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与家庭（第四部分）（7）

    清明节的那天， 我想七号就到预产期了， 为了放松一下自己， 就一人到郊区踏青， 回来后一切正常， 但到晚上就要进医院了（安徽省立医院）， 于次日临晨即1960年4月6日零时55分生下一个女孩， 取名利。这个月子做得怎样了呢？ 一切都服从计划供应， 凭出生证可购五斤咸肉（除去皮就是骨头的小猪肉醃成的）、五斤鸡蛋（鸡蛋小得可怜， 其数量能有五十五个之多， 其中有近半数是散黄的）、一斤红糖， 另外婴儿每月供应粮票九斤， 糖票四两。 其他都同正常居民一般对待。 这些宝贵的营养品就由保姆平均安排我“做月子”用了， 由于营养跟不上，没有奶给孩子吃， 拿了化工厅党委的介绍信去订牛奶， 但都未能如愿， 只有喂米汤给孩子吃了。 就是这样， 谁也没有怨言，（实质上是不敢有不同的看法）， 连那保姆都悄悄地说：“在无为农村饿死了不少人， 包刮她的丈夫、哥哥都被饿死了， 可是对外只能说是病死的”。

    五十六天的产假期已过去了， 研究院要我回去上班， 理由是工作忙， 化肥办公室的任务也基本上完成了。 我只得服从组织决定， 但研究院地点已搬到郊区一个叫“五里墱”的地方， 距市区约有步行一小时的路程， 单位是新建的没有托儿所等福利设施， 我因路远而不能在家里居住； 经全家人商量决定， 婆婆、宝宝和黎杰住在市里不变， 我和保姆带着小利儿住到郊区研究院去， 但我是无法开伙了， 只有在食堂里吃饭， 保姆让她自己烧来吃， 每月给她十元伙食费（加上工资共是22元）， 但保姆一再求我， 要我在利儿的口粮中，每月扣六斤粮票支援她，当时虽然我们也感到粮食有些紧张， 但看到保姆是一人的口粮要顾她和她儿子两人吃饭， 也真看不下去，只有同意她这样处理了。 我在食堂是按定量每天八两的用量吃饭； 每月还要买几斤大麦面粉打糊喂孩子， 以补充奶水的不足。

    有一次，我在食堂领取粮票时， 发现多给了20斤， 回来想了一想， 这20斤粮票给了我当然没有人知道， 但那管理员就要个人赔偿了， 他少20斤粮食就会要命的， 我怎能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去做这样伤良心的事呢？于是就把这20斤粮票还了回去， 他是感激不尽， 连声说谢。

    组织决定要调我到研究院下属的化工试剂厂去当计财股股长， 那时工作非常繁忙， 无法按时喂奶， 只有将小利儿交给保姆， 让她用大麦面糊来喂养了， 这样坚持到国庆节左右， 省里规定要充实基层和紧缩城市人口， 全市各户的保姆一起被动员回乡去参加农业生产； 黎杰也就从化工厅调到研究院来了， 让他当计财科副科长； 各单位从此都纷纷办起了托儿所，宝宝和利儿当然是要在研究院新办的托儿所安身的； 婆婆在家还能够为我们按定量烧饭， 每到吃饭的时候， 一家五口人除了利儿因年纪小，她还不懂事之外， 其他四人都是睁大眼睛看着饭锅， 在这样的形势下， 我想到： 婆婆常说起“歪年景都先是饿死男的， 女的经饿些”这句话， 又想到黎杰本来就肚子大，应该让他多吃些，老人与孩子也都要照顾些， 就拿起锅铲， 把锅里的饭分成四份， 给黎杰的一份最大， 约占全部的2/5左右， 剩余的3/5基本上是平分三份， 各人分得一份，也就是说黎杰要吃我们一倍的数量； 但这份饭，谁都会感到不够吃， 特别是宝宝， 总是拿着饭碗不放手， 真没有办法，只有再喝一些开水来填肚子了， 小利儿非常乖， 不哭不闹， 也不要大人抱， 在家时她只是一人坐在床上玩，每天除免强吃到一些不足的奶水外，就靠大麦糊来度命了。

     那时我在试剂厂购得做试剂用的细糠100斤(黎杰高兴得夜里醒了还笑出声）， 回来作为补充粮食不足之用， 总算给全家人度过了一冬； 当时大家是一点怨言没有，都坚信这种情况是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影响， 一定要想办法克服它， 于是在研究院的全体职工中都用开荒种地的方法来增加一些农产品， 以满足肚子的需要。 在除夕的那天，食堂里搞了一些豆腐浆， 说是晚上要开联欢会， 准备在会后供应给大家吃（免收粮票）， 我俩都参加了这个联欢会， 一方面还要等候吃这碗多时未见到过的豆腐浆呢！ 等到12点钟散会后才开始供应， 可是排了一个大长队， 等到队伍才买过一半的时候， 说是卖完了； 我俩只有饿着肚子回家睡觉， 也总算经历了一次饿着肚子来守年夜的情景了。 春节后， 李校出差来合肥，是一件好事， 但他走时一定要将婆婆带走， 我们都阻挡不了他的主张， 只有让他带婆婆走了。 他把婆婆接到大姑子李凤贞家（北京海淀）住下， 随即秦德顺来信要婆婆的口粮， 于是我们按月将全国粮票25斤，（当时计划定量是25.5斤，其中有半斤粮票是折成糕点票的）和生活费20元寄去， 口粮当然是应该随人走， 但生活费一项我们是主动寄出去的，因为我们认为婆婆是我们的上人，我们有责任供养她， 故一直坚持到1976年婆婆去世后为止（除68年黎杰被揪斗期间停寄了约一年左右）； 这一点，在李家全体人员中并没有一人认为我们是对长辈的孝敬， 而都曾说过：“大哥负担是应该的”， 认为他们都没有扶养父母的责任， 理由是：“家里就培养大哥一人上大学， 供养上人就应落在大哥头上了”。

    婆婆走后， 我俩白天上班， 两个孩子送托儿所， 晚上要学习， 我只能抱着利儿一人去参加学习， 将宝宝安排睡觉， 可是她睡不着， 就大哭喊奶奶， 哭得很伤心， 想到可让我父亲来解决家中无人的问题； 很快他就来了， 我们想：别的不要他干什么， 晚上我们学习时陪伴一下孩子总可以吧！ 谁知他是牢骚满腹， 口中还不断的谩骂政府和共产党； 这一下把我们都吓坏了， 劝说他也不听， 他的言语如被别人听到的话， 我们就无法在当时的社会里生存下去， 想来想去还是送他回苏州， 他一共在合肥仅住了十一天。当时我们这样的克服困难，别人都不以为是，都认为是正常的，而我的科长朱宗昌（是一位转业军人），他看我抱着孩子去参加学习，说我是对党的“动员褓姆还乡生产的政策”有抵触情绪。真是有苦难言啦！

    春天， 正是播种的好季节， 为了补充粮食的不足， 大家都在开荒种地， 我们当然也不能例外， 星期天我俩将蓆子铺在树荫下，让利儿坐在上面， 叫宝宝陪伴她玩， 那时两个孩子真乖， 不吵不闹地让我俩充分的发扬南泥弯精神， 大大的开了一片荒地， 种了南瓜、黄豆、山芋等物。 平时白天都是上班， 下班后， 黎杰就去搞田间管理， 而我就是带孩子、搞家务； 过起了半工半农、男耕女织的生活来了。 到了夏天， 说是农村缺少劳力， 地都无人种了， 要各单位派人去支农； 黎杰又被派了出去， 我一人在家就更忙了。

     晚上带了两个孩子睡在一张大床上， 等到天亮时， 感到有一阵臭味， 一看， 原来利儿大便了， 而且是稀屎， 拉了宝宝一头、一床、连蚊帐上都糊上了粪便， 急得我又要给宝宝洗头梳小辫子， 又要给利儿洗澡， 又要洗床上的一切东西， 还要正常的从事平时早上应做的事， 当然要迟到了。 可是这天真巧， 碰到了研究院的院长李国华， 他白了我一眼， 这一眼既是我第一次遇到的事， 也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事。

    就在这一年（1960年）， 省化工设计研究院有两起自杀案件， 一是设计室的一位青年技术员， 他趁出差到合肥大镯山化肥厂时， 在该厂的一个无人到的地方， 上吊自杀了； 另一个是第四研究室的一名中年工人， 在一个晚上， 服氰化钠自杀了； 这两起案件发生后， 研究院的李国华院长曾招开全院的职工大会， 只说明是“自杀”的， 但未说出其自杀的原因； 也没有人去追问这个自杀到底是什么原因， 谁也不敢啃一声， 就那样不了了之了。 但从那以后， 李院长就派人到肥东去抓农业， 取得收获后， 曾给本院职工每人每月补助六斤粮票， 以保证每人每天一斤粮食的标准， 给大家做了一件好事。

    秋天到了， 该是收割的季节了， 我们家里堆满了农产品， 可高兴了， 每天煮一大锅山芋， 可以随便拿来吃， 但是， 不管怎么吃， 总是感到肚子不饱。 国庆节后， 省里决定办一个菇山化工总厂， 由许加和副厅长当厂长， 要省化工厅支援一批干部， 我俩又被调到菇山来了， 在来菇山前黎杰征求他弟弟李校的同意， 将婆婆接来合肥后同往。 于1961年底到达菇山后， 先住在招待所（即磷铁矿的101宿舍二楼），当时见那个“菇山化工总厂”的牌子已挂在办公室大门的边框上了。

     但说厂长尚未到任， 该厂的架子尚未搭配好， 暂时先安排在磷铁矿的基建科上班吧！ 黎杰任基建科副科长， 该科又新成立一个计划组， 要我当计划组的组长。 真是好事多磨， 不久中央又出台了一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根据这一方针， 将“菇山化工总厂”的牌子又收起来了。 我真搞不懂， 当我们兴高采烈地来到安徽支援地方工业时， 要让钢铁元帅上马而要我们下马转业， 现在又来一个“调整”，就把我们调整到一个矿山里来了； 那时我想：怎么我们是到一个单位就下马一个单位呢？这运道真不好呀！ 总之，小胳膊扭不过大腿， 除去无条件服从以外， 别无其他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