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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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与中国第一次现代化运动
——选自王志勇《福音、国度与文化：三化异象与基督徒侍奉的天国战略》
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努力就是洋务运动，目的是“求强”、“求富”，即富国强兵，指导思想就是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其实，这样的思想就相当于一帮土匪想变得比他们忌恨的另外一帮土匪更厉害！既然要以人为“师”，为何还称别人为“夷”呢？中华民族所谓的“尊师重道”的传统何在？因此，哪怕像是魏源这样的开明人士，也根本没有和其他国家平等外交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恃强凌弱的帝国情结之中，他眼中的“师道尊严”所尊崇的只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书五经之类，把西方文明始终置于鄙夷不屑、随时除灭的蛮夷地位。
清末张之洞进一步把这种思想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在保持清朝传统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以及传统文化与社会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经济，以实现中国的富强。张之洞以中西这种地理方位为标准来划分真理和文化的思维是非常愚顽的。这一运动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最终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中方惨败而告终。其惨痛教训就是：不接纳世界上先进的文明制度，不改变传统的皇权专制，仅仅想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发展经济来实现现代化，巩固自己的专制政权，这样的“改良”、“改革”在本质上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是不可能成功的。
可惜，1979之后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走的是同样的路子，认为只要把经济发展上去就好，不愿意进行深层的政治改革，更不愿意省察自己的文化和心灵，总是以指责和仇恨其他国家来代替自身的悔改！今天“抵制日货”，明天“抵制韩货”，却忘记了关键还是要“抵制蠢货”！如此操纵舆论，愚弄百姓，以至于中国发展了上百年，还是一个缺乏判断力和责任心的“大头娃娃”！正如梁启超在1892年书信中所感叹的那样：“中国人人寡闻浅见，专以守残，数百年如坐暗室之中，一无知觉。”[1] 金观涛分析张之洞以来这种中西二分的二元论说：“现代民族国家作为整合性的契约共同体，其整合的前提是建立法治，但中西二分的二元论恰恰缺乏法治元素，由此导致中国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面临社会整合危机。也就是说，随着个体从社会有机体中走出来，并成为现代个人，如果不能通过法治建立秩序，就会出现传统社会有机体的瓦解，其后果必定是严重的社会脱序，而这正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的状态。”[2]
第一次洋务运动这种现代化的尝试在表面上看是被日本打断了，实际上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当时清廷的专制制度，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当时以魏源、张之洞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愚顽和肤浅。在第一次大规模的现代化尝试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西方物质文明背后的精神支柱，乃是基督教信仰。更令人遗憾的是，此时中国教会大多数信徒仍然处于吃饼得饱的层面，完全仰赖洋人的救济和特权生存。而洪秀全式的基督教则是民间野心家利用基督教来搞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为此不惜搅乱天下、大肆杀戮。这更加使得中国执政阶层和精英分子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充满忧虑甚至敌意。今日中国基督教再次在中国大陆大规模地传开，但我们一定不要以人数自夸，一定不要以政治运动为首要的追求，切莫进一步加剧教会与国家、民间与政权之间的冲突和张力，更不要试图以“太平天国”的模式发动暴力革命。
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三个方面：二是利用基督教排斥其他民族，甚至激化民族矛盾；一是利用基督教对抗乃至推翻当今政权；三是以受逼迫之名凸显教会与国家的紧张关系。因此，我们在“民族福音化”中特别强调民族之间在基督里的和解；我们在“教会国度化”中特别强调教会本身要成为国度性的教会；我们在“文化基督化”中特别强调从个人、家庭、教会与社会做起，不要把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放在第一位，最重要的是我们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我们一定要以纯正的教义和敬虔的生活为根基，竭力尽最大的善意和坦诚与国家政权和其他人群和平共处，通过虔诚祈祷和爱心行动使中国社会走向和平转型之路。我经常与广州圣经归正教会黄小宁牧师交通，强调面对中国大陆共产党政权的打压，我们的共识就是：基督徒应当“无条件地尊重对方的人格和职分，有条件地从公民责任的角度予以合作，最大善意地按照上帝的旨意成全对方，但绝不出卖自己在信仰上的良心。”
我们既要依法维权，促使国家工作人员践行法治，尊重公民权益，也要小心那些混进教会内部的民间枭雄，防止他们乘机利用教会作乱，冲击国家机关，破坏社会稳定，使得教会本身成为民间动乱的发源地。从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尝试开始，就存在着两条路线之争，一条路线是渐进改良的路线，另一条路线就是激进革命的路线。这两条路线之争贯穿中国百多年来现代化的过程，可惜结果往往是教会内外的激进分子占了上风！对于认知和道德素质低下的民众而言，口号越激进，越能够蛊惑人心，于是应者云集，呈燎原之势，无人能够拦阻！正如伯尼斯所揭示的那样，这些人善于利用群体心理“制造新闻”，操纵舆论，使得他们很快成为教会或社会中的“旗帜性”人物。[3] 这些激进分子企图把中国改革这种关乎十几亿人生命的重大问题简单化，幻想毕其功于一役，但却总是欲速则不达。因此，林毓生先生强调百年中国最需要的是“比慢精神”——关键不是数量，而是创新和质量。我们要善于等待，谦卑学习，精雕细作，再也不要搞各种形式的“大跃进”运动来祸国殃民了，在教会中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