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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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督教改革宗神学角度看儒道释三教与自由
--选自王志勇《基督教圣约世界观神学原理传习录》
中华民族有自身的自由传统。在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都有对自由的追求和诠释。从普遍性的人性的角度烤炉，这些对自由的追求和诠释与基督教有相通之处；但从特殊启示的亮光来看，则有本质性的不同。
（1）入世的自由—儒家追求的自由是道德性与伦理性的自由，这种自由以仁爱为心灵的根基，以礼法为外在的规范，以培养君子品格为目的，注重的是个人的自我修养。孔子的自述是儒家追求自由的典型写照：“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处描述了儒家自由的三个阶段：1）“三十而立”--只是能够安身立命，如其所是地生活；2）“四十而不惑”--已经意识到其本性之“然”(知道是“我欲仁”)；3）“五十而知天命”--更进一步意识到其本性之“所以然”(知道是“天性”、“天良”，亦即所谓“天命之谓性”)。这一阶段细分三种境界：1）“知天命”--还是“有意识”的，还不觉得真正自由；2）“耳顺”--就感觉要自由自在得多了，不再那么勉强；3）“从心所欲不逾矩”--真正彻底自由自在。一方面“不逾矩”，不违礼犯规，不违法乱纪；一方面却感到“从心所欲”，率性而为，随意而行，一如自然，不假安排。这就是儒家所理解的真正的、现实的自由境界。可惜，这样的境界，即使孔子他老人家也只有在七十岁的时候才达到，常人显然是不可企及的。因此，儒家的自由最终只能是道德精英人物的自由。
（2）忘世的自由--道家所追求的自由有宗教性和心灵性的层面，可惜是逃避型自我麻醉式的自由。所以，这种“忘世的自由”又被称为是“避世的自由”。“避世”就是回避现实；“忘世”就是忘怀现实。在道家看来，现实生活是一种羁绊、桎梏，是不自由；甚至于是一种迷误、罪恶。所以他们要避开现实，要忘却现实。因此，道家喜好隐遁：或隐身草莽，或遁迹山林。他们厌弃人世间，向往大自然。“避”和“忘”有所不同。避未必能忘，忘也不一定要避。故有人说：“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黄玉顺先生主张：“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至隐于心。”隐于心，便是“忘”，就是庄子所讲的“坐忘”、“相忘于江湖”的境界。能避则避，眼不见，心不烦；身不由己，避不开，就要能忘。“得意忘形”，那是道家的崇高境界。所谓“得意”，就是“得道”或者“知道”了，明白了，彻悟了；所谓“忘形”，就是忘掉了“肉”、躯壳物欲，摆脱了“臭皮囊”的束缚。由此可见，道家，尤其庄子，追求的乃是心灵的精神自由。
（3）出世的自由--佛家岁追求“出世的自由”。在他们看来，人间是“苦海”；不特如此，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包括他们想象出来的种种世界，都是在苦难中遭遭“轮回”，超脱不得，哪里存在些许自由？一切事物，所有存在，都不过是“因缘”凑合而成，哪有什么自我？既无自我，谁有自由？此处的佛教是是中国的佛教，典型代表就是禅宗，诉诸自心本性。
黄玉顺先生概括说：“儒、道、释的自由追求之会通，便是中华民族的自由精神传统。这个传统既追求群体的自由，又追求个体的自由；既追求现实的自由，又追求理想的自由；既追求人身的自由，又追求精神的自由。” [1]
从圣经启示和改革宗神学的传统来看，儒道释三教所主张的自由当然也反映人对自由的追求，并且最终注重的是心灵的自由，这与基督教也由相通之处。不同之处在于：1）基督教强调唯独上帝是完全自由的，完全“随自己的意旨行事”（诗115：3），不受任何局限；人的自由都是有限的，都是相对的；人在堕落之后更是出于罪恶和死亡的捆绑之下，靠自己完全不能解脱出来。因此，儒道释所主张的那种靠自身修行所得到的大自由乃是人所根本不能企及的幻想；2）上帝赐下“自由的律法”（雅1：25；2：12），唯独当我们甘心乐意地遵行上帝的律法的时候我们才是自由的；遵行上帝的律法最合乎人性，反之就是违背人性、践踏人性；犯罪就是违背上帝的律法，所导致的结局就是捆绑和死亡。3）基督的拯救就是让我们得自由。真正的自由，包括心灵的自由，并不是罪人靠自己追求就能够达到的境界，唯有基督的救赎能够使我们在法律上脱离罪债的捆绑，在心灵中脱离罪性的辖制。“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加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