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宗教改革时期神学常见的四大方法性错误

理解宗教改革时期神学常见的四大方法性错误
--选自王志勇《基督教圣约世界观神学原理传习录》

         要正确理解宗教改革时期神学，必须首先破除方法论方面的一些错误。

    第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历史倒置。在以往对宗教改革的理解上，往往认为当时最有争议的问题就是最重要的问题。这当然也是争议者本身在当时的历史处境中往往自然具有的想法。但是，从圣经整体的启示来看，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我们就不能想当然地把具体历史处境中的问题上升到至高无上的重要地位，更不能把关乎具体问题的具体争议和结论上升为普遍性的标准，并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以前的人。这样的方法性错误就是“历史的倒置”（anarchronism）。

        第二个方法性的错误就是以偏概全，“以部分代替整体”（confuses a part for the whole）。比如“和好”（reconcilation）、“救赎”（redemption）、“成圣”（sanctification）、“称义”（justification）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讲说基督所给我们带来的恩惠，“和好”注重的是关系的恢复，“救赎”注重的是赎价的付出，“成圣”代表基督所赢得的上帝的恩典在信徒身上的工作，而“称义”所强调的则是上帝在基督里根据他自己的法律宣告我们无罪。假如我们把其中一个教义放在中心性的地位，我们所犯的错误就是一部份取代整体。[1]

         第三个方法性的错误就是区域混乱。任何教义性命题都有一定的范围和功用，脱离、超出这种本有的范围和功用，就把这个教义性命题放在了它本来不属于的范围。比如能否通过遵行律法得永生，就是类似的问题。上帝赐给我们律法，是作为我们的行为规范，其功用也仅仅限于行为规范的功用。这不仅仅是出自桑德尔的发现，在十七世纪英国清教徒神学家Edmund Calamy (1600-1666)中就有明确的主张：上帝在西奈山上赐给以色列人律法目的并不在于让他们完全遵守，从而赢得救恩或永生，而是作为“顺服的标准”（the rule of obeideience）。上帝在西奈山上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本身“并不是作为圣约赐下的，而是作为生活的标准赐给那些已经在圣约之中的人。”[2] 有人认为，律法主义者认为人能够通过完美地遵行律法，从而最终得到永生，耶稣和保罗时代的法利赛人所犯的就是这样的错误。然而，这种想法既不合乎圣经，也不合乎历史本身的见证。法利赛人从来没有认为靠自己遵行律法就能得救，就能赢得上帝的恩宠。这本身就超出了上帝赐给律法的范围和功用。[3]

        第四个常见错误是表达简化（Reductionism）。这种简化常常是强调性的表达，在修辞上有一定的用处。但不留意，就会导致种种误解，比如把“唯独圣经”理解为只有圣经才是基督徒信仰与生活的标准，不晓得在宗教改革时期，路德和加尔文等改教领袖都没有排除信经和信条在基督教教义和生活方面的补充性的规范作用。另外，有很多人习惯把改革宗信仰称为“加尔文主义”，其实加尔文仅仅只是一个区域性、时代性的代表人物，在改革宗神学的历史发展上并不具有独尊性的地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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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illiam Wrede, Paulus, 2d ed. (Tübingen: J. C. B. Mohr, 1907); Albert Schweitzer, The Mysticism of Paul the Apostle (1931; repr., New York: Seabury, 1968).

[2] Edmund Calamy，Two solemne covenants made between God and man: viz. [brace] the covenant of workes, and the covenant of grace. [brace] Clearly laid open, distinguished, and vindicated from many dangerous opinions; the right knowledge of which [sic] will be very profitable to all those that have escaped the first, and are confirmed in the second at the Sacrament. January 15. 1646.（London: Printed for Thomas Banks, and are to be sold in Blackfriers at the top of Bridewell staires and in Westminster Hall at the signe of the Seale, 1647）, p. 8-11.

[3] E. P. Sander, Paul and Palestinian Judaism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7);Thomas R. Schreiner, The law and its Fufillment (Grand rapids: Baker, 1993).

[4] Richard A. Muller, The Unaccommodated Calv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After Calv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