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是谁？

加尔文是谁？

--王兆丰译《加尔文传》序

王志勇

 

加尔文是谁？在《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这本书中，作者哈特介绍说：“著名的新教神学家和道德学家约翰·加尔文是欧洲历史上的主要人物之一。四百多年来，他的有关神学、政治、个人道德和工作习惯等许多不同学科的观点影响着数以亿计人的生活。”[1]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在论及加尔文的时候，指出：“他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加尔文的教会的组织是完全民主的共和的；而在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的地方，人间的王国还能够仍然从属于君主、主教和领主吗？” [2]可见，恩格斯对加尔文的评价超过同时期的任何人，在他笔下流露出来的也是景仰之情。

在人类历史上，日内瓦有两个著名的“约翰”，他们给人类思想史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一是约翰·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一是约翰·加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约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一论政治，一论教育，奠定了他的启蒙运动中的历史地位。约翰·加尔文的《基督教敬虔学》和圣经释论，一论教义，一释圣经，奠定了他在宗教改革中的历史地位。约翰·卢梭提倡的是“主权在民”，约翰·加尔文所提倡的是“主权在神”，前者导致了以“法国大革命”为标记的一系列的暴力革命和暴民统治，而后者则成为瑞士、英国、荷兰、美国等欧美国家自由和宪政的精神导师。其实，卢梭生于日内瓦，从小所受的是正统加尔文派信徒的教育，他对法治与自由的崇尚无疑是来自加尔文主义。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第二卷十二章所加的第十三个小注中对加尔文评价说：“那些只晓得加尔文是一个神学家的人，实在大大地低估了他的天资。我们那些智慧的法律编辑成典，加尔文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在法典编撰方面所得到的荣誉实在不下于他著述《基督教敬虔学》一书所得到的尊荣。不管我们的宗教如何发生巨变，只要爱国和自由精神仍在，加尔文就会仍然活在我们中间，记念这位伟人的人都必得蒙祝福。”只是后来卢梭改宗天主教，道德生活日益堕落，但罗素考察说：“有理由认为若干年间他是一个信心真诚的天主教徒”。[3]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约翰·加尔文都是一个超时代的伟人。在语言学上，他被称为“现代法语之父”。在政治学上，他被称为缔造美国共和制政体的精神之父。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加尔文所倡导的清教徒伦理精神成为近现代欧美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巨大动力。从学术的角度而言，加尔文更是著作等身，他所著的《基督徒敬虔学》一书甚至被列入影响世界进程的一百本书之列。从神学的角度而言，加尔文圣经注释22卷自问世以来一直是众多基督教牧者手头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参考书，直到今天仍然一版再版。

我们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加尔文的思想，因为加尔文并不是从单一原则或概念进行推演的思辨性思想家，他始终是立足于旧新约圣经全部启示，运用他作为法学家和人文学者所接受的逻辑训练，加以归纳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如果从研究的角度加以概括的话，可以说加尔文的思想集中在“上帝的主权与个人的责任”这一主题上。上帝是万有的创造者、维系者和审判者，惟有他享有至高无上的主权，个人以及由个人所组成的任何组织所享有的都是继受的、有限的治理性或服务性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的行使必须以上帝所启示的律法为至高的规范，否则不仅丧失其合法性，而且必会受到上帝公义的报应。同时，加尔文也强调个人的尊严和责任，上帝创造每个人都具有上帝的形象，每个人都具有理性认知、情感认同、意志认可的能力，每个人最终都要来到上帝面前交出自己的帐本。所以，每个人都当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责任，努力完成上帝赐给自己的呼召，这就是人生的使命，也就是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所强调的“天职”的概念。当然，加尔文并不是一个对个人和社会持有乌托邦概念的人本主义者，认为个人靠自身就能达到道德的完善。他深刻地认识到人性的全然败坏，若不是有上帝超自然的救赎，个人在罪恶和死亡中就会无能为力，越陷越深，直到最终彻底沉沦。因此，加尔文在救恩神学上阐明了赖恩得救，因信称义和分别为圣的真理――得救的本原完全在于上帝主权的白白的恩典，称义的途经乃是圣灵在人心中生成的得救的信心，救赎的目的就是使人在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追求圣洁。加尔文的思想使人完全谦卑在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也无情地打碎了任何罪人试图扮演自身和他人救主的迷梦。这是那些狂妄的试图主宰个人和他人命运的独裁者所不喜欢的。因此，加尔文主义不管传播到何处，都是专制独裁的坟墓，是自由宪政的根基。

经历了二十世纪的“造神运动”，经历了二十世纪的世俗化，在道德废墟和精神荒漠中的人类，良知未泯的人不得不追问：人难道就是出于冥冥中的偶然吗？人难道就是高级形式的动物吗？难道人生的目的就在于发展生产，满足欲望吗？难道人的种种主义就是价值评判的绝对标准吗？为什么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下，人类却经历了种种前所未有的暴行呢？这些人生的追问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欧美国家。强调上帝主权和个人自由的加尔文神学再次引发很多人的兴趣，在欧美留学的很多大陆学人也转向加尔文神学。本书的译者王兆丰先生就是其中之一。2004年5月，我到大溪城加尔文神学院研修，王兆丰先生把他的译本打印稿寄给我，我立即读了一遍，并推荐给我夫人阅读，我们一致感到这是一个很好的译本，王兆丰先生本身就是加尔文宗的信徒，他在精神上和这本传记的英文作者有直接相通的地方，确实用他的文笔把加尔文活生生地刻画在读者的面前。

坐在加尔文大学加尔文研究中心，在书架上随手就能找出十几本加尔文的传记来，此处收集的关于加尔文的书籍多达五千多本之巨。现在国外加尔文研究不仅涉及到他的生平及其对教会和神学的贡献，而且关乎到加尔文与资本主义、宪政主义、自然科学、美学艺术、人权保护等各个领域，可见加尔文对整个欧美文化的影响。可惜，迄今为止没有一本中国人撰写的加尔文传记，即使翻译过来的作品也是寥寥可数。一是台湾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所出的赵中辉先生编译的《加尔文的生平与教训》，原著为美国改革宗教会布拉特（John H. Bratt）。二是王怡方、林鸿信翻译，台湾礼记出版社出版的《加尔文传》。前者注重疏理加尔文的生平和教导，后者则旁征博引；前者简易流畅，后者基本上是学术性、神学性的传记。而我们眼前的这本传记则是一个普及性和生活性的读本。希望这一读本能够抛砖引玉，激发更多的中国人研究加尔文的思想，逐渐填补思想史上的这一空白。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确实需要重新认识加尔文。我们不仅需要经济上的发展，政治上的改革，更需要道德上的更新和信仰上的重建。约翰·加尔文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当认真研究、思考的人物。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之前的日内瓦，政治上的落后使其一直处于教皇专制的阴影下，经济上的落后使其不得不把自己的年轻人作为雇佣兵输出以赚取收入，文化上的落后和道德上的颓废在当时的欧洲也是出名的。但是，经过加尔文所带领的宗教改革的洗礼，日内瓦逐渐成为一个商业中心、文化中心，更是一个向全世界输出崇高的宗教精神和道德理想的重镇，整个欧洲都有人不断前来观摩、学习。所以，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曾经称日内瓦为当时欧洲的耶路撒冷。“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的文明，然而自从十九世纪以来，政治上的纷乱、经济上的落后和军事上的失败使我们一直生活在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中，沉浸在政治上的改良、经济上的发展和军事上的振兴上。但是，上天给我们中华民族的新天命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要向其他国家和民族输出或贡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标有“中国制造”字样的廉价产品吗？这是我自己经常思考的问题，日内瓦城市的警句就是：黑暗过去，就是光明。惟愿中国早日从物质狂热、精神冷漠和道德颓废的黑暗中走出来。

   牛津大学威克利夫学院历史神学教授麦格福在其《约翰·加尔文生平》一书中有这样的结语：“研究加尔文不仅仅是研究历史，更是深刻地认识现在。现代西方文化持续不断地收到过去的记忆的塑造。虽然加尔文已经被埋藏在日内瓦某处一个没有任何标记的墓穴中，但他的思想和影响仍然活在他所帮助创建的文化中。”科学没有国界，真理更没有国界，那些追求、践行、传播真理的人更是全世界的财富。惟愿对加尔文的介绍和研究为中华民族的道德重建注入新的盼望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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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迈克尔·H·哈特著，苏世军，周宇译，湖北教育出版社。

[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47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91页。

[3]罗素：《西方哲学史》，19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