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柱石与文化战争

真理柱石与文化战争

——选自王志勇《福音、国度与文化：三化异象与基督徒侍奉的天国战略》

在民族福音化的过程之中，我们必然面对各种形式的争战。最惨烈的争战乃是心思意念的争战，也就是“文化战争”（the cultural war）,正如保罗所言：“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争战。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10:3-5）。卡尔·施密特曾说，政治就是分清敌我。之所以分清敌我，就是因为有战争存在。当然，从探讨真理的角度而言，哪怕是我们成名成家，有自家自派的主张，也要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力，正如参加《牛津共识》文本起草与修改的新左派学人吕新雨所强调的那样：“知识分子在自成一家的同时，应该在尊重不同的观点基础上进行真诚交流、互相砥砺，以此形成中国与世界的当前和未来发展所亟需的思想共识。”[1]

不管我们是否承认这种“文化战争”的存在，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视为“文化侵略”，1951年中国共产党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第二届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发表《争取和团结广大教徒，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侵略的影响》的文章，直接插手教会事务，强调：“目前，我们所要求的，中心目的是要使教会在政治上、组织上脱离帝国主义的关系。在组织上，教会应掌握在善良的教徒手里，而不是为特务所掌握……总之，对宗教总的精神，除反革命分子外，对所有的教徒都要团结过来。和教会关系搞得太紧张的地方，要缓和一下，否则会使他们变成敌人的后备军。”[2] 那些坚持基督教信仰、不走投降路线的牧师或者被打成帝国主义的“特务”，或者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是教会不得不面对的“文化战争”。

因此，教会必须成为文化的中心、教育的重镇，必须在“文化战争”中警醒谨守，正如耶稣基督所吩咐的那样：“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太10:16）。在这样的“文化战争”中，教会要成为柱石性的中心，发挥中流砥柱、力挽狂澜、重建文明的作用。可惜，目前教会中盛行的掺水的神学根本不能装备教会进行这样的“文化战争”。大多数教会只能在敌人的宽容和操纵之下发挥“宗教花瓶”的作用，大多数基督徒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仇敌的工具或牺牲品，这是我们必须深思和警醒的。在中国大陆1950年开始直至1954年长达4年之《三自运动》签名运动，断除教会与欧美国家教会的关系，当时中国大陆基督教教会中三分之二比率即40万信徒签名支持。[3] 一旦教会放弃文化使命，在思想和教育领域中冷淡退缩，走向反智主义的路子，教会本身就已经丧失了本有的根本性的功用。目前欧美教会之所以被边缘化，中国教会之所以一直没有成为主流，就是因为反智主义在教会内部的盛行，使得教会没有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文明冲突”的概念始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1927-2008年），他在1992年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一石惊起千层浪，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和争议。1996年，亨廷顿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4] 明确提出：未来国际冲突的主要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或经济的，而是全方位的文明冲突，因此我们必须有自觉的文化认同与文化重构意识。他明确预测：“未来的危险很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5] 哪怕是共产主义政权在全球已经崩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与其他文明仍然在价值观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亨廷顿警告说：“共产主义的崩溃使西方人更加相信民主自由主义思想取得了全球性胜利，因而它是普遍适用的，并因此加剧了这种不协调。西方，特别是一贯富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权力有限的政府、人权、个人主义和法治的价值观念，并将这些价值观念纳入他们的体制。然而，在其他文明中，赞同和提倡这些观念的人只是少数，大部分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对于他们的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或是普遍怀疑，或是强烈反对。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6] 因此，虽然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并强调“普世价值”，特别是上帝特别启示的以《约法十章》为综述的道德法则，但我们必须明白，那些与上帝为敌的人不会接受上帝的律法，正如保罗所强调的那样：“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罗8:7）。

在亨廷顿看来，全世界人民面对的挑战就是：“21世纪的全球体制、权力分配以及各国的政治和经济，将主要反映西方的价值观和利益，还是这一切将主要由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价值观和利益来决定？”[7] 更具体来说：“美国和西方的未来取决于美国人再次确认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责任。在美国国内，这意味着拒绝造成分裂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诱人号召。在国际上，则意味着拒绝要求美国人认同亚洲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虚幻的号召。不论亚洲和美国社会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经济联系，根本的文化差异将使二者无法同居一室。”[8] 因此，对于亨廷顿等美国保守主义者而言，美国坚持西方文明，即基督教文明，不仅仅是美国的立国与兴盛的根本，也是全世界各国各族文明进步的根本保障。虽然亨廷顿提倡不同文明之间的互相学习，彼此丰富，但他最终还是强调“真正的冲突”就是“文明和野蛮之间冲突”，这种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亨廷顿强调：“在文明和野蛮之间的更大的冲突，即全球性的‘真正的冲突’中，已经在宗教、艺术、文学、哲学、科学、技术、道德和情感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的世界各伟大文明也将彼此携手或彼此分离。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9]

同一时期，在1991年弗吉尼亚大学著名的基督徒社会学教授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1955年——）出版了《文化战争：界定美国的争战》一书，强调美国社会中存在着的“文化张力”的根本就是基督教新教文化与其他异质文化的冲突：“各种类型的文化张力不是仅仅源于对教会框架的正确形式的学术性的歧议、对教义性真理的理论性的争议。准确地说，美国举步维艰的多元主义所隐含的乃是更深层面的对峙，即如何界定美国现实的竞争。总体上来说，纵贯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美国社会中出现的各种文化上的不和谐，是由两种彼此竞争的倾向引发的。一方面，各种各样的少数派文化试图在美国社会中占据一定的地盘，使他们各自都可以按照良心的指令和社群的责任来生活，不受他们的任何搅扰或报复。这样的地盘能够为他们提供基地，使他们可以作为一个不同类型的道德群体而扩展自身合法的利益。另一方面，基督徒以及在很大程度上以基督徒为根基的民粹主义则想打退一切挑战，确保他们能够界定何谓美国文化的习惯和意义。”[10]

在美国，这种文化战争已经发展到全面开战的地步，实在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坚持基督教价值观的传统派/保守派（右派）与否定传统的基督教价值的进步主义/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派/左派）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两极分化性质的尖锐对立。如何看待多元文化主义，如何看待原住民权益、文化相对主义、道德相对主义，学校有无权利教授无神进化论、神导演化论或神创论，尤其是在女性主义与性别平等、堕胎、枪支管制、气候变化、移民、难民、政教分离、毒品战争（全面禁止毒品及拘捕毒贩；或全面开放药物，但实施政府管制如大麻禁止非法贩卖）、性交易（全面禁止性交易及取缔；或容许性交易，但实施政府管制如性工作者必须定期进行性病测试）、LGBT权益（包括同性婚姻）、宗教自由（少数宗教及无宗教信仰者的权益）、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反恐与审查等具体问题上，保守派基督徒与自由派更是针锋相对，全面对峙。这种在目前欧美国家中盛行的相对主义否定上帝启示的绝对性的道德标准，根据施特劳斯的分析，这种相对主义最终导致的就是认为“文明本质上并不优于野蛮，故他会冷漠地接受从文明社会向野蛮社会的转变。”[11] 不管这种相对主义表面上看起来如何温情脉脉，实际上这种思潮是与西方基督教传统截然对立的，正如施特劳斯所分析的那样：“相对主义表面的谦卑与暗里的傲慢之间有一个巨大反差。相对主义者带着义愤或轻蔑反对我们伟大西方传统所固有的绝对主义——这种绝对主义的本质前提是，这个传统相信一种理性而普遍的伦理有其可能，或自然正当性有其可能。相对主义一偏狭来指控这个传统。”[12] 一言以蔽之，这种相对主义所否定的就是上帝的律法，他们不愿意明确地以上帝所启示的律法为判断善恶的价值标准。这种相对主义造成的就是当前西方文明的危机，人们不在为已有的基督教文明辩护，而是任凭社会走向野蛮和崩溃。

基督徒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独善其身，更不可能逃避这些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争议，不闻不问。教会必须根据圣经启示、教会正传和时代挑战为信徒提供全方位的指南和装备。长期以来，正是因为教会对于时代性、文化性、政治性、思想性的问题采取消极逃避的立场，就在公共领域中自我放逐，使得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大行其道，[13] 几乎占领了欧美的各个名牌院校、大型媒体等，使得基督徒能够自由见证的空间不断受到打压，教会大有重新被掳巴比伦的趋势。更可怕的是，这些无神论、敌基督、反律法的思想正在以各种形式渗透到教会之中，很多教会中的牧师与基督徒在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理论方面的主张完全不合乎圣经的教训，甚至他们从来也没有想到用圣经启示的真理来更新自己在这些方面的观念，他们和不信主的人一样认可同性恋、大政府、废除死刑等等。可以说，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到文化战争中，大多数基督徒几乎是望风而逃、不战而败甚至离经叛道、卖主卖友，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在这场文化战争中，真正的基督徒所要面对的不仅是来自人的敌对，更要警醒抵挡的是撒但的诡计。当教会在社会上处于弱势的时候，撒但就是借助国家政权对教会进行打压，妄图用逼迫来拦阻人们信主，并且使得已经信主的人不敢为主作见证，不敢参与政治与文化活动。当教会在社会上处于强势的时候，撒但就会直接加入教会，在教会中撒播异端邪说的种子，以假乱真，混乱真道，使人真假难辨，无法在真道上得到系统的建造，最终从内部瓦解基督教信仰与文明的堡垒。当然，撒但最常见的战略就是内外夹击：外部以政治皮破、舆论打压的方式，内部以和平渗透、散步谬论的方式。因此，真正热爱上帝、真理、教会与文明的人必须警醒谨守，彼此相爱，精诚团结，共同御敌，面对在不知不觉中就被仇敌掳掠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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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文锋，《从“万国公报”到“牛津共识”》，563页。

[2] 见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编，《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50-1987》（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48-49页。

[3] 王文锋，《从“万国公报”到“牛津共识”》，254页。

[4] 该书英文原名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中文译本《文明的冲突》，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年）。

[5]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161页。

[6]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161-162页。

[7]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163页。

[8]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282-283页。

[9]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297页。

[10] James Davison Hunter, 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 (BasicBooks, 1991), p. 39.

[11]施特劳斯，《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施特劳斯思想入门》，潘戈编，郭振华等译（北京：华夏，2017年），48页。

[12] 施特劳斯，《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施特劳斯思想入门》，51页。

[13] See Stephen Eric Bronner, Critical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7); Lois Tyson, Critical Theory Today: A User-Friendly Guide, thir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Fred Rush,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ritical Theor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