屁派）和北联（好派）的群众都在道路两旁鼓掌欢迎； 在这种形势下， 我们表演了一场“大联合的大好景象”， 而不知不觉地做了一场宣传工具。 接着， 各车间都相继成立了革命领导小组， 最后菇山矿革命委员会成立了， 由原来的组织科长曹锦生任主任委员； 在矿内恢复生产的同时， 提出：“大联合后就要抓阶级斗争”。
于是在矿内就成立了专政队， 地点设在招待所， 我看专政队里的那些人， 基本上都是原来参加战斗司令部的人； 有一天， 我下班回来， 一开门见到地上有一封信， 这信是从门下面塞进来的， 原来是河南李植寄来的， 可是为什么这信的封口是潮的？ 浆糊还未干呢！ 于是我对黎明讲：“有人在监视我们， 你看李植的信都被人偷看过了， 我们要当心一点了”， 从那起我对自己和家人的一言一行都非常关切， 就连玲、利二人发生争吵时， 我都是带领她们用学习毛主席语录的方法，“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去正面教育她们，不敢说任何对“革命”不利的话； 自己在办公室除了工作以外， 空余时间就到钢筋房去参加劳动。
黎玲已经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了， 按规定这学期（1968年上半年）就要小学毕业，可是她整天玩耍不见她看书学习， 甚至连课本还是新的， 发下来的书她连翻都未翻过， 我也不敢批评她， 因为怕说我阻止孩子参加革命； 有一天，黎玲的班主任顾老师来家访， 我很客气的接待他， 他笑眯眯地表扬了黎玲一番， 说这学期因革命工作忙， 学生要延迟一年再毕业， 又说到要成立“红小兵”组织， 黎玲已是红小兵的筹备委员了， 我表示感谢老师的培养； 他又问起家庭成分是什么？ 我说：“她（黎玲）的曾祖父一辈子都在安徽阜阳、界首一带做生意， 后在老家山西买了数十亩地， 交给她曾祖母照管，土改时她曾祖母就被定为地主， 她祖父少年时就随从其父到安徽做生意， 到她（黎玲）出世的那年（1956年）去逝了， 应该是个商人吧！ 她父亲解放前是一个进步学生， 上海解放后就被吸收到华东局和华东公安部工作， 后专业到地方， 一直是干部， 你看这个成分应该怎么填呢？” 顾老师说：“当然是要按照父亲来填报”。 我说：“好吧！ 那就填‘革命干部’好了”。
这时候讲抓阶级斗争的风声越来越紧， 应该抓哪些？ 首先是出身、成分； 那时对毛主席提出的：“有成分论， 不唯成分论， 重在政治表现”的这一条规定有很大的争论， 例如吴道钱（是当时的武装部部长）就公开的说：“我只知道有成分论， 那个政治表现是可以伪装的， 难以分辩； 还有我们在做征兵工作时， 为什么对地主、富农的子弟一概不收呢”？ 另外抓阶级斗争的重点， 是指有政历的人； 一贯喜爱出风头的基建科， 做事当然要抢在前面， 他们首先就把黎杰揪出来游街； 因为在他们看来黎杰既是家庭出身不好，而又有政历问题，当然不能放过他。
我对这事不够理解， 就去走访了朱同青（是一个青年木工， 上海人， 大联合后他当上了革命领导小组的副组长， 平时对我还是能讲得来的）， 他告诉我：“黎杰的社会关系中有一个人叫金洪章的， 他与特务有联系，我们的重点是要抓埋在深处的特务分子----”。 又过了几天， 矿革委会通知： 在俱乐部招开全体职工大会， 内容是对十六名阶级敌人（全是有政历的人）进行揪斗， 其中也有黎杰；开会时， 俱乐部台上坐着的人中除去革委会委员以外， 还有解放军代表参加， 先由革委会主任曹锦生讲话， 他在讲话的最后宣布：“把已发现的阶级敌人押进来”； 随即就看见两个专政队员押着一队五花大绑的人从外面走进俱乐部， 共十六人， 叫他们站在俱乐部台前， 面对群众， 只见这十六人全是胸前挂着一面大木牌子（上面的字看不清楚）， 右臂上裹着一块白布（当时也不知其意）， 手是被绑在后面； 站在旁边的专政队员把被押者的头不断地往下按， 意思是叫他们低头认罪； 解放军代表田涤修作指示， 赞成革委会的举措， 并说： 要继续努力把埋藏在深处的阶级敌人挖出来。 会后由专政队员押着这十六人去游街， 当时我就回到宿舍里了。
约过了一个多小时， 见黎杰狼狈不堪地挂着牌子回来了， 他胸前的木牌上是写的“狗国民党员三青团员”， 右臂上的白布也是同样的字； 他的右手已肿起来而不能动了， 两只耳朵也是红红的，（事后得知他在被绑前， 看见余仕才，（是一名瓦工），乃是马世的连襟，曾找了一名专政队员石景华（是防洪工段的工人）， 两人讲了好久， 那石景华就用细绳子将黎的右手腕系得很紧， 使手肿了起来而麻木不仁了。
又在游街时专政队员都是抓着被揪斗人的头发， 黎因没有头发， 他们就抓他的耳朵了， 这时我是欲哭而不敢出声， 欲怒而不敢动色， 真是不知如何是好； 就是这样， 还叫他每天早上班半小时， 晚下班半小时， 在招待所门口排队挂牌站立， 名曰“早请示、晚汇报”， 每三天要书面向基建领导小组汇报一次思想动态； 可怜他的右手肿得连吃饭时都拿不起筷子来， 而还要强行抓住钢笔写成鳖爬式字体的思想汇报，按时交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