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变局与大转型

中国大变局与大转型

——选自王志勇《福音、文化与国度：三化异象与基督徒侍奉的天国战略》

我们在基督里是天国的公民，这种公民身份要求我们在中国大陆1840年就已经拉开序幕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形式的践踏个体人权的皇权专制，自觉自愿地承担建立真正实行宪政法治的新中国的历史使命。这也是当初清教徒在英国所面对的使命，就是破处以查理一世为代表的英国过往所主张的绝对君主制，正如当时清教徒共和派所表达的那样：“我们和保王派之间存在的争议是，应该允许国王像上帝那样凭个人意志统治，视国民如蝼蚁，还是让人民按照自己制定的法律要求进行自我管理，生活在自己批准的政府之下。”[1]

1629年，查理二世声称：“君主不必对上帝以外的任何人交代自己的行为。”太在1649年接受审判时仍然傲慢地声称：“世上再高的权力也不能审判国王。”[2] 当然，清教徒所捍卫的不仅仅是政治自由，更是宗教与良心自由，正如清教徒政治家克伦威尔所强调的那样：“宗教自由对我们来说是最宝贵的：让所有的新教徒从主教的暴政中获得自由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良心服务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加重要？”[3] 清教徒所要推翻的就是这种“君权神授”、“君权至上”式的绝对君主制。清教徒在神学上所主张的就是圣约神学与良心自由，在政治上所主张的则是上帝的主权和约法之下人民通过选举由议会掌权做主，彻底推翻“君权神授”的荒诞，实现“人权神授”的宪政共和制度。自从上帝于主前1512年在西奈山设立《约法十章》，到主后1215年英国《大宪章》，1620年《五月花号公约》，1776年《独立宣言》，1789年美国《宪法》，宪政共和的理想才得以逐渐实现。人类经过了3000多年的历程才把圣约神学与宪政共和完美地结合起来，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成果，我们中国教会必须以谦卑之心领受。

根据胡平老师的分析，古代中国人没有现代的国家概念。几千年来，中国人不认为世界上还有和自己平起平坐的别的国家，有的只是蛮、夷、戎、狄，它们理当依附于中国，被中国同化。在有些语境中，中国就是天下；在有些语境中，中国不等同于天下，但却始终是天下的中心；天下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在这里，中国既是有边界的，又是没有边界的。按照中国的天下观，统一天下，或天下归为一统，这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昔日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要攻占南唐，南唐后主派人求情。赵匡胤回答说：“不须多言，江南亦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种以武力统一天下的思想和做法在中国文化中是根深蒂固的。

李鸿章有句名言，他把清末以来中国受西方冲击而造成的巨大变化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何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不少人解释说，那是因为中国被西方的蛮夷打败了，打得割地赔款。其实，在历史上，中国不止一次被所谓的蛮夷打败，而且好几次败得很惨，都是国破家亡。例如蒙古人和满族人，岂止是打败了中国，而且还占领了中国，统治了中国。但是，当时的中国人依然保持了文化上的高度自信。因为蒙古人、满族人在占领中国之后依然接受了认同了中国的文化。不是中国人被蒙化被满化，而是蒙人满人被中国化，而且还是自愿地中国化。可见中国文化在当时仍然是最好的文化，最高级的文化，乃至唯一的文化。

可是，和西方的冲突就不同了。在和西方的冲突中，中国人第一次发现，原来天外有天；中国的文化并非唯一的文化，在中国文化之外还有西方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也不是最好最高级的文化，至少在某些方面，西方的文化更好更高级（最起码也是不差，是不分上下）。于是，中国人失去了那种“唯我独尊”、“天下第一”乃至“天下唯一”的文化自信或曰骄傲；所谓“天朝”心态从此瓦解。这种冲击与震撼之大，现在的我们，恐怕连想象都很难想象了。[4] 以胡适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开始痛击中国文化的野蛮，强调向西方学习：“全世界的人类里，寻不出第二国有这样的野蛮制度! 圣贤经传，全没有拯救的功用。一千年的理学大儒，天天谈仁说义，却不曾看见他们的母妻姊妹受的惨无人道的痛苦。忽然从西洋来了一些传教士，他们传教之外，还带来了一点新风俗，几个新观点。他们给了我们不少的教训，其中最大的一点是教我们把女人也当人看待。”[5] 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要“把女人也当人看待”，更要把所有人当人看待，彻底废弃几千年来人压迫人的皇权专制制度，走向真正的宪政共和。

因此，在中国仍然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不仅要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宪政民主国家，更是要谦卑地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也就是基督教文明，从而使中国社会和文化走向以基督教建立国家和文明的正路。非常明确，这本书最终成为政治神学与公民神学之作，写给具有天国公民意识的基督徒，旨在装备中国基督徒成为上帝国度的精兵，勇猛精进，九死不悔，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建立以爱主爱人、守约守法为根本的基督教国家与文明。因此，基督徒的政治神学与公共神学必然是文明神学，是以建立基督教文明为导向的。正如十七世纪英国清教徒时代、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在中国目前急剧转型的时期，我们需要上帝兴起“不从专制者”（Nonconformists）、“黑袍兵团”（the Black Robed Regiment），就是一群穿着日内瓦黑色圣袍的牧师群体，他们能够在教会讲坛和公共领域中勇敢地传讲上帝的真理，通过讲道和行动以眼泪、汗水和献血阐明并捍卫上帝赐给每个人的宗教自由与政治自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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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费尔斯，《奥利弗·克伦威尔与清教徒革命》，108页。

[2] 费尔斯，《奥利弗·克伦威尔与清教徒革命》，294页。

[3] 费尔斯，《奥利弗·克伦威尔与清教徒革命》，114-115页。

[4] 参考胡平老师2024年1月22日脸书贴文。

[5] 选自1928年胡适为基督教女青年会成立二十周年所作的贺文，原题为《祝贺女青年会》。

[6] See Dan Fisher, Bring Back the Black Robed Regiment: How the 18^th century church stood for liberty and why it must do so again, third edition (Edmond, Oklahoma: Black Rib Publishing, 2023); Unlimited Submission? How Romans 13:1-5 has been incorrectly used to silence Christians and the Church (Edmond, OK: Black Rob Publishing,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