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与家庭（第四部分）（9）

    两天后， 化工部矿山局的王处长带领着工作组来了， 他们除处理善后的一切事情外， 还提出要尽快恢复生产， 需要的经费从基建上出。 这一下， 又该编报计划了， 编制计划时最大的难题是没有依据； 但是， 遇到这些问题， 这里的矿长、科长们都会拍脑袋的； 故我对无根据的项目仅能听从领导， 做个记录和汇总工作，而对有设计、有预算的项目（如职工医院）是可以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的了。

    编制计划仅是工作的开始， 中途还要定期的进行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 即按月、按季做出文字分析， 经领导（科长、矿长）审阅后， 盖上公章， 上报给直属领导部门（化工部）； 对于那些没有根据而编制的计划项目， 是无发去检查它的完成情况， 而对按基本建设正规程序办事的项目， 就可以有根有据的查出它的完成情况来；关于“职工医院”一项， 是有设计、有预算的， 在计划检查中发现实际发生额比预算超过了六万六千余元， 我是在定期的分析报告中，按同样的程序， 经过科长审阅签字、再交矿长审阅签字后， 盖上公章上报化工部的， 谁知这个计划执行情况的分析报告， 引来了化工部派来的工作组， 由矿山局副局长盖端平为组长来矿检查。

    他们检查出磷铁矿在基建工作方面是管理混乱， 浪费太大等事； 作为负责基建工作的科长马世当然是要受到严厉批评的；降了一级工资，留在原工作岗位。 这一举措对我个人来说， 就带来了无穷的后患。

    在基建科内， 有一位材料员， 叫夏和， 他老婆原是一名临时工， 因在这个“八字方针”的指导下各单位都将所有的临时工一律辞退回家， 而他在已有三个男孩的基础上又生下第四个男孩， 这四个男孩取名为：抗美、援朝、保家和卫国， 他家因老婆被辞退， 仅靠他一人每月49元的工资收入来维持一家生活， 非常困难； 有一天他向我借钱时， 说明他家实在维持不下去， 而想把小卫国给我当儿子， 原因有两个， 一是减轻他的家庭负担， 二是我只有两个女儿， 没有儿子， 给我一个男孩， 可以作继承香火的准备； 被我拒绝了， 我还对他说明： 我并非没有生育能力， 而是工作忙， 没有精力来扶养孩子， 我看他可怜， 就将利儿穿过的小衣服和小鞋子（母亲做的小衣、小鞋我还要保留作为纪念物品，未曾送与他人）送给他， 他表示非常感激。

    在1963年的工资调整中， 规定有40%的职工可以调整工资， 我们都眼巴巴地希望自己能够调高一级， 事先他们开了一个领导小组会， 黎杰也参加了， 在这个领导小组会上马世提出不给我升级的意见， 当然这是有决定性的作用。以后也不知是为了什么，将我调到计划科去工作； 这时“四清运动”开始了，这个运动对我来说，并不关心它； 但王副矿长（由化肥厂转来的）， 他是山西人， 与黎杰认起了“老乡”， 非常亲切， 他对黎杰讲：“等运动结束后， 老赵可提为计划科的科长，党委已通过了”， 我听了也没有把它当成是一回事。

    不久矿里要精简机构， 成立了学习大队， 竟将马世调进去了， 而基建工作要由黎杰来全面负责； “四清”快结束了， 组织上通知黎杰：要婆婆与我们分居， 即单独在苗圃居住或送回老家（山西）去， 因为经调查她是“地主”， 是不能与职工同住在一起的， 必需与她划清界线。这可怎么办呢？ 经与李校商量结果， 是送婆婆到北京； 也只有这样办了， 在婆婆离开菇山前， 我给了她二十元人民币和全国粮票三十斤， 并对她说：“妈， 以后你的生活费每月20元和吃的定量粮票我们会按月如数给你寄去， 另外这钱和粮票是给你做备用的， 你要收好， 不到不得已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动用它， 以后你会知道它是有用的”，婆婆含着眼泪连连点头。

    婆婆走后， 家务事太多， 早上要烧早饭， 还要照管两个孩子， 一个到学校、一个上幼儿园， 我们上班的时间是和工人一样， 要在早七点以前到达办公室， 这就来不及上街买菜了， 晚上有时要参加学习或开会， 回来还要洗一大盆衣服， 实在难以支持， 我俩商量结果是请邻居张伟良的妻子徐桂英帮助我们搞一些事情， 如买菜、洗菜、洗衣服等事， 讲好每月给她十元钱作报酬， 她很高兴的同意了。 另外我叫黎玲要学会自立， 用“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精神来学会做一些家务事，共同克服困难。 那时每人每年只发十尺布票， 实在不够用， 因此， 衣服破了都要补后再穿，特别是袜子， 补起来非常麻烦， 要用换袜底的方法； 这些事情，最好是用缝纫机来缝制， 就方便多了，我就把省吃俭用的一百多元买了一台缝纫机， 因此，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 又能使全家的生活基本上过得去。

    矿里的组织机构改变了， 将计划科和生产科合并为生产计划科， 我是搞基建计划的， 只有回到基建科去； 1965年这一年搞得热火朝天， 还多次受到矿领导和化工部的表扬； 就在下半年发现我又怀孕了， 这可怎么得了？ 如再生孩子， 不仅家务事会更多， 而且连坐月子也没有办法解决； 采取人流吧！ 到南京妇产医院去解除了包袱后，准备全心全意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在基建科的工人中， 多数是从农村来的瓦木工和壮工， 他们的工资都不高，每月只有三十几元， 而都是拖儿带女的， 老婆又没有工作， 故每到月底时， 有不少人都有揭不开锅的现象， 这个向我借两元， 那个向我借三元是常有的现象， 我出于同情心， 也都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有时到月底时， 我的手头也是空空的， 连自己买菜的钱都没有了，只有咬着牙的过日子。 这些借钱的人， 多数是到再发工资时就能还来的， 也有少数几个人， 借了钱是长久不还的， 见面时连个“谢字”都不讲一声。

    在1966年4月的一天， 接到二哥的信， 说是父亲因患脑溢血而去世了， 我请了丧假三天、季度假两天，结合五一节假日， 与二哥约好我们两家人共同在南京长乐路招待所团聚， 畅谈中提到婆婆早年就离开山西了， 但在四清中经组织上去调查， 仍说她是“地主”，真搞不懂其原因了。二哥说： “家庭出身应该怎么算， 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一家几代人有不同的职业， 到底应该以那一代为准，是谁也说不清的问题；所以我就按我们家最坏的算，因此填报地主出身了”。 我说：“祖父是地主， 可是我一直是随父母生活， 我认为我是靠父亲工资收入的， 所以填的是职员”。他说：“这也能说得过去”。 在南京玩了两天后， 黎杰和玲儿回菇山， 二哥一家人回句容， 而我和利儿去苏州， 到苏州后找到了大嫂， 见她围了一幅小菜场的围裙， 不由我伤心起来， 就忘了叫利儿拜见大舅母了， 大嫂忙着为我们烧饭， 也顾不上问孩子的事； 当她拉开桌子放下筷子时， 利儿就拉着我说：“妈妈，人家都下筷子了， 我们走吧”！ 弄得大家都笑起来。

    后由家麟陪伴我到苏州殡仪馆看望了父亲的骨灰存放处和母亲的坟墓（苏州永安公墓）， 这几天详细见到苏州家中， 真是一贫如洗的了， 叫我有口难言， 但我又无能为力； 大哥在新疆劳改农场，只来过一封信。我见到仅有一副母亲在世时玩的牌九， 使我回忆起往事， 为了怀念母亲， 我征得大嫂的同意后， 就把它拿来带回菇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