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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勇:上帝的国度在人间

(2025-07-03 07:23:39) 下一个

上帝的国度在人间

——选自王志勇《福音、国度与文化:三化异象与基督徒侍奉的天国战略》

我们反复强调,上帝的国度指向上帝的主权和统治。只有一个上帝,有形无形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上帝也赐给我们权柄和责任,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按照上帝的约法治理全地,建立文明。人的堕落毫不损己上帝的主权和统治,人的堕落也毫不损己上帝的律法和秩序,人的堕落只能使得人本身自欺欺人,生活在蒙蔽和虚幻之中。

更重要的是,上帝并没有任凭我们在罪恶中沉沦,而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使得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和迷惑,重新认识和承认上帝的主权和国度,上帝重新成为我们的上帝,我们重新成为上帝的子民。因此,上帝的救赎绝不是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而是让我们重新在这个世界中成为上帝的儿女,重新承担治理全地、建立文明的使命。这种文明使命就是我们在本书中强调的基督教文明论或基督教文明哲学的根本。

因此,我们在本书中的一大突破就是把上帝国度在世界上的进展与文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这种文明的进程就是“民族福音化”、“教会国度化”与“文化基督化”的进程。一旦我们放弃这样的盼望和追求,我们就陷入到各种形式的不信和软弱之中。正如笔者钟爱的神学家巴文克在《基督教与教会的大公性》一文中所强调的那样:“上帝的国度确实不出于这个世界,但它确实要求这个世界中的一切都要为上帝的国度服务。上帝的国度排除一切,上帝的国度忌邪恨恶,它不会任凭这个世界上有与它并驾齐驱的独立或中性的国度。任凭这个时代自行其是,在安静退隐中寻求壮大力量,当然很容易做到。但是,此生此世我们不会得到这样的安息。因为每一个受造物都是美好的,倘若以感恩之心领受,就不需要拒绝任何东西。既然上帝的圣言和祈祷已经使这一切都得到圣化,所以,排斥任何受造物都是对于上帝的不感恩,都是误判、错估他的美善和恩赐。我们的争战是唯独针对罪的。不管当下认信基督的人被置于其中的关系如何复杂,不管社会、政治尤其是科学的问题如何严肃、艰难深知高不可攀,要从这样的争战中撤退,都是我们自身的不信和软弱。也许我们用基督教的动机来遮掩这样的撤退,把当代的文化视为妖魔来拒斥,仍然不能遮掩我们的不信和软弱。”[1]

本书写作历时二十多年之久,首先本书不是学院派学者的专题写作。他们的写作就像制作一个家俱,根据需要选取合适的样式和木材,花费一定的时间就能做成,这也是好的,各有各的功用。本书的写作更像是神学性、思想性的“随笔”,读书灵修,如在在自己的花园中独自徜徉,喜欢的花朵,信手拈来,插在花瓶中,就成为目前的样式。笔者不是国家体制内的廷臣,也不是大学机构中的学者,也不是任何智囊或学术机构里的作者,甚至也不是单纯作为一个基督徒或牧师写作,而是作为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清醒的人,一个清醒的基督徒,或在清晨,或在深夜,就这样自由地阅读,自由地思考,自由地祈祷,自由地写作,自由地把自己心灵花园中的花朵呈现在上帝和世人的面前。

在1998年普林斯顿大学加尔文主义讲座中,凯波尔在第一次讲座中就谈及“信仰生命的脉搏”(the pilse of religious life)有示弱,有时强,我们无法掌握这种强弱。但是,正如凯波尔所强调的那样,我们深知:“当信仰生命的高潮来临时,圣灵在人们心中的工作是不可抗拒的。加尔文主义者、清教徒和朝圣者先辈曼所经历的就是上帝在人心中绽开的伟大的工作。圣灵在每个人心中做工的程度不同,因为在任何伟大的运动中都是如此。在那些时代塑造生命中心,推动伟大的变革的人,他们在最大程度上经历来来自圣灵的更高的力量。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都被上帝接纳,得以进入大而可畏的永生上帝的密契之中。因着上帝在人心中的这种工作,一个人整个的生命都当活在上帝的面前,这种确信成为加尔文主义思想的根基。此种决定性的观念,更准确地说,此种伟大的事实,主导了加尔文主义者生活的各个领域。加尔文主义那囊括万有的生命体系就是原则这一源头性的观念发出的。”[2]

毫无疑问,十六世纪的西欧各国就是“信仰生命的脉搏”强有力地跳动的时代,那时基督教信仰的主题主导了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目前的欧美各国似乎经历“大背道”、“大重置”的时期,而中国教会则经历着“大混乱”、“大转型”的时期。如何看?怎么办?正如凯波尔在加尔文主义讲座最后所坦承的那样:“生命的感动不是从人而来,这是上帝的特权。信仰生活在一个世纪里高涨,在下一个世纪中低落,潮涨潮消,这一切唯独在于上帝的主权。在道德的世界中,我们有时会遇到春天,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然后寒冷的冬天到了,所有的生命溪流都化为寒冰,所有的宗教激情都变成岩石。……应该记得伊奥利亚的风弦琴,人们常常把它放在地下室外边,让清风去拂响它的乐章。除非有风吹来,琴始终静默无声。即便有风出来,如果琴没有预备好,没有在那里等风吹来,我们或许只能听到微风吹过的沙沙之声,绝不会听到琴所发出的令人心旷神怡的天籁之音的一个音符。加尔文主义就像这样的风弦琴,没有来自上帝的圣灵的感动,它绝对没有任何力量可言。无论如何,我们仍然感受到,上帝赋予我们这样的责任,就是让我们保护好这个风弦琴,将弦调正调好。让我们站在上帝的锡安圣山的窗口前,等待圣灵的风吹来吧!”[3]

当年卡尔·巴特撰写《罗马人书注释》,是因为他深信他所学过的大部分神学都需要一定的修订。巴特写作不是为了出版,而是为了在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中间传阅。[4] 虽然笔者血样学养有限,但我确实深信目前华人教会对于基督教神学与思想的领受不仅停留在肤浅的层面,并且很多方面在翻译和理解上是错误的,因此就努力把自己的研究和领受整理出来。本书很多部分也在笔者很多学友之间传阅,如今以书籍的形式出版,希望上帝祝福使用,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本书的写作就像一个小小的芥菜种,慢慢地长起来。如今这本书长成几百万字这样的大树,我自己也感到惊奇!愿上帝继续施恩,各样自由的鸟儿都能在这颗大树的荫凉中得到点点滴滴的荫凉和栖息。

 

[1] See Herman Bavinck, Our Reasonable Faith, trans. Henry Zylstra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56), p. 10.

[2] Kuyper, Lectures on Calvinism, pp. 25-26.

[3] Kuyper, Lectures on Calvinism, p. 199.

[4] 胡斯都·L. 冈察雷斯,《基督教思想史》,第3卷,陈泽民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 468-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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