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化异象与“美国对华宗教渗透”

三化异象与“美国对华宗教渗透”

——选自王志勇《福音、国度与文化：三化异象与基督徒侍奉的天国战略》

在中国大陆学术界，赵牧师对上帝的国度和主权的强调被贴上“神权政治与新冷战意识形态”的标签，并且直接与“美国对华宗教渗透”联系在一起，强调赵牧师的“三化异象”带有明确的“政治化”导向，就是“以‘宗教为第一自由’为诉求，以海外民运势力互为依托，以大陆家庭教会为操纵对象，整合国内外反华力量，旨在推动中国激进社会变革。该意识形态的主要着力点则在于妖魔化中国共产党，割裂‘爱国与爱党’，批判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1] 可见，赵天恩牧师所提出的“三化异象”确实震动了中国大陆，尤其是施行一党专制的共产党更是空前警觉，唯恐影响到他们对国家政权的非法垄断。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共1949年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以来，赵天恩牧师是最引起中共政权警觉的牧师与神学家。[2]

1、不需要妖魔化共产党。我们不需要妖魔化共产党，尽管共产党在其理论和实践中非常残暴。在中国大陆，共产党就是执政的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就是没有执政的共产党，人民与其执政党在基本素质上是一致的，问题就在于谁掌握了权力。掌握权力的人固然容易滥用权力，但那些没有掌握权力的人并不比掌握权力的人更加高尚。我们必须承认，当初很多人参加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运动是抱着救国救民的理想主义的心态，后来才发现是上了贼船，大呼上当受骗，已经是无法脱身。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要在道德和宗教上有比别人高人一等甚至势不两立的感觉，正如使徒保罗所强调的那样：“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罗3:9）。

当然，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和人民的立场正视长期以来共产党对于中国政权的霸占，对于中国人民的摧残。共产主义在理论上必然导致极权主义，在实践上必然走向恐怖主义，这已经为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在苏联、中国、柬埔寨和东欧各国所证明。因此，连中国大陆体制内学者甘阳也强调：中国走向政治成熟之民族的路径就是“重新奠定中央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基础问题，亦即使之能够直接立足于以全国性大选为杠杆的大众民主基础之上。”^[3] 中国大陆一日没有公开、公正的以“全国性大选”为形式的“大众民主”，中央政治权力就是缺乏真正的“正当性基础”！

更深刻地言之，这种“正当性基础”或“正义性问题”不仅体现在宪政与法治这种形式上，还要落实在更深厚的“价值支撑”上，这种“价值支撑”就是基督教作为政治德性的一种价值渊源，为立宪的国家提供了正当性。[4] 这是体制内外有良心和见识的学者都能达成基本性共识的。美国国父之一亚当斯明确指出：“我们的政府不具备能力去对付不受伦理和宗教约束的人类情感，我们的宪法只适合于有道德和信仰的人民。”当然，亚当斯所说的“道德和信仰”只能是基督的道德与信仰。

2、御用学者的诡诈与基督徒牧者的怯懦。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丧失了基本的良知的御用学者，他们不敢斥责那些窃夺国家权力、践踏人民自由的党棍政客、暴君酷吏，却对基督教和传道人露出可憎的獠牙，企图通过“政治化”的手法来抹黑、消除赵天恩牧师及其“三化异象”在中国教会内部的积极影响。当初犹太人的权贵们就是以政治的借口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他们在彼拉多面前指控耶稣“自立为王”，逼迫彼拉多以“背叛凯撒”之罪把耶稣判处死刑：“从此彼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了”（约19:12）。

可惜，教会内也有人受这种论调的影响，认为只要谈“三化异象”，甚至谈“文化使命”，这“在执政者眼里怎么看都像搞事情的”！甚至有人认为主张“三化异象”在“本质上带来的问题就是政府和民族主义者将教会看作外来文化入侵者”。基督教在本质上就是上帝所启示的真理对一切异教文化的入侵，并且最终完全把异教文化转化成敬天爱人的天国文明。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否定更不能放弃基督教本身的激进性和颠覆性，正如耶稣基督自己所强调的：“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太10:34-39）。

我们不能因为敌基督者的反对就放弃自己的立场，这种思维本身就是可怕的奴才式的思维，根本无视宗教自由以及思想和言论自由，更没有强调圣经的启示、教会的使命和中国的需要。为什么我们能够接受国外来的汽车、飞机和电脑，就不能接受基督教、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我们只想把西方基督教文明创造的物质产品拿来使用，甚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什么就不能直接全面接受西方基督教文明本身？有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所谓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他人就不能以基督教真理建立真正的“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守法”的“新中国”？难道因为中国当局只讲“洋务运动”、“经济改革”，我们就不讲与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有关的信息吗？为什么我们对于世间邪恶统治者的惧怕和顺服胜过对于上帝的惧怕和顺服呢？为什么我们基督徒非要跟着魔鬼的笛音跳舞呢？

3、大陆新儒家陈明论“三化异象”。当然，在中国文化阵营内也有对基督教持守好感和同情态度的人，比如大陆新儒家代表人之一陈明先生也特别注意到赵天恩牧师提出的三化异象。他认为在儒耶关系上有左中右三派：本土化或本色化，用孔汉思的话说就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在自立自传自养的教会框架里实现反映基督教的信念”；其次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中立派；第三就是赵牧师提出的“基督化”。

陈明认为：“如果说‘三化’中的‘基督化’会导致文化的紧张，‘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不只意味着教会的整合，还意味着整合的教会对国家的干预甚至接管。”他的担心是：“改革确实是全民共识，也是全民责任，但是估计不会有多少人把这‘三化’跟三十多年前的‘四化’一样当作改革目标。因为它既不合国情，也不合政教分离之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现代价值，永远也不能低估一颗被宗教情感鼓荡的心，追求结果的过程同样有可能天翻地覆，惊心动魄。这样的一幕，还是不要出现为好吧？”他借助评论太平天国运动，强调自己“希望揭示基督教作为精神性和物质性、神圣性和世俗性的双重存在所具有的巨大能量和所可能造成的巨大灾难，提醒方方面面意识到基督教进入中国融入中国的困难与必要，意识到这一作为新进的文化实体还处在与传统文化、中国社会的艰难磨合过程中，并且因社会转型、制度转型的历史原因而变得格外复杂，各方都应带着诚意朝着建设性的方向努力。作为个人信仰和情感之内在体验的属灵的方面无法沟通也不必沟通，付之两可可也。但对作为社会存在的教会教众之国家认同和社会责任方面达成一些基本共识则是完全可能且十分必要！我认为，所谓的本色化固然要体现在教义理论上，但首先也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作为教会教众的运作活动上。”^[5]

我们确实应当充分意识到基督教在中国落地生根的艰难性，尤其是改革宗神学对于偶像崇拜和皇权专制确实具有更大的威胁性和颠覆性，这种威胁性和颠覆性对于真正热爱中国人民和宪政民主的人而言，当然也是改革宗神学对于当今中国的独特价值和贡献之所在。但是，为了避免别人仅仅强调改革宗神学的政治方面，我们还是要竭力阐明改革宗神学在宗教、道德和文化方面的功用，政治性的功用不过是改革宗神学的一部分而已，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政治性的功用乃是副产品，不是我们首先追求的目标。任何仅仅停留在政治层面的人都是肤浅的。不管中国大陆一些御用学者如何对“三化异象”进行歪曲和攻击，不管教会内部如何出现犹大式的背叛与彼得式的怯懦，我们总要继续靠着主的恩典前行。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建构合乎圣经的公共神学与灵修神学，前者凸显上帝对于世界的计划，后者凸显上帝对于个人的旨意。没有灵修所造就的攻克己身的圣徒，就没有真正按照上帝的心意改变世界的英雄！

4、公共神学与灵修神学。本书所阐明的“三化异象”为人提供的就是这样的公共神学与灵修神学，我们所要造就的就是基督徒圣徒与英雄的品格。因此，我们首先强调的不是政治，甚至也不是文化，而是个人的心灵！先有“内胜”，才有“外王”。在基督的“内圣”方面，我们强调灵修神学；在基督徒的“外王”方面，我们特别强调公共神学或政治神学。

悔改的福音与灵修的信息始终是我们想发出的最强音：“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4:17）。最需要悔改的就是我们自己，也就是基督徒和教会，当初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的就是犹太教会中那些看似最敬虔的宗教人士。如果基督徒不悔改，如果教会本身不圣洁，我们又怎能向不信者或社会发挥悔改的信息呢？因此，耶稣基督对于当时假冒伪善的宗教人士发出了最强的警告：“你们这假冒为伪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你们这假冒为伪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作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你们这假冒为伪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作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太23:13-15）。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教会最大的敌人就是教会！我们自己和教会必须不断悔改，追求敬虔，才能在社会中发挥以身作则、春风化雨的影响。

我们首先追求的目标就是个人方面心灵秩序的重建、社会方面道德秩序的更新以及文化方面精神秩序的改良。只要有更多的个人归向基督教信仰，并且在思想上得到更新，在行为上得到改进，就必然逐渐影响到道德和文化的层面。大众道德和文化的改变，最终必然影响到政治生活，这也是自然而然的。因此我们在改革宗神学的表述上当慎之又慎，精益求精，竭力追求与人和睦，更多注重心灵、道德与文化的层面，淡化政治性的诉求，避免激进性的作为，争取在最大程度上与既存国家政权和其他社会群体达成最基本的共识，和平相处，自由竞争，互相补充，尽量避免因为沟通不良而造成的误解、敌意和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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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超，“美国对华宗教渗透新模式及其意识形态演变”，见《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年2月。

[2] 2024年11月6号，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第一日，我在“清教徒三化研习班”的特讲“美国大选、中国未来与清教徒神学”中针对以上论述特别阐明了八点应对：1、神权政治：圣经中的启示，强调上帝的主权，个人和社会都当降服在上帝的主权和约法之下。2、三化异象：此异象并非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而是来自圣经启示和教会正传的神学主张。这一异象不仅对中国适用，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同样适用。3、政治导向：政治性就是社会性，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主张的政治乃是圣经中启示的国度政治。那些害怕人民谈政治的，往往是窃夺人民政治权利的“爱国贼”。4、宗教自由：宗教与信仰自由是上帝赐给人的基本人权，也是联合国与中国宪法都一致保障的。没有宗教与信仰自由，人就沦为任人洗脑的奴隶、随意收割的韭菜。5、社会变革：革命是人民的权利，改革是执政者的责任，我们强调圣经启示的悔改和解之道。我们主张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改变社会，但人民之革命权是无法剥夺的。6、妖魔化中国共产党：世人都是罪人，基督徒也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因信称义，不比任何人强。中国共产党应当主动承认自己的罪，还权于民，而不是利用国家暴力打压持有不同信仰和意见的人。7、割裂“爱国与爱党”：国家与政党都是由有限有罪有死的罪人组成，没有权利强迫别人爱它。一个国家不可爱，一个政党不可爱，还强迫别人爱它，乃是罪人最大的疯狂和无耻。8、中国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我们不赞同民族压迫、种族歧视，也不赞同洗脑式、强迫性的所谓的“爱国”。真正的爱国主义乃是爱灵魂，爱人民，绝不是爱权力，绝不是盲目追随，更不是盲目崇拜甚至惧怕那些非法掌握权力、为自己谋取非法利益的掌权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有权利将那些利用公共权力作奸犯科、欺压民众、祸国殃民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3] 甘阳，“走向‘政治民族’”，《读书》，2003年第4期。甘阳在此文结束处著名，此文完成于1996年。

[4] 高全喜，《我的轭》，15页。

[5]  陈明，“太平天国与基督教漫说”，见周伟驰，《太平天国与启示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