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 “性”路 与“幸”路

今天的年轻人，物质生活比当年要好上千百倍。不过，底层人受欺压的状况依旧。在演艺界混的人感受更深，表面的幸运和金钱后面有太多心酸，掌声后面是黑箱…不光女子受欺压，有些男性、如Yu-XL也难逃罗网。

婚姻与买卖

无论在西方或者东方，传统婚姻都是社会稳定传承的基础。不过婚外性行为或者性霸凌，却一直很难杜绝。至于更早的奴隶社会，男女奴隶都是可以买卖的；电影中常出现漂亮的女奴被买卖践踏的情节，比如被列入红色经典的《白毛女》，就有女儿卖身为父亲抵债的情节。虽然奴隶制早就被废除，但是底层百姓为了活路而献身为奴的事情并不罕见。

到我出生的年代，宣称人民得解放、人人都平等。不过在我亲身经历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却有不少女孩子被底层干部性侵。那些被践踏的女性当然是被迫的，不过也可能报着一丝期望，想借着卖身来改变自身命运。

总觉得那样的时代远去了…直到最近发生的一些事，让我大跌眼镜。我本对演艺界完全陌生，不过近日在 Youtube中密集地出现的、演艺人员被权贵欺辱甚至杀害的视频，实在太过惊悚。这也令我想起了一件往事，当然和今天的同类事件相比，实在太、太、太小儿科了。

推荐上大学

我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届（1977年）的大学生，非常感谢小平同志。他的“一念之仁”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如果没有这次考试，我可能会一辈子在一个交通不便的山沟里终老一生。不过，这和性有关系吗？

没错，我是1969年下乡的知识青年，1978年春上大学（号称77级）。在这之前，大学招收的是“工农兵学员”。我在乡下的第五年，因为在生产队里劳动态度好，又在北京和当地医院学习和实习过针灸，在缺医少药的偏远乡村，我用业余时间给残疾人和有病的老人针灸。这种类似“赤脚医生”的纯服务性“土医疗”，很得到村民的喜爱。

1974年，我看到 “北京中医学院”（即今天的北京中医大学），来我们这穷乡僻壤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消息。当然我渴慕上大学，这也是合法离开乡下的唯一出路。

于是我抓住这“天赐良机”，向大队领导说出我的愿望。不管老乡还是村干部，都一致推荐我上大学。不过，光有大队的推荐还不够，还要经过公社批准，然后报到县里面，最后要看那些来招生的学校是否愿意接收。

大队开的推荐信中，把我大大的表扬一番，加上我还曾经到县里参加过优秀知青代表大会，县知青办公室也非常支持我，让我一时之间以为上学“有谱”了。

公社的关卡

只是，即便村里和县里都通了，还有一个中间环节叫“公社批准”。当年主管大学招生的，是公社的文教书记。于是我备下一些“礼物”求见书记，记不得带了些什么，无非是穷乡僻壤买不到的吃穿用品。当时村里人对文教书记的评价不一，有些女人说他“好人材”，意思是长得帅，也有人说他“鬼魅六道”不是正经人。无论如何，想上大学是绕不过他的。

我一提出上大学的要求，并告诉他大队十分支持，文教书记立刻表示他也支持。但是他还说了很多话，现在记不得了，大概是些我没听懂的暗示，我只当成领导例行训话，装作耐心在听，其实没往心里去。当时我只有一门心思：你同意就行，多啰嗦几句没什么。直到事后，有人帮助我分析他的暗示，我才略有些明白他的意图。

大概我的懵懂令他无可奈何，直到他词穷意尽，我依然没有领会，于是千恩万谢地告辞了。那时的我，自认为已经打通一切关节，只等发榜，就可以收拾行李，踏进校门了。

那么，对比很多基层领导的暴虐，为什么公社书记这么“客气”或者“克制”呢？

想必很多人都听说过当年女知青被基层干部侮辱的事。因这类事件太多太严重，尤其是在黑龙江和云南兵团发生多起兵团军人强奸女知青事件之后，令中央领导震怒，在1973下达正式文件，要严打那些强奸女知青的基层干部。当时的兵团已经枪毙和判刑了好几批犯罪的现役军人和基层干部。所以此时各地的基层领导都非常小心，不敢公开性侵，除非女方投怀送抱。

意外落榜

到县里和公社放红榜的时候，我都没有急着去看榜。直到有人告诉我，说榜上没有我的名字，我才气急败坏地跑去看，果然从头到尾都没找到自己。为什么？

回到队里，又急又气又觉得不可思议。村干部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状况。，直到村里的卫生员栓成来找我，含泪道歉我才明白事情的真相。

原来这位栓成也想上大学，他年近三十，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觉得这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他找的关系人非常“硬气”，就是我们队的民办教师。这位女子是公社文教书记的情人。我已经忘记她的名字了，只记得她长得非常艳丽，浓眉秀目，红唇黑发，红粉菲菲一张脸，比画过妆的女子更妩媚动人。只是她没文化，靠姿色上位，根本教不了孩子们，所以一直是民办、不能转正。听乡亲们说，她不但是公社文教书记的情人，还有县委的官员，医院的大夫、供销社、长途车站的负责人等，都是她的客户/情人。就靠这张脸，她已经过上了农村女子梦寐以求的“好日子”了。

栓成个头矮，其貌不扬，他贿赂这位女子办事，听说是暗地里给了女子不少珍稀药材。他以为靠女子就“一切搞定”了，没想到惹得大队领导很不高兴。说起来，我插队的地方是八路军的老区，解放战争时，很多乡民跟着第三野战军南下，到文革时他们已经是付师级以上的干部了。村里去部队当了官的人不少，大队书记的姐夫就是北京军区的付军级干部。书记见过世面，根本不买公社副书记的面子，一口回绝了栓成。

于是公社书记就来阴损的：你不推荐我的人，那你推荐的人也别想上，悄悄把我们队的名额拨给了其它大队。村里人本来还都对栓成不错，毕竟他可以给乡亲们开点儿不要钱的廉价药。这次他的背地运作，让大家觉得他平常装老实，肚子里却弯弯绕藏坏水，于是对他都没好脸色。当时的村社舆论，还真是有些威力的，我也想不到，村民的正义感这么高，会偏向我这外来的“弱女子”。

栓成感受到“压力山大”，就专门找上门，眼含热泪地向我道歉，说他气迷心，做了腌臜事。我当然也不能把他怎么样，而那位帮他“运作”的美女民办老师，默默地离开了村里，不知去向何方。

失之交臂

我为上大学的事还专门跑到县里，向知青办的负责人反应情况。那天正好有地区知青办的人也在场，我激愤地说了半天，得到的答复是，他们都非常同情我，可惜为时已晚，木已成舟，只能等下一年了。

这事之后，我父母千方百计在我下乡的地方找熟人（他们的学生），后来终于在地区和县里各找到一名。第二年春节后我从北京回乡时，专门去地区拜访那位父亲的学生。初次见面，他盯着我看了好久，然后告诉我，当年我在县知青办公室告状的时候，他也在现场，他正是那位地区知青办的负责人。又说，如果当时知道我的身份，肯定能让我上北京中医学院。天啊，如此阴错阳差，当真是“天设绝人之路”。我除了绝望，夫复何言。

上学不成之后，大队领导很同情我，说妳只要申请入党，我们一定批准。有点儿“堤外损失堤内补”的意思。但是我却看破红尘，觉得前路一团黑暗，入党也毫无意义了。第二年夏天，我进了工厂。

三年后，“红左”下台，政策大变，我最终凭成绩考上了大学（77级）。

没有改变？

今天的年轻人，物质生活比当年要好上千百倍。不过，底层人受欺压的状况并没有改变。在演艺界混的年轻人感受更深，表面的幸运和金钱后面有太多心酸，掌声后面是黑箱。现在不光女子受欺压，有些男性演艺红人也要随时看大佬的眼色。他们有些像名贵宠物，必须替主人赚钱；只要一次不肯就范或失去了市场价值，就被打入谷底、甚至可能失去了生命。演艺界年轻人的遭遇，令很多同龄人“不平则鸣”；毕竟钱再多、人再红，还是不如命金贵啊！

我已年纪不轻，想到五十年前的往事，除了感觉微痛，更感谢那些正直的大队干部和乡亲们，是他们让我的心灵得安慰。中国的百姓实在非常驯良，历代王朝发生农民起义，实在是把百姓逼到了绝路上，逼着他们铤而走险。

这样看，当年的知青，比起今天的黑箱中人，还算是幸运的。