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与美国保守主义

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年）与美国保守主义

——选自王志勇《福音、国度与文化：三化异象与基督徒侍奉的天国战略》

 

德国裔、美国籍政治哲学家，出生在德国的正统犹太教家庭，后来移民美国，在芝加哥大学多年教授政治学，是一个犹太思想家和学者。贯穿他的整个学术生涯的背景就是魏玛共和国的崩溃和犹太人长期流亡乃至被屠杀的历史。他年接受新康德哲学的训练，领受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教诲，后来集中研究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根据犹太教哲学的解读来指导当代政治理论，尤其崇尚的是中世纪有讨教哲学家迈蒙尼德的思想。他认为：“在迈蒙尼德那里，律法则是一个包含政治、宗教以及道德于一身的统一体。我们时代的危机则是，对人类目的的探究已被排除在政治以外。自由民主制的危机被伦理学、政治学以及宗教之间的分离和张力和所刻画。”[1]

当然，施特劳斯并不是一个正统的犹太教徒，甚至他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有神论者，他无法接受犹太教的基础：“绝对信仰西奈山的神圣启示”，他没有“无条件地重返犹太教正统神学”，他最终的选择就是：“既不放弃，也不澄明自己作为哲人和犹太人的相互矛盾的忠诚。”[2] 无论如何，他确实是一位“带着罕有的坚定严谨，专注于最深刻的哲学、神学和政治问题之人”。[3] 作为身在德国长大的犹太人，他最关注的就是犹太人所面对的神学与政治的困境，他呼吁犹太人重回犹太正统，强调“他们应贯彻希伯来圣经中众先知提出的政治方案：创造或维持一个社会，同时这个社会中的所有成员都遵守其道德行为准则”。[4] 本书作为哲学、神学与政治学跨界之作，参考最多的就是沃格林与施特劳斯，在当今西方思想界中，这样深刻、渊博的思想大家也是寥若晨星的，主张归回圣经启示和希腊哲学所阐明的古典政治乃是二者共同强调的。二人都一致冷静地认识到，我们无法获得一个完全正义的政治秩序，任何形式的乌托邦在今生今世都是不能实现的，但我们不能放弃对理想的完美的政治秩序的探究和追求。

施特劳斯认为尼采是第一个真正理解道德相对主义的含义的思想家：“上帝死了！人人都可以成为上帝！”因此，相对主义的毒根就是否定绝对性、超越性的上帝的存在，尤其是否定上帝所启示的神圣律法的绝对性，这样就为道德和价值上的各种谬论打开了大门。在政治哲学上，施特劳斯反对马克斯·韦伯以来把价值与科学截然二分的作法，认为这是来自尼采之影响的相对主义，这种所谓的价值中立的科学分析，不过是自欺欺人，因为这种方法本身就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施特劳斯认为，真正的价值判断就是道德判断，真正的道德判断必须以上帝所启示的神圣律法为终极标准。他明确强调：“圣经或圣经思想坚持这样的观念，即存在一种特定的神性律法；但它还主张，这种特定的神性律法是唯一真正的神性律法。其他那些声称具有神性起源的法典都在骗人，都是人的虚构。”[5] 刘小枫认为，施特劳斯深信“世界上存在着永恒不变的绝对价值”，他的最大贡献就是“与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不懈斗争”。[6]

像施特劳斯这样伟大的思想家都非常复杂，很难予以简单的界定。哈佐尼人为，施特劳斯与哈耶克一样，他们在思想上仍然属于自由主义的阵营，在骨子里深信对于个人自由的坚持是一个“信仰”的问题。[7] 笔者在此仍然把施特劳斯置于保守主义思想家之列，主要是因为他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批判，创办《美国评论》的贝克莱（William F. Buckley Jr., 1925-2008年）也把此类反对共产主义的自由派人士列为同盟军。那些从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暴政的阴影中走出来的人很容易走向自由主义，深信个人自由乃是人性的本质，而确保个人自由则是国家应当首先发挥的功用。这样的自由主义一旦转向上帝的主权和约法，转向上帝在历史进程中通过教会所建立的在神权神法之下确保个人自由的传统，就会成为真正的基督教文明保守主义者。这种以强调个人自由、国家主义和基督教为三大支柱的保守主义也被称为“冷战时期保守主义”（Cold War Conservatism）。[8] 笔者在本书中提倡的基督教文明保守主义的三大特征也是如此，当然我们更多的是从社群主义的角度强调个人自由，从基督教国家的角度强调国家主义，从清教徒神学的角度强调基督教正统神学，这种文明保守主义重新在基督教信仰内把哲学、政治与律法整合在一起。当然，施特劳斯本人并不是基督徒，他在思想上倾向于犹太教。

1、批判现代自由主义

施特劳斯对现代自由主义持批判立场，认为现代自由主义强调追求个人的自由是最高目标，但这种极端化的个人自由却丧失了价值或道德标准。个人的自由是为了实现人性中的卓越，而这种卓越只有通过美德才能呈现出来，而美德的核心就是合乎一定的价值或道德标准。

真正的哲学研究是人类理性的最高活动，这种研究必须摆脱政治的干预，必须始终对于既定的社会、教会和国家政治提出质疑、追问和挑战，这样才能保持哲学的崇高地位和作用，避免使哲学成为任何既得利益阶层的附庸和工具。施特老实始终以西方两大思想——圣经信仰（“耶路撒冷”）和古典哲学（“雅典”）——为经纬来省察现代性的兴起。[9] 没有以耶路撒冷为代表的圣经启示，我们就无法找到具有绝对性和超越性的律法；没有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典哲学，我们就无法对上帝的启示和律法作出合乎理性的解释。二者之间虽有斗争和张力，但并不是始终矛盾或对立的。正统神学并不排除个人哲学性的理性思考，真正的哲学思考也“唯有作为启示律法的诫命”才有可能。[10]

施特劳斯终其一生向知识界发出警告：“后启蒙运动的承诺摧毁了所有舒适而适当的各种幻想，无可避免地导致一种无畏的虚无主义的浪漫花形式。起初对圣经上帝的反对最终体现为对圣经道德的拒绝。这种新的点到的伦理道德学说紧随理性的毁灭而至，它将勇气吹捧为最高美德，要求人们去拥抱最卑劣、最肮脏的现实世界。”[11] 我们在本书中强调圣经中启示的神权制与神法论，目的就在于以神权制消解国家之上导致的极权主义，以神法论抵制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自由主义和虚无主义。

作为欧美保守主义思想的代表，施特劳斯强烈反对“自由主义”（liberalism）。他认为现代形式的自由主义具有一种内在的不可摆脱的倾向，就是在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上走向极端的相对主义。这种相对主义又导向两种类型的虚无主义。第一种虚无主义就是野蛮型的虚无主义，以尼采和马克思主义者政权为典型代表，此类意识形态都是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产物，试图摧毁一切传统、历史、伦理和道德标准，然后以各种形式的暴力来取而代之，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混乱和损害。随着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以苏联为首的邪恶的共产主义极权政府的垮台和蜕变，世界人民已经充分地意识到此类意识形态不管如何说得天花乱坠，实质上是的野蛮，实践上则给人类带来极大的恐怖和危害。

第二种虚无主义就是西方自由民主制所表现的温柔型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所提倡的是不讲任何价值判断与道德标准的享乐主义以及放纵式的平等主义。此种思潮弥漫、毒害今天欧美各个国家，他们在思想上强调法国大革命所主张的“自由、平等、博爱”，在实践上推动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主义政策，使得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的范围不断受到打压，国家政权从人民手中逐渐攫取更多更大的权力，社会逐渐丧失独立性和创造性。

二十世纪西方开始盛行的相对主义、科学主义、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等导致了西方社会与文化的衰微，使得类似中国这样的以国家形式出现的裙带资本主义和专制政权不断崛起，并且雄心勃勃地要输出“中国模式”。欧美世界长期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绥靖政策不仅没有使得中国走向宪政民主，而且随着经济的增长、技术的进步和财富的增加，对于其内部基本人权和宗教自由的打压越来越严苛、残暴，整个西方文明也都处于逐渐被收买、渗透和颠覆的危险之中。[12]

二、憎恶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

施特劳斯憎恶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包括西方所谓右翼的法西斯主义与东方左翼的邪恶的共产主义。他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始终小心暴政的危险，我们必须小心暴政的奴役。这种暴政不仅来自执掌国家政权的大小官员，也会来自家庭中的家长、教会中的牧长、学校中的师长，更会来自我们自己的心灵深处。人人都有可能成为暴君，人人都有可能施行暴政，政治哲学的使命就是使人自觉地省察人性的本质和人生的目的，归向上帝以及上帝所启示的神性律法，从而实现个人的卓越和社会的安康。因此，施特劳斯在研究西方文明圣经启示和希腊哲学这两大西方文明的根基的时候强调“正义”就是“对神性律法的服从。在我看来，神性律法这个观念似乎是圣经和希腊哲学的共同立足点。”[13]

那些没有洞察和指责暴政的哲学家称不上是真正意义的哲学家，只不过是专制政权培养或收买的走狗，因为暴政所威胁的不仅是人在政治方面的尊严，也直接戕害人的哲学生活，直接伤害到每个人的灵魂。暴君酷吏通过暴力恐吓使人无法进行自由而冷静的思考，又通过控制教育和舆论而对人进行洗脑和精神辖制。哲学之所以要充分理解政治，就是为了捍卫自身的尊严，使人不至于陷入根据自己的哲学亮光来改变政治世界的幻想中去。哲学家也是人，也是罪人，非常容易陷入到柏拉图所陷入的那种试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建立各种形式的“理想国”这种致命的理性自负之中。要避免这种来自堕落理性的致命自负，唯一的途径就是归信上帝和耶稣基督，使得自己不在扮演上帝或救世主的角色。世俗的哲学常常是致命的毒药，使人走向理性上的疯狂；真正的神学乃是上帝赐给的救命的良药，使人疯狂的病态灵魂得到医治。

其实，神学也要充分理解政治，否则我们的神学研究和教会生活就会一直受到敌基督的政治的辖制和迫害，无法承担治理全地、建立文明的使命和角色，这显然不合乎上帝显明的旨意。施特劳斯指出：“对犹太人和穆斯林来说，宗教首先是一套律法，是一套有着神性渊源的法典；而不是如基督徒以为的那样，宗教首先是教义中体现的信仰。”[14] “在穆斯林和犹太人眼中，宗教首先是律法。相应地，宗教首先作为一个政治事实进入哲人的视野。因此，讨论宗教的哲学科目不是宗教哲学，而是政治哲学或政治科学。”[15] 当今基督教的问题就是把政治、律法甚至道德从基督教信仰中剥离，使得基督徒教信仰完全成为一种彰显个人的主体性经验的情绪性的宗教。这种版本的基督教已经从公共领域中主动撤离，填补基督徒撤离公共领域所造成的真空的就是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等各种形式的人本主义的哲学。

上帝把治理全地的使命交托给人，神学家的首要责任就是帮助人认识上帝，并且完成上帝赐予人的使命和托付，而这种治理全地的使命和托付显然是公共性、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对于哲学家而言，最深的哲学是政治哲学；对于神学家而言，最深的神学乃是政治神学。政治哲学从理性的思考出发，政治神学以上帝的启示为前提，二者共同面对的就是灵魂的秩序与公共性的善。这种秩序和善都当以上帝所启示的神性律法为其判断善恶的标准，否则我们只能用社会上盛行的“进步”与“反动”的概念判断一切，最终造成的就是道德与价值上的虚无主义。废弃善恶的判断，用“进步”与“反动”来衡量一切，恰恰就是现代科学与文化所面临的巨大困境，施特劳斯认为：“现代人是个瞎了眼的巨人。怀疑进步就会导致整个西方文明陷入危机，因为在19世纪的进程中，进步与反动之间的区分已经进步地取代了好与坏或善与恶之间的古老区分。”[16]

二十世纪德国、苏联和中国极权主义政权的兴起就是在这种道德与价值虚无主义废墟上成长起来的恶之花。因此，我们在本书中强调基督徒必须走出目前“基督教神学”画地为牢的“第二层洞穴”，直面人生必须面对的哲学、政治、律法与道德问题，重新全方位地从圣经启示和大公教会的传统中发掘涵盖哲学、政治、律法与道德的智慧之学，这种智慧之学就是我们在本书中提倡的“神法圣约论超越批判哲学”。

三、阐明隐微式写作

施特劳斯出版了《迫害与写作的艺术》一书，提出“隐微式写作”——为了避免受到迫害，通过讽刺、晦涩甚至自相矛盾的语词表达，使其文本具有多重或多层意思，最终使那些心领神会的读者能够透过文字的表达而明白文字之外的真义。“隐微”（esoteric），可以翻译为“对内的、内传的、不可告人的”，中国人常说“内外有别”。这种写作的核心并不是要肤浅、机械地传递哲学家自己的观点，而是通过文本引导读者进行独立的思考，激发读者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寻找答案。因此，读者阅读这种隐微式写作的作品，关键不是要得到具体知识，而是深化自己对具体知识背后所隐藏的问题的理解。

在基督教信仰受到迫害和打压的地方，要突破独裁政权在出版方面的封锁，正式出版基督教著作，有时也不得不采用这种“隐微式写作”的方式，以力争作品的发表和传播。在信仰上，施特劳斯是犹太教徒，他认为犹太教注重上帝的律法，恭守上帝的诫命，使人有敬虔的智慧，而现代哲学的大众启蒙与基督教的普世拯救都是同样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非常重要的是，隐微式写作不是欺诈，而是隐秘，只要细心阅读字面，隐意自会浮现。当然，关键不是隐微式的写作与教诲，而是在对同样的文本和教导上也有显白和隐微之分。施特劳斯引证柏拉图的洞穴说强调：“初学者一刻都未曾离开洞穴，甚至从未将眼睛从人造事物的影像转向洞穴的出口，而这人则已经离开洞穴，并生活在洞穴之外，生活在‘福人岛’（只要他并未被破另行他事）。初学者与哲人之间的差别不在程度上，而在类别上。”[17]

施特劳斯的代表作是《论暴政》与《城市与人》，^[18] 他最崇尚的就是古希腊哲人所设计的“理想国”：“我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揭示的polis[城邦]，即那种条理清晰、限于城邦、道德上严肃、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由 gentry[贤人们]统治的社会，从道德—政治上看，是最理性和最讨人喜欢的东西。可这并不意味着我愿意在这样一个城邦中生活（人们不可意义其死人愿望评价一切），您可不要忘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非优先选择治理完美的城邦，而是以民主的雅典作为居住之地：对哲人而言，道德—政治上的考虑是第二位的。”[19] 施特劳斯这样的表述也有其隐微之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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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小枫选编，《施特劳斯与现代性危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239页。

[2] 谢帕德，《施特劳斯与流亡政治学》，123页。

[3] 谢帕德，《施特劳斯与流亡政治学》，215页。

[4] 谢帕德，《施特劳斯与流亡政治学》，219页。

[5] 施特劳斯，《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328页。

[6] 刘小枫，《施特劳斯的路标》（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

[7] See Yoram Hazony, Conservatism: A Rediscovery, pp. 290-295.

[8] Yoram Hazony, Conservatism: A Rediscovery, p. 302.

[9] 凯瑟琳·科扎特、迈克尔·科扎特，《施特劳斯的真相：政治哲学与美国民主》，83页。

[10] 谢帕德，《施特劳斯与流亡政治学》，125页。

[11] 谢帕德，《施特劳斯与流亡政治学》，124页。

[12] See Michael Pillsbury,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2016).

[13] 施特劳斯，《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319页。

[14] 施特劳斯，《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290页。

[15] 施特劳斯，《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292页。

[16] 施特劳斯，《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309页。

[17] 施特劳斯，《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120页。

[18] 英文重要著作有：On Tyrann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hilosophy and Law: Contributing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Maimonides and His Predecessors, trans.,  Eve Adle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5); Spinoza’s Critique of Relig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Jewish Philosophy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Essays and Lectures in Modern Jewish Thought. Ed. Kenneth Hart Gree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City and M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19] 谢帕德，《施特劳斯与流亡政治学》，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