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勇牧师:我为什么签署“华人基督徒关于六.四20周年的宣告”?

王志勇牧师：我为什么签署
“华人基督徒关于六•四20周年的宣告”？

 

    王华生弟兄：你好，王牧师，你能简短地谈谈你自己的信仰经历吗?

    王牧师：感谢上帝，使我们有机会彼此分享，互相鼓励。我自己的信仰经历在大的方面而言，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首先是泛灵论信仰，也就是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这是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的过程中从父母和周围的环境领受的，正如蒲松岭在《聊斋志异》中所描述的那样，相信狐仙、蛇神，崇拜祖先等等, 我称之为从小受环境影响所接受的自然熏陶式的信仰，缺乏自觉性和系统性。

第二个阶段就是马列主义信仰，这是从小学到大学一直被灌输的信仰体系，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颠扑不破的真理。这种信仰来自统治者有计划、有体系的洗脑和灌输，直接和政治与时局有关系。当政治和时局发生改变，那些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本身就对这种意识形态丧失了信心，开始大规模的改革的时候，这种信仰体系的和理性与合法性就产生了动摇。我称这种信仰形式为官方所灌输、操纵的信仰体系，当然也缺乏自觉性和系统性。

第三个阶段就是修习印度教时期。自从1985年考上北京中国政法大学之后，就开始有意识地思考信仰的问题，当时共产主义信仰已经破产，出现所谓信仰危机和信仰真空。那时起，我开始大量地研读宗教和哲学方面的典籍，并开始修习印度教体系中的巴克提瑜珈，也就是奉爱瑜珈，相信以奉献之爱乃是认识、经历上帝的最佳途径。我先后修习瑜珈十年之久，潜心研读印度吠檀多哲学，但最终认识到其中没有绝对真理，多是人对绝对真理的猜测，其中充满了来自人的败坏和谬误。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一直继续研读圣经和神学。我称之为信仰觉醒的时期，是自己在信仰方面主动探索的阶段。

    第四个阶段就是归信基督。我在1996年决志信主，夫妻一起领受洗礼，1997年就蒙教会呼召，开始辞去律师事务所的工作，转向全职侍奉；2001年在北京家庭教会中被按立牧师。2004年来美国加尔文神学院进修神学，今年得到神学硕士(Th.M)学位。我在基督教中的信仰可以简单地分为两个基本点阶段，一是1996年至此1998年其间的灵恩派阶段，二是1999年到现在的改革宗阶段。在灵恩派阶段，比较注重神迹奇事，对圣经缺乏深入的全方面的学习；在改革宗神学中，则是真理与生活并重。不可否认，基督教本身也分化为各种宗派和体系，有真的，也有假的；即使都是真的；含金量也不相同。因此, 所谓的“基督教救中国”不过是假大空式的宗教口号，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涵。难道天主教能够救中国吗？东正教能够救中国吗？灵恩派能够救中国吗?？笔者深信，改革宗信仰乃是圣经启示和大公教会的正传，也是今日中国教会和社会所迫切需要的。

    王华生弟兄：谢谢你分享你在信仰方面的经历和体会。确实,目前国内教会中流传着不同形式的基督教，教会外对基督教也有不同的看法，关键是何谓真正的基督教。毫无疑问，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肯定也有假冒伪劣的形式出现，也就是各种异端邪说，甚至也有毒害人民身体健康、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邪教出现， 比如当初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以基督教的形式出现的，但却完全背离了基督教的真理和精神。我们在基督教信仰方面确实也需要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你能简单谈一谈自己为什么对改革宗神学情有独钟吗？

    王牧师：说来话长，我用三点来总结吧。首先，改革宗神学本身合乎圣经，改革宗神学不仅注重新约圣经，也注重旧约圣经；不仅注重传讲上帝恩惠的福音，也注重教导上帝公义的律法；不仅注重圣经本身的教训，也珍惜借鉴历代圣徒的脚踪；不仅强调个人心灵上重生的经历，也强调在家庭和社会领域中通过美德和善行发挥光与盐的作用。

其次是改革宗神学是一个整全的世界观体系. 改革宗神学不仅深刻、全面地呈现了罪人如何由律知罪、因信称义、分别为圣的心路里程，同时也为个人的完善、教会与社会的重建提供了全方位的蓝图；我个人深信，只有这种整全的神学体系才能反映圣经的全貌和深度，才能满足人心灵的深层渴慕，才能为支离破碎、问题重重的中国家庭、教会和社会提供心灵的安慰和行动的指南。

    第三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改革宗神学一直具有改变人心和社会的力量。改革宗神学曾经改变当初贫穷、混乱的日内瓦，曾经使得英国与荷兰脱离宗教上的迷信、政治上的暴政、教育上的落后、道德上的败坏，也曾经使的北美这片蛮荒之地成为全世界人人向往的自由乐土。这恰恰也是今日中国教会和社会所深深需要的。

    王华生弟兄： 确实，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博大精深，共产主义等各种罪人所杜撰的思想体系往往也是气势恢宏，基督教本身若是没有严密的全面的体系，就无法与这些形形色色的世界观抗衡，更不用说改变、胜过了。一切真正的知识和智慧都在基督里面，一切真理的闪光都是来自众光之父——独一的上帝。改革宗神学既然是这样一来整全的世界观，你研究、实践、传讲改革宗神学，肯定对目前中国的政治，对于六•四这样敏感的事件有自己的看法。做为一名基督徒。我们如何在这些方面尽我们自己当尽的本分呢？

    王牧师：“政治”就是公众的事务，国家兴旺，匹夫有责。作为基督徒，我们更不能独善其身，逃避我们自身的责任。耶稣基督在著名的登山宝训中明确强调我们是地上的盐、山上的城、世上的光、灯台上的灯，必须把我们的好行为行在众人的面前，使众人得益处，从而归荣耀给上帝。因次，基督徒不仅不应当逃避政治问题，而且应当积极地参与政治，发挥自己的恩赐，成为众人的祝福。

六•四是国殇、国难，我们必须面对。1989年六•四时期，我正在北京读大学，有积极的参与，有的文件和书籍有记载，不是相对于那些在六四中不幸殉难的人而言，我没有任何可夸口之处。六月三日上午我还在天安门广场，和中国政法大学的同学们轮流在广场静坐示威，下午正好是我轮值完毕，回校休息的时间，当我坐车刚刚离开广场北面的南池字的时候，就开始听见有枪声传来，然后就是流血、流泪的夜晚。上帝存留我的生命，使我能够活过六•四，活到今天，不是我比别人更高尚，比别人更幸运，唯独是因为上帝的白白的恩典。

中国人当纪念六•四，这是国难日。我五月二十四日礼拜天在芝加哥一家教会讲道，在公祷的时候特别为六四祷告，求上帝怜悯中国，使人人都认识到自己的罪，人人都为自己的罪悔改。

    王华生弟兄：王牧师能够谈一谈自己签署六•四宣言的特别考量吗？

    王牧师： 首先的思考就是从圣经和教会的角度考虑，我们应当发出公义的声音。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毫无疑问，用坦克飞机、真枪真弹对待和平示威的公民，这在本质上是错误的。一党专政，武力镇压人民的声音，这在历史上始终是无法磨掉的耻辱。任何参与者都应当为这样的大罪悔改。

其次，我想强调的是当时的执政掌权者肯定有犯罪的地方。但是，在民运中间，极少数利用学生和群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极端人士也有当悔改的地方。另外，中国显然有很多大罪比六•四带给人的伤害更大，比如制度化的城市对乡村的压榨和歧视，所谓的“计划生育”对千千万万无辜的婴儿的屠杀，这些罪恶目前天天在重复，比一次性的六•四镇压给我们中国人带来更大的损害，此类问题都需要我们反省和证实。

总之，六•四是国难、国殇，每个人都当为自己的罪悔改。我们纪念六•四，既不提倡以暴易暴的暴力革命，更不提倡以恶胜恶的报仇心态，我们所强调的悔改与和解。愿每个人都能认识到：“ 主——耶和华啊,你若究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在你有赦罪之恩, 要叫人敬畏你”(诗130：3-4)。愿每个人都发自内心地说：“耶和华啊，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诗2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