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勇：从心灵疾病与心灵秩序看南非问题

从心灵疾病与心灵秩序看南非问题

——选自王志勇《福音、国度与文化：三化异象与基督徒侍奉的天国战略》

本书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哲学之作，但笔者主要关注的仍然是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思考心灵疾病与心灵秩序的问题，并由此而触及社会与公共秩序，从而最终为政治秩序的转型塑造社会基础。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不是权力的运作和制度的设计，而是去发现上帝所设立的公义的秩序，尤其是心灵的秩序，从而为社会的失序提供医治。正如张伟所指出的那样，要构建“心灵的秩序”需要“高级法”。[1] 施特劳斯在其名著《城市与人》中更是强调：“城市，如果是健康的，仰望的不是它可以制定也可以废除的律法，而是仰望不成文的律法，就是神圣法，这神圣法就是城市的神祇。城市必须超越自身。”[2] 但是，城市要“超越自身”，正如个人要“超越自身”一样，我们必须具有“超越自身”的标准。上帝的律法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超越自身”的标准，使得我们能够从“上帝视角”来观察我们自身与城市的现状，然后才能突破现状。

这种“高级法”与“神圣法”不仅关乎到人的心灵秩序，也为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建构提供具有超越性、普世性、绝对性的标准。但是，我们必须明确，即使在为社会失序提供医治的时候，我们仍然应当把个人失序和医治放在优先考量的地步，不可盲目地为了社会和群体利益而牺牲个人。人生来就是宗教性的人，当然也是政治性的人。在宗教上反对各种形式的偶像崇拜，在政治上反对各种形式的暴政极权，重建个人的心灵秩序和社会的公共秩序，使个体生命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实现，乃是二十一世纪人人都需要面对并且直接关涉到个人之安身立命和社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要有效地进行这种反对或抵抗，我们需要更高的权威和律法，这种权威就是上帝的主权，这种律法就是上帝的律法。只有当我们坚信上帝的主权和约法的时候，我们才能像当初的使徒们那样斩钉截铁地对那些压制他们的宗教自由的掌权者如此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5:29）。

在当今时代，这样的问题更加成为有识之士必须深刻思想和面对的问题。维克多·塞巴斯蒂安指出：“二战后的世界发生了深刻改变——其情况远比一战后更为复杂。战争摧毁了存续数百年的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王朝。而在1945年后，仅存的几个老牌欧洲帝国，如英国等，虽然也曾努力地想要挽回昔日的荣光，但终究无法摆脱衰落的命运。帝国主义再非王朝形式，而成了意识形态——不再那么要求忠于国王、帝王，而更多地要求忠于一种思想意识。”[3] 当今时代最流行的让人忠诚的思想意识就是民族主义。塞巴斯蒂安在此处的分析非常深刻，但有他自身的视角。所谓的帝国主义不一定是邪恶的，有的帝国是邪恶帝国，也有的帝国如大英帝国本身具有极高的文明。哈佐尼分析说：“帝制国家不可能是自由国家，它始终是专制国家。它或许是慈惠性的专制主义，或许是邪恶的，有赖于环境与当时的官员。”[4] 当然，所谓的近现代的民主国家也不都是美好的，希特勒就是在民主国家经过选举上台的，非洲的很多民主国家更是直接沦落为弱肉强食的部落文化。1946年英国決定撤离印度，时任英国末代总督的蒙巴顿对印度圣雄甘地说：“我们走后，你们根本不晓得如何治理这个国家。”甘地回答：“即使我们把印度弄成一坨屎，也是我们印度人自己的事，你们是时候离开了。”果然，英国人离开后印度变成了一坨屎，印、巴分裂，回教、印度教徒互相仇杀。独立沒几个月，甘地本身也死于暗杀。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只能与具有基督教文明的大英帝国博弈，在中国之类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甘地之类的提倡和做法只能受到赤裸裸的嘲笑和镇压，转眼消逝在暴力、黑暗、死亡和虚无之中。

这在非洲一些国家更加明显，英法德等欧洲帝国主义殖民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撤出非洲，很多当初的排长、连长等基层官兵，一跃成了将军和元首，把国家搞得更加糟糕，这也是有目共睹的。南非所谓的和平转型，从1994年开始，几十年过去了，南非从原来白人种族政权变成了非国大长期执政的政权，曼德拉作为非洲国大党的领袖被选为南非总统，表面上废除了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制度，实际上推行黑人对白人的歧视制度，大量不具备专业能力和道德操行的黑人走入政府机构、企业管理层，白人精英加速流失，白人农场主受到残酷的杀戮和剥夺，白人比例也由之前的21%迅速下降到9%，南非经济也一落千丈，失业率上升，犯罪率直线上升。南非这曾经引以为傲的非洲明珠迅速衰落。曼德拉面对亲信和家族的贪污腐败，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说：“我很伤心并失望地发现，那些原本想消灭腐败的人，自己最终也变得腐败。”[5] 南非固然实现了和平转型，南非共产党也从当年共产国际信奉的暴力革命、排斥议会民主，转向执政党，明确否定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式的“官僚独裁”、“一党国家”，走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多党民主之路，这当然是巨大的进步，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成就。[6] 但是，制度的改变是重要的，这种改变可以一夕达成；但社会的转型，正如秦晖所言，“公民社会的重新苏醒”（the reawakening of civil society）却是任重道远，道阻且长，根本不可能一蹴而就。[7]

曼德拉始终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他所要的是动物世界和部落社会的自由，他所向往的“自由”没有任何具有超越性的道德内容和律法约束，正如曼德拉自己所表述的那样：“我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渴望着自由，因为我生下来就是自由的。我以我能知道的各种方式享受着自由：我在我母亲那个小房子周围自由地奔跑，我在穿过我村庄的轻轻的小河里自由地游泳，我在星光下自由地烤玉米，我骑在牛背上自由地歌唱。只要我听我父亲的话并遵守部落的风俗习惯，人间和天上的律条都不会找我的麻烦。”[8] 更重要的是，那些不择手段地夺取了权力的人，尽管当初反对种族隔离，尽管当初主张民主选举，强调人人平等和共同富裕，最终他们首先关注的不过是继续把持政权，确保个人和所在家族、集团的利益。权力不仅导致腐败，权力更是导致惧怕，不仅普通的民众害怕，那些掌握了权力并由此获得了巨大利益的人，更是害怕失去手中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绝对的腐败，导致绝对的惧怕！绝对的惧怕，导致绝对的贪权！

因此，南非曼德拉及其政党的失败之处就是对于包括自身在内的人性败坏缺乏深刻的洞见，他们把一切问题都推在种族隔离问题上，认为只要消除了种族隔离，他们就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虽然他们表面上仍然打着自由、平等的口号，其实内心不可遏制的乃是“对不受约束的权力的追求”（a commitment to unbridled power）。[9] 这些南非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吓人的“负面”图景，并不是秦晖所说的不可避免的“转型危机或过渡期阵痛”、“旧体制的后遗症”，[10] 而是人性中不可避免的邪恶成分在败坏的制度中更加赤裸裸地展现出来。我们在转型的考量和制度的设计中，必须诚实地面对各个民族、各个阶层、各种肤色的人都具有的人性阴暗面。关键不是种族问题，关键还是人性问题！如果我们不去对付人性深处的阴暗面，不以宪政法治的工具约束人的罪行的泛滥，不以福音真道的大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罪性，却以阶级、种族、性别、国家等外在的东西来转移注意力，最终造成的必然是致命的自负、自欺与自杀。

当然，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不必一定是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落，目前以英美各国所代表的基督教国家仍然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它们所展现的基督教文明仍然是当今世界舞台上最亮丽的文明。很多马克思主义者要唱衰西方基督教国家和文明，他们从十九世纪开始，就想方设法把欧美各个基督教国家贴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种族主义”的标签，鼓吹欧美国家很快就会被扫尽历史的垃圾堆，西方社会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如今二百年左右的时间过去了，所谓的共产主义国家的衰落和伊斯兰教文化的危机则是有目共睹的，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国家仍然代表着真正的文明，仍然在不断发展。苏晓康老师虽然悲观地认为西方文明在走向衰落，但他也承认目前并未看到更有活力的文明，西方文明仍然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民都向往的文明，西方国家仍然是东方专制国家的人民向外移民的热点，欧美等基督教国家和文明在当今世界上仍然在发挥着灯塔的功用。

针对各种形式的宗教、神学和意识形态的挑战，要全方位地对付罪本身及其引发的问题，要胜过仇敌的攻击和蒙蔽，我们不能“以无胜有”（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必须以合乎圣经启示和教会正传的世界观与文明论装备自己，这样才能不仅驳斥和战胜各种形式的自高自大、祸国殃民的意识形态与极权暴政，更是能够发挥积极地建造文明与国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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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伟，《埃德蒙·柏克与英国宪政转型》（北京：重要编译出版社，2015年），8页。

[2] 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p. 153.

[3] 维克多·塞巴斯蒂安，《现代世界的形成》，李斯、易丙兰译（太原：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3页。

[4] Hazony, The Virtue of Nationalism, p. 125.

[5] 丹尼·谢克特，《曼德拉漫漫自由路：南非国父不为人知的多面人生》，潘丽君等译（广州：广大人民出版社，2013年），230页。

[6] 秦晖，《南非的启示：曼德拉传·从南非看中国·新南非19年》（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668-684页。

[7] Max Du Preez, A Rumor of Spring: South Africa after 20 Years of Democracy (Cape Town, South Africa: Zebra Press, 2013), p. 179.

[8] 纳尔逊·曼德拉，《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谭振学译（桂林：广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655页。

[9] Alex Boraine, What’s Gone Wrong? South Africa on the Brink of Failed Statehoo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42.

[10] 秦晖，《南非的启示》，9-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