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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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与警醒
海内外公知人士对1989年六四运动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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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勇 牧师摘编
简介：此处从我个人经历与观察的角度收录六篇反思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的短文。没有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的反思，就不可能早有德国神学；没有对1989年六四运动以及共产党血腥镇压的反思，就不可能有中国神学。《三化大全》一书不仅代表了笔者对改革宗神学的研究，更是代表了我们六四一代人对于中国现实和未来的思考。反思六四运动，不仅能够使得我们直面共产主义的荒谬、中国专制文化的凶残，更能使我们面对人性的软弱，进而寻求上帝的怜悯和救赎。
第一篇是刘晓波的《我的自省和悔罪》，这是我从刘晓波1991年撰写、2017年在台北出版的《末日幸存者独白——刘晓波的“六四”回忆录》节选出来的。此文是我所见到的迄今为止对于六四运动最有热度和深度的反思性作品。第二篇收录胡平老师2017年6月4日发表的《纪念“六四”的四层意义》。第三篇是2020年苏晓康老师在脸书上发表的文章《连个不可返还的终点》，第四篇是苏晓康老师2024年6月四日发表的《海外流亡者是一群自私者》。第五篇是余杰弟兄2021年在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发表的文章《不能直面失败，就不能赢得胜利》。
刘晓波是“六四”前后中国大陆知识界最有反思和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他直接参与、带领了“六四”运动后期广场的活动，尤其是他发起的绝食运动，更是把“六四”运动推向最后的高潮。苏晓康老师是《河殇》的主要作者，也是中国大陆八十年代最有影响的启蒙学者之一，是八九学运在思想上的重要推动者，我认为他的反思最深刻犀利。余杰弟兄没有直接参与八九年“六四”运动，但他是当今中文世界中少有的以思想和文字著称的基督徒保守主义思想家，他的分析不乏深刻和犀利之处。
毫无疑问，1989年学运乃是以北京大学生为主体、波及全中国、影响全世界的波澜壮阔的捍卫公民自由、反对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民主运动。可歌可泣，光辉悲壮！永载史册，永远难忘！以邓小平、李鹏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统治集团内部的顽固派不愿意放弃长期窃夺的国家政权，悍然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对“六四”运动进行武力镇压，以坦克碾压、机枪扫射的方式对待和平示威的学生与市民，这是极其残暴的反人民、反人性、反人类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动。德国纳粹党卫军在二战中犯下了滔天罪行，以致盟军得到命令，党卫军队员一律处决，不用上报，因为党卫军队员不是军人，不享受军人战俘待遇。战后有人认为党卫队也是军人，时任纽伦堡军事法庭首席审判长那瓦伦斯淡淡地说：“军人不会对内开枪，不会对平民屠杀，不会忠于某个政党或个人，所以，他们是匪徒，不是军人。”
如此以坦克和机枪镇压学生和市民的刽子手们当然是可耻的，他们必然在历史与上帝的法庭面前承担自己的罪责。但是，这次运动的主体大学生群体本身也不是完全无辜的。刘晓波深度参与这次运动，在其反思中沉痛地说：“现在想来，《国际歌》在当时的确最能表现广场上的气氛，《国际歌》声的鸣响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次运动的性质，它绝不是伟大的民主运动，而是奴隶们的反抗运动。”[1] “‘八九抗议运动’确实不是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而是带有浓重的农民起义色彩的发泄不满的反抗运动。十年所积累的所有不满情绪借此机会来了一次大爆发。”[2] 更可怕的是，“左右这次运动的力量之一就是层出不穷的谣言。谣言的力量绝不次于任何一个学生领袖和知识精英的宣言、演讲。”[3] 刘晓波的反思有些沉重，甚至有些严苛。尽管八九学运本身存在种种瑕疵，但是瑕不掩瑜，这次运动本身在整体上还是一场以大学生为主体的民主运动。
当时几个大学生抓住了向天安门城楼悬挂的毛泽东遗像投掷秽物的“天安门三君子”：来自毛泽东家乡湖南浏阳的三位青年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他们用鸡蛋和颜料，泼向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他们被天安门广场的民运学生扭送公安局，这三人后来都被判处重刑。当他们被大学生扭送公安局时，外国记者在一旁拍照，那几个大学生竟然围住外国记者，禁止记者拍照，并且要没收记者的照片。记者对此不解，坚持不给。大学生们便要强行抢夺，这时外国记者面对一群高喊“争取新闻自由”的大学生抗议性地高喊：“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来自台湾的侯德健亲眼目睹此种荒唐情景，就是：“台湾人也有这种现象。要自由只为自己无法无天，却不允许别人自由。大概是因为都是‘龙的传人’的吧。” [4]
这就是六四运动的复杂之处，我们必须承认运动过程中不民主、不自由的地方。这场运动既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暴政、争自由的民主运动，最大程度地向全世界和全人类展现了中国人民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崇高心愿，当然也是中国历史上现场最混乱、结局最可悲的学生激进运动。2024年6月10日，身在哈佛大学但思想比较保守的陶瑞弟兄在推特上发文强调：“大部分学生运动是负面的！伊朗的年轻人用他们的自由扶持了扼杀他们自由的政权。杀戮是可耻的，上帝必要审判，但是我也感谢上帝——学生没有掌权！”目前美国常青藤大学中左翼泛滥，哈佛大学等大学中相当一部分的老师和学生公然支持哈马斯肆无忌惮地屠杀和平居民的恐怖分子，这也使我们对于学生运动的性质和后果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毫无疑问，共产党的党卫军屠杀百姓令人发指，无比邪恶，这是关乎大是大非的真理。即使是暴力清场，也不必用坦克碾压和机枪扫射的方式，造成大规模人员的死亡和受伤。这种极其粗暴的国家恐怖主义方式，无论如何都是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于这种大屠杀讳莫如深，一直动用各种新闻管制和媒体操纵的手段想抹杀历史的记忆，他们自己也深知这是赤裸裸的对于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犯罪。但是，参与“六四”运动的人有没有需要反思之处呢？无疑也是有的。“六四”有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呢？当然是有的，任何历史事件都没有机械的必然性。假如学生在适当时候退出广场，转向对话与妥协，也许体制内的改革派能够更好地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因此，苏晓康老师非常痛心地指出：当初参与六四运动的人对于自身的动机和责任缺乏深度的反省。余杰强调我们必须直面六四运动的失败，不可以“英雄”、“领袖”自居，否则无非是在吃那些遇难者的“人血馒头”而已。
胡平老师在2020年纪念“六四”三十一周年时曾说：“‘六四’是对和平的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六四’是对中国民主转型进程的拦腰中断。正是‘六四’，世界上才出现了名叫‘中国模式’的怪胎。在中国模式下，经济的发展非但没有促进政治的自由民主，反倒强化了中共的一党专制，反倒使得中共政权对普世价值更蔑视更敌视，并进而对世界和平更具威胁。”胡平老师最著名的反思就是“见好就收”，不管是1989年的学运，还是后来香港的公民抗命运动，他都一再强调：“学生可见好就收，转为对话及其他方式。”从公民抗命的理论角度而言，这当然是非常深刻的主张。但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如前所说，这种“见好就收”之说确实对于现场的参与者而言是难之又难的。从道义的角度而言，我们更多责备的不是参加公民抗命运动的学生和市民没有“见好就收”，而是早已经磨刀霍霍，并且不断计划矛盾、挑起事端、制造暴力镇压借口的中共政权。
2024年11月29日，胡平老师在自由亚洲电台发文《林毓生与中国当地自由主义》，他沉痛、深刻地反思说“六四“运动：“一场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在最可能赢得胜利的时候遭遇到最惨重的失败。早在89年9月，林毓生在接受采访时，引用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概念，指出，基于革命的浪漫主义加上中国传统的‘内在超越’精神，使得一些激进的民运领袖拒绝妥协。他们一味地强调自己的良好的主观意图，不顾及自己主张和行为的客观后果。他们只有意图伦理的概念，没有责任伦理的概念，以至于在民运遭到失败后都拒绝承认自己在其中负有责任。”这种责任伦理的缺乏，在89民运领袖身上尤其明显！人人都在凸显自己在运动中的地位和贡献，没有人愿意为运动的失败承担责任！
另外，根据2024年6月10日陈小平老师在脸书上的帖文，说明了当时天安门广场与整个学生运动确实存在完全失控的情况：“六四绝食前后，朝中改革派（代理人阎命复）开始先与自由派知识分子接触，（为的是中苏会谈）体改所所长陈一咨先生开始直接与广场师生接触，而何维凌是在最后开枪前几天出场的。他应该是朝中改革派与广场师生、自由派知识分子接触失败之后，拿着邓朴方的‘尚方宝剑’出场的。他夜堵包遵信门口捎话的事儿，我记得是第二天在中国文化书院开联席会议时听包先生说的。此时别说邓朴方尚方宝剑，这个时候就是邓小平的尚方宝剑，都已经不灵了。实际上，自绝食之后，广场形势已经进入‘非中心时刻’。非中心时刻的意思是，此前所有为运动成立的组织，都成了过时组织，再也无法发挥作用。记得陶斯亮问我，我们想对话，你告诉我去找谁呀，找到的那个人说话能算数吗？而各地学生进京声援，全球资源集中于广场，这导致出现广场‘堡垒效应’。它使所有撤退广场的努力都成了无用功。可以商讨的结论：非中心时刻+广场的堡垒效应，决定了89年这场运动不是胜利，就是被镇压。好像看不到第三种解决方案？”由此可见，当时中共或者完全放弃权力，或者暴力清场，群众运动至此已经没有了妥协的余地。2025年6月4日陈小平老师在脸书上发文，他最终的结语是：“如果有错，是我们当初天真地相信党国极权共产党会改革，愚蠢地不会相信它会在北京用几十万正规军杀人。我们努力了，我们没有做错过什么，但我们‘最后输得如此惨烈’，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力量对付邓小平的三十万大军。”确实，包括笔者在内的当初一代人确实努力了，我们流过汗，流过泪，流过血。轰轰烈烈的六四运动成为我们这一代无怨无悔、为中国宪政民主不惜舍命的辉煌岁月！尽管就当是的结果而言，我们确实失败了，但这种失败在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进程中，确实用血泪书写了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辉煌的篇章。
治愈六四运动时期出现的时空现象，所有人都承认，这种失控是大规模革命时期经常出现的现象。历史学家尤金·韦伯（Eugen Weber）在《拷问法国大革命》一书的序中认为，大革命领导人的年轻和缺乏政治经验是大革命时空的重要原因。法国大革命“事与愿违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参与者过去年轻，18世纪90年代最著名的人物都不超过40岁，而拿破仑等人更是只有20多岁。卡米娜·德穆兰死时34岁，丹东35岁，罗伯斯皮尔36岁，圣鞠斯特27岁。比年龄更重要的是经验的缺乏。成功领导了17和18世纪革命的英国和美国的绅士们都是公共事务的老手。法国人则不是，他们中很少有人来得及积累起足够的经验。……革命的雪崩之势和革命者的无力控制局势引发了混乱，由此催生了比君主制时期更为严重的专制。”[5] 北京六四运动也是如此，年轻的学生领袖们一方面血气方刚，野心勃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方面又缺乏经验，不知道适可而止，见好就收，根本不知道政治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残酷性。
笔者非常欣赏刘晓波对自己灵魂深处阴暗面的深刻剖析，赞同胡平老师“见好就收”的公民抵抗运动理论，理解苏晓康先生和余杰弟兄对于深刻反思的呼吁，从陈小平老师反应的情况也看到面对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复杂与无奈之处。我在余杰脸书的评论部分写道：“作为六四直接参与者，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当年的幼稚和肤浅。我记得当时我在广场学生静坐群体中，有位外国记者采访，我外语稍稍好一些，就直接回答问题。外国记者问：你们是否认为解放军会开枪？我仍然记得我当时很有确信的回答是：人民的军队不会对人民开枪！我们必须承认八九一代的局限性，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反省、学习、进步。否则，我们就会对自己自以为是、对别人苦大仇深的地步。”当然，在八九学运中我比较熟悉的是吴仁华老师、陈小平老师、周封锁弟兄等，他们多年来为纪念六四奔波，始终强调自己不是“英雄”，也不是“领袖”，而是一个“参与者”和“幸存者”，他们的负担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了解共产党的凶残，了解人心人性本身的软弱和幽暗，这无疑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吴祚来先生也是流亡海外的六四参与者和公共知识分子，他在2024年6月4日推特的帖文中强调：“当年的学生领袖或民运人士们，多少年来一直持续反共，持续为大陆民主自由而奔走呼唤，他们有更多的发言机会，重要场合有更多的参与。就这，也有人嫉妒得不行，似乎是在论资排辈，这也太可怜了吧，参加公益活动，相当辛苦，很多的时候都是自费参与，完全是尽义务，因良心，在责任。民运或反共在海外，日益分众化，也有不少的合作与合力，日益走向成熟理性，更少的内斗内争，特别是这次纪念八九民运35周年，世界性的活动全面展开，大量新生力量参与，当年民运领袖学生领袖们更是表现卓越。通过祭念六四，影响到全世界，让更多的人认知到中共的邪恶，反共才更有力量，更有希望。”吴祚来所言有其合理之处，确实历世历代以来都有嫉妒纷争、彼此撕咬之事。不得不说，他在此处的分析仍然停留在“反共”的层面，没有深入到人性深处。
但是，吴祚来先生讲得非常人性化，也有其深刻与合理之处。他在6月6日推特上继续发文说：“八九学生领袖，只是从校园走向广场的学生运动召集人动员角色，有政治主张与诉求，代表了校园与社会主流民意。我们把他们当学生，当校园民主运动领袖更妥当，这样就不会过高地要求他们，过度地指责他们的局限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认知与能力局限，社会配合局限；人力、经济力支持局限——学潮与民运失败，现在看来有其必然性，更大的责任，当然在中共。其次，说承认社会没有成长起来，没有形成强大的力量，仅靠学生细胳膊，无法与来自帝国的坦克与机枪对抗，当然对抗力量主要是使命与学生。……反思应该是每一个人的责任，特别是批判性的反思，由独立的力量去审视，而批评者声言，要让当时的参与者解剖自己，这也是共产党的思维，逼人写检讨，不允许再犯错。同道的批评、批判，不要太过严厉，更不要盛气凌人，就事论事，真诚的有品质的批判，应该有，见骨见血也没问题，毕竟幸存者相比那些牺牲者，已是大幸，承受批评也是应当的。”不要苛责当时的年轻学生，不要苛责当时的年轻学生领袖，因为他们是在承担当时许多不愿意承担责任的成年人包括知识分子当担负的责任！在任何改变中国专制困局的运动中，那些更有能力、远见和谋略的成年人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从宏观角度观之，八九民运乃是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的伟大运动，这场运动展现了人民的力量，展现了人性中对政治自由的崇高渴求。在运动之中，不管是体制内的大学生还是改革派，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市民，都展现了伟大的参与、克制与牺牲的精神，这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不可忽略的波澜壮阔的亮丽场景。以北京高校为代表的青年学生更是展现出挺身而出、义无反顾的英雄精神。这是八九民运所展现的任何力量都不能抹杀的光荣之处。
另外，最值得我们警醒的就是人性的险恶和暴政的凶残。中国共产党内部顽固派的冥顽不化、血腥镇压向我们展现了东方专制主义与共产主义极权统治的狰狞面目，这是我们不可忘记的历史的阴暗。在微观的角度来看，我们对于八九民运的反思必须深入到人性层面，当时参加运动的大多数学生都有为自由和民主献身的情怀，但他们因所在的环境与所受的教育的缘故，和那些镇压六四的人们在心灵深处往往是同构的，都不同程度地带有东方专制主义的流毒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想法和做法往往都有不合乎民主与法治之处。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从历史的角度言之，我们需要把六四运动置于中国从1840年开始的大变局与转型的背景之中，当时的年轻大学生有其不成熟的地方，甚至共产党本身也没有处理如此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的经验。因此，八九民运的血腥收场不仅是当时大学生的悲剧，也是共产党改革开放的悲剧，更是中国人民从皇权帝制转向宪政民主之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国殇性的悲剧。从基督教信仰与真理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不愿意探究、认识、领受西方基督教的正统正传，如果基督教会与公民社会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强大、稳定的力量，如果我们只想通过激进的群众运动方式而实现西方基督教上千年才孕育出来的宪政法治、民主自由的制度，我们就仍然停留在舍本逐末、本末倒置的激进与空想层面。
作为1989年“六四”运动的深度参与者，作为“六四”运动三十五周年的观察者、反思者和悔改者，笔者始终思考和追求的就是为中国社会的人心变革与文化转型阐明合乎圣经启示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总体方向和基本蓝图。这个方向就是在个人层面认罪悔改，归向上帝与耶稣基督，接受圣经真理尤其是以清教徒神学为代表的基督教正统信仰；在社会层面就是领受真正的来自上帝的真理与圣灵的启蒙，建立独立的个体人格、幸福的婚姻家庭、圣洁的基督教会、自治的公民群体，离弃各种形式的无神论与激进主张，学习以英美保守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国家与文明。如此建造，安步当车，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循序渐进，必有所成。一得之见，分享共勉！谨以此文纪念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三十五周年。——王志勇
刘晓波：我的反思与忏悔
——选自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刘晓波的“六四”回忆录》
除了谎言，一无所有。
中国，除了谎言，你一无所有。
我想正视谎言、揭穿谎言，为自己的良心负责，为自己的罪恶负责。
忏悔是自我拯救。但是，忏悔也有邪恶的一面。上帝为人类的罪恶打开了一道畅通无阻的后门——忏悔，任何罪人都能因忏悔而得到自我的良心解脱和上帝的宽恕。同时，忏悔和真诚还能感动无数旁观者，使他们由憎恨而怜悯，觉得此人尽管罪恶滔天，但还真诚，还有节，还能从此弃恶从善。忏悔是人类的另一种自我塑造。当人类求其完美的戏我形象不可得时，就用忏悔来装饰其弱点。这样，会使人做起恶来也心安理得，因为人有退路了。
一个双手沾满了人献血的杀人犯，他的忏悔所应的的原谅和宽恕是不是罪上加罪呢？人为什么非要等作恶之后才忏悔，为什么不能聪一开始就不作恶呢？不作恶就不必忏悔。但是，这不可能。人性自有其恶的一面，犯罪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就无法避免。罪人除了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意外，还要成熟到的审案。减轻社会的道德压力的最好方式就是忏悔。特别是那些能够超然于法律之上的大恶人，唯有通过良心发现和忏悔自责才能获得灵魂的解脱。每念及此，我有有一种生而为人乃最大耻辱的感觉。十全十美的上帝缺创造出罪恶累累的人类，岂不是莫大的讽刺。在心理上弥合这一裂痕的办法只能是忏悔。完美的上帝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垃圾桶，忏悔就是清洁工。没有人能像上帝那样完美，更没有人能像上帝那样容忍罪恶。只有上帝才能超然于人类智商，一宽容的态度无限之地接受人类的一切罪恶。换言之，忏悔使上帝成了壮哉人类罪恶的无底洞。
如果世界每一偶上帝，人类也会变得圣洁，既不作恶也不忏悔。但者种仅仅是“如果”。没有上帝，人的犯罪便毫无意义，上帝就是为人的罪恶而存在的。那么，人类只能在两种现实中进行选择：要嘛是有上帝、有罪恶，也有忏悔的世界；要嘛是只有罪恶而没有上帝，也没有忏悔的世界。我选择前者，故而写了《末日幸存者的独白》。
谎言比暴力更可怕。特别是在中国，刺刀和谎言维系着铁一样的专制秩序，谎言编辑目力所及、耳听所闻的每一个抵挡，电视、广播、会议、演讲、聊天、谈情……谎言渗透了中国的每一个细胞，我们已经到了说谎的极致；不是迫于无奈而不得不说谎，而是资源地、本能地说谎——谎言即真实。不仅说谎，还会找出太多的义正词严之理为说谎辩护。套用毛泽东的话，中国人的道理千头万绪，国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说谎有理。理直气壮地说谎、理直气壮地为谎言辩护，真真世界之最也。正如我的朋友周舵所言：说谎说谎中国人的精神癌症。我也是患者之一。
谎言之于中国的专制，比刺刀更有效。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如此这般的人民只配这般的政府，说谎的人民只配说谎的政府，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说谎这点上，真可谓合作得天衣无缝，确确是中国特色的“天仙配”。我也是这配合者之一。
“六四”的枪声惊呆了世界，中共的残酷引起全球性义愤。但是，更狰狞着在于，“六四”提供了一个以谎言来捞稻草、自我贴金的良好时机。各种人、怀着不同的冬季，说着各异的谎言，此乃机不可失。政治性谎言、道德性谎言、求生性谎言、光房谎言、精英谎言、民间谎言……连篇累牍，见诸于海内外的各种传播媒介。正如白杰明（Geremie Barme）所言：中国在各方面都是一元化，只有谎言多元化。“六四”事件被谎言打扮得一塌糊涂，也被谎言强奸得人老珠黄。
在大陆，官方用那种屡试不爽的宣传为开枪杀人进行拙劣而滑稽的辩护：在大清查的压力下，绝大多数参与“六四”的人为自我保护而真诚地用谎言来洗刷自己，一口咬定自己于八九抗议运动没有任何关系，颇蕾丝“文革”结束后，大多数参与者都在“春节”自己。这种“春节话”已经成为中国热色的运动注意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每次运动必将伴有这种纯洁化。这有各类“精英”（包括我自己）的谎言。沦为阶下囚的大多数人都表示了悔罪，游行流亡海外的人则为乐自己的英雄形象而不着边际地渲染天安门广场的血腥场面，吾尔开希、李禄等人根本不管他们所经历的事实是怎样的，一味向国际舆论描述他们所说的和靠自己的想象创造出的流血场面，于是乎，他们就成了傲立于血泊中的英雄。
中国当代的反对派英雄都是由官方一手创造的，真希望那些英雄们有点清醒点自知之明，千万别错估了自己的分量。遗憾的是，很少有人自知英名的水分。如果共产党稍聪明点，当代中国就不会有持不同政见的英雄。共产党的愚蠢、不宽容和说谎虚构了、捏造了许多英雄，这些虚假的英雄是共产党的谎言文化的重要组成不分。共产党在欺骗自己的同时也欺骗了公众。换季的是，那些英雄的良好的自我感觉也是被共产党的谎言所迷惑的结果。英雄骗局的唯一特征就是自欺欺人。这种自欺欺人甚至比鲁迅笔下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更可悲、更可笑、更荒谬、更具有中国特色。
由此看来，我内心的挣扎、磨难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官方的那种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的宣传造成的，正像导致“八九抗议运动”逐步升级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光房的一系列错误决策一样/现在反省真让我无地自容：官方的虚构使我进入了一种当今之世蛇我其谁的顶天立地的心态之中，真的意味我刘晓波一肩担下“八九抗议运动”。我居然也被官方的谎言欺骗了（实际上是自我陶醉）！？居然也和官方一样认定了自己是八九学院的头号“黑手”！？这说明，无论是多么卑劣的谎言，只要能与己有利，人不禁自愿说谎，而且自愿受骗。如果没有官方给我戴的高帽，也许我会更心安理得地决定悔罪。
在中国这个非人化的社会里，自我牺牲和献身精神也被非人化了。无论在儒家文化占正统地位的古代中国，还是在马列主义占主宰地位的当代中国，基于群体和社会高于个体和私情的正统价值观，都极力提倡自我牺牲和无私奉献。一九四九年之后，这种价值观成为共产主义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从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独代圣人大禹到当代中国的圣人雷锋、焦裕禄、甚至周恩来，都被塑造成无私忘我的典型。这种典型是人们懂得了只有打着一切为公的旗帜才能最有效地谋取个人私利。在这种虚假的价值观念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人不能公开地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谋取合理的私利，只能在为国家为人民为事业的幌子的保护下暗地里谋取私利。这种现象是公有制最为残酷的一面：“个人的公有化”。在周恩来式的典型的观念中，国家、事业、人民、党这些大而空的字眼儿远高于男女之恋、父子之情、兄弟之谊。他们把最没有社会效益——默默无闻地埋头于最烦碎、最浪费精力、最折磨人的家务之中——的一切留给你自己的亲人，却把最有社会效益（出人头地、受人尊敬、获得赞美、当救世主）——的一切留给自己。他们陶醉于社会众人的好爸爸的天降大任之中，但就是不甘于当自己的亲生儿子的好爸爸。从《人到中年》到近两年风靡全国的电影《焦裕禄》皆如此。在骨子里，这种舍弃亲情的奉献却是一种冠冕堂皇的卑鄙、自私和献媚。而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就是完全认同这种卑鄙、自私和献媚，并把自己的一生无条件地奉献给他们。“政府把一切献给党、国家、民族、人民和事业，妻子把一切献给丈夫。”在这种双重奉献中，人被化解了、取消了、阉割了。共产主义文化最成功的一个方面就是把这种非人性的卑鄙、自私普及化、公开化、神圣化，使之成为人们获取功名利禄的最佳手段之一。“周恩来情结”表面上看是共产文化的杰作，但在深层上则是大阴谋家老子的传人——无私方能大私。
凡共产主义教育皆以“洗脑”为最后宗旨，思想政治工作从婴儿呱呱坠地开始，渗透于一切形式中，不断开会、学习、写汇报、贪心是“洗脑”，而且分房子、提职称、当干部、穿衣吃饭都在“洗脑”，党的关怀无微不至，其最终的关切就是使人成为“党的人”。在中国，党的“终极关怀”的普及和渗透的程度，要远远超过西方的基督教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我是在党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所谓“生在红旗下，长在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无论我怎样翻盘，怎样挣扎，深层的生命结构仍然是党塑造的，我是党的关怀的方面的点缀和装饰。
那时，我以为只有鲜花和掌声能够毒化灵魂，现在我才知道，恐惧和高压也能粉粹人的意志。真正能够同时抗拒两方面的威胁的人，才堪称大智大勇者。
中国的领导层的那种草木皆兵的恐惧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为自己虚构的敌人，中国的英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虚构的叛徒。
口头上讲不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解释，不管别人的评价，而实际上为总在为自己辩解，特别在乎别人说什么。外表的潇洒超脱恰恰从另一方面昭示了我内心的沉重。我像一个长了头疮的人，忌讳别人看到或谈起，当这头疮的存在世人皆知、无法隐瞒之时，索性就来个不掩饰，在光天化日之下招摇过市，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坚硬、个性，我行我素和飘飘欲仙，通过不掩饰来更隐秘地装扮自己。每当夜深人静，孤灯长明之时，我便对镜垂泪、哀鸣，自怨自怜地舔着自己的伤口。只有在此时，我才真正地体验到了心理变态的滋味，体验到了明星陨落的悲哀。我是多么疼爱自己的社会名声啊。
坐牢，没有勇气和坚韧；争取到了自由，又想贪得无厌地保持良好的公众形象；面对英名堕落的既成事实，还要找各种理由做自我变化。真是一场“六四”，山风海雨搅人，弄得人人不知自己为何物，不知自己的半斤八两。
悔罪、为悔罪辩解和因悔罪而悔恨，我在秦城监狱和出狱后的这段心灵历程，完全是由谎言的恶性循环构成的。悔罪是谎言，因为我无罪；为罪辩解也是谎言，因为谎言是任何理由都无法为之辩护的，为谎言辩护只能是谎上加谎；因悔罪而悔恨还是谎言，因为这种悔恨主要不是由于感到出卖良知的罪恶而产生的，而是由于意识到悔罪有损于自己的公众形象而产生的，而我的公众形象又是由官方的谎言和我自己的谎言塑造出来的。这种谎言的恶性循环把我所获得的自由虚伪化了，因为我的自由等于虚伪的悔罪和官方的政治需要。
我不是走出了小监狱（秦城）而又进入了大监狱（专制社会），而是一直没有走出自我设置的心灵牢房，不敢面对真实的心灵才是我的真正牢房，才是谎言的恶性循环的终极根源。扩而言之，正是我们每个人的心灵牢房构成了专制社会的大牢房。因而，冲破专制主义牢房的前提是砸碎我们自己的心狱。
我生活在一个缺乏宗教背景和形而上学思辨的文化传统中，旧传统士大夫的政治性人格通过共产主义新传统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感度政治化、功利化、甚至庸俗化了。我也摆脱不了这个传统。尽管身在他乡，但我对国内的政治动静极为敏感，每天瞪大眼睛注视，一有动静变坐立不安，怎么会甘于为学术而学术的寂寞呢。虽然我以前写的文章都是学术性的，但在学术性的背后却深藏着对现行政治体制的强烈不满和激奋批判，藉讨论传统文化之名抨击一九四九年后的共产文化的传统。
生活和人生就是悲剧，任何人都无法摆脱。生命的意义既不是追求虚幻的永恒，更不是走向涅槃逃避悲剧，而是在正视这种无法回避的悲剧的情境中，投身于其中，以不可为而为之的选择去完成辉煌的一生，哪怕短暂、哪怕瞬间，也要投入。悲剧像一道望不见底的深渊，固然令人恐惧，但它是人类无法抵御的致命诱惑，或者自愿跳下去，或者被迫跳下去，结果都一样——粉身碎骨。既然如此，何不主动跳下去，谁陷得深谁的生命就深刻而丰富，陷得越深越有意义。
我忽然感到这世界上最美的杰作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形象，人类的苦难由她一肩担起，他代表人类受到上帝的惩罚。但她的受难不是屈辱，而是荣耀；不是失败，而是成功。从根本上讲，人与人之间没有强壮与瘦弱、聪明与愚蠢、文明与野蛮、伟大与渺小、高贵与低贱……之分，或者说，其他的一切区别都无足轻重，重要的仅仅在于：面对殉难的十字架，是否有勇气走上去。毫无惧色地背起十字架者即圣人，退怯者即庸人。
我是一只迷途的野兽，对周围的世界和自己的心灵并不理解，陌生而愚蠢的生活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观：令人不寒而栗，但又毫无意义。一种苦涩从嘴边一直渗入心底。我感到做作的生命比庸俗更卑微。
芸芸众生的平庸不是我的命运，不论值不值得，也不论有无观众，唯有问心无愧。只有通过殉难，才能把自己从无个性、无坎坷的平庸生存中提升出来，才能与那些对苦难麻木不仁、对危险万分恐惧的人群彻底分离出来。绝食，即使不能拯救学运和民族，起码能够拯救自己。我应该以一种轻松而坦然的心境面对自己，把动机净化得纯而又纯，不为别人，只为自己。看看我究竟能够承受多大的苦难，我的生命能否在关键的时刻超越生命的极限——死亡。每次激动、每次痛苦、每次身处逆境，都会为一个人提供超越生死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就等于超越了死亡——不是死毁灭了生命，而是生命创造了死亡，创造死亡就是创造一种神圣的价值。这种动机即便是一种为出名而采取的铤而走险的行为，是个人主义的登峰造极，但它绝不是那种斤斤计较于蝇头小利、尘世功名的个人主义，而是超越性的、圣洁化的、接近绝对价值的个人主义，是一次挣脱平庸生活的个人尝试。
这是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为争取民主、反对暴力而进行的第一次绝食，它将载入史册，洗刷中国知识界俯首称臣的耻辱。为此付出代价值得。人生在世，无论做什么、怎么做都要付出代价，不为冒险付代价，就要为委曲求全付代价。与其畏首畏尾地长命百岁，不如轰轰烈烈、敢作敢为地走向坟墓。生命短暂，机会难逢。
我从未见过、体验过如此巨大的公众场面，这可谓盛况空前。面对人群的狂热欢呼，我竟失去了最拿手的演讲技能，只是不断地重复：“谢谢！谢谢！”这绝不是因为怯场，而是因为激动——一下子成为公众瞩目的中心而飘飘然。想想一九八六年底，我去北京大学演讲，几千人的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我仍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那时的场面，与现在比起来，真可谓大巫见小巫。人群是多么可怕的力量，这分不出姓名和个性的巨大群体，仅凭其狂热就能使人颠三倒四，分不清南北。
王丹刚刚十九岁，吾尔开希也不过二十一岁，他们的年龄和经验都不足以担负起如此重大的责任。但是，在我们这些长胡子的、有经验的人都不愿或不敢站出来承担责任的时候，他们毕竟站出来，一直走在最前面，用他们不成熟的声音和行动发起了一场中国现代史上规模空前的抗议运动，使在强权专制下沉默了几十年的中国民众，运用上街游行的民主权利，表达了对现政府和某些最高层领导人的不满，形成一种来自民间的社会政治动员。从这个意义上说，王丹、柴玲、吾尔开希、封从德等学生领袖是了不起的。想到此，我忽然觉得我对这些青年学生的指责过于苛刻，其中夹杂着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自负和自我标榜。
参加此次运动的北京市民大都动机纯正，毫无个人功利的考虑，而我们这些有名有姓的知识分子则满肚子花花肠，疑虑重重，私心很重。与市民们的单纯和勇敢相比，知识界显得浑浊而怯懦，但他们得到了国际声誉和大量的资助，还一个个地自视为英雄。
胡平：纪念“六四”的四层意义
2017年6月4日
今天是“六四”28周年。“六四”过去28年了。每年的这一天，我们海外的朋友们都要在一起聚会，表达对中共暴政的抗议，表达对“六四”死难者的哀思，表达对自由民主的信念。因为直到今天，在中国大陆还不能公开地举行这样的纪念活动，因此，我们在海外纪念“六四”，其第一层意义就是，我们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同时也是替国内千千万万的民众，表达我们共同的哀思，共同的抗议，共同的信念。
中共执政六十多年的历史，就是镇压人民的一部罪恶史。“六四”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甚至还不是最残暴最血腥的一次。只因为它发生在举世闻名的天安门广场，发生在全世界人民的众目睽睽之下，因此它就成为一个符号，一个标志，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暴政，象征着反抗，象征着牺牲，象征着希望。我们纪念“六四”的第二层意义在于，我们不仅仅是悼念28年前倒在长安街上的英灵，而且也是悼念六十多年来死於中共暴政下的无数冤魂，我们抗议的不仅仅是“六四”那一场血腥屠杀，而且也是抗议六十多年来中共对人民的残酷镇压，我们要求的不仅仅是平反“六四”，而且是要彻底结束一党专政，确保基本人权，实现自由民主。
纪念“六四”第三层意义是，“六四”不但属於中国，而且还属於世界。“六四”发生在举世瞩目的天安门广场，借助於现代传媒，全世界的人民都如同身临其境，见证了那场残暴的屠杀。“六四”屠杀不但是对全中国人民的良心的粗暴践踏，也是对全世界人民的良心的公然挑衅。我们纪念“六四”，不但是为了呼唤和激发中国人民的道义良知，也是为了呼唤和激发全世界人民的道义良知。中国是个大国，中国的人口佔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国的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且也是世界的问题。只要中国还处在共产暴政之下，世界的自由民主就不能不受到严重的威胁；中国没有自由民主，世界就没有和平与安宁。
当今世界，各种各样的纪念日和纪念活动数不胜数，然而在我看来，没有什么纪念日能比“六四”更重要的了。因为“六四”不仅仅涉及历史，而且还涉及现实。其他的纪念日或纪念活动，例如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纪念柏林墙的倒塌，等等。这些都仅仅是对历史的纪念。毕竟，法西斯政权和东欧共产政权都早已灰飞烟灭，其罪行都得到严肃的清算。纵然在某些地方，正义姗姗来迟，杀人凶手已经寿终正寝，逃脱了应有的惩罚，但毕竟正义的原则已经重新确立。但“六四”不是这样，“六四”还没有成为历史，那个杀人的政府还坐在台上，还在继续压迫人民，死难者的名誉还在蒙受玷污死不瞑目，自由斗士还身陷牢狱或流亡海外，正义的原则还没有得到哪怕是最起码的伸张。“六四”还不是过去完成时，而是现在进行时。我们的集会，不但具有纪念的意义，而且还具有抗争的意义。在这里，纪念就是抗争。这就是纪念“六四”的第四层意义。
埋葬中共暴政，埋葬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专制强权，任重道远，我们的抗争无比艰难，也无比神圣，无比光荣。对自由的渴望深深地植根於人心之中，它永远不会熄灭。自由民主好比不死的凤凰，它可以失败一百次一千次，但每一次它都会浴火重生。相反，共产专制只能输一次，它一旦倒下，就再也爬不起来。只要我们不屈不挠，坚持抗争，最终的胜利必定属於我们。
苏晓康：两个不可返还的终点
2020年6月4日
【按：从技术性的角度来说，“六四”乃是一个所谓 point of no return，无返还的终点，一旦越过，便成为新一段历史的起点，也就是说，中国的麻烦早已不那么单纯了。当局因六四杀人而将中国拨向“激进走资”一途，以至公平倾斜、社会分裂，三十年下来，整个民族伤痕累累，怨怒深重，岂是解套一个“六四”就能挽救的？在这个纵深的意义上，邓小平正是祸首，即使“六四“这笔帐能饶他，后来的帐又叫谁去担？所以积重难返、环环相套，中共只能不碰它。今天巴黎的南希发给我一个历史纪录片《天安门-1989年大屠杀的真相》，是英德法三国2019年製作的，访谈了一批六四亲历者，南希是这个纪录片的翻译，也是她领著摄製团队来我家採访我的。时间构成距离，而隔开距离才可能透视历史的真相，所以我才愿意将此片再次贴上网，顺便也将“不可返还”的看法分享出来，那是一篇文章：《中共绝对不碰“六四”》。】
“六四”又快到了。去年（2019）是三十周年，全球发怒过一次，但是难撼北京金城汤池，BBC去年的节目欲解其妙，说"遗忘术"乃中共法宝，点中要害，但是“六四”成为中国的巨难，另有许多原因，有人分析过吗？
年年岁岁说六四，岁岁年年语相似。中国人长期的一个疑惑是，中共为何不借“平反六四”找回合法性？中共这个党，极富“平反纠错”的历史经历，党史上早期就给大量被王明、张国焘整肃的人平反；四九后最大的平反事件，即五七右派和文革，邓小平甚至就是靠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而找回执政合法性，开创了生气勃勃的八十年代。
然而，六四是中共历史上唯一没有写入党史或党章的重大事件，也没有经过党的全体大会讨论通过任何一项决议。原因有三：
1、许多老同志无法认同我们的军队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和青年学生开枪；
2、没有人敢出来承担责任；
3、党内缺乏共识，无法给那件事定性。
具体一分析，那就非常复杂了。
第一、过去那些平反都是路线斗争的结果，赢家可以否定前任所做的一切，比如李立三否定陈独秀、瞿秋白又否定李立三、王明从苏联回来又否定李和瞿、毛泽东延安整风又否定王明，毛从此立于“红太阳”地位，只有他整人，没人再整得过他，直到文革他死掉。邓小平部分否定毛，才能改革开放，一路走到“六四”屠杀；
第二、给六四平反的最佳时期已过。邓小平活着的时候，由他自己把那件事办了，可能是最相宜的。当然他必须承担“屠杀”的责任，也必须惩办李鹏、陈希同等“谎报军情”的责任，替他分担罪责，那时候这么做，就像否定文革一样，中共只有暂时名誉损失，不伤元气。邓死后，任何人碰“六四”，只能打倒邓，把他钉上历史耻辱柱，党内有谁肯做？毋宁大家心里都认为，就让邓去背这个黑锅吧。
第三、这三十年腐败横行，这个党早就不是共产党了，而是既得利益党、资本家党、腐败党。如果给六四平反，很快就会出现两个机构：反贪局和中国廉政公署，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党的干部被审查，其传票也会像雪片一样飞到欧美各国，通缉那些在国外安享天年的离退休干部，该进监狱的、该判死刑的，一个也跑不了。
这些年，又出了一个“和解”说，所谓“握手言欢”也，可是谁跟谁和解呢？中共想跟咱和解吗？“和解”之谓，不说有乞求之嫌，至少也是“自作多情”，仿佛中共已作困兽犹斗，你若不“和解”它，它便要玉石俱焚似的，又似乎当年被镇压的一方，死乞白赖不肯给它一个台阶，它好下来，保全颜面，哪有那么回事嘛！
“南非模式”也罢，“非暴力不合作主义”也罢，都是好东西，可咱就是使不上，所谓“没那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南非模式”的操办人是图图大主教，有一个基督教的信仰衬垫在那里托着，才有“赎罪”“宽恕”这些超越性价值的介入；又如圣雄甘地的印度法宝，那背后也是佛教的价值支撑，诸如不杀生、来世等等。对债孽深重的中共来说，这些绝对都是好东西，可它就是不肯让人家发展，灭杀还来不及呢。设若这个十年里它放手让家庭教会（据称已近上亿信徒）发展，或者江泽民当初不去围剿“法轮功”（也算佛教的一支吧？），那么当下中国便早已有了“和解”的土壤。
缺了宗教这一环，便只剩下法理的解套。六四这场危机，在法理上只有镇压者和被镇压者，双方的角色和位置，既不能互换，也不能均摊（各打五十大板），说到底，对“和平请愿”施以暴力的责任，一丝一毫都无法归咎于请愿者的“不妥协”，而只能由掌握暴力的执政者来承担；也唯有因循法理的裁决，才能实现“公正”，消弭六四积累的全部怨恨。
假如把以上两个不同的环节一锅煮了，就会出现今天的一个思路，也是不少人一直在鼓吹的一个观点：双方都有错，激化是两边的“坏人”挑拨的，这为官方将来的“方案”提供了一个解套的思路，最后给邓小平一个“听信挑拨”的轻微定论，李鹏是肯定要成“替罪羊”的，他自己都很清楚；只要为邓解了套，赵紫阳也能平反，“天安门母亲”也能获得赔偿，然后江胡两届自然顺理成章。
如今鼓吹“大和解”的人，就是在一锅煮，用心是好的，可你煮得成吗？还不要去说，这法理的一环，当局也没兴趣，因为六四引起的执政合法性危机，已被它的“经济起飞”所化解，它可以不理睬这个“公正”问题，而扔给民间和受害者去咀嚼，谅你们也闹不到哪里去。这二十年的事功，叫当局的功利心大振，于是离那非现世的宗教越发远去了，想拽都拽不回来的。
从技术性的角度来说，“六四”乃是一个所谓 point of no return，无返还的终点，一旦越过，便成为新一段历史的起点，也就是说，中国的麻烦早已不那么单纯了。当局因六四杀人而将中国拨向“激进走资”一途，以至公平倾斜、社会分裂，三十年下来，整个民族伤痕累累，怨怒深重，岂是解套一个“六四”就能挽救的？在这个纵深的意义上，邓小平正是祸首，即使“六四”这笔帐能饶他，后来的帐又叫谁去担？所以积重难返、环环相套，中共只能不碰它。
苏晓康：海外流亡者是一群自私者
2024年6月4日
【按：我已经想关闭脸书，也有一阵子不再贴文。但是今天「六四」三十五週年，还是按耐不住，不是因为别的，而是看不下去三十五年前的那些学生领袖们，还在自我标榜他们当年的“丰功伟绩”、还在“吃”这个“人血馒头”；三十五年过去了，他们仍然拒绝“反思”、检讨、承担责任，仍然把一切推给邓小平和共产党了事，这种态度叫什麽？叫自私，因为在公共场所（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公开行为，都是有责任要承担的，而且那裡还发生了一场大屠杀，无数蒋连捷们至今尸骨未寒，因为共产党和八九学领们都不认这笔账。从三十年后看去，这群人在当年也不是中国最优秀的一群人，但是这群人拨动了中国和世界的轨迹，这毋宁是一个悲剧。再说多的也没有，“六四”32週年说过一回，今天拿来再说一回，标题是《八九学运伟大吗？》，两年前的按语：今天参加《2021年“六四”32周年全球网络视屏纪念大会》，上去听大家都在老调重弹，我便说了一通不一样的、难听的——三十年说一样的话，太乏味了，而且，我也老了，未知还有下一回？这种网络会议更是易碎品，随风而逝，所以把发言文字贴在这裡。】
不，它是一次失败的民间抗议，而且，它跟中共的博弈，本来要赢的，最后却输掉了，好像，屠杀发生以后，人们便失去想像力和理解力，它是可能避免的，中国人是可以不必付出这个代价的，而且也连带全世界不必掉进全球化的陷阱??。
所以，今天我们要问：
1、你们一定会输吗？
2、你们为什么输了？
三十年过去了，我至今听不到八九参与者，从当年的学生领袖、知识菁英、到党内改革派，对这场政治衝突，向历史和人民做出负责、清晰的真相说明，更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有像样的反思。
真相和反思的意义，第一是可以宽慰无数死者的亲人，二是为讨公道而釐清罪责，三是为今后的抗争留下经验教训。
可是，我看到的是所有人要不就是显示自己当年的成功，要不就是推卸责任，其做法无非是曲解历史、掩盖真相。
许多人的说词，还是三十年前的，如“八九”引发了“苏东波”、屠杀暴露了共产党的残暴，后一句几乎是「儿童话语」，而如果是当年的参与者，至少也五十岁以上了吧。
先说这个失败的后果非常严重：
第一、 六四亡灵至今不得昭雪，长安街血迹未乾，天安门母亲至今追讨公义不成；
第二、中国文明曾有的千载难逢的变革机遇被断送，甚至中共可能的改革走向也永远消失，中国人为此将付出的代价，几百年后才看得清楚；
第三、在六四的血泊上，中国由一个邪恶制度主导而崛起，以全球化击败西方文明，对世界的影响无法估计；
第四、中国的崛起，令中华民族付出环境和道德两大代价，几代人都无法挽回。
说说当年的风云人物，大部分也快要被公众社会遗忘了：
1、广场绝食总指挥——
柴玲：逃出中国后在普林斯顿和哈佛拿到学位，又经商致富，然后又信了基督教，可是她至今没有对当年坚持在广场不肯撤退做出任何合理的解释和反省；
李录：据称是“不撤退”主张的最核心人物，逃出中国后，也在美国拿学位并致富，然后又回头去帮助中共；
张伯笠：当年绝食指挥者中唯一的成年人，六四后在普林斯顿做访问学者，后信基督教，再成为传道人，在获得信仰之后同样未见其反省。
2、知识精英——
郑义：八九年最早介入学潮的知识精英，自称是“绝食传授人”（这个简单的事实，至今也模糊不清），他后来只写为学运辩护的文字，还说“我是来打架的”，那麽他“跟邓小平打了一架”，对长安街无辜被杀的民众，邓不会交代，他怎麽交待？
王军涛，当年在广场直接操作学运，据说是为了“帮助政府平息学潮”，他出狱后到美国读了政治学博士之后，虽然罕见的举起王炳章曾经举起的“辛亥革命”旗帜，却并未见到他对自己当年的“政治学行为”及其失败，给出一个清晰的解释。
3、改革派——
赵紫阳：八九当年他拒绝执行戒严而被罢免，其后被软禁整个后半生，并绝不检讨，光明磊落，然而，他对当年戈赵会“抛邓”而导致情势失控，令邓小平大开杀戒，却致死没有说明真相和原委，他也丝毫没有对民众的歉疚，反而在自传中流露对邓小平的歉意。赵紫阳系统的人们，至今也只歌颂他或为他洗刷。
最后我要说明一点，八九屠杀的罪责，百分之百在中共，然而这并不能替代民间一方的真相釐清，和对失误的反思；再看看今天的中国，我不知道大家流亡了三十年，这辈子何颜以见江东父老？
余杰：不能直面失败，就不能赢得胜利
2021年09月08日，自由亚洲电台
【三十多年来，海外纪念六四的活动多多少少沦为封神榜，很多根本没有参与过六四的人物也在争夺话语权；掌握了一定话语权的人，则不断夸大自己在八九学运和民运中的作用和地位。然后，永远把自己定格在那个辉煌的历史时刻，享受那种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美妙感受。对六四最好的纪念不是各自写一部封神榜，而是老老实实地写出各自的忏悔录，不要让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成为广陵散般的绝响。】——2024年6月4日
不能直面失败，就不能赢得胜利
我在中国的时候，每年的六四纪念日通常是没有自由的，或被国保软禁在家，或在国保的陪同下“被旅游”，只能通过写文章的方式纪念六四。当我离开中国之后，在自由的美国有了纪念六四的自由，但我参加了一次此类活动之后就不再参加了。因为，我在此类活动上听到的永远是千篇一律的豪言壮语、慷慨激昂，恨不得“壮志饥餐中共肉，笑谈渴饮屠夫血”。那一刻，人人都变成了英雄豪杰，彷彿共产党已经被他们打垮，他们即将打包行李回到中国，“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了。
在“二零二一年六四三十二周年全球网络视频纪念大会”上，当年被共产党归入六四黑手行列的苏晓康说了一通与众人不一样的、似乎很难听的话。他指出：“三十年过去了，我至今听不到八九参与者，从当年的学生领袖、知识菁英到党内改革派，对这场政治冲突，向历史和人民做出负责、清晰的真相说明，更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有像样的反思。真相和反思的意义，第一是可以宽慰无数死者的亲人，二是为讨公道而釐清罪责，三是为今后的抗争留下经验教训。可是，我看到的是所有人要不就是显示自己当年的成功，要不就是推卸责任，其做法无非是曲解历史、掩盖真相。”苏晓康指出，许多人的说词，还是三十年前的，如“八九”引发了“苏东波”、屠杀暴露了共产党的残暴，后一句几乎是“儿童话语”。而如果是当年的参与者，至少也五十岁以上了吧。三十年岁月未能唤醒几人，他们都曾是中国最优秀的学生，却宁愿被私利绑架，到死也不会说一句诚实的话，跟邓小平一样油滑。他直接点名对其中的若干人物提出严厉的追问：“我不知道大家流亡了三十年，这辈子何颜以见江东父老？”
苏晓康认为，如果不是自欺欺人，必须承认六四是一场失败的民间反对运动。而六四并不必然是失败的结局，抗争者在此过程中犯下了种种错误。六四的失败，后果非常严重，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六四亡灵至今不得昭雪，长安街血迹未乾，天安门母亲至今追讨公义不成；第二、中国文明曾有的千载难逢的变革机遇被断送，甚至中共可能的改革走向也永远消失， 中国人为此将付出的代价几百年后纔看得清楚；第三、在六四的血泊上，中国由一个邪恶制度主导而崛起，以全球化击败西方文明，对世界的影响无法估计；第四、中国的崛起让中华民族付出环境和道德两大代价，几代人都无法挽回。
这是我看到的，六四的参与者中极为罕见的反思与自我反思。当然，此前并非没有一个人有像样的反思，刘晓波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早已有了深刻的忏悔。他严厉地自我剖析、究责与悔罪那内心的磨难与激烈拉扯。他毫不留情地揭露知识菁英的怯懦无能，批判学生领袖的争权与功利。他那通透赤裸、痛苦撕裂的直白描述，刻画出迄今最翔实、最撼人心弦的一部六四回忆录与忏悔录。作家查建英写道，在所有的六四学运领袖中，可能只有刘晓波写下了这样的忏悔，“他把自己也放在聚光灯下严厉审视，分析自己的复杂动机：道德激情、机会主义、对荣耀和影响力的渴望。”然而，很多六四参与者不仅不愿像刘晓波这样忏悔，而且还撰文对刘晓波发起恶毒的攻击：他们认为，这不过是刘晓波又一次地自我形象塑造，并且是在帮助官方“抹黑”学运领袖和知识精英。
如今，苏晓康所提出的意见同样不被接纳。很多人给出相当负面的回应，很多人根本就掩耳盗铃，实在让人遗憾。不能承认和直面失败，如何能够赢得下一次战斗的胜利呢？
从“封神榜”到“忏悔录”
三十多年来，海外纪念六四的活动多多少少沦为封神榜，很多根本没有参与过六四的人物也在争夺话语权；掌握了一定话语权的人，则不断夸大自己在八九学运和民运中的作用和地位。然后，永远把自己定格在那个辉煌的历史时刻，享受那种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美妙感受。
对六四最好的纪念不是各自写一部封神榜，而是老老实实地写出各自的忏悔录，不要让刘晓波的《末日倖存者的独白》成为广陵散般的绝响。
六四无疑是一场惨败。即便是苏联、东欧的剧变，也根本不是中国抗争者的功劳，不能自欺欺人地贪天功为己有。东欧各国的民主运动从一九五零年代开始就前赴后继、不绝于缕。而中共的六四屠杀，并没有让东欧的独裁者们望而却步，东德和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高层都曾第一时间飞到北京来取经，他们未能复制六四屠杀的经验，乃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军队和警察已经不听使唤了。
六四的惨败，后果确实非常严重。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六四是其野蛮崛起的起点。它意识到，在中国，统治合法性不是靠选票和宪法，而是靠暴力和杀戮，其建构天下帝国也要用同样的手段，所以同样的暴政和屠杀如今施施然地发生在香港。
其次，对于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来说，对当时的表现的自我反省是必须的。当年，在相当意义上，反对者与反对的对象是精神同构的：学生与军人唱同一首歌——《血染的风采》、《国际歌》；决策过程是非民主的，邓小平在家中召集元老会议罢免赵紫阳并决定开枪，而广场上少数几个人就可以推翻高自联关于撤出广场的决议；学生将污染毛泽东像的湖南三勇士扭送公安局，此行为恶劣跟共产党如出一辙，迄今为止，整个过程没有多少人站出来说清楚。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问题，必须刮骨去毒。
思想史家林毓生在六四屠杀后三个月接受台湾媒体访问时就指出，革命的浪漫主义加上中国传统的“内在超越”精神，使得学生不愿妥协。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一个“意图伦理”为主导的文化，所以坚持“责任伦理”的人一开始就不占上风。在西方，民主的落实和发展，得益于独立于政治的“民间社会”的“基本结构”（如教会、独立的社团）甚多。意大利学者罗杰若在《欧洲自由主义史》一书中，即藉分析加尔文教派对民主发展的贡献，指出民间社会与民主的关联性。但是，受实用观念左右的中国知识分子多宁愿投入政治的改革，很少人有耐心去做促进“民间社会”成长的工作。林毓生的分析和批判，三十年后，在中国知识分子圈中依然是“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第三，六四流亡者羣体在海外三十多年来的表现，整体上说确实不能让公众满意（尽管有少数人做得很好 ）。有一部分人可以说相当恶劣，有人摇身一变，以亿万富豪的身份荣归中国，成为中共的座上嘉宾，为了让自己的财富倍增，不惜为虎作伥，与顽强抵抗的天安门母亲相比根本就是判若云泥。他们中的很多人是被香港的黄雀行动救出中国的，三十多年后，香港遭难，香港不少年轻一代反抗者被迫流亡海外，那些受惠于香港、在西方早已事业有成乃至相当富裕的六四一代，却对香港正在发生的惨剧不闻不问，也没有捐款成立一个基金会来帮助那些流亡的香港年轻人。且不说现代政治伦理，就是用中国古训“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来衡量，亦是忘恩负义、自私自利。所以，对他们的质疑和批判是必须的。
陈小平：1989年六四反思
2026年06月04日，脸书
今天，2025年6月4日，我在纽约参加了六四36年的第三个讨论会。出于种种原因，我在这几个场合未发言。
今天，坐在会场，聆听着发言，难以抑制地想到了今天是36年前的我的“夺命大逃亡”的起点。这两天，吴仁华兄在台湾和海外社交媒体上连载我们的逃亡故事。感谢这位南平房6号的邻居、政法大学的老同事，他的文字让我逐渐找回那些被时间尘封的细节。
如果说，八九运动是以悼胡为起跑线，那这个平房就是发令枪。当时政法大学有40位青年教师住在这个小平房---学校的政策是，无论单身已婚，每人一厨一室一厅，1986年的北京三环内能够有这种住房待遇，算得上“天上人间”吧？
胡去世的次日下午，政法大学师生已经以惊人的速度将悼念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并且还有一个十来分钟的悼念仪式。这一行动的决策与执行，都发生在小平房。整个八九期间，政法大学一系列令人瞩目的行动，多是在这片平房里策划执行。36年过去，有些人已告别人间，有些人现在是大学或学院的领导，出于谨慎，我不在此谈论细节。
天亮时分，刘苏里和吴仁华带领40余名政法学生从广场安全撤回，回到平房。如果政法大学有学生死在广场，这2位老师的压力有多大？这些学生都是他们招呼去广场给绝食四君子维护秩序的。
苏里兄耐克鞋上的血迹、教学楼前抢回的学生遗体、天空中呼啸的飞机、政法大学主楼前疾驰的军车——一切都营造出一种恐怖氛围，仿佛解放军随时会冲进校园抓人杀人。一位老师焦急地说：“赶紧逃吧，他们进来后，会冲着你们几个来的。”
此前，我曾在社交媒体上提及，一位如今已成为大富豪的政法大学同事协助安排了北京段的逃亡。他先将我们安顿在北京电影学院一位中共老导演家中。这位朋友帮我们与外界联系，购买火车票，最终在硝烟弥漫的北京送我们登上了逃亡列车。
记得王军涛兄曾说，若找不到我们几个，他绝不离开北京。为此，苏里兄甚至正儿八经地理发、化妆，出门与军涛兄接头，确认逃亡路线。仁华兄此刻与一位美人故事打开了第一页。此后延续到了美国。。。记得我还和苏里兄起草了一份入狱声明，打算登报公开发表，但在被提醒极度危险后，只得作罢。最终，我们登上了北京站的逃亡列车。
纪念会上，郑旭光兄问：“为何八九年关键一战我们输得如此惨烈？”借他的话，即便我们输了，何必36年后还这般纠问？一次就能赢，当然好；若需再战才能赢不也正常吗？捷克人1968年失败，1989年不也赢回来了吗？更何况，我们面对的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权党国，牧师邵俊说认为，这地方没有上帝，被魔鬼霸占着。如此这般，输了一次又如何？
有发言者感叹，36年后我们仍在海外流亡。我一向是喜欢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这句话，而且，我一直这样对自己说，“美好的仗我们已经打过。”
一个党国极权国家的人能亲历一场关乎中国与人类命运的大事件——正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所言，“行使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自由，呼吁民主、人权和结束猖獗腐败”——何为遗憾？
我是八九事件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的亲历者，良心拷问后，我的答案是：我和我们没有做错什么。虽然我认为胡平先生“见好就收”道理对但实际无法操作，但他今天说，36年前那场运动“和平、理性、自律，简直是一个奇迹”，我却说不出半个不字。
如果有错，是我们当初天真地相信党国极权共产党会改革，愚蠢地不会相信它会在北京用几十万正规军杀人。
我们努力了，我们没有做错过什么，但我们“最后输得如此惨烈”，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力量对付邓小平的三十万大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