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朋与邻舍—文革中（不堪回首之五）

文革前，邻里关系是极好的，家属楼里各家的老人，其他家的孩子也都跟着一起叫爷爷奶奶、姥爷姥姥。  

…文革中，有人让董爷爷揭发东北王张作霖，董爷爷大骂：“你个小王八羔子，咋呼谁呢？我是老工人，你是啥破玩意儿！”

家庭、邻里关系

我父母和他们的兄弟姊妹关系都很亲密。在文革中，我们的小家庭和大家庭统共四十多口人中，只有两位现役军人的叔叔在支左，没有遭受冲击，算是平安渡过；其他亲戚都曾有过很艰难的阶段。

在文革的开始，很多家庭分裂，夫妻反目，子女造反，家人互相揭发、划清界限。这些状况是大势所趋；年轻人想紧跟形势，中年人想免遭家人牵连，无论是愚昧还是存着私心，家庭的分崩离析是自然的状况。后来大家逐渐体会到文革的欺骗和毁坏性，还是家人更可靠，家庭关系也渐渐修复了。

在文革一开始，我看见有人给父亲贴大字报时，觉得自己应该紧跟着革命形势，站在“革命路线”一边。不过，我的九叔（在清华）发现我有“窝里反”倾向，立刻严肃地和我谈话，纠正了我的“错误态度”。从此之后，我就成了坚定的“保爹保妈派”，不管大字报对父母的攻击多么强烈，我都一概不信。

文革之前，邻里关系也是极好的，我的祖父、外祖父和外祖母都很早过世，祖母是江南人，不太喜欢住在北方。所以我们家里没有老人，对别人家的爷爷奶奶分外亲，也随着一起叫爷爷奶奶、姥爷姥姥。

而我的叔叔婶婶、舅舅姨妈，邻居的孩子也跟着一起叫。各家的孩子们天天一起玩耍，父母不在家时，也会到别人家吃饭。文革一来，父母成了黑帮，或者分裂成不同派别，和睦的邻里关系也随之瓦解了。

董爷爷

在邻里的老人中，我最想念的是董爷爷。董家住在我家楼上。董爷爷是是退休的南满铁路工人。董奶奶身体很差，基本不出门。董爷爷身子板儿却特结实，也特别勤快。我们楼洞里里外外的事，他都操着心。他每天把楼梯扫的干干净净，楼梯扶手擦的又光又滑，我们可以从四层一路滑下来，比普通的滑梯更长更刺激。

董爷爷种的花又大又香，种的果子又大又甜。搭的鸡窝像家禽公寓，挖的菜窖像地下室；搭的葡萄架可以当国画模型，冬天他泼的冰场十分平滑，手工制作的冰车特别结实好用。他还平整出一块地，让女孩子跳绳、跳皮筋和丢沙包；剪树时他专门留下让我们栓皮筋的树杈。董爷爷就是我的偶像。他有两个孙子两个孙女，对我也像亲孙女一样好。

没想到文革来了，我的父亲被打倒了，董爷爷的儿媳也被打倒了（他儿子不在本校工作）。有学生来找爷爷的茬儿，说他在大军阀张作霖的铁路上工作过，让他揭发张作霖。爷爷大发雷霆（唯一的一次），他一口一个“张大帅”，骂学生“你个小王八羔子，咋呼谁呢？我是老工人，你是什么破玩意儿！” 学生大概家庭成分不够硬，也和老人家讲不通，只好知难而退。

之后闹派性，我父母和董家站到了对立派。我那时候不懂事，也当面喊过“打倒XX/他儿媳”的口号，他家的孙子也闯进我家破口大骂。董爷爷很生气地把孙子喊了回去，却没有怪罪我。

到上山下乡时，董爷爷听说我要去云南边疆，流下了两行老泪。我却傻乎乎的，以为浪漫的亚热带比北京要好。半年多过去后，大学被撤销，所有人都要迁去五七干校，我从云南赶回北京，帮助母亲搬家（父亲依然在押）。

母亲说：“董爷爷病了，这一年他常常念叨妳。该去看看老人家”。我去了，爷爷躺在床上，非常消瘦（奶奶早已过世），眼睛里面已经没有光，只喃喃地说了几句话，他口齿含混，我没听清他说的是什么，也不知如何回应， 只是让爷爷保重。后来回忆起那最后一面，爷爷的表情动作都在表达“生无可恋”的情绪。没多久董爷爷过世了。

高奶奶高爷爷

邻居中还有高爷爷和高奶奶，他们育有一名独子，是留美归国的。当时大多数家庭都有小孩子，高家的独子和太太却没有生养，和邻居也基本上不打招呼。高爷爷高大厚实，有一米八几，但动作缓慢，好像有什么慢性病/高血压。他喜欢种花，楼前的柏树墙上爬满藤曼，到了夏天开得满树牵牛花。高奶奶脑后挽着一个发髻，夏天穿一身香云纱衣裤，宽袍大袖的，又凉快又洒脱。家里的一切事情都是高奶奶处理，高爷爷是彻底的“甩手掌柜”。

文革来了，他们的儿子自然被定为“美国特务”；高爷爷已经退休十多年，也还被怀疑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人员。高奶奶给我看当年山东大学给高爷爷的聘书，好像是在四十年代初，当时他的名字叫“滕仰之”，后来为什么被叫“高爷爷”，记得高奶奶和我说过，可惜我已经想不起来了。高奶奶又憋屈又心疼儿子，和我诉苦说，他这个儿子命真苦，在美国时自己挣学费，在修车厂打工修车，回国后变得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都是每天钻车底下干活落下的病。

高奶奶死得很突然，她家和我家之间只隔了一户人家。我完全没听说她生病，突然就听说她已经死了。高奶奶没有孙子辈，她儿媳妇让我去见她最后一面。我去了，见她直直地躺在床上，头发一丝不乱，身上的衣服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一如生前。她儿媳妇说，奶奶脚有些肿，过去她穿的鞋，现在穿不上脚，外面一时也买不到鞋。我说让我试试，看能不能给她穿上。她拿来奶奶平常穿的干净布鞋，高奶奶的脚是“解放脚”，已经很僵硬，但是我毫不费力就给她穿上了鞋子。

高奶奶死了，一身病的高爷爷被送去“五七干校”。他不是学校在职员工，只是家属，所以没住在干校宿舍，是住在锦江镇上。那个小镇靠着信江，极其闭塞，长途车都不是天天开，当地人讲的方言一句也听不懂。这小镇与世隔绝，唯一的好处是供应不太短缺，居然能买到猪油。小饭店里卖的“烂污面”，虽然捞不出成型的面条，可是放了很多猪油，很香。

在小镇湿哒哒的石板路上，远远看见高爷爷缓缓迈步的身影，比大多数江西人高出一头，如同移动的小山，占了半条街，显得他脚下的石板路很窄，两边的石头房子屋檐很低。高爷爷在北京时极怕热，到了夏天（还不到30°C）后腰上就插一把扇子，将老头衫撑开透风，手上还摇着另一把蒲扇。而江西的夏天极闷热，常到42-45度，不知高爷爷如何挺过的。那年信江发大水，淹没了水井和民居，水面上飘着死猪死鸡。因井水被污染，水退后肝炎大爆发。高爷爷竟然熬过了干校岁月，后来回到北京才过世的。

造反恶人

关于文革打死人的事，不再说了。手拿长矛，身穿盔甲/冰球服的人，朝我们奔过来的景象，像影片一样常常在脑海中回放。 只是完全记不得人脸，只记得移动的盔甲和指向我们这些孩子和老人的长矛。

同楼住的人中，还有更惨的。有个上高二的女孩儿，在全楼已经清空后，悄悄跑回家想拿些日常衣物，却被一位武斗的大学生色魔钉上了。“武斗战士”看见少女回家，就紧跟着进了她的家门，从后面猛扑过去将她压倒在地，试图强暴。可能是女孩反抗的尖叫，引来了另外一位“武斗战士”，他还比较有人性，制止了这宗暴行。

我们在1968年5月被赶出家门，大概是8月底或9月初，工宣队进校，家属被许可回家。当时最先回家的只有我一人，怕遇到流氓上门，就请邻居的女孩子和我一起住。

被洗劫的家

我回家时，家门洞开，窗户却都被砖头砌死，里面遭多次洗劫。早已熄火的蜂窝煤炉子上，一大锅发霉的窝头还在。我最关心的户口本和粮本还稳稳地躺在抽屉里（别人很难冒领），这是我们的生命线；抽屉中的粮票、油票、布票、存款、零钱全不见了，就算是破财免灾吧。

那时家里没什么财产。公家发的桌椅板凳还在，锅碗瓢盆也还在，好一点的瓷器、花瓶失踪了，床单被子也不知去向。钟表只剩空壳，表芯可以卖钱，被拆走了。书架上的书基本还在，全套五本集邮册却不见了（从建国第一套到1968年的文革票全套。还有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邮票，非常精美漂亮）放到今天，价值至少值几千万。

稍好些的衣物、布料全数失踪。有一天，我意外地发现了这些物品的去向。武斗之后，我们楼搬进一位“老革命”，动不动就说“我是老红军，我怕谁”。那天看见他的子女们公然穿着我家床单、被套做的上衣和短裤。不由想起大字报揭露这“老红军”，说他只有科级待遇，是因他在红军时贪污过毛主席的伙食费。

老红军家的五名子女，都不务正业。还不到冬季，他们却在外面挖了个菜窖，后来公安干警发现他们家是盗窃集团，菜窖是他们藏匿赃物的地方，从里面搜出了金条、首饰、外国手风琴、吉他等许多赃物，都是当初各家被匆忙赶出家门后，被他们搜刮走的。他家有两个孩子判了劳教，但是那些赃物去了何处，却无人知晓。

我在武斗后返家时，还在楼梯间发现了好大一堆书，大约有几百、近千本。之后的半年多时间，有许多书可读。一年多之后，大学撤销，父母搬去“五七干校”，大部分书都进了垃圾堆或者废品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