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尔文主义在国家论上的问题

新加尔文主义在国家论上的问题

——选自王志勇《福音、国度与文化：三化异象与基督徒侍奉的天国战略》

可惜，荷兰新加尔文主义领袖凯波尔并没有完全摆脱自由主义的影响。他一方面主张基督的主权涵盖个人与社会生活的“每一寸空间”（“every inch” approach to the lordship of Christ），一方面否定了基督教国家在捍卫基督教信仰方面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否定基督对于国家的王权，致使荷兰这个以改革宗为国教的基督教国家不断向穆斯林移民开放，基督教在荷兰的地位和影响不断下降，大有被异教文化尤其是伊斯兰教吞噬的势头。

赫尔曼·巴文克在其《改革宗教义学》中甚至直接否定了耶稣基督对于国家的王权：“作为上帝的子民，不管是在旧约之下还是在新约之下，教会都是神权制的共同体。主是教会的审判官、赐律者和君王（赛33:22）。但是，在公共领域中，上帝把主权赐给了政府，在教会中上帝指定基督为君王。”[1] 巴文克如此把基督的王权仅仅局限在教会之中，如此区分上帝的主权与基督的主权，[2] 实在是不明白圣经中核心的启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属于上帝的，都已经赐给了主耶稣基督，正如《诗篇》所预言的：“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诗2:7-9）。巴文克等此类等说法更是直接违背了耶稣基督的宣告：“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太28:18）。

假如主耶稣基督只是在教会中才有王权，在国家中没有王权，这就是说基督没有任何王权，因为所有地方的教会也都是生活在国家之中。巴文克这个方面的说法，显然背离的古典改革宗神学的认信，落入现代主义或自由主义的牢笼之中。在十九世纪的荷兰，以安德森·皮尔森（Allard Pierson,1831-1896年）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思潮的根本就是否定上帝的启示的无谬性与权威性，从而否定建立在上帝的启示的基础上并以传扬上帝的启示为根本的教会的作用，然后把国家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完全把教会和神学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The sovereigh state should come to rule the people without any resources to churches or theology.）。[3] 这就是约翰·巴文克所强调的“主的王权在世界中的危机”（the crisis of the Lord’s kingship in the world）。[4] 当初犹太人的离经叛道就是明确否定基督的王权，他们宁肯让不信的外邦人为他们的君王：“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午正。彼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彼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月19:24-25）。这种王权之争乃是自古以来一切政治与宗教冲突的核心：“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诗2:1-2）。

赫尔曼·巴文克这种说法实在是荒谬绝伦，匪夷所思！毫无疑问，这样的论述乃是受到自由主义毒酵的影响，不仅缺乏属灵的看见，并且站到了仇敌阵营之中，将基督与基督徒在公共领域中的主导权拱手相让。时至今日，如果不是历史证明，我们也都很容易这么想，仿佛我们比上帝还宽容。这是因为我们缺乏属灵的视角，不明白上帝的旨意：“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创3:15）。历史的轨迹已经成已经证明，凯波尔与巴文克此类的主张不仅是极其错误的，并且对于基督的生活与见证造成了巨大的危害，直接导致了西方基督教国家被共产主义和伊斯兰恐怖主义渗透的巨大危机，这是2025年的今日世界有目共睹的！

在本质上，这种论述根本上不明白上帝的心意与历史的发展，不知道灵魂与国家乃是灵命争战的两大核心——一是以个人为聚焦的心灵深处，二是以国家为聚焦的公共领域。正如约翰·巴文克所强调的那样：“旧约圣经强调耶和华的国度在以色列国民族中预先表征出来，这个民族包括教会与国家，是在祭司与君王两大职分中联合在一起的，因此被称为‘祭司的国度’（出19:6）。在耶路撒冷的圣山上，圣殿与宫殿毗邻而居，这也是锡安山之名既指向圣殿也指向宫殿的原因。”[5]

凯波尔等此类说法受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的影响，中了魔鬼的诡计。撒但不仅争夺我们的灵魂，更是直接争夺国家政权，因为一旦夺取国家政权，撒但及其差役就会欺骗、奴役更多的灵魂。基督徒的自以为宽容，却不晓得仇敌的凶残，给了魔鬼可乘之机，使其通过无神论者与穆斯林恐怖主义分子对基督教国家长驱直入，毫无阻挡，甚至享受特别的保护和福利，使得这些势力大有渗透和摧毁西方基督教文明之势。笔者将在《根基、框架与秩序：三重建构与基督教圣约世界观神学》（暂名）一书中从神学角度详尽地驳斥新加尔文主义在国家与教会关系上的错谬之处，此处不会详尽展开。

1896年，凯波尔提议在受其影响的教会中废除《比利时信条》36条论及的执政官捍卫基督教信仰的责任，他认为国家不必执行以上帝启示的十诫律法的第一版内容。在一个多元化的国家中，各种伪宗教应当得到宽容，他的理由就是国家无法判断教会的真假，当然也无法判断宗教的真假。因此，国家应当一视同仁地对待各种宗教。凯波尔最出名的提倡就是“自由国家，自由教会”（free church in a free nation）。他反对以基督教为国教，当然也反对基督教国家的概念，从而加剧了荷兰这一传统的以改革宗立国的基督教国家的世俗化与多元化。今日荷兰穆斯林移民肆虐的乱象与凯波尔所代表的这种基督教内部世俗化和多元化的思潮是直接相关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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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avinck, Reformed Dogmatics, vol. 4, p. 329.

[2] See Nathaniel Cray Sutano & Cory Brock, T&T Clark Handbook of Neo-Calvinism, pp. 41-43.

[3] Arie L. Molendijk, Protestant Theology & Modernity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Netherland, p. 63.

[4] J, H. Bavinck, Between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p. 98.

[5] J, H. Bavinck, Between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p. 36.

[6] Quoted in Alvarado, “The Kuyper Option: Kuyper’s Concept of the Church in the Context of  Strategic Christian Action,” in For Law and Liberty: Essays on the Trans-Atlantic Legacy of Protestant Political Thought, ed. Brad Littlejohn (Lincoln, NE: 2016), p. 157.   Alvarado, “Preface,” in Hoedemaker, The Politics of Antithesis: The Anti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of Abraham Kuyper 1901-1905, translated by Ruben Alvarado (Aalten, Netherlands: Wordbridge, 2021), p.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