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与家庭（第五部分）（6）

    从第二天开始， 我和王克加二人就按照这个规定去做， 还要接受大家的批判和审问， 前两次的斗争会上， 说我在开黎杰的斗争会时看手表， 是为了记下时间， 要对革命群众进行报复的、 说我不肯揭发黎杰的问题是包庇他， 想让他蒙混过关、 又说我对马世有意见是配合黎杰去夺无产阶级的权、还说黎杰过去结过婚，是我看中了他而把他们挑拨离婚的-----等； 我那时是没有发言权的， 只能像哑巴一样的听那些冤屈人的语言了； 那时的黎杰仍是经常要接受专业组人员的审问， 有一个晚上他被审问后， 回来就问我：“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没有呀”！ “那为什么朱同青说我最亲爱的人，问题比我还要严重，因为我已交代过了， 而她还未交代呢”？ 这句话引起我的深思， 啊！ 肯定他们又像在大字报上写的那样， 怀疑我是参加过三青团了； 黎杰又说：“你如有问题， 不要有顾虑， 就如实交代吧！ 我是不会嫌弃你的， 我们就是去要饭也要在一起”。 我说：“我确实没有问题， 我也不嫌弃你，再苦也要活在一起”。 就这样两人交了心， 并都表白要共同生活到底的决心， 做到互相信任， 互相鼓励， 胸有成足地接受审问和批判吧！

   

   果然不错， 第二天就开对我的斗争会了， 这次斗争会是由一名普通群众何世康来主持的，他提出要我把参加青年团和脱团的经过交代清楚， 我就如实地叙说一遍， 何世康就愣住而不讲话了， 在会场上约冷淡了一分钟， 由尚化德（领导小组成员）跳出来说：“不对， 青年团在1949年还没有成立， 你怎么会参加的呢？ 恐怕你是记错了； 大概是在1948年吧！ 那是三青团吧”！ 我说：“不是， 我是1949年12月参加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 你可以去调查”，那时， 又一个领导小组成员夏和站出来讲：“如调查的结果是三青团， 你又怎么办”？ 我说：“立即逮捕法办！ 可是你拿不出我是三青团的证据来， 因为我根本没有参加过， 我的历史是清白的”。

    这时台下的群众是静悄悄的， 什么声音也没有， 何世康只是对我拍桌子，

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领导小组组长周庆泰气冲冲地出来讲：“你出身在这样的家庭， 历史清白是谈不上的， 最多只能算是历史清楚”。 他又叫我离开会场， 当我正要出门时， 被瓦工田维有猛力一推， 我随即就从门内顺着台阶滚下去而倒在门外的地上， 周庆泰又叫王秀香将我扶起来， 并送我回家； 到晚上， 黎杰问我：“你那种强硬态度， 就不怕他们打你吗”？ 我说：“我已准备好了， 他们如要打我， 我就会喊：毛主席万岁！ 重证据而不重口供！ 不搞逼、供、信” ！。

    又过了几天， 夏和在班前会上讲：“因为钢筋组任务重，老赵可到那里去劳动”。我听了很高兴， 随即服从命令而去了； 我对绑扎钢筋速度之快是大家公认的， 所以他们都欢迎我去， 但那里的多数人都不敢同我多讲话， 只有刘兆宝老师傅， 他敢公开的说：“我家是七代老贫农， 我看黎杰和赵国瑛在解放前都是个学生， 能做什么坏事呀？ 只有杨永根（工程队队长、是周庆泰的亲家）， 在解放前做过乡政府的乡丁， 他挂过盒子枪， 才是反革命呢！ 还有马世，一贯欺压工人， 也应该把他揪出来斗一斗”。 当时也没有人去答他的话。 有一天， 另一个钢筋工走进来说：“刘石这个老狗， 他用河北省的小戏， 唱道：三年不回家，生了两个胖娃娃， 命中有儿， 不在回家不回家”， 这句话把大家都听得笑起来了； 我想：刘石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他才能如此的快乐， 回来后， 与黎杰共谈了这一笑话， 黎杰讲：“我看被揪斗的人都能够愉快的劳动， 想他们都没有多大的问题吧-----”；

    我们商量， 我们再要一个孩子吧！ 于是， 又怀孕了， 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组长王秀香， 她对我照顾很好， 只让我坐着扎钢筋， 其他笨重的事情都不要我干。 不久， 汪邦银带了矿革委会副主任丁发长（原是开采矿车间卷扬机房的工人）的妻子来， 她说：“我因要把孩子送幼儿园， 现住在和平公房， 路太远， 想同你换一下房子”， 我说：“我也快生孩子了， 以后也要将孩子送幼儿园的”， 她就没趣的走了； 怎么这个25平米的破房子， 还会有人来动脑子掉换呀！ 真是人倒霉了， 到处都会遭到麻烦。 虽然组长对我照顾了。 但我想生孩子的目标还是未能达到， 因为又流产了。

    那时凡是被揪斗人员的右臂上都带着白袖章， 我因此不好意思上街， 家中买东西的任务就交给玲儿办理了， 她经常是买些毛主席像 章、语录和著作等回来， 家中已经存放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但她还是见到有新出版的，马上就要买， 我虽想阻止她， 但又不敢， 因为怕说我不爱毛主席， 还要阻止孩子对毛主席的热爱，只有忍耐着； 有一天， 我在钢筋房劳动， 见两个女儿都来了， 未等我开口， 玲儿就说：“利儿把肉丢掉了”， 我说：“回去再讲吧”！ 下班后问清了情况， 原来是大的买好肉后， 放在篮子里， 叫小的拿，小的不愿意拿， 这个篮子和肉都放在卖肉的地方， 两人都跑开而不管它了， 正好因为她会瞎买东西，乱花钱，我是一肚子气还无法出呢， 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要两个孩子都跪在地上， 同时狠狠地把她两人都打了一顿。

 

    以后是既不开我的会， 也不问我的事， 我只是每天到钢筋房去干活， 直到1969年4月的一天， 通知我到领导小组去开会， 这次会议是由夏和主持的， 到会的人数还不满十人， 我看大部分都是一些出身不好的群众， 在会上夏和讲：“对待群众运动首先要有一个正确态度，你在批斗会上那样的顶撞是不对的， 那时要有人来打你， 看你怎么办？” 我说：“打也打不出一个三青团员来”， 他说：“那你不是吃亏了吗”？ 我说：“吃亏就吃亏，反正我不是三青团员”， 弄得大家都笑了， 有人插嘴说：“真是一个犟脾气”。 然后， 到会的人都纷纷发言， 多数内容是叫我不要怕， 出身不好的人只要好好地劳动就行了， 以后日子长得很， 带着两个孩子还是能过得去的等等； 最后叫把我的全面的经过情况用书面写好交上去； 就散会了。回家后， 我如实的按照这个会议决定执行了， 把我与马世的关系一事， 是用“马世出身于贫农家庭， 他虽有很多缺点， 如这个、那个的----我没能够从阶级感情上的立场上去理解他， 进而去帮助他，而是直截了当的去提他的意见-----因而使我与他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了。”这样的口吻来写的； 又过了几天， 在俱乐部招开大会时， 叫我上台去， 由革委会主任曹锦生宣布我是：“地主成分， 对运动的态度开始有些对抗， 经过教育后有所改善， 免于处分， 按干部正常下放劳动， 回到人民的队伍中去吧”！

    这一下， 我带的白袖章可以拿掉了， 我可以自由的在大街上随便走动了， 周围的群众也都对我亲热起来了， 多开心呀！  那时因南京长江大桥才建成不久， 这是多宏伟的建设啊！ 真想去看一看， 正好同在一起下放劳动的刘丽珍也有同感， 就约好利用五一劳动节假期， 再加上一个星期天共两天时间， 去南京游玩， 并借住在她亲戚家一夜， 观看了长江大桥， 我们在桥上来回都是步行， 观看了大桥的全部结构和江面上的风景， 感到祖国真伟大，自古以来的“长江天堑”这句话就会在这座大桥上消沉的。

[天上人间游一游]

妈妈：如果你喊了“毛主席万岁”，会有奇迹发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