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与家庭（第五部分）（7）

    在钢筋房劳动， 感到上班轻松， 周围的人亲切， 特别是刘兆宝老师傅， 对我无比的关怀， 有一天， 他说要把小八子（刘的小儿子）给我当儿子， 以补足我未能生男孩的遗憾， 被我拒绝了。

    矿井下因有现场绑扎钢筋的任务， 组长挑选了几个熟练工人下去， 也包括我在内， 当场被领导小组成员尚化德否决了， 在场有群众提出：“她不是按干部正常下放劳动的吗”？ 尚说：“由领导来定”。 随后， 连长（那时按部队编制， 车间用“连”称呼）夏和来说：“老赵不能下井， 因为那是生产要地”； 这句话就像冷水一样地浇在我的头上， 我又被人看成是个可疑分子了，这样何时才能出头啊？ 这个家庭问题要影响到哪一代才能为止呀？真是想不通， 从此又闷闷不乐起来， 周围的群众对我也就随之冷淡起来， 而不是那么亲切了。

    传来了干部下放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 我就有思想准备了， 知道他们肯定会叫我和黎杰二人去的， 因为他们在我俩身上找不出任何一个政治性的目标来， 打不倒， 只有打跑； 否则他们怎么交代呢？ 我俩交谈后认为， 我们有健康的身体， 又能劳动， 到哪里都能混口饭吃， 没有什么可怕的。 等了好久， 批准我俩下放的文件下来了， 周庆泰对我说：“你是三门干部（即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机关门）， 需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暂时工资照发， 等政策决定后，再确定是否要发工资的问题， 你的两个女儿也随同你一起去， 但她们的户口要随居住地点而定”。 我问他：“黎杰怎么办”？ 他说：“一起同往”。 就这样结束了这场谈话。

    按矿里规定： 每户下放干部， 供应一套工作服和一只大木箱； 当郑翔送来工作服时， 他说：“你安排妥当后， 给我来信， 我们保持联系”， 我点头同意； 一只大木箱， 由八连（基建科）制作， 我说：“这木箱不够大， 因为它装不下我的缝纫机”， 随即有个木工师傅讲：“再给她按尺寸多做一只吧”！ 又问我有什么要修的，如有的话可拿去修， 我把一张破床板拿去修， 换来的却是一张新床板， 又叫我拿三角钱买一堆废木柴， 事实上在废木柴中混进了好多有用的木料， 钢筋工刘师傅给我搞了十几根80公分长的钢筋，和五六付钢筋钩子， 说：“到农村去这是很用得上的， 钢筋是盖房子时做窗栏杆用的， 钩子是用来挑水用的， 你如拿它送人， 他们会很高兴的”； 想不到多数的工人师傅们会有如此的亲切、关怀， 真值得深思了。

    通知讲， 矿内共下放到农村的干部有十九人， 定于12月5日晨在俱乐部门前结合， 以便进行欢送仪式， 这一下把我急坏了， 黎杰被斗得那么厉害， 他到底有什么问题？ 总得有个交代呀！ 我去找了领导， 说：“黎杰的结论不出来， 我是不走的， 他如果是敌我矛盾的话， 我们怎么在农村安心务农”？  答复是：“研究一下”。 为了要搬离菇山， 我去银行， 想把存款取出来带走， 但存款被冻结了， 就连两个孩子的存款（压岁钱和她们平时节俭下来的另花钱）也都被冻结了， 最后去找了专政队的夏世民才给解冻的。 在临行前两天的晚上沈银山来（那时很多人是见面不敢讲话的）， 给我们送行， 讲了不少鼓励和安慰的话。 我是尤记在心。

    到四号那天， 一辆加长的大卡车开到门口来了， 说要给我们装车， 我说：“黎杰的结论不出来， 就不给装车”； 僵住了， 直到午后， 八连的指导员周庆泰， 带信叫黎到八连去， 黎杰走了， 我更不给装车； 直到下午四点黎杰才回来， 说：“定了， 走吧！” 才开始装车， 有邻居张伟良家夫妇来帮忙， 天已快黑了， 隔壁的苏俊将电灯拉出来当照明用，让我们仔细地将东西装好； 那时天已漆黑的了， 叫我们到招待所去休息， 可是， 这一车东西， 有谁来照管呢？ 我不肯离开， 黎杰也不肯离开； 两个孩子由张伟良夫妇二人带领回家住了一夜， 我俩就在车上看守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 我们去食堂吃了早饭， 又将所余的饭票买了十个馒头带走； 到俱乐部门前时， 十多辆汽车都已排列整齐， 有人叫我去领工具， 只见在俱乐部的台阶上放着很多的锄头和铁锹， 有人指使我按每人各拿一把的定额领取， 我看站在台上的人， 全是当时响当当的革委会委员， 领好工具后， 就将两个孩子安排在车上的副驾驶室坐好， 然后我才上车和黎杰二人一起在行李上坐着， 等开完会后， 汽车一起开动了， 我在车上看着高大的俱乐部， 心中在想：“是再见呢、还是永别呢”？

    走到半路上， 我因晕车而睡在行李上， 孙荣华（她原是基建科的一名钢筋工， 后调到机修车间， 再后来， 她成为矿革委会下放干部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了）过来说：“老赵， 有辆客车来了， 你和孩子一起上去， 这个位置我要坐了”， 听了她后一句话， 我知道她是想叫两个孩子将位置让给她坐的用意了， 故一声不吭，睡着不动看她怎样？ 黎杰讲：“她病了”，才算把她打发走了。 到站后， 下车了解到这是全椒县的古河镇， 我们安家的地方还离这里有五里路呢， 两个孩子见到那里有花生米卖， 就闹着要买， 当时那个乱糟糟的样子， 顾不了许多， 就白眼了她两人； 经送大家来的王明玉（原矿医院院长）介绍： 我们下放在赵村生产队， 属含山县骆集公社岗湖大队管辖， 现在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全都来了， 又把我们同他们一一地互相介绍了一遍； 这么多的东西怎么办呢？ 仅有生产队的几名干部是搬不走的， 就把一些笨重和不值钱的东西放在街道的一旁， 叫黎杰看守， 其他的行李由这几位小队干部挑着， 我扛着一条长板凳， 手提着一只煤球炉， 带了几个蜂窝煤， 叫两个孩子一起跟着走。

     走到一个村子里， 进了一间不足20平米的草房内，他们把东西放下后都走了， 留下的仅是纷纷来观看的村民， 我看天已快黑了，我们还是早上在菇山食堂里吃的早饭呢， 该弄点东西吃了吧！ 赶快生起煤炉， 到那里去搞水呢？ 有人说：“要到井里去打水”， 有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 主动的说：“我给你去打一桶水”， 烧了开水， 拿出早上买的馒头和咸萝卜干来， 吃吧！ 然后， 架起床、铺好被子就睡了。 次日起床后，我先请教隔壁邻居，向他了解周围的环境； 有一个瞎子， 他很热情， 介绍了不少村子里的情况， 并说：“我是眼瞎了， 但还能干活， 你如有事， 尽管叫我干就是了”； 说着， 见生产队长带着全生产队的劳动力约四十多人， 把我们所有的东西（包括那一大堆废木柴、一千多只蜂窝煤和家具等）全都搬运过来了， 那个装缝纫机的木箱是四个人抬的， 两缸咸菜（仅菜的重量就有140斤）是一个人挑的， 我真佩服他们是力大无比的大力士。

    于是， 我俩整理了两天，吃饭时仅有咸菜一种， 大家都感到肚里空得难受， 需要去买点菜， 于是，等到市日（即每逢阴历三、六、九是古河镇赶集的日子）， 我去一看， 见市面很繁荣， 在城里要凭票供应的物品， 在那边都可以随便购买， 而且价格并不贵；买猪肉时，要哪里，就可以买哪里。 这一下， 完全可以满足我们四人的生活需要了。

    生活安定了， 首先考虑的是两个孩子的上学问题； 黎杰在古河守夜的那晚，就打听到有一所“古河中学”， 里面还有几位老师是从合肥下放到农村的大学教师呢！由于路远， 学生需要住校； 本村有一所“詹岗小学”， 这样又满足了两个孩子暂时有学校读书的需要。

    我俩应参加劳动了， 经与生产队长商量， 黎杰随同社员一样劳动， 我因有一台缝纫机， 可为大家做衣服， 以工换工， 是否可以？ 队长马上笑起来， 说：“当然可以， 我们干一天计十分工， 仅值三、四毛钱， 而裁缝每天要一块钱， 还得供给三餐饭和一包烟”。 我说：“我做衣服， 可能不如裁缝那么快、那样好， 但我只要提供布料， 线和扭扣都可不要， 工分嘛， 随便你们记， 你看怎样”？“太好了”！ 就是这样， 我每天拿着各家送来的老粗布， 按量好的尺寸， 裁剪、缝纫，记录等； 这件事传到了公社， 就把我当为劳动模范了， 有一次， 公社在大范大队开表彰大会， 特地通知我去参加， 由岗湖大队的正、副书记陪同前往， 在会上还要我介绍为农民弟兄服务的经过。

    由于我们是来安家落户的， 我和黎二人因为干部帽子尚未去掉， 户口和粮油关系均暂时保留在含山县里， 而玲儿、利儿二人的户口是一竿子到底安排在所居生产队了， 粮油按各队的标准由生产队供应。 我们一家四口在闲谈的时候， 我说：“趁现在我们还能拿工资的时候， 拿一点小利， 引来大批做衣服的任务， 是给我锻炼缝纫技能的好机会， 以后如取消工资的话， 我就能和其他裁缝一样，干活拿钱， 也可以养家糊口了”， 黎杰说：“我能干农活， 能挣工分， 和农民们也能谈得来， 不怕”； 玲儿说：“我初中毕业后，就可跟随妈妈学裁缝， 那时还能供利儿上学”， 利儿急忙抢着说：“我还能放一头牛，也能把口粮称回来”。 大家都笑了； 我说：“你两人还是要上学， 要多学一点知识，  玲儿初中毕业后，

最好是上中专， 以后如有条件， 还可以再上大学， 否则， 就可参加工作了”。 当时这一番生动的语言， 使我牢记在心， 永远忘不了。

    有一天，生产队长通知说大队要开群众大会，叫我两人都要去，我和黎二人都按时去了，原来是桥东生产队有一户下放人员（后来知道那个户主曾当过傅作义的司机），有两个男孩，他们为了多挣一些钱，就叫两个男孩去拉板车赚钱；结果，说他们是反对“农业学大寨”，而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深知，这是一场杀鸡给猴看的把戏。真要小心啊！这里也会来斗人的。 我们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地方落户， 总有点不放心， 两人商量， 回到黎的故乡山西去吧！ 又不了解那里的情况， 总不能乱闯呀！ 还是由黎杰先回去， 了解一下情况后再说， 决定后， 黎杰就向生产队赵队长请了假，回山西去了。

    一天夜里， 生产队队长的儿子赵尤章来叫门， 说是民兵要查旧书， 我就起床把门开了， 他首先问我：“有没有旧书”？ “没有”； 另几个民兵（全是其他生产队的人）就冲到房子里来， 把那个装缝纫机的箱子兜底地翻了一番， 什么没说就走了。 这是何意呀？ 后来得知， 这个箱子是为我装缝纫机而专门制作的， 体积很大， 我当时除把缝纫机整体装在里面之外， 为了填满它， 就把钢筋等笨重之物都放进去了， 致使箱子很重， 连他们大力士都要四个人才能抬得动， 因此， 被怀疑里面是藏有不可告人的贵重物品， 一场误会解开了。

    半个月后， 黎杰回来了， 得知婆婆已离开四姑家， 而投靠到河南周口李植那儿去了， 我们又恢复对婆婆每月20元生活费的寄款； 另外，所探望的结果是不能回去， 一是因为山西农村比这里还要苦， 二是我们还期望有一天老天爷能开眼， 让我们复职还城。

    快过年（春节）了， 生产队里共有31户人家， 大多数人家都给我们送来礼物， 有的是两块豆腐， 有的是一碗炒米糖， 谢谢收下了， 那么多的豆腐足足装了一脸盆， 拿什么还礼呢？ 因为这里的菜油好买， 就做了很多小炸， 给每户还礼的是一大碗油炸食品； 以后在与郑翔的通信中， 将此事和两个孩子上学的事一起告诉了他， 他回信的主要内容是：“ 豆腐是计划供应食品，我们是当半个荤菜吃的， 你能有一脸盆， 真了不起； 关于培养孩子的问题， 最好是不要忘记劳动者三字”。 我看这问题， 仅作参考之用，不能完全采纳。

    春节前， 马鞍山市组织了慰问团到各下放干部家进行慰问（每年如此），头一年来的是磷铁矿的陈维友和孟继典二人， 送了一张年画和一封慰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