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与圣经中的“凡物公用”

共产主义与圣经中的“凡物公用”

——选自王志勇《福音、国度与文化：三化异象与基督徒侍奉的天国战略》

“邪恶的共产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特产，柏拉图提倡的也是某种形式的共产主义，他在《理想国》第三卷到第五卷提出三大重要举措：男女都要接受其哲学教育；废除私人家庭；废除私有财产。这三大举措和马克思主张的共产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不管是希腊哲学中的柏拉图，还是西方哲学中的马克思，人本主义最崇高的主张就是共产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圣经中也启示了某种形式的“共产主义”：“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徒2:44-47）。但是，我们一定明白，此处的“凡物公用”绝不是马克思所提倡的邪恶的以国家暴力胁迫为特征的共产主义！因为此处的基督徒面对的是主后70年圣殿被毁、以色列亡国的紧急情况，因此他们自愿地采取这种临时性、救济性的措施，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非常显然，他们之所以能够“卖了田产家业”，就表明当时还有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因此，我们绝不能从此处经文的记载中得出任何反对私有财产、支持共产主义的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等所主张的邪恶的共产主义和圣经启示没有任何直接性、必然性的关系。当然，这些出现在西方的哲学主张和基督教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内莫所考察的那样：“近代属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不同革命理论的许多主题都能在千禧年主义的著作中找到，这些文字影响了这些理论。”[1] 这种中世纪千禧年主义特指西欧11世纪至16世纪的一种思潮和运动，其发端源自对《启示录》20章1至7节中“一千年”的解释。奥古斯丁强调，此处所说的“一千年”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一千年”，而是指“从基督的第一次来临到尘世的终结，也就是基督的第二次来临。”[2] “这个世界的变化，并不是一切都毁灭，而是万物都改变。”[3] 在这期间，“现在的教会也是基督的王国和天上的王国。他的圣徒即使现在也和基督徒一同为王。”[4]

因此，奥古斯丁对这段经文作出的是比喻性的解释，强调“千禧年”已经开始，并且世界历史的走向绝不是一切都毁灭，而是整个世界的更新，这是奥古斯丁已经明确的神学立场。千禧年主义对于这段经文所进行的则是字义性的解释。这种千禧年主义信仰在431年受到了以弗所大公会议的谴责。5世纪末，教皇杰拉斯颁发教令，规定需要对《启示录》20章作比喻性的解释。[5] 中世纪各种形式的千禧年主义风潮都一致强调世界末日的来临、废除上帝的律法，尤其是激进的再洗礼派1534-1535年利用“新耶路撒冷”之名在明斯特进行的千禧年主义试验，更是强调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临近、提倡财产公有、一夫多妻、焚烧圣经之外的其他书籍等等；而自由圣灵派更是蔑视私有制、完全否定上帝的律法，主张彻底的非道德主义（amoralisme），即反律主义（antinomisme）。[6] 此类主张都是谬解圣经所导致的荒唐之举。

这种千禧年主义的世俗化版本就是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人在本性上是自私贪婪的，私有财产制度是万恶之源，因此她接力主张废除私有制。马克思与恩格斯二人在其1848年发表的邪恶的《共产主义宣言》中强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7] 周新城在2018年《中华魂》网刊上发文解释说：“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邪恶的共产主义，这个‘产’是指生产资料，这个‘共’是指共同占有。邪恶的共产主义就是指生产资料公有。实现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必然要消灭私有制，这是同一件事情。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这是共产党人不能忘记的初心，也是共产党人必须牢记的使命。忘记这一条，就意味着背叛，不能称之为共产党员。”[8] 问题在于，马克思从来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在共有财产制度中，控制公有财产的那些人是否因克服了人的‘自私与贪婪’的本性而变好呢？抑或是因为难以改变其‘自私与贪婪’的本性而扭曲马克思的公有制共产主义呢？[9] 很显然，几百年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实践表明，这种明目张胆地主张“消灭私有制”乃是以国家暴力来剥夺人民的财产，然后将财产集中在少数掌权者手中掌管，而少数掌权者仍然是“自私和贪婪”的！他们名义上说是“国有制”或“公有制”，实际上谁有权力，谁就掌管这些财产的使用和处理，水就最大程度地把这些财产用于个人和家族的占有和享受。因此，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理论和实践乃是极其肤浅、伪善和邪恶的。

邪恶的共产主义之所以在西方基督教国家出现，这是与自由主义的长期泛滥直接相关的，马克思等人本身就是最大程度地高举个人的自由，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学说，只不过这种邪说主张以暴力革命甚至国家恐怖主义的形式实现个人的自由。因此，沃格林分析说：“人们不应该否认自由主义向邪恶的共产主义的这种转变的内在的一致性和真诚；如果自由主义被理解为对人和社会的内在救赎，那么邪恶的共产主义就是它的最彻底的表达。”[10] 英国工党领袖、马克思主义者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1893–1950年）在其《信仰、理性与文明：一篇历史分析的论文》中鼓吹列宁式的邪恶的共产主义：“列宁追求的目标就是在地上建立天堂，并且要他的信仰准则写进全人类的内心世界，他这样的追求肯定是正确的。他承认和平的先声是战争，认为无数代人的传统可以一夕改变是虚妄的，他这样的主张当然也是正确的。”[11]

半个世纪之后，苏联的崩溃证明了拉斯基的肤浅和虚妄，但拉斯基的分析仍然有其深刻之处。他认为：“曾经建立那种传统的超自然的宗教的力量已经消失了；自从笛卡尔以来，科学研究的积淀对于这种超自然的宗教的权威产生了致命的威胁。所以，很难看出，除了俄国革命所赖以建立的观念之外，文明传统还能在什么基础上得以重建。除了超自然的基础之外，它与基督教成为西方的官方宗教的思想氛围极为类似。”[12] 一旦基督教作为超自然的宗教丧失其捍卫真理和重建文明的力量，敌基督教的宗教或意识形态就会趁虚而入，这种异质的宗教或思想也会宣告某种“救赎”或“福音”，只不过这种“救赎”或“福音”乃是完全以今生今世的物质满足为导向的，正如拉斯基所强调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证明，俄国原则比基督教原则的影响更深刻，因为它为群众所寻求的救赎就是此生此世的满足，并为此而重新为我们所知道的世界设立秩序。”[13]

确实，二十世纪是俄国共产主义暴力革命原则长期占上风的世纪，但二十世纪也见证了俄国原则的丑陋、凶残和失败。历史的巨大讽刺就是：那些完全以此生此世的满足为救赎的人，却是此生此世永远得不到救赎和满足的人。问题不在于“俄国原则”和“中国特色”，而在于我们会回到“基督教原则”吗？如果基督徒不想根据“基督教原则”建立国家和文明，不仅是我们基督徒，就包括非基督徒，都会沦落在各种异教或意识形态制造的暴政与野蛮之下。此时此刻，难道那些放弃以“基督教原则”建立国家和文明的人不是更有罪吗？本书的宗旨救赎唤醒基督徒对于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旨意的重新认识，尤其认识上帝对于基督教国家和文明的旨意，这乃是二十一世纪以及接下来的世代都当注意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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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莫，《教会法与神圣帝国的兴衰》，438页。

[2]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20卷8章，吴飞译文。

[3]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20卷14章，吴飞译文。

[4]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20卷，9章，吴飞译文。

[5] 内莫，《教会法与神圣帝国的兴衰》，405页。

[6] 内莫，《教会法与神圣帝国的兴衰》，407-41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卷，286页。

[8]周新城，“邪恶的共产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见《中华魂》，2018年6月30日，http://www.qstheory.cn/llqikan/2018-06/30/c_1123059334.htm。

[9] 何道峰，《人的应当》，361页。

[10] 沃格林，《新政治科学》，181页。

[11] Harold J. Laski, Fa ith, Reason and Civilization: An Essay in Historical Analysis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44), p. 184.

[12] Harold J. Laski, Faith, Reason and Civilization: An Essay in Historical Analysis, p. 51.

[13] Harold J. Laski, Faith, Reason and Civilization: An Essay in Historical Analysis, p. 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