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神学的前提

--选自王志勇《根基、框架与次序》

“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赛7:9）。

传统的改革宗神学分为六个部分：上帝论，人论，基督论，救赎论，教会论和末世论。后来，不同倾向的神学家又要不同的补充，一般增加的有：绪论，圣经论，圣灵论，律法论，等等。在绪论中一般阐明方法论。本书并不重复一般系统神学的架构，我们试图从以圣约神学为核心，从“根基”、“框架”与“次序”三个方面，全面建构基督教神学和世界观。

一．以前提论为基本的方法论

此处我们首先强调方法论，我们所推崇的方法论就是前提论。

1．圣经的权威性为神学前提所受到的挑战

宗教改革以来，基督教神学往往都是以圣经的权威性为其前提。在现代世界中，能否直截了当地将圣经视为不可质疑的权威。潘宁博认为，在现代世界中，圣经论已经无法成为神学反省的出发点。他建议，圣经的权威要成为神学的目标，而非神学的前提。[1]这种主张对古典的基督教是个有利的挑战。

2．圣经的权威性无须证明，但可以说明

众所周知，在逻辑的角度而言，圣经的权威性是无法证明的，只能属于“不证自明”的公设或公理。因为我们若是适用任何外在的证据来证明圣经的权威性，都会使证据本身成为圣经之上的更高的权威。我们无须证明圣经的权威性，但我们必须用一定的方法来说明圣经的权威性，这一说明的方法就是“前提论”。

3．人的思维都是从不证自明的前提出发的

范泰尔被称为“前提论护教学之父”（Presuppositional apologetics）。他破除了人本主义学者所自诩的所谓的“中立性”的现代神话，指出：“所有的神学学科都必定是以上帝为前提，同时，前提本身也是最好的证明。……护教学付出特别的努力，所要证明的就是这一点。这是护教学主要的工作。但是，在这样作的时候，护教学本身的方法也不是中立性的，正如其他学科一样。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向人们说明，中立性是不可能存在的，事实上，任何人都不是中立性的。”[2]前提的问题是思想方法的问题。我们到底从什么样的前提出发？或者说，在我们的思想过程中，我们当以什么为我们的出发点、参照点呢？基督教神学家安瑟伦的名言是：“信心寻求理解。”信心包括委身，任何研究者都不可采取一种“置身度外，立场中立”的角度。马丁·路德说：“每件事都需要信心。没有信心的人，就像一个人要渡海，但他非常害怕，不相信那艘船。于是他停留在原地，永远无法获救，因为他不肯上船渡过去。”[3]人的思维都是从不证自明的前提出发。异教哲学的巨臂亚里士多德在探讨形而上学的问题的时候，也不得不说：“用不着证明，确乎存在着某种本原。”[4]

4．查理斯·赫治与前提论

查利斯·贺智在谈及方法论的时候，指出自然科学虽然是用归纳的方法，但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总是从一定的预设或假定（assumption）出发的。首先他要假定他的感知是可信的；其次他也要假定自己推理能力是可信的；最后，他与必须依赖某些真理的确定性，这些真理并不是我们从人的经验中掌握的，而是来自我们自身内在的性情。[5]

5．人在思维上都是前提论者

人在思维上都是前提论者，不同之处就在于：有人是自觉的前提论者，有人是不自觉的。作为基督徒，毫无疑问，我们必须自觉地把我们的思想前提建立在圣经的启示上。圣经中所启示的自有永有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基督徒思想的唯一前提。范泰尔指出：“如果上帝是自足的，那么，唯独他可以自己解释自己（self-explanatory）。既然唯独他能够自己解释自己，那么，在人所有的命题中，他必定是最终的参照点。他就像太阳一样，地球上所有的光都是因为太阳的光照而得到能量的。”[6]假如我们不是以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为我们思想的出发点与参照点，那么，有限并且有罪的人就会取而代之，不管是以理性、感性、经验等形式出现。

6．基督徒必须以正确的前提取代非基督徒错误的前提

基督徒必需以圣经为根基，重建每个学科，使所有的心思意念都“顺服基督”（林后10：5）。Alvin Plantinga在《给基督徒哲学家的建议》（“Advice to Christian Philosophers）一文中曾经指出：我们的仇敌在每一个学术领域中都建立了运行的前提。“在每个领域中，基本的统摄学科的前提在宗教上都不是中立性的，虽然这一点常常并没有明确地表示出来；它们常常是与基督徒的角度截然对立的。在这些领域中，如同在哲学领域中一样，在各个领域中的基督徒，必需发展出正确的体系来取而代之，这是责无旁贷的。”[7]

二．任何推理都是从前提出发的

前提的问题涉及出发点和参照点的问题。上帝按他的形像造人，理性是人的本质之一。理性的主要功能就是思想，而思想的过程就是推理，而推理则是由前提出发的，这是人不可避免的本体性处境。

1．人在认识论上不是自主、自足的

人是受造物，他不是自主的，也不是自足的，惟独上帝才是自主自足的。这是人本体性的处境。这一本体性的处境，决定了他认识论上的处境，也就是说，他在认识论上也不可能是自主的、自足的。上帝就是他本体性的前提，而上帝的话语则是他认识上的前提。人不可能完全倒空自己，不带任何前提，进行完全客观、中立的思考。

2．任何不证自明的前提都是藉着信心接受的

而任何前提都是藉着信心而接受的。人凭借信心接受前提，从前提出发进行有效的推理，得出合理的结论。“放弃一切前提”，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放弃一切前提”本身也成了一个前提。更可怕的是：如果我们不是以心灵和真理来崇拜上帝，把理性的冠冕放在上帝的宝座前，我们就沦落到语词的游戏中，偏离上帝的生命之道，从而也偏离了上帝和生命。这种所谓的纯粹的理性思辨最终所导致的就是语词的游戏和理论的游戏，生活在荒谬之中，无所凭依，无处栖居，成为思想的浪子，受到当初该隐所受的咒诅，“流离飘荡在地上”（创4:12），最终归于永远的沉沦。那些还没有认罪悔改，藉着耶稣基督谦卑地来到上帝面前的人，生活在思想的荒原上，如飘荡的流云，是何等的孤独和绝望啊！他们“只知喂养自己，我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星，有墨黑的幽暗永远为他们存留”（犹12－13）。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创3:4－6）。“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创15:4－6）。“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多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4:3－4）。

三．基督徒应当清楚自己的出发点

既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前提，都有自己的出发点，基督徒自然应当清楚自己的前提。人的特点之一就是人是有意识的，也就是说，意识就是人的自觉性，人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思想和行为上的选择的意义。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对于自己的身份有清醒的认识，并对自己的思想前提和生命中心保持清醒的意识。

1．人人都有自己的前提

前提论护教学是著名改革宗神学家范泰尔的突出贡献。他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说明人人都有自己的前提。一个人说：“我的网能够捕捞海中所有的鱼。”有一个人不同意他的说法。当第一个人拉网的时候，第二个人见到一条小鱼溜走了，就说：“看！至少有一条鱼，你的网并没有捕捉到。”第一个人回答说：“我的网捕捉不到的任何东西，都不是鱼。”[8]今日这种学术上的诡辩充斥整个人本主义学界，这也是人本主义者所无法避免的困境。因为他们不以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为思想的唯一前提，更不以上帝的启示的圣经为思想的绝对标准，不把上帝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所以，“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罗1:21）

2．上帝的存在勿需证明

上帝的存在是无需证明的。圣经上明明地晓谕我们：“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大能是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受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1：20）。范泰尔指出：“在这个世界上，要理解任何事实，都必须以基督教有神论之上帝的实际存在，以及向得罪这一上帝之罪人说话的圣经的无谬的权威性，为必然的前提。”[9]所有的人都晓得上帝的存在，只是因为罪的存在，人才压抑对上帝的认识，故意不认识上帝，好自己尊大，任意而行。“各人哀求自己的神”（拿1:5）。人不承认上帝的存在，在上帝的法庭面前是没有任何推诿的理由的。承认不承认上帝的存在，不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道德论的问题。“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诗14:1）我们不需要在证明上帝的存在上花费太多的时间。

3．基督教神学必须明确地建构在自觉的前提上

罗马天主教自然神学用各种方法证明上帝的存在，这就是托马斯·阿奎那所集中论述的五种证明上帝的存在的方式。其实，阿奎那也晓得，不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知识的第一原理都必定是不证自明的。他认为关于实践理性，最基本的不证自明的原理就是:“善事当行，恶要避免”。[10]这当然是从堕落之人的理性出发，没有摆脱自然神学的框架。在新教神学中，仍然残留很多自然神学的痕迹，所以，今仍有很多新教人士挖空心思地证明上帝的存在，证明圣经的无谬。然而，问题在于，如此用人的理性、逻辑以及各样证据所证明的存在的“上帝”，并不一定就是圣经中所启示的本体性的三位一体的上帝。用理性推理、各种证据加以证明的方式来为基督教辩护，固然有其一定的作用，但基督教护教学总体上必须从这种证明式的护教学转向前提式的护教学。基督教神学也必须明确地建构在自觉的前提上，并从此前提出发，揭示一切异教哲学的虚妄，确立基督教世界观是唯一的具备合法性与合理性的世界观。

4．前提的问题也是一个出发点、参照点的问题

前提的问题也是一个出发点、参照点的问题。亚里士多德从世界的运动这一事实推论，在这个世界的背后必定有一个不动的推动者（an Unmovable Mover）。范泰尔指出：“亚里士多德的上帝并不是基督教的上帝。亚里士多德的上帝并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晓得世上的一切也不晓得自身。他并不是一个位格，更不是基督教所说的三一上帝。亚里士多德的上帝是一个它（an It）。但是，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推论中并不是不连贯的。根据他的前提，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知识和存有的最高原则只能是一个它。但是，人并不能崇拜一个它。他最终必须回到一个位格上来。他必须从他自己或上帝来开始并结束自己的思想体系。既然亚里士多德并不是从上帝开始，而是从人开始，也就是从他自己开始，他也不得不以人－亦即他自己－来结束。而亚里士多德所作的一直反复被人们重复。在现代社会中，笛卡尔、斯宾若莎、莱布尼茨、洛克、贝克莱、休谟、康德、黑格尔，亦即其他许多跟随他们的人，都在重复同样的道路。”[11]

5．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是所有命题最终的参照点

范泰尔指出：“抗罗宗的真知灼见就在于使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为自己所以命题的最终的参照点。在抗罗宗中真正把人视为上帝的受造物。在抗罗宗中，并不认为基于某种在人和上帝之上，又体现在二者之中的存有的原则，人分有上帝的本质。与罗马天主教恰恰相反，在抗罗宗思想体系中清楚地区分创造者与受造物之间的不同之处。真正的抗罗宗人士拒绝使用普遍性存有（being in general）这样的词语。使用‘普遍性存有’这样的词语，在实质上就是否定上帝的自足性（the self-sufficiency），就是把上帝至于高于他的标准之下，就是把最终的忠诚从上帝转向一个存有和逻辑的抽象原则。最终，就是把人的忠诚从上帝转向人自身。”[12]哲学家总是在寻找一个函盖一切的原则或概念来解释他们所面对的一切现象，希腊哲学家曾经使用“水”、“火”、“原子”等概念，中国古代哲学曾经使用“阴阳”、“五行”，马克思主义试图以所谓的“物质”来解释一切。

我们以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为出发点，前提当然是圣经本身就是上帝无谬的圣言。约翰·慕雷（John Murray,1898-1975）在论及圣经的无谬性的时候，指出：如果我们不以圣经的绝对独特性为前提，并加以承认，哪怕是最微小的基督教真理或盼望都无法坚持。[13]

6．有限的受造物永远无法突破自觉的有限性

基督徒晓得自己是有限的受造物，他永远不会突破自己的有限性；同时，他也晓得自己是罪人，他自己无法拯救自己，也没有任何功德或资质配得上帝的救赎，他之所以得救完完全全是因着上帝主权的恩典。即使在得救之后，他也没有达到完全的境地，他身上仍然有罪的残余，必须时时刻刻倚靠上帝成圣的恩典。因此，他努力把自己的心思意念完完全全、毫无保留地降服于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与上帝在圣经中的启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但罪人往往倾向与高举理性，使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的尺度，这本身就是理性的僭越。理性有不可逾越的有限性，这是来自理性本身的受造性。同时，我们总是从某种不证自明的前提出发，我们不可能在戴着眼镜的同时检查这幅眼镜。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1:1）。“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出3:14）。“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诗1:1－2）。“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诗36:9）。“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赛7:9）。“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赛8:20）。“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1:9）。“本于信，以致于信。”（罗1:17） “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就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1:20）“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西2:3）。“因着信，就知道”（来11:3）。“主上帝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启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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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葛伦斯、奥尔森：《二十世纪神学评论》，刘良淑、任孝琦译，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1998年，235页。

[2] Van Til: An Introduction to Systematic Theology, p. 3.

[3] 转引自《基督教神学手册》，麦葛福著，刘良淑、王瑞奇合译，校园书房出版社，1988年，166-167页。

[4]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七卷，60页。

[5] Charles Hodge: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I, p. 9.
[6] Cornelius Van Til:  A Christian Theory of Knowledge, Course Syllabus, 1954, p.2.
[7] 转引自Gary North: Tools of Dominion, p. 9.
[8] 范泰尔:《普遍恩典与福音》，美国长老会与改革宗出版社，3页。
[9] 范泰尔:《基督教护教学》，美国长老会改革宗出版社。
[10] J. B. Schneewind: The Invention of Autonomy-A History of Modern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0.

[11] Van Til: The Intellectual Challenge of the Gospel (London: The Tyndale Press, 1950), p. 8.

[12] Van Til: The Intellectual Challenge of the Gospel (London,: The Tyndale Press, 1950), p. 10.
[13] John Murray: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urray (Edinburgh: 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 1976, Vol. I. p.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