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勇：改革宗神学与宗派主义

改革宗神学与宗派主义

 

王志勇 牧师

 

   

   学有学派，教有教派；无宗无派，千奇百怪！这是基本的常识。成熟的基督徒在真理和教会的参与上，当有自己明确的立场和抉择。但是，我们也要自觉而谦卑地承认，任何一个宗派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既不可能穷尽一切真理，也不可能含摄一切真理，我们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和背景来认识上帝、耶稣基督和我们自身。

   虽然我们旗帜鲜明地继承并弘扬西方改革宗神学的正传，但我们所强调的既不是地理与历史概念的“西方”，也不是宗派与民族意义上的“改革宗神学”，因为真理不分中西南北，真理本身具有自身的超越性和普世性。从历史的角度而言，“改革宗神学”（the Reformed theology）是指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时期所兴起的以加尔文为代表的基督教神学，与路德宗和重洗派神学不同。[1] 从真理的传承来看，我们从来不把这种“改革宗神学”视为宗派性的信念，而是正如华菲德所强调的那样，改革宗神学所反映的是：“1）最纯粹的有神论；2）达于巅峰的宗教观；3）福音主义最纯粹、最稳固的表达。”[2] 最高当然是一种理想的追求，而不是说已经达到了。因此，“改革宗神学”的核心不是论断别人的教条体系，而是始终自觉、谦卑地归回圣经的运动，这一运动的方向就是以圣经为最终的最高的信仰与生活的标准，从而使人的心思意念都被圣经中整全的启示所更新。

   弗雷姆在反思西方改革宗神学的时候强调，对于很多“改革宗人士”而言，“很少致力于培养肢体之间的爱，也很少培养对身体之外人士的爱。”[3] 我们固然应当欣赏、珍惜改革宗传统在神学、治理等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但我们“生命的中心不应当放在宗派和传统上，而是应当放在基督和圣经上。应当深深地感受到改革宗沙文主义（Reformed Chauvinism）的错谬，这种沙文主义竭力接力所追求的就是保持改革宗基督教的特色，不愿意接受教会其他支派的影响。”[4] 上帝不会把所有真理都赐给一个宗派，也不会让一个宗派毫无谬误，我们因此必须保持谦卑、开放的心态；谦卑就是承认我们自身的局限性，开放就是愿意向别的宗派的人士学习。弗雷姆强调，我们改革宗人士至少可以从十大方面向非改革宗的人士学习：

       

1、美国保守的改革宗教会最近这些年来在传福音方面不是很强。总是说别人是阿米念派，传福音传得不对，但自己做得也更是不够。在传福音方面的热情方面，我们应当学习阿米念派的热情。

    2、改革宗教会在培训刚归信或从非改革宗背景转过来的成年人方面做得很不够。这些各种背景的成年人在他们过去的生活中都有巨大的问题，往往不知道怎么研读圣经，也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培养敬虔的习惯。很多大的福音派教会在培训这些成年人方面做得更好。在对成年人进行门徒培训方面，我们可以向很多福音派教会学习。

      3、改革宗基督教在接触的人群方面非常狭隘。我们能够接触的人群看来只有白种人中上阶层，在某种程度上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我们还没有接触到少数群体、贫穷人和没有受教育的人。这些人本来我们应当给予特别的关注，因为在圣经中教会在族群和社会上都是普世性的，对穷人则有特别的关注。在关注穷人方面，我们可以向救世军之类的组织学习。

   4、我们这些受凯波尔思想影响的人，都一致强调把上帝的圣言带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中。但实际上我们对社会事务的关注既不经常，也没有多大效力。目前在美国社会中，在政治和伦理方面最有影响的基督教运动有灵恩派的，如“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有基要派的，如法威尔、杜布森等人 （Falwell, Dobson）；也有天主教的、路德宗的、甚至重洗派的，如西德 （Sider）。 [5] 这些领袖有时借鉴改革宗的学术思想，但改革宗人士却没有借鉴他们的亮光。我们应当向宗派之外的基督徒学习，学习如何有效地把观念传递给社会大众。 

      5、在这些领域中，问题的一部分就在于改革宗传统一致太强调理性的方面。当初慈运理甚至把音乐也从公共敬拜中消除了，他把公共敬拜完全变成了一个教导性的聚会。在这个方面其他改教家并没有追随慈运理的带领，但他们都是博学多识的人，仍然强调学识乃是作为牧师所必不可少的。因此，很多改革宗人士教导“理性的首要性”（the primacy of the intellect），主张理性影响意志和感情。根据范泰尔的思路，我们固然承认理性的重要性，但反之亦然。比如人的意志经常引导人的理性，当不信的人压抑真理的时候就是如此。在理性、情感和意志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高于另外的方面。人的知情意在亚当的犯罪中都堕落了，在基督里也都得到了拯救。因此，我们的犯罪、拯救、决策和知识关涉到我们的全人，我们不可把人的这些功能分割开来。我认为在我们的讲道和敬拜方面应更多地注重意志和情感方面。在这些方面，我们需要更加效法圣经本身。我认为灵恩派在其他方面错了，但我们也可以向他们学习。在诉诸意志方面，我们不要那么犹犹豫豫。圣经呼吁人们做出委身和抉择，我们不应当只是陈述真理，然后就消极地坐等人们的反应。我认为此处阿米念派比我们更加接近圣经。我们要防备“极端加尔文主义”（hyper-Calvinistic）。人确实有责任对福音做出回应，要求人做出回应是福音的一部分。人在这方面的责任与上帝的主权并不相悖。当然，没有上帝的恩典，人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回应。但是，合乎圣经的传福音绝不是告诉人们消极等待上帝先作工，而是应当毫不犹豫地告诉人们当悔改、归信，并且受洗。在这个方面我们一个当向葛培理学习，也许他有时讲的不对，但在向不信主的人传福音方面，他确实比一般改革宗传道人讲得更清晰，更有热情。

       6、传统改革宗在敬拜方面也有问题，因为在音乐和词语表达上没有合适的词汇，很难表达喜乐，很难造就各种类型的人。

       7、我们在培训牧职候选人方面问题更大。我们目前的神学院注重的是学术方面的训练。当然，理性领域一直是我们改革宗的强项。但在圣经中，使徒保罗所强调的长老的资格主要是在品格方面。我们对于候选人在非学术领域中的能力缺乏很好的评估，也没有帮助在他们性格的强项和弱项上进行有针对性的帮助。我倾向于认为：（1）在三十五岁之前，任何人都不当按立为长老；（2）寻求教牧按立的人应当接受一定的评估；（3）在正式按立之前应当有多年的学徒期，刚刚接受按立之后也要在一定的时间在牧长的监督下侍奉。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向主教制教会、黑人教会、改革宗浸信会教牧学院、拉丁美洲的“街头神学院”学习。

    8、我认为在保守派改革宗圈子内对教义的精准这方面的要求并不平衡，因此在教会的合一方面经常犯罪。当我谈及教会合一的时候，就有人指责我为了教会的合一而“以牺牲真理为代价”。我当然不会提倡为了教会的合一而牺牲真理。但在我们的圈子内就是如此，谈及教会的合一，就有人这样反应。“教义的纯正”这是很多人打出的王牌，在这种王牌之下，教会的合一就无人寻求了。我们对教义纯正的关注常常是扭曲的，看看我们最近这些今年来把地方教会和区会搞得四分五裂的这些冲突吧：上帝的不可测透性（the incomprehensibility of God）、护教学（apologetics）、千禧年（the millennium）、预言已成全论（preterism）、基督徒的自由（Christian liberty）、辅导（counseling）、签署信条（subscription）、唱诵诗篇（Psalmody）、当代敬拜（contemporary worship）、救赎历史讲道法 （Redemptive-historical preaching）、神法论（theonomy）、石腓德称义论（Shepherd's view of justification）、六日创造论（six-day creation）、圣灵恩赐终止论（cessationism）、普遍恩典（common grace）、签署苏格兰国家圣约的必需性（the alleged necessity of subscribing to the Scottish national covenants）。其实，这些事项只有很少几项和我们的信条有所不同，但在这些领域中很多人争来争去。有时争论非常凶猛，直接造成地方教会和区会分裂，甚至有人拦阻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参加侍奉。我们让这些意识形态性的东西来分化我们，使得我们常常昧着良心，互相指责。美国两个最保守的长老制教会美国长老会（PCA）与美国正统长老会（OPC）多次不能在组织上达成合一就是因为此类事项的搅扰。

   当然，我并不反对有人在这些领域中提出自己的观点，也不反对持有这些观点的人来说服别人。我所反对的是，我们在上述大多数问题中，不要把自己的主张当成衡量正统与否的标准，更不要对于持守相反观点的人肆意攻击，甚至拦阻人家的事工。此类持续不断的争战造成各种苦毒，极大的削弱了教会的事工和见证。我们就不能求大同存小异吗？传统改革宗强调真教会三大标记--真道的传讲、圣礼的施行和教会的劝惩，我看应当加上第四项，就是仁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13:35）。        

     9、在我们的圈子内，牧师基本上没有什么教牧关怀。区会本来是牧师的地方教会，但是，大多数区会会议只是讨论事务，有时甚至结党纷争。这时候区会就完全丧失了意义。我们应当向浸信会、灵恩派和其他联谊性的教会治理形式学习，他们的牧师在聚会的时候用很多时间实践一起祷告，互相造就，互相拥抱，真正表达感情的需要和安慰。         

     1010、我认为时代论基要派在教导孩子学习圣经方面比我们做得更好。我认为要教导孩子学习教理问答，但教导他们学习圣经更重要。

     最后，弗雷姆姆强调说，“我喜欢改革宗神学，但我并不相信改革宗教会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教会。我们在许多领域中都需要不断成长。因此，我认为把改革宗传统加上改革宗信条当成衡量正统与否的标准是完全错误的。”[6]

   约翰·牛顿对很多改改宗人士的担心仍然是大有道理的，我们常常因为教义上的不同而大动干戈，最终却没有使任何人得益处：“我担心有些加尔文主义者，虽在言语上使受造物降卑，把救赎之荣归给上帝，并认为这是自己谦卑的表现，却不明白自己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灵。只要使我们自己 信任自己，认为自己比别人更智慧善良，以至于以轻蔑之心对待不赞同我们的教义，不加入我们宗派的人，都显明是出于自义的灵。”自义也可因教义而滋生，正如行为一样。一个人的头脑中可能装满了正统教义，认为受造物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价值，得救完全是靠上帝白白的恩典，但他的心仍然是法利赛人的心。即使最优秀的人身上也有这样的毒酵，一旦我们的对手受到嘲讽就喜形于色，感到自己的判断更高超。大多数正争议都沉浸在此类毒酵之中，而不是压制这种倾向，所以很少有好果子。它们刺激那些应当予以说服的人，使那当受造就的人自高自大。”[7]

      所以，笔者强调，改革宗神学的精义就是不断归回圣经，不断“访问古道”（耶6:16），谦卑地接受“圣而公”之教会的正传，返本开新，承先启后，不断地更多地认识上帝，不断地更多地明白圣经，不断地更多地明白并发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当有的作用。“圣而公”之教会必然传讲“圣而公”之真理，发挥“圣而公”之作用，也就是把这种“圣而公”之真理落实在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体系上的整全性和应用上的现实性也是真正的改革宗神学的重要特色。[8]

作为长老会的牧者，笔者当然有自己的宗派立场，也就是说我们以改革宗神学和长老制教会治理为基督教的正传。但是，有明确的宗派立场，不等于搞宗派主义。正如笔者明确地承认自己是黄种人，但这并不等于主张种族歧视，更不等于否定其他肤色的人也是人，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承认自己的宗派立场，涉及到一个人是否诚实，是否具有自觉性的问题，因为我们总是处于一定的宗派之中，抽象的、纯粹的、人人都赞同的“基督教”是不存在的，我们所认信和传讲的基督教总是以一定的具体的形式存在的基督教。另外，我们不可能是完全超宗派的。声称自己是超宗派的，不过是对于自己的宗派立场缺乏自觉性，自欺欺人而已。因此，一味地否定宗派的存在，是出于可怕的幼稚和无知，对历史和现实缺乏基本的认识；主张消灭宗派，一统基督教，更是出于个人的狭隘和狂妄，甚至是出于某种阴暗的仇恨心理。

宗派主义乃是唯我独尊，彻底否定其他宗派的合理性。我们虽然坚持改革宗神学立场，但我们并没有声称改革宗神学是唯一的正统的基督教神学，不相信改革宗神学的人都是异端，不能得救。我们承认，凡是认信《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迦克顿信经》和《亚塔纳修信经》所明确的三位一体与基督神人二性的教会都是正统教会，也愿意在不同程度上向这些教会学习，并展开不同程度上的合作。因此，真正学习改革宗神学应当使我们感到谦卑，我们要虚心地领受宗教改革的正传。同时，真正学习改革宗神学也当使我们不断保持开放的心态，相信上帝在许多宗派中都有他忠心的仆人，甚至相信哪怕是不信主的人身上也有来自上帝的真理的亮光。我们都当本着感恩的心领受。“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雅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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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 A. Elwell, ed.,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Theology (Grand Rapids: Baker, 1996), p.  921.

[2] 改革宗出版社编订：《改教家加尔文——加尔文500周年纪念，1509-2009》（台北：改革宗出版社，2008年） ，262页。

[3] John Frame, The Escondido Theology, p. 117.

[4] John Frame, The Escondido Theology, p. 118.

[5] Ronald J. Sider, Rich Christians in an Age of Hunger: A Biblical Study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77, 1984, 2005)。此书一再出版，在基督教公共伦理方面颇有影响，是笔者在加尔文神学院研读神学期间老师制定的参考书之一。作者指责欧美基督教在神学上追求正统，但在行为上与异端无异；面对全世界大多数人的贫穷，欧美基督徒的赋予是肮脏的，这无益忽视上帝的祝福，具有极强的社会主义的倾向，但他对群体幸福的关注应当是正确的。改革宗公共伦理对其著作的反弹就是David Chilton, Productive Christians in an Age of Guilt-Manipulators (Tyler, Texas: Institutes for Christian Economics, 1981).此书与马克斯·韦伯所著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思路一致，强调只有敬畏上帝，守约守手法，勤奋劳动，才能有社会的普遍富裕；社会长期的混乱与贫穷是长期的无法无天、只顾眼前利益导致的。

[6] http://www.frame-poythress.org/frame_articles/1998HartDebate.htm，2012年4月13日查阅。

[7] John Newton, “On Controversy,” in The Works of John Newton, 6 vols. (New York: Williams * Whiting, 1810), 1:245.

[8] See Joel R. Beeke, Living for God's Glory: An Introduction to Calvinism (Lake Mary, FL: Reformation Trust, 2008); Abraham Kuyper, Lectures on Calvinism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31); and Philip Benedict, Christ's Church Purely Reformed: A Social History of Calvinism(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W. Allen,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Sixteen Century (London: Methuen, 1928); David W. Hall, Calvin in the Public Square: Liberal Democracies,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Phillipsburg, New Jersey: P&R, 2009); David W. Hall, "Calvin on Human Government and the States," from David W. Hall and Peter A. Liliback, ed., Theological Guide to Calvin's Institutes: Essays and Analysis (Phillipsburg, New Jersey: P&R, 2008), pp. 411-440; Ralph Hancock, Calvin and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Harro Hopfl, The Christian Polity of John Calv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Robert Kingdom, Calvin and Calvinism: Source od Democracy (Lexington, MA: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70); Douglas Kelly, The Emergence of Liberty in the Modern World (Philipsburg, NJ: P&R Publishing, 1992); Franklin Charles Palm, Calvinism and the Religious Wars(New York: Henry Hold and Company, 1932); Karl Holl,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Reformation (Cleveland: Meridian, 1959); John B. Roney and Martin I. Klauber, The Identity of Geneva: The Christian Commonwealth, 1564-1864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8); and Keith L. Griffin, Revolution and Religion: American Revolutionary War and the Reformed Clergy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