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默信仰自传（6）

雷默信仰自传（6）：苏格兰之旅

“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诗60：2）。

 

六月九日，与约拿单先生一起乘机前往苏格兰。晚上，“国际基督教协同会”在格拉斯格附近的一个名叫丹迪（Dundee）的小镇集会。大概有三百五十人参加，约拿单先生主讲，他用三十分钟的时间介绍了他归正的经历，以及在北京的见闻，而我则用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分享我的见证。晚上在一位名叫安德鲁的基督徒朋友家住宿，当年葛培理先生在苏格兰讲道时他是主要的接待者。苏格兰人非常朴实好客，他们似乎瞧不起英格兰人的冷质彬彬。

六月十日早晨，安德鲁先生开车送我到格拉斯格苏格兰自由长老会的图书室，麦拉德牧师（Rev.Roderick Macleod）前来接我到他的家中。麦拉德牧师特别热情，一见面就在他的车厢后面拿出一件苏格兰纯毛大衣送给我。他说，这是一个刚刚死去的弟兄留下的，叮嘱一定要送给一位牧师，正好可以赠送给我。我欣然接受，一试正好合身，唯一遗憾的不是一个苏格兰牧师遗留的外衣，使我可以向以利沙那样祷告，恳求感动苏格兰牧师的灵双倍地感动我。从此以后，这件大衣成为我最喜欢的衣服，秋冬天气变冷时就披在身上，并祈求当初改变苏格兰的上帝也同样改变中国。我在麦拉德牧师家中吃午饭，他的太太既文静，又热情。两个孩子也向小绅士一样。改革宗人士在家庭见证上确实令人感动。遗憾的是要匆匆上路，不能更多交通。当天下午乘火车到苏格兰首都爱丁堡，一位名叫Duncan Maclean的基督徒律师接待我。他原来是苏格兰长老会教会的会友，后来却转到一家圣公会教会聚会。

十一日，拜见爱丁堡大学自由学院历史神学教授、苏格兰自由长老会牧师卡特赖特先生（Hugh Cartwright）一家，一起共进午餐。卡特赖特先生本是爱丁堡大学自由学院的神学教授，一直在苏格兰自由教会，后来因为所在教会的败坏，就转会到苏格兰自由长老会牧会，是苏格兰自由长老会爱丁堡堂会的牧师，也是该宗的神学教授之一。这位老先生的走廊里都摆放这书架，可见他也是一个爱书之人。从卡特赖特牧师家出来之后，一位名叫海默（Robert Hymers）的女士，领我参观爱丁堡。海默女士是忠心的改革宗女士，颇为热情，也熟悉宗教改革的历史。她带领我重点参观了当初约翰·诺克斯讲道的圣吉尔大教堂，诺克斯故居，以及当初的盟约者殉道和安葬的地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诺克斯的塑像，他抬头望着前方的听众，用一手拿着圣经，用另一手的指头指着圣经，使我情不自禁地缅想当初上帝兴起他在苏格兰改革的时候，就是靠着“圣经如此说”改变了整个苏格兰，我们今天对于圣经还有这样的信心吗？今天很多人，包括教会内的认识在内，缩小圣经的范围，诋毁圣经的权威，吃里扒外，数典望祖，真是令人敢到痛心！当初苏格兰盟约者在其旌旗上所写的口号“为了基督的王权和圣约”（For Christ's Crown and Covenant）,从此以后，就开始刻在我们心中，挥之不去，迎风飘扬。海默女士特别领我到当初一些盟约者殉道的地方，以及安放他们遗体的陵墓。我在那里久久矗立，浮想联翩。苏格兰在十六世纪的时候，还是一个文化愚昧、政治腐败、教会黑暗、经济落后的小地方，当初上帝兴起约翰·诺克斯在苏格兰带领宗教改革的时候，整个苏格兰才有大概六十万左右的人口。然而，正是因为上帝兴起这么一群为真理不惜生命的人，高举基督的王权，为自由而争战，使苏格兰整个所民族风气为之一转。因此，历史学家总结说：“诺克斯使加尔文主义称为苏格兰的宗教，加尔文主义使苏格兰称为世界的道德标准。加尔文主义在那个国家最兴旺，那个国家就愈少有犯罪。其国民在全世界当中，也是被公认最有道德的国民，最彻底的加尔文主义者。加尔文主义在那个国家占有最大势力，那个国家个人与国民的道德，都达于最高水准，这些诚然是最有意义的事实。”（《预定论》，伯特纳著，赵忠辉译，改革宗出版社，337页）。基督教是最纯正的有神论，加尔文主义是最纯正的基督教，苏格兰是加尔文主义所结的最美好的果子之一。我在苏格兰考察，一直默默地为中国代祷，惟愿加尔文主义这基督教最纯正的神学能在中国扎根、发芽、结果。此心耿耿，谁人与共？约翰·诺克斯的一句话浮现在我的脑海：“只要你和上帝同在，就永远是大多数！”

十二日上午，在真理之旗出版社见到爱仁·慕理牧师（Iain Murruay），他曾经担任钟马田先生的助手，已经七十余岁，仍然是神采奕奕。还有出版社编辑约翰·慕理牧师（John J. Murray）。真理之旗出版社是由钟马田先生提议创建的，对于在英国和全世界复兴清教徒的教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我未到英国之前，他们就曾经赠送给我一部分改革宗的神学书籍。当面致谢，倍有感慨。一时想起中国受无神论政府辖制的教会，随着魔鬼的笛音跳舞，主张“自传、自治、自养”这所谓的“三自”。对于罪人而言，最典型的就是“自主”、“自信”、“自义”，这一罪人的“三自”最起码要比政治口号现实。合乎圣经的教会治理和差传原则应是是“神传、神治、神养”！自古圣徒相通，岂是民族、文化、国界所能阻挡的？！

当日十一点四十分，乘火车前往尹沃奈斯（Inverness）,下午三点三十五分到达，换乘长途汽车前往丁瓦（Dingwall）。一下车就见到若斯牧师（Neil Ross）来接，并参加他们晚上的祷告会。若斯牧师非常博学好客，向我介绍了苏格兰自由长老会的历史，并领我去见创始人麦克法兰先生（Rev.Donald Macfarlane，1834－1926）的墓地。麦克法兰先生当初见到苏格兰自由教会（Free Church of Scotland）开始背离真道，独自一人，提出抗议，创建了后来的苏格兰自由长老会。后来，我细细研读他的传记和讲道，很受鼓励。在丁瓦，若斯牧师送我一套马太·普勒的圣经注释，这使我感恩不尽。这套注释如今已经成为帮助我解经的重要工具书。

六月十三日上午，若斯牧师驾车把我送到尹沃奈斯，见到著名的莫里斯·罗伯特牧师夫妻（Maurice Roberts）。罗伯特牧师本来是在苏格兰自由教会侍奉，后来因为原先所在的教会走向新派神学，在教会的劝惩上松懈下来。罗伯特牧师挺身而出，提出“抗议”。“抗议”一词英文为protest，宗教改革中形成的“抗罗宗”（ Protestantism）就是由此而来。在长老制教会中“抗议”是一个正式的法律程序，要经过教会总会的审议，若是不成立，提出抗议的人或是服从大多数人的决议，或是被开除教会。罗伯特先生坚持真理，并没有趋炎附势，随波逐流，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仅受到各种攻击，还被赶出教会。罗伯特牧师的妻子因此心脏受到影响，曾经大病一场。这使我想起自己蒙召牧会之后，我妻子所经历的巨大压力，安全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弟兄姊妹的误解等等，因此深有同感。牧会之路是艰辛之路，需要上帝特别的恩典和怜悯。后来，罗伯特牧师和一群坚持真理、主张正义的牧师成立Free Church Continuing，根据圣经和法律，继续百折不挠地抗争。我去的那一天，罗伯特先生的妻子特意为我作了可口的中国菜，使我倍感亲切、温暖。晚上在他们教会的祷告会上，罗伯特先生和我用一问一答的方式介绍改革宗信仰在中国的发展。在尹沃奈斯有一个小插曲，就是见到当地的一位弟兄，他手中拥有一本《忠心的侍奉》一书的作者麦克谦（Robert Murray McCheyne，1813-1843）当初所用的一本圣经。他特别指给我麦克谦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经文下面所画的重重的记号――“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从此以后，这节经文就牢牢地印在了我的心上。

六月十四日，乘火车到普罗顿（Plockton），沃敦牧师(Jan Van Woerden)把我接到他的家中。沃顿牧师本身是荷兰人，曾经在非洲宣教，退休后和原籍苏格兰妻子的返回苏格兰。他们在家就在湖边，原是渔夫打鱼时临时居住的地方。依山傍水，非常秀美。晚上，我就苏格兰教会的情况请教沃顿牧师，颇有收获。十五日上午，沃敦牧师开车带我去参加Associate Presbyterian Church的一个聚会，这是从苏格兰自由长老会分化出来的一个教会。从聚会的情况来看，这个教会的风纪开始向现代风俗倾斜，有的妇女仍然带着帽子，有的妇女则开始自由打扮，牧师的讲道并不严肃，缺乏感力。

六月十五日，经尹沃奈斯换乘火车，前往苏格兰北部重镇阿伯丁（Aberdeen）。所摩赛博士（Dr.Douglas Somerest）接待我。傍晚，他驱车带我参观阿伯丁市容，参观古老的阿伯丁大学，还看到托马斯·华森牧师（Thomas Watson，1620－1686）在阿伯丁的故居。所摩赛博士本是阿伯丁大学的数学教师，蒙召学习神学，准备接受按立，参加教会侍奉。以上所拜见的牧师长老大多已在五十岁以上，是教会中的长者，我多是聆听他们的教导。所摩赛博士年龄和我相仿，因此，就有很多倾心的交通。他特别向我推荐瑞士改革宗神学家特瑞金（Francis Turretin,1623-87）所著的系统神学（Institutes of Elenctic Theology），这也是苏格兰自由长老会在系统神学方面的制定教材。当初美国长老会系统神学教授巨臂查里斯·赫治和达伯奈都指定学生研读此书。后来，我到伦敦司布真会幕书店，一见到这本书就赶紧买下来，放在随身携带的行李中带回国，颇有受益。

六月十七日，从阿伯丁乘飞机到伦敦路屯机场，惠蒙伊利莎白女士到机场接我。伊利莎白女士是一位具有灵恩导向的姊妹，非常热情，她也是国际人权方面的律师和专家，我从她那里学习到联合国有关人权方面的一些法律知识。她帮我把行李安置在约拿单先生在伦敦的居所，然后乘伦敦地铁前往司布真“会幕书店”。亲临司布真先生当年布道的地方，拜读他的很多著述，心情非常激动。上帝兴起司布真先生传讲恩惠的福音，带来极大的复兴。可惜，囊中羞涩，行李也受限制，很多好书不能购买，至为遗憾。后来访问新加坡承蒙朝圣者圣约教会，承蒙林（Rev.J.J.Lim）牧师赠送一套司布真所著的三卷本《大卫宝库》，灵修默想，引为至宝。

六月十八日，应伦敦三一圣经协会（Trinitarian Bible Society）秘书长保罗·罗兰先生邀请，参观该会，并与该会诸编辑会面，交流圣经中文翻译之事。下午，罗兰先生送我到机场回北京。罗兰先生也是一位苏格兰自由长老会的长老，对改革宗神学忠心耿耿。他给我留下印象的一句话就是：“上帝说话了，人当静默聆听！”

回到北京，最大的感触就是失去了那种自由的感觉。在英国期间，一直是无拘无束。虽然是很多英国人在基督教信仰上走下坡路，但毕竟有上千年的底蕴，特别是英国自由主义的传统，个人的自由和尊严普遍受到他人和社会尊重。而在中国，朋友几十个可以一起喝酒、抽烟，搞点小动作，议论议论时政，享有充分的自由。但是，若是几十个人一起读圣经，一起敬拜上帝，似乎就必须得到国家的允许方可。这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怪事！为什么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堂堂大国，对于公民的宗教崇拜却是如此恐慌呢？为什么在二十一世纪普遍高举人权的时代，公民宗教自由的权利却得不到基本的保障呢？为什么花费巨额的百姓血汗钱，开动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的宣传机器，向百姓灌输那些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却拦阻基督教真理的自由传播呢？人时间常常有许多荒谬的事情，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也许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将来的时代再看现在的事情或许更清楚。对于人类历史而言，当时的人是用献血和着眼泪谱写历史，后来的人则是轻松一笑，信笔挥洒，把历史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这岂不是人类历史的悲哀吗？！当然，与文革期间的无法无天相比，中国确实进步了，而且是巨大的进步，这是人用生命换取的教训，也是上帝的恩典。唯愿上帝怜悯，使更多的人归向圣经真理，使更多的人认识到改革宗神学的宝贵性。

在英国期间，一边读书，一边默想，总是禁不住把圣经的真理、西方的文化与中国的处境联系起来，思考回国以后，如何在中国文化的处境中更好地服事。如今回到国内，唯愿上帝怜悯，赐给安静的时光，使我藉着翻译、写作、牧会，把改革宗神学传递给更多的人，使中国也成为一个敬畏上帝，高举真理，尊重人权，长治久安的国家。“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诗3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