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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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以基督教立国
原则：离开基督教信仰，自由人的政府将无法维持长久。
——选自王志勇《美国以基督教立国：清教徒神学与英美保守主义建国二十五大原则》
注释：1、此处我们所谈及的并不是泛泛而论的“宗教立国”，而是以基督教立国，在美国尤其是以清教徒神学立国。[1] 美国以基督教立国，这是不争的事实。任何一个国家的稳定和繁荣都需要一个主流性、主导性的宗教，而美国立国并兴盛所依赖的宗教不是社会主义，不是伊斯兰教，不是印度教，不是多元宗教，更不是世俗化或世俗主义，而是来自圣经启示和欧洲正传的基督教。当然，美国立国过程中也有启蒙运动与自然神论的影响，但这并非美国立国的主流性、决定性的影响。
2、对于美国而言，宗教立国是以基督教新教中的清教徒神学建立宪政民主国家。按照桑多兹的考察，“美国是一个以教会为其灵魂的国家”（America is a nation with the soul of a church.）。[2]进一步言之，这种基督教乃是以清教徒神学为核心的基督教。托克维尔强调，当初的清教徒“将一种称之为民主的、共和的基督教之外，再没办法用其他词汇来称呼的基督教，带进了新大陆。这一点，当然对在政治活动中确立共和和民主制度有很大的帮助。在此，一开始政治和宗教便协调一致，而且之后从没有中断过这种关系。”[3] 托克维尔虽然身为天主教教徒，但他自己坦率承认：“天主教就像一个专制君主国。”[4] 因此，奠定美国宪政的并非是天主教。这种“民主的、共和的基督教”，当然不是今天泛泛而论的在神学上被斩首、在政治上丧失基督教国家和文明之理想的福音派基督教，[5] 而是改革宗传统，尤其是清教徒神学。在柏克看来，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源泉，如果人们抛弃了基督教，就必然会用有害的迷信取代它。[6] 美国的共和主义，在本质上属于“某种较为宽松的、世俗化的清教主义”。[7] 正是这样的宗教，“使英裔美国人的社会得以建立”。[8] 一旦完全偏离清教徒所提倡的睿智、冷静、勤劳和节俭的生活，走向奢侈、铺张和浪费，就会摧毁共和国得以建立的美德的根基。不管是希腊还是罗马的历史，都一再表明：“一旦道德沦丧，一个民族绝无可能继续保持自由。”[9]
3、因此，不管是当初美国的缔造者们，还是今日我们中国基督徒，所要建立或捍卫的绝不是随便一个品牌的国家和文明，而是基督教国家与文明。无须讳言，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宗教或信仰。宗教是指根基性的信仰体系，包括人的本源、人与宇宙的关系以及人与同胞的关系。宗教并非一定是有神论的，正如印度的佛教是无神论宗教一样。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宗教，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并宣誓为之奋斗终生的就是“共产主义信仰”，即“共产教”、“拜物教”（materialism）。就其理论上的虚幻性和实践上的杀戮性来看，共产主义可被称为从二十世纪延续到今天的世上最大的邪教。
4、关键不是宗教立国，关键是以什么样的宗教立国。托克维尔谈及基督教在美国发挥的决定性影响时强调：“专制制度能不要宗教信仰而进行统治，但自由的国家却不能这样。在他们所赞扬的共和制度下，宗教，比在他们所批判的君主制度下更为必要，而在民主共和制度下，比在任何其他制度下更为必要。当政治纽带松弛但道德纽带并未得到加强时，社会怎么能避免崩溃呢？假如一个自主的民族不服从上帝，它能作出什么呢？”[10] 因此，要真正建立宪政、共和、民主的国家，必须有与之相契合的宗教信仰来支撑。亨廷顿强调：“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宗教不是一个‘小差异’，而可能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最根本的差异。”[11] 中国人强调“道不同不相与谋”，可以说，宗教信仰的差异乃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分水岭式的差异。
5、脱离了基督教信仰，自由就成为放纵私欲的自杀，制度就成为奴役人民的牢笼，科学就带来整个人类的毁灭，文化就走向弱肉强食的野蛮。内莫在其研究中指出，按照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所揭示的思路，不公义的国家就是“巨大的匪帮”。[12] 内莫解释说：“对真上帝的了解和敬拜对人形成真正的民主和真正的共和国来说必不可少。……随着人们信仰真正的上帝，且恩典促人去爱，人们才能践行真正的正义，才会有真正的‘共和国’。除了基督徒，不可能有真正的国家，没有教会，国家便不可能存在。”[13] 罗马帝国本身千年以来一直是烧杀抢掠，罗马陷落本身虽然颇为遗憾，但在历史上毫无深刻的重要性。如今中国大陆的“红色中国”，几千年来已经习惯了欺压百姓、胜王败寇的恶习，所谓的朝代更替无非是“城头变换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意义！对于中国基督徒而言，我们仍然面对以基督教建立国家和文明的重任。
6、宗教塑造民众的道德，道德决定民众的素质，民众的素质决定政治的状态。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其告别演说中特别谈及宗教和道德的重要性，明确地说：“在导致政治昌盛的各种意向和习惯中，宗教和道德是必不可少的支柱。那种想竭力破坏人类幸福的伟大支柱──人类与公民职责的最坚强支柱──的人，却妄想别人赞他爱国，必然是枉费心机。纯粹的政治家应当同虔诚的人一样，尊重并珍惜宗教和道德。它们与个人的和公众的幸福之间的关系，即便写一本书也述说不完。我们只须简单地问一句，如果在法院藉以调查事件的誓言中，宗教责任感不再存在，那么那里谈得上财产、名誉和生命的安全呢？我们还应当告诫自己，不要耽于幻想，认为道德可以不靠宗教维持。尽管高尚的教育对于特殊结构的心灵可能有所影响，但根据理智和经验，不容许我们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国民道德仍能普遍存在。”离弃基督教的道德原则，国民道德就丧失了基本的标准和底线。
7、没有主导性的宗教，不仅不能建立宪政民主的制度，就是维持一个民族和文化的存续也是不可能的。托克维尔明确指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这样的信仰，就不能够欣欣向荣，这并不难理解；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缺乏共同信仰的社会，是根本无法存在的，因为如果没有共同的思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有人存在，但根本构不成社会。因此，为了达到使社会成立，甚至欣欣向荣的目的，我们就有必要用某种主要的思想把全体公民的精神经常聚拢起来，并使之保持整体性。”[14]当代美国著名保守主义思想家里查德·霍夫施塔德指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命运依赖于一种而不是多种意识形态。”[15] 使美国成为美国的意识形态显然不是世俗化的自由主义，更不是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而是以基督教为根基的保守主义。托克维尔总结说：“在美国，启发民智的正是宗教，而将人导向自由的则是遵守上帝的诫命。”[16] 托克维尔的结论就是，美国人的制度之所以能够建立并持续，“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宗教……美国人用行动证明：他们认为要让民主制度具有德化的性质必须依靠宗教。美国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正是所有民主国家都应该理解的真理。”[17] 当然，毫无疑问，托克维尔强调的是基督教，尤其是以清教徒为代表的基督教新教！
8、要确保美国的“合众为一”，最大的威胁就是种族的、地方的、民族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多样性造成的分裂美国的威胁。因此，罗斯福警告说：“有一种情况绝对会导致国家的崩溃并阻碍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继续存在的一切可能，那就是听任美国成为一个充满民族纠纷的国家。”[18] 如果美国国家领导人数典忘祖，背叛美国的基督教传统，放松对移民的审查，使得无数共产党员和伊斯兰教徒移民美国，美国在人口构成上必然迅速转向社会主义国家或伊斯兰教国家，从对基督教文明的认同转向对非基督教文明的认同。毫无疑问，这样的美国领导人背叛了美国建国的理想，他们对非法移民和外来思想的放纵只能毁坏美国建国的根基，使得美国成为“精神分裂的无所适从的国家”！因此，亨廷顿分析说，这些貌似公平的多元主义文化论者，“他们并非要美国认同另一种文明，而是要建立一个拥有众多文明的国家，即一个不属于任何文明的、缺少一个文化核心的国家。历史表明，如此构成的国家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而长期存在。一个多文明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联合国。”[19] 毫无疑问，亨廷顿所强调和捍卫的乃是美国的基督教文明，这种文明乃是美国的“文化核心”。
9、教会虽然不能作为宗教组织直接参政，但必须被视为是第一大重要的公共性的组织。教会不属于任何党派，不属于任何民族，而是把各个党派和民族都凝聚在一起的粘合剂。托克维尔强调，不管美国基督教有多少宗派，都是信奉上帝教导的同样的道德律，基督徒的道德标准在各个地方都是一致的，这是确保美国社会与文化的统一性的关键。当然，在反律主义的毒酵的影响下，目前很多美国教会不再明确地教导上帝所启示的以十诫为综述的道德律，这也是美国社会出现很多怪现象的原因。美国教会必须深刻悔改，重新回到宗教改革的正传，重新回到清教徒对于上帝的律法的强调。清教徒强调，基督徒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荣耀上帝，而荣耀上帝的标准就是整个圣经，尤其是上帝所启示的以十诫为综述的道德律，乃是基督徒顺服上帝、造福他人的标准。[20]
10、美国基督教神职人员虽然不在政府部门担任公职，不参加党派性的政治，但他们确实通过传讲上帝的真道为社会提供道德上的稳定性，从而使得国家能够保持长期的兴盛。神职人员主要发挥一种教化性、道德性的力量。要捍卫美国的自由和安全，神职人员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圣经明确启示、历代大公教会保守的宗教原则和道德价值。真正的神职人员不要过多地陷入到当下的党派政治中去，要知道作为上帝的使者比社会任何政党和意见领袖都更加尊贵。神职人员千万不可轻看教牧的职分，千万不可忽视为教会和社会守望祈祷。托克维尔在观察美国神职人员在政界的地位时强调：“我惊奇地发现，他们没有一个人出任公职。我没有看到一个担任行政职务的神职人员，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里也没有看到他们的代表。……他们大部分人好像自愿不搞政治，而将这一行的荣誉让给他人。”[21] 托克维尔甚至强调：“一旦宗教信仰的解说人参与到政治中去，信仰就将产生几乎无法避免的危机；我认为，现代民主国家应当不计代价地维护基督教。因此，我宁可将神职人员关在教堂里，也不愿让让他们越出教堂的大墙一步。”[22]
11、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仰自由。”联邦政府不得设立任何宗教或宗派为国教，人人都享有宗教自由，每个宗教或教派都在法律上都得到平等的保护。这一修正案在本质上所提倡的绝不是接纳一切宗教的宗教自由，而是在基督教内部的教派自由。这一修正案是对联邦政府中立法部门的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各州不能设立国教，实际上美国立国之初若干州是有自己的国教的，例如，当初的弗吉尼亚州是以圣公会为国教的。同时，美国宪法也绝对预设美利坚合众国是以基督教为依托的，尽管不是明确地以基督教的某个宗派为美国统一性的宗教信仰，但以基督教立国是美国缔造者们的共识。
12、宗教和现实利益分不开，但宗教不可依附于任何现世利益集团，应当保持自己崇高的独立性。托克维尔强调：“宗教一旦依附于现世利益，几乎又会和世上的一切权力一样脆弱无力。只有宗教能够永垂不朽，然而与那些短命的权力结盟，就是把自己拴在这个权力的命运上，并且经常是伴随着昔日支持这些权利的激情的消失而灭亡的。所以，宗教同各种政治权力结盟时，只会让自己担起沉重的盟约义务。不需要依靠政治权力的帮助，宗教就能生存，而假如给与政治权力以帮助，就会使自己灭亡。”[23]
13、最需要谨慎的就是“政教的密切结合”。法国大革命将天主教教会当作重点打击对象，就是因为长期以来教会与王权同流合污、腐败堕落。托克维尔就欧洲基督教的衰微分析说：“欧洲的不信教人士，不是把基督徒当作宗教敌人加以攻击的，而主要是把他们当作政治敌人。他们之所以仇恨宗教信仰，不是把它视为一种错误信仰，多半是把它视为一个政党的意见。他们排斥教士，不是因为教士是上帝的代表，而是因为教士是政府的朋友。在欧洲，基督教曾准许人们把它与俗世政权紧密结合起来。今天，那些与基督教结合的政权已经衰落，而基督教本身则仿佛被埋在那些政权的废墟堆里。它虽然还活着，却被死去的政权压在底下，只要清除压着它的瓦砾，它就会立刻站起来。”[24] 因此，基督教教会和教士应当竭力保守自己的独立性和超越性，不可轻易与任何政权、政党、政纲密切结合。
14、基督教的活力不在于得到国家的支持，特别是国家税收的辅助，而是在于自身的纯正有力。在美国，正是因为基督教没有直接得到国家的财政支持，而是直接参与宗教市场上的竞争，才变得始终具有创新与应变的能力。因此，托克维尔强调：“无论你怎样寻找，除去人们意志的自由联合外，你在人们之间再也找寻不到真正的强大力量了。而且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宗教或爱国主义可以使全体公民永久地向同一目标前进。”[25] 因此，柏克强调：“没有宗教，人们就永远都不可能消除内心的种种私欲，当人们意识到他们是受到更高的委托来行使权力——这项权力，要想具有合法性就必须依照永恒法的形式（对意志和理性来说亦然）——他们就会对该如何将权力交付于卑鄙无能者的手中加倍谨慎。当他们为人官员时，就不是运用权威去分配一份可怜的工作，而是在履行一项神圣的职责；不是为了他们肮脏的一己私利，不是为了他们荒唐的反复无常，更不是为了他们专横的意志。他们只会把那项权力（任何人在交出或者接受它的时候都会颤抖）托付给那些能够让美德和智慧主宰自己行动的，并能在总体上负责的人。”[26]
15、基督教的地位和功用不是来自国家所授予的特权，而是基督教自身的力量，特别是基督教内部本身不断的悔改和更新。基督教本身作为一个信仰群体在人数和势力上大有影响，能够塑造精英人才，能够团结劳苦大众，这才是最根本性的硬件。如果基督徒忽略了本身的发展，一味地追求外在的政治权力，反倒是本末倒置了。因为，托克维尔强调：“虽然法律允许美国人自行决定一切，宗教却阻止他们想入非非，禁止他们任意妄为。在美国，宗教始终不直接参加社会的管理，却被看作政治设施中的最主要的一部分，由于虽然它没有向美国人提倡爱好自由，却让美国人能够轻松地享用自由。”[27]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托克维尔在此强调，基督教在美国本身就是“政治设施中最主要的部分”（the foremost of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that country）。[28] 那些把宗教和政治截然二分的人，既不懂得何谓宗教，也不明白何谓政治。真正的“政教分离”只是国家和教会在组织和功能上的划分，绝不是把宗教和政治截然分开，更不是把基督教赶出公共领域，甚至不允许基督徒参政。身为国家的公民，基督徒积极参政是理所当然的；对政治没有参与权，就不是真正的公民；有参与权却不参与，就是违背自己的责任。身为上帝的子民，基督徒参政当然要有基督的立场和追求，基督徒不可能与无神论、敌基督的人在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上同流合污。排斥基督徒参政，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歧视，更是直接违背上帝赐给基督徒的权利和责任。基督徒牧者拦阻基督徒积极参政，不仅违背圣经中明确的教训，也直接侵害了基督徒作为公民的基本权益和责任。
16、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来自上帝的赐予。上帝不喜欢各种形式的宗教狂热，特别是要把其他宗教信徒都以暴力手段灭掉的恶行。很多宗教狂人往往觉得只有自己是“麦子”，别人都是“稗子”，并且他们想把所遇到的“稗子”都灭掉，但上帝的旨意是：“容这两样一齐长，等着收割”（太13:30）。因此，我们要有宽容忍耐之心，基督徒所崇尚的公民政府乃是法治政府，正如美国的忠诚誓言所宣告的那样，美国是“在上帝之下统一的国家”（one nation under God）、“人人共享自由和公义”（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当然也包括人人享有宗教信仰上的自由。但是，那些滥用个人自由、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人，自身也丧失了被信任的任何基础。托克维尔列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个证人被传到法庭作证，此人在法庭上宣布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也不相信灵魂的不灭性。主持审判的庭长说：“由于证人在作证前已失去了法庭对他的信任，所以拒绝此人宣誓作证。”[29] 那些不信至高上帝和绝对真理的人，怎能期望得到别人的信任呢？
17、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我们必须承认多元宗教与文化的存在的现实性。正如亨廷顿所强调的那样：“全球单一文化论者想把世界变成美国一样。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论者则想把美国变成像世界一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非西方的美国便不成其为美国。多元文化的世界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维护美国和希望，就需要重建西方认同；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文化多元性。”[30] 接受全球文化的多元性，绝不意味着放弃美国的基督教信仰和文明。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前者强调基督教对于自由和秩序的根本重要性，而后者则恰恰相反，他们往往走向世俗化，把基督教当作攻击和毁灭的对象。
18、决定政治的重要因素是民情，决定民情的重要因素是宗教。一旦宗教被破坏，民情就会走向萎靡不振，而政治就会走向专制独裁。托克维尔敏锐地指出：“当宗教在一个国家被破坏的时候，那些智力高的人将变得迟疑，不知所措，而其余的人多半会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对于同自己和同胞最有利害关系的事物，每个人仅能习以为常地抱有混乱的和变化不定的概念。他们不是把自己的正确观点放弃，就是保卫不住它。于是，他们由于无力解决人生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便陷入绝望状态，以至于自暴自弃，索性不去想它们。这样的状态只能令人的精神萎靡不振，意志的弹力松弛，培养出准备接受奴役的公民。一个民族沦落到这种状态后，不仅会任凭别人夺走自己的自由，而且往往会自愿献出自由。”[31]
19、基督教向人呈现的终极性权威，就是上帝本身。因此，美国国家的座右铭就是：“上帝是我们所信靠的”（In God We Trust）。托克维尔分析说：“在宗教方面一旦也像在政治方面那样不再存在权威，人们立马会对因此而出现的无限独立的情景感到惊恐。一切事物的此种经常动荡状态，将令人们坐立难安和筋疲力尽。由于在精神世界已经发生动摇，因此人们便想尽力在物质世界建立巩固的秩序。然而，它们再恢复昔日的信仰已不可能，所以把自己交给一个人去统治。至于我，我对人们能够永远保持宗教的完全独立，又保持政治的充分自由表示怀疑。我一向认为，人如果没有信仰，就必然会遭到奴役；而如果想有自由，就必须信奉宗教。所以，在身份平等的国家，宗教的这种巨大功用比在任何国家都明显。”[32] 毫无疑问，宗教不可能是完全独立于政治自由之外，最起码宗教信仰自由本身就是国家当尊重和保护的最重要的基本人权之一。一旦我们不关心政治，一旦我们不珍惜基督教国家提供的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就会落在纳粹主义、共产主义、伊斯兰教恐怖主义的辖制之下，我们身为基督徒就不可能享受宗教信仰自由，这是几个世纪的历史铁证所证明的。
20、一旦人们放弃基督教信仰，一旦不信基督教的人口增加，美国就会陷入巨大的危险和混乱之中。面对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乱象，金复新反思说：“制度没变，只是人变了，从有信仰有一定道德水准的欧洲移民，换成各国来的大量低素质人口和被洗脑后白左、安提法、黑命贵，就选出了张牙舞爪的国会女四人帮。只是选民结构变了，从只能由负责任纳税男性的选民，变成妇女、各族裔、不纳税者、仇视美国的人都可以投票，甚至非法移民和死人都可以随意投票，美国的问题就越来越多，最后亡就亡在民主二字上面。——没有信仰和道德，什么制度都会变形、变味甚至变态。制度毕竟要人来执行，人要行，即便是中共那套制度，只要严格执行宪法规定人民享有的权力，也能强国富民。人不行了，制度设计得再优越，都成了文字游戏，又有何用？”[33]
21、美国在全世界捍卫自由，推动宪政民主制度，这种世界性的地位和功用是重要的。但是，有识之士一定要认识到，自由、宪政与民主并非人人都赞同的“普世价值”，而是完全建立在圣经启示和基督教文明的根基上。一旦美国国内基督教丧失优势地位，美国所谓的自由与民主制度也会随时受到异己势力的颠覆，正如希特勒纳粹主义颠覆德国的民主制度一样。因此，托克维尔在谈及民主的缺陷时强调，美国的立法者的成功之处就是“以宗教道德的不变对抗政界的经常变动”。[34] 倘若美国人背弃基督教的正传以及正统基督教所培养的诚实与勇敢的道德精神，尽管美国的法律制度表面上不变，也会走向混乱和贫穷，这就是人所担心的美国的“拉美化”：成为委内瑞拉性质的国家。托克维尔还指出，当时欧洲的问题就在于宗教和道德的崩溃：“区别善恶的标准完全颠倒了，宗教正在丧失对人们心灵的控制力，从道德世界看来一切都变得不可靠和不可信了，君民任意行事，没人能说清专制的放纵极限和自然的界限在哪里。”[35] 这种宗教的松弛和道德的败坏最后导致的就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接连爆发。
22、民主社会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托克维尔指出：“当一个人用这种诚实且合法的办法过分地追求幸福时，最终会有让自己非凡的才华失去用武之地的危险；而假如他仅仅忙于改善自己身边的一切，最终又会降低自己的人格。这才是危险的所在，并且将再无其他的危险。”[36] 如何面对这种危险？解决之道就是：“处于民主国家的立法者及所有有德有识之士，应当毫不松懈地努力提高人们的灵魂，并将之引向天堂。所有关心民主社会未来之人，都应该团结在一起，携手努力，使民主社会能够洋溢着永恒的爱好、崇高的情感和对非物质享乐的热爱。”[37] 只有继续保持我们对于上帝和真理的热爱，只有继续甘心乐意地为上帝和真理献上我们的汗水、眼泪和热血，我们才能摆脱民主社会中非常容易出现的“平庸之恶”。这种“平庸之人”使得人丧失最基本的良心和责任意识，把责任完全推给政党、国家和制度。[38] 薛华强调：“受过宗教改革洗礼的国家，个人自由亦非万能灵药。当基督教信仰基础被人淡忘时，不论哪一个政党当选，结果仍然是一样。当原则没有了，余下的只有务求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权术。”[39]
23、美国民主的大敌是什么？就是那些想方设法甚至不择手段地攻击和推翻基督教的各种异教和意识形态，尤其是以唯物主义为根基的社会主义，更是以“社会福利”、“社会公义”的名义成为美国许多极左人士的金招牌，他们以此颠覆基督教信仰所提倡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劳动者不得食等基本价值，完全离弃上帝所启示的道德法则，把同性恋、吸毒等罪恶美化为个人的自由和权利。[40]托克维尔明确指出：“假如民主国家的舆论界中有人宣扬有害的理论，说一切都将随着肉体的消灭而消灭，那就应当把这些人视为这个国家的大敌。我在很多方面都反对唯物主义。我认为他们的学说是有害的，并且讨厌他们的妄自尊大。若说唯物主义体系对人还有一点儿用处，大概就是它让人有了一个对自己的朴素认识。但是，唯物主义者本人却不这样认识自己。当他们自认为有充分证据证明自己也不过是兽类时，反而表现得十分高傲，仿佛自己就是神明。在所有国家，唯物主义都是人的精神的危险病症。但唯物主义在民主国家尤为可怕，因为它会同在民主国家中的人心常有的那种邪恶巧妙结合。”[41] 人心中常有的污秽就是嫉妒、懒惰、贪婪，这些罪欲在民主国家中更容易泛滥。只有基督教的教化，才能驯服人们心中的这些唯利是图、无法无天的怪兽。唯物主义强调物质决定一切，否定上帝和灵魂的存在，最终导致的就是赤裸裸的物欲放纵和权力斗争，即使选举也会肆无忌惮、毫不羞耻地弄虚作假，使得民主社会随时走向崩溃。基督徒必须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坚决反对唯物主义，因为这些意识形态乃是魔鬼用于屠戮人的灵魂和身体的武器！但是，我们还有比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泰勒强调：“今天对于自由民主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共产主义，尽管共产主义的威胁非常巨大甚至致命。比共产主义更危险的就是再在伟大的英语民主国家中把民主与其在耶稣基督里的福音中的根本完全斩断。”[42] 正如潘恩所警告的那样：“人必须作出选择的是，到底是接受上帝的统治，还是自己把自己置于暴君的统治之下”（Men must choose to be governed by God or they condemn themselves to be ruled by tyrants.）。
24、美国与西方文明的复兴必须重新回到基督教信仰，尤其是回到清教徒敬畏上帝、守约守法的精神。维沃在《思想的后果》一书的最后认为“不诉诸宗教是行不通的”：“我认为对于一种‘孤立、贫困、污秽、野蛮和匮乏’的生活来说，宗教信仰可以为它带来最强大的维系力量。所有的例子都表明，信仰缺失将导致某种形式的怨念（bitterness）。……这种怨念就在于不相信地狱的存在；因为（根据不可辩驳的神学三段论推理）如果没有地狱，就没有正义。而怨念总会推动自我毁灭。当一个人看到这个世界的回报不足以弥补这个世界的痛苦的时候，并且当它拒不承认存在其他回报的可能性的时候，这种简单的计算就能让他产生终结一切的念头。问题就是如何让人不再这么绝望地感到赏罚不公。今天的人们究竟是想继续生活下去，还是想毁灭世界？有时这种怨念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它让人们产生了选择后者的想法。”[43] 米德在总结英美社会崛起时强调：“当我们必须寻求对英语世界支配地位的解释时，应该要归因于其动态宗教，而不是世俗化。一个开明的现代化并没有战胜存在于英语世界中根深蒂固的传统宗教。相反，在英语国家人们的宗教生活中，动态宗教渗透进静态宗教并成为其补充物。金发姑娘之所以能够在黑暗恐怖的丛林中成功穿越西进，是因为如同她之前的东方三博士一样，有一颗星为她照亮了道路。”[44] 当然，美国的仇敌也是那些明确地反对基督教特别是清教徒神学的人，美国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激进左翼人士后来反思说：“当时流行的‘文化革命’所鼓吹的就是要把人们从传统思想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这是社会的园艺学家，他们要‘绿化’美国，让后工业时代的人们冲出清教徒主义的束缚。这是心存报复观点的天使，要摧毁美国这个‘罪恶的帝国’，解放全世界的囚徒。”[45] 因此，很多人否认美国的基督教传统，更是否认清教徒神学对于美国建国的奠基性、决定性的影响，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排除基督教在公共领域中的影响，直到最终把美国变成一个彻底世俗化、多元化的国家，从而使得美国文化丧失自己原有的以基督教为本的灵魂，最终彻底被异教异质的文化渗透和颠覆。
[1]约翰·艾兹摩尔，《美国宪法的基督教背景：开国先父的信仰和选择》，13-25页。
[2] Ellis Sandoz, Give Me Liberty: Studies in Constitutionalism and Philosophy (South Bend, Indiana: St. Augustine Press, 2013), p. 9.
[3]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202页
[4]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202页。
[5] See Mark A. Noll, 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4).
[6] Edmund Burke，Select Works of Edmund Burke，Vol. II，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1999) ，p. 186.
[7] 伍德，《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1776-1787》，386页。
[8]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一部分第一章，313页。
[9] 伍德，《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1776-1787》，391页。
[10]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2部分第九章，206页。
[11]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229页。
[12] 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ed. and trans. T. W. Dy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Book 4.4. p.147.
[13] 菲利普·内莫，《教会法与神圣帝国的兴衰——中世纪政治思想史讲稿》，张竝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28-129页。
[14]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1部分第二章，315页。
[15] Richard Hofstadter, quoted in Hans Kohn, American Nationalism: An Interpretive Essay (New York: Macmillan, 1957), p. 13.
[16]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1部分第二章，29页。
[17]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二部分第十五章，416页。
[18] 引自亨廷顿《文明的冲突》，281页。
[19]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281-282页。
[20] 王志勇，《清教徒之约》（上海：三联，2012年）。
[21]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208-209页。
[22]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二部分第十五章，418页。
[23]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209页。
[24]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211页，
[25]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一部分第五章，64-65页。
[26] 柏克，《法国大革命反思录》，冯丽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42-43页。
[27]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205页。
[28]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 1, p. 362.
[29]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205页。
[30]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293页。
[31]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一部分第五章，325页。
[32]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一部分第五章，325页。
[33] 金复新，“紧急呼吁美国人民勇敢站起来反抗拜登窃国”， https://m.creaders.net/blog/d/388451，2020年11月7日查考。
[34]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218页。
[35]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219页。
[36]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二部分第十五章，417页。
[37]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二部分第十五章，417页。
[38] 汉娜·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安尼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杰罗姆·科恩编，《反抗“平庸之恶”》，陈联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39] 薛华，《前车可鉴》：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梁祖永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212页。
[40] See Cheryl K. Chumley, Socialist Don’t Sleep: Christians Must Rise or American Will Fall (West Palm Beach, FL: Humanix Books, 2021); Scott David Allen, Why Social Justice Is Not Biblical Justice (Grand Rapids: Credo House Publishers, 2020); Michael Novak and Paul Adams with Elizabeth Shaw, Social Justice Isn’t What You Think It Is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15).
[41]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二部分第十五章，417页。
[42] E. L Hebden Taylor, The Christian Philosophy of Law, Politics and the State: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Thought of Herman Dooyeweerd of the Fre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Holland as the Basis for Christian Action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Nutley, New Jersey: The Craig Press, 1969), p. 610.
[43] 理查德·M.维沃，《思想的后果》，王珀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190页。
[44] 米德，《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264页。
[45] 彼德·科利尔、戴维·霍洛维茨，《破坏性的一代——对六十年代的再思考》（北京：文津出版社，2004年），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