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勇：新加尔文主义与受造界秩序

新加尔文主义与受造界秩序

——选自王志勇《福音、国度与文化：三化异象与基督徒侍奉的天国战略》

杜伊维尔特别强调的“根本范式”是“创造、堕落以及通过耶稣基督在圣灵的交通中的救赎”（the motive of creation, fall, and redemption through Jesus Christ in the communion of the Holy Spirit）。杜伊维尔强调：“一旦这种模式完全抓住你，就会给你的生命立场和你对整个现世生活的观点激剧地翻转过来。”[1] 圣经一开始就向我们揭示了本源的问题：“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1:1）。上帝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和计划创造世界，要“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弗1:6）。

  尽管人犯罪堕落，违背了上帝的律法，但受造界的秩序仍然存在，上帝设立的自然法则和道德法则仍然有效，这种对于“受造界秩序”（the creation order）的强调，乃是加尔文主义的特色。正如布洛克与苏坦特所综述的那样：“上帝的普遍恩典就是上帝维系受造界秩序的普遍性的恩宠，尽管罪仍然存在。普遍恩典与特殊恩典不同。上帝的特殊恩典恢复、更新、重造受造界秩序，使其成为上帝的国度。前者为后者服务，等待后者的临到。上帝的普遍恩典就是这样的事实：尽管人类叛逆上帝，污染并败坏了整个世界，使得整个世界都需要救赎，但上帝仍以其慈爱的忍耐之心保守人类和受造界。普遍恩典表明的是世界受到咒诅与基督再来之间的时期，尽管期间仍有咒诅，但上帝赐下道德、认知与自然的美物，确保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保持一种有机的受造物之间的合一。”[2]

   对于以凯波尔为代表的新加尔文主义而言，“恩典恢复自然”（Grace restores nature.）乃是核心性的特征。[3] 因此，上帝通过特殊恩典和特殊启示拯救我们，绝不是让我们离弃受造世界，而是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重新承担上帝在创世之初就赐给我们的治理全地、管理万有的文明使命。换言之，上帝的恩典使得人重新回到上帝当初造人的目的，不仅使人的本性得到满足与实现，也使上帝对于整个世界的计划和旨意得到实现。[4] 这就使我们在本书中强调的“双重计划”、“双重秩序”与“双重实现”：“双重计划”指向上帝对于个人和世界的计划；“双重秩序”指向个人的心灵秩序与社会的公共秩序；“双重实现”指向上帝所创造的个人的本性的实现与上帝对整个世界的旨意的实现。

   既然上帝之外的万有都出于上帝的创造，既然在人堕落之后上帝仍然通过普遍恩典保守受造界的秩序，形式和物质、自然和恩典、自然和自由之间就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对立或矛盾之处。即使撒但也是上帝所创造的受造物，只不过是堕落了而已，他犯罪活动不会超出上帝所允许的范围。因此，圣经中所主张的绝不是神魔大战，而是上帝绝对性的主权和统治。哪怕撒但在其堕落状态中，仍然处于上帝的掌管之下，他绝没有资格和能力成为上帝的对手。因此，当撒但伤害约伯的时候，他要征求上帝的同意（伯1:6-12；2:1-7）；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与魔鬼展开惨烈的斗争，他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最后只是说：“撒但退去吧！……于是魔鬼离了耶稣”（太4:10-11）。因此，杜伊维尔强调：“作为创造者，上帝显明他自己是绝对者，是一切相对性的存在的同一的本源。他并没有原初就存在的与他为敌者”（As Creator God reveals himself as the Absolute and integral Origin of all relative existence, He has no original antagonist over against himself.）。[5] 在合乎圣经的模式中，首先强调的就是上帝与世界的创造。这种创造不仅仅是“无中生有”（creatio ex nihilo），说有就有，更是“物各有则”——上帝为受造万有设立的存在与运动的法则。[6] 因此，真正的对立不是在上帝的受造界中，上帝创造万有，各按其时，各从其类，各有其用，本身都是美好的，合在一起则组成了上帝所创造的美好世界：“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创1:31）。

   真正的对立是在人的心灵之中，是围绕着是否顺服上帝的律法展开的。人的心灵乃是最大的战场，我们的心灵若不归向上帝及其律法，就必然走向叛逆、犯罪、堕落和死亡。因此，我们的责任不是对付魔鬼，甚至也不是消灭任何人，而是确保我们自己的心灵能够按照上帝的启示来观察和评估一切，因为我们的心灵不仅是宗教的中心，更是“人类存在的宗教之根”（the religious foot of human existence）。[7]这个中心是人存在的中心，是 “一个人在时间性实体中各种功能的宗教性的统一之根”（the religious root-unity of all functions of a person in temporal reality）。[8] 所以，圣经强调：“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4:23）。这种“宗教之根”指向个人的时候是指人的心灵，而在指向全人类的时候则是指人类的根深蒂固、不可摆脱的宗教性，人类的一切活动及其意义都受这种宗教性或信仰的影响。[9] 前面谈及的十五大领域或方面，反映的是受造界的丰富性，各个领域都有各自的规则和功用，我们既不能人为地高举一个领域，将其神化，也不可把某个领域排除在外，而贯穿各个领域的就是人的心灵及其信仰。心灵通过信仰把各个领域整合在一起，同时又超越各个领域，对自己在各个领域中的参与予以观察和评估。当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和注重的不是某个方面，而是由这些方面组成的具体的个体性的人物或事件。

   杜伊维尔特别强调“上帝的受造界秩序”（God’s creation order），这种秩序虽然在历史中展开，但本身并不是来自历史，而是来自上帝的创造。这种秩序在本质上是一种自发秩序，不是来自任何人的发明。不管是希腊哲学中盛行的形式与物质的模式，还中世纪与近现代哲学所强调的自然与恩典、自然与自由的模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上帝的创造及其秩序。因此，杜伊维尔明确指出：“领域主权是基于创造，而不是基于历史”（sphere sovereignty is rooted in creation, not in history.）。[10] 巴特和福音派人士的一大问题就是把救赎与创造割裂开来，对此杜伊维尔特别强调说：“谁忽略创造的启示，就不明白堕落的深度，也不明白救赎的范围。把创造贬低到背景之中是不合乎圣经的。……有人认为，对于堕落的人类而言，原初的受造界制度（the original creational ordinance）已经无法辨识，因为随着罪的出现这些制度已经在根本上被改变了。这种看法在本质上最终否定的就是上帝的普遍恩典的真正意义，上帝的普遍恩典维系这些制度的运行。罪所改变的不是受造界的法则，而是人心的方向，使人心转离其造物主。”[11] 因此，我们所要对付的绝不是受造界本身，更不是上帝在受造界中设立的秩序和法则，而是我们自己的心灵。

   杜伊维尔进一步指出：“不管是实体的各个方面，还是决定具体的受造物的性质的各种结构，以及作为人类行动的法则的各种原则，都没有被人的堕落改变。否认这一点所导致的就是不合乎圣经的结论：创造和堕落一样广泛，即堕落摧毁了创造的本质。这样的结论就意味着罪面对万有的创造者上帝却发挥着一种自决性、自法性的角色，这是不可能的。谁持守这样的主张，就否定了上帝的绝对主权，赐给撒但和造物主同样的权力。”[12] 虽然我们强调罪对个人以及社会的影响，但我们绝不能片面夸大罪的影响，仿佛罪已经超越了上帝的主权，废除了上帝设立的秩序和律法。正如智者所罗门在圣灵默示下所歌咏的那样：“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他必降临，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在他的日子义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诗72:5-8）。

   不管是人类之外自然界的秩序，还是人类之间道德界的秩序；不管是自然界中的物理现象，还是人类心灵中的心理现象，都仍然处于上帝的掌管和保守之下。更重要的是，上帝这种对于受造界及其秩序的保守不是无奈的、消极的、被动的保守，而是等待耶稣基督完全的救赎和得胜。因此，保罗强调：“及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加4:4-5）。世界历史由上帝的创造，经过上帝的护理，最终走向上帝的成全。上帝对于人的救赎就是处于上帝的护理之中。上帝借助护理之工，保守受造界秩序的存在，遏制人在堕落之后罪性的爆发。然后又在护理之中，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使得世界由人的堕落和污染而走向救赎和更新。基督不仅是选民的元首，也是万有之首，上帝的计划就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弗1:10）。恩典会更新自然，自然会复归美好。上帝的普遍恩典使得人类犯罪所污染的一切不至于走向毁灭，而上帝的特殊恩典则装备上帝的选民重新承担起治理全地的使命和托付。当上帝藉着耶稣基督审判整个世界的时候，世界得到彻底的更新，罪恶得到彻底的清除，恩典之工也就完成了。那时，正如凯波尔所强调的那样：“恩典的侍奉将会终结，荣耀的国度将是得救得荣之自然的国度，上帝在原初受造界中的一切荣美将以完全的形式展现出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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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ooyeweerd, Roots of Western Culture, p. 41.

[2] Brock and Sutanto, Neo-Calvinism, p. 249.

[3] Nathaniel Gray Sytanto & Cory Brock, T&T Clark Handboks of Neo Calvinism, p. 78.

[4] Nathaniel Gray Sytanto & Cory Brock, T&T Clark Handboks of Neo Calvinism, p. 79.

[5] Dooyeweerd, Transcendental Problems of Philosophical Thought, p. 67.

[6] See Yong-Joon Choi, Dialogue and Antithesis, pp. 137-138. “Explaining creation as philosophical truth, Artsen mentions three points: (1) creation is first creatio ex nihilo [creation out of nothing], which contrasts with the Greek notion of ex nihilo nihil fit [from nothing nothing can originate]; (2) creation is the production of being in an absolute sense, and (3) creation is the production of beings with all their principles.”

[7] Dooyeweerd, A New Critique of Theoretical Thought, Vol. I, v.

[8] Dooyeweerd, Roots of Western Culture, p. 31.

[9] Verburg, Herman Dooyeweerd, p. 172.

[10] Dooyeweerd, Roots of Western Culture, pp. 58-59.

[11] Dooyeweerd, Roots of Western Culture, pp. 60-61.

[12] Dooyeweerd, Roots of Western Culture, p. 61.

[13] Kuyper, Common Grace, vol. 1, p. 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